牛弹琴按：
闾丘昨天宣布从凤凰辞职了，作为近来有些争议的人物，她的辞职倒也是意料之中；只是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记者，最后选择离开，却总让人感到惋惜。
想起了2001年阿富汗战争期间的采访，在喀布尔和闾丘的匆匆照面，以及她对年轻记者的关心，当时环境艰苦，大家夜宿地铺，甚至没有枕头的我和她共用了一个枕头。
这是我当时的一篇日记，这些日记后来整理集结成《战地36天》一书。到阿富汗的第一天日记，超长，稚嫩，可能不适合微信传播。现在贴出来，回忆当时的闾丘，也怀念当时的采访经历。
一晃，都已经14年了！
（一）
我坐在联合国小飞机的窗口，可以感觉到窗外的寒气。我看不到任何一棵树木，更没有人，只有连绵一片的雪山。
荒凉，肃杀，还有内心的一点恐惧。
今天是2001年12月19日，我将开始真正的记者生涯。从巴基斯坦去阿富汗，一个战争正在继续的中亚山国。
瘦削的白色小飞机在半空中颠簸飞行，隆隆的马达声震动着我的耳鼓。从喀喇昆仑山脉延伸过来的兴都库山脉，雪峰肃立，犹如一把把利剑，从我眼前掠过。远处山坳里，可看到三两处人家。景色空旷，宁静而苍茫。
（图片：我抬头拍正在我上方的联军士兵。在当时的阿富汗，你不是处于塔利班的枪口下，就是在美英联军和北方联盟士兵的射程内）
我努力地嚼着嘴里的口香糖，已经没有了滋味。我想起了雨果在《笑面人》里的一段二律背反式的警告：没有风暴，船帆不过是一块破布，但是疾风能把这块非常柔软的破布吹得鼓膨膨的，直到把它撕破才肯罢休。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那块风帆。但我清楚，人生，总是充满着抉择和矛盾，关键处，可能只有一步。
（二）
靠着窗，我感觉到眼角出现了一点水渍，不知是兴奋，也不知是恐惧。
2001年对世界和我来说都是转折性的一年。
“9·11”事件爆发，“反恐”一夜之间成为国际的主旋律。塔利班遵循普什图族的“巴克同瓦里”法则确定的义务：即使是敌人，当他在你自己家时，你也要保卫他的安全，从而拒绝驱逐本·拉登。
男儿的血性让人钦佩，但国家政策也充满血性，只能是一种悲剧。一个月后，美国轰炸机的*弹炸**倾泻在喀布尔机场，1979年苏联入侵后硝烟就没平息过的中亚山国，再度陷入新的战争。是为“世纪第一战”。
我反复权衡着这样一个新闻机会。战争，报道，危险，传奇，每一个字眼，如同敲打着老式打字机键一样，敲打着我年轻的大脑，时而让我振奋，时而让我犹豫……
我渴望着走进新闻现场的机会。1998年从*京大南**学毕业后，我即被招入北京新华社国际部。三年前入社时，我心里惴惴不安，满怀着人生努力的渴望和对“无冕之王”的幻想；但三年后，通讯社的架构，让我在拥有希望同时也不断经历着失望，我习惯了编辑工作的耐得寂寞，但也厌倦了模式化文章的浪费时间。
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新华社国内部同仁虽然也有着各种框框条条，但总有时还可实践自己的新闻理想，针砭时弊，凭借新华社这个国内最高新闻平台“为民请命”。
（图片：美国一架喷气式战斗机从“企业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对塔利班目标发动攻击，闪光弧线深处是鲜血的淋漓）
作为国际部的成员，我的舞台，却早已被定格在了国际新闻。国内的编辑生活，往往是磨砺，磨去你身上的棱角，对新闻的轻涩感觉，但有时也可能磨去你对新闻的激情。说来可笑，新华社年轻人第一次驻外时，最担忧的问题，不是待遇，不是工作，而是和首席记者如何相处。
我还是希望在没有被磨去棱角前就到国外工作，在实践中寻找“新闻”的真义，也不辱没“记者”二字。
阿富汗战争，给了我一个转变自己命运的机会。犹豫几天后，在一个中午，当三三两两的同事前往新华社食堂满足胃部需求时，我找到时任国际部人事处处长的俞关苗。
“老俞，我想去阿富汗报道战争，可以吗？”我试探着问，还有点未置可否。
1998年我刚进入新华社工作时，时值南联盟战争爆发，美国战机空袭我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我三名记者，包括新华社的邵云环大姐，也不幸殉职。悲愤，驱使许多学生去美国大使馆前*行游**抗议，也让我们不少编辑记者热血中烧。我们当时多个年轻人志愿报名前往前线报道，但最终被以不大熟悉新闻业务婉拒。
（图片：从中东紧急调派过来的英国部队，战争仍在继续，美英部队仍在向阿富汗集结，塔利班变得只有招架之功，但阿富汗真空却使局势一片混乱）
此一时，彼一时。跨入新的世纪后，新华社正雄心勃勃地朝建设世界性大通讯社努力。战争是新闻的富矿，也是一个世界性通讯社必须关注的报道题材。
阿富汗战争打响后，新华社随即鼓励记者前往进行战地报道。但毕竟凶险太大、相关保障制度缺乏，观望者多，报名者寥寥，我成了最年轻的一个。
一夜无眠。第二天，老俞处长告诉我：“你的请求，社里已经同意，马上准备吧。”
三天后，喝过同事们的送行酒，我带上笔记本电脑、海事卫星电话，以及紧急配给的一些医疗药物，被送上前往伊斯兰堡的飞机，成为最早一批去巴基斯坦待命的记者。
临行前，新华社特地请了一个曾当过军医的工作给我们讲战地救护，讲如果受伤该怎么样进行包扎，以免失血太多死亡。对医学一窍不通的我很长时间没有领会，累得他不厌其烦地反复开讲，最后叹一声气，多给了我几幅紧急救助绷带。
（三）
一闻边烽动，万里忽争先。按照新华社的总体安排，当时赴阿富汗战地报道队伍分为两路，北路从塔吉克斯坦下，南路则从巴基斯坦上。我是南路。
从地缘政治角度讲，巴基斯坦一直是对阿富汗影响最重要的国家。1979年苏联入侵时，巴基斯坦是阿富汗游击队抗苏的最大后方基地；塔利班，也正是从巴基斯坦宗教学校起家，最终杀进喀布尔夺取了天下。“反恐”战争开始后，美国借重巴基斯坦切断了塔利班的后援，伊斯兰堡也成了进入喀布尔最便捷的通道。
战争还在北方继续，曾如日中天的塔利班全线失利，刚刚退出喀布尔，其残余游击队仍在山区集结、顽抗。美国海军陆战队已在喀布尔空降，在美军的帮助下，一度被塔利班逼至阿富汗一隅的北方联盟卷土重来，从北面攻入进入这个昔日的首都。
（图片：美国“企业”号航母上的F-14“雄猫”战斗机准备起飞，执行对阿富汗的空中打击任务。在世界唯一超级大国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势下，塔利班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一场因本·拉登而起的“世界第一战”，改变了阿富汗的历史进程，也开始了我人生第一次的战地采访。
螺旋桨的联合国小飞机很窄，只有两排座位，中间是过道，勉强挤下十个人。噪音很大，但我仍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欢迎你们开始冒险之旅。”头戴白色飞行帽的机长向我们问好，微笑，然后作了个出发的动作，坐回他的驾驶座位。
扎好安全带，抓紧身边的扶手，景物从身边掠过，心跳在急剧加快，在一阵铁丝划过玻璃的尖利声中，小飞机向跑道尽头冲去，突然机身一抖，跃上了半空。飞机在加速，我们的身子不由自主朝后倾斜。
“9·11”事件后，各国航空公司全面加强了前舱门的安全防护，防止再有劫机犯能进入驾驶舱。但这架联合国飞机显然没有遵照办理，前舱门开着，另一位副驾驶则不时回过头来，看着我们，也叮嘱我们：千万别紧张，千万别害怕，更千万不要乱动。
“飞机很小，平衡很难掌握。请你们不要随意走动，我们都是有经验的飞行员，一定会保证大家安全。”他英文很流利，但显然不是英美国家人。
安全！？
（图片说明：我们乘坐的联合国小飞机，“生死协议”已经签署，舱门也已打开，我们即将踏上凶险未卜的旅程）
小飞机受动力限制，根本飞不高，我可以清楚地看到下面的雪山、道路、河流以及低矮的房屋。飞机行经的阿富汗南部山区，仍在塔利班控制下，山坳中任何一挺机枪，足以将飞机击落。
几个月前，就有这样一架联合国飞机，在安哥拉被武装分子击落，无一生还。
偶尔一阵山风吹来，飞机剧烈摇晃。我们就好像荡在了一只断线的风筝上，飘浮上下，不由自主。
人生，有时何尝不是如此？
昨天，在伊斯兰堡联合国办公室，我在一纸“生死协议”上签字。联合国办事处规定，要坐这架飞机，你必须先签一协议，协议也同时印在机票背面，这是一条“免责”条款：此飞机只在危险地区运行，对于乘客的人身、财产安全，联合国方面概不负责。
在解释这一条款时，联合国一位巴基斯坦籍雇员对我们说：“你们飞经的是战区，（是否买票，）你们可以考虑考虑。”
紧急时刻，一票都已难求。尽管也有一丝对家人的惭愧，初生牛犊不怕死的我，早把自己当成了赌注。轻轻一笔，人生也就迈过了一道坎，只不过凶吉难料。
我没有告诉父母我去阿富汗的决定，他们只知道我还在巴基斯坦出差。在临上联合国小飞机时，我给哥哥打了个电话，告诉了我下一步的去向。
“我将一个月后回来，回老家过年，不要告诉爸爸妈妈了，就说我仍在巴基斯坦。”我搁了电话。
哥哥的叮嘱还在我耳边回旋：“千万注意安全！”
（四）
我汗颜。但从11月19日到伊斯兰堡待命时，我确实就一直盼着能早日进入阿富汗。
（图片：美国大兵在战斗间隙休息，阿富汗战争也使美国军事势力深入到中亚，并靠近中国西部边陲，阿富汗走向也影响到中国的国防安全）
我给新华社总社打报告，说：联合国已答应派飞机送我们到喀布尔，他们欢迎我们前去采访，请总社予以批准。经过和联合国方面的多次联系接触，他们也对我这个中国记者表示了一定的友善和帮助。中国最近20年的发展，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中国人也比以往更受到优待。更何况我是在巴基斯坦——与中国关系最好的邻国。
总社马上复电：你们的积极性值得鼓励，但暂时还不要去阿富汗，具体行动，一定要听从总社命令。
1998年南联盟战争中的惨痛教训，新华社和国家领导人都对中国记者的
安全非常关注。在能否让记者进入阿富汗采访的问题上，有时新华社自己都不敢贸然做出决定。
无奈之下，我和摄影记者王毓国、伊斯兰堡分社记者孙浩前往巴基斯坦靠近阿富汗边境的重镇白沙瓦采访。
（图片：在去喀布尔前，我在巴阿边境重镇、“难民之城”白沙瓦采访。多达一百万的难民，使联合国散发的救济物资杯水车薪。发放救灾物资的过程，往往就是为生存而大打出手的过程）
白沙瓦，语出梵文，意为“百花之城”。中国北魏使者宋云当年路经此地时，曾称赞这里“林泉茂盛，土饶珍宝”。玄奘西行时，也说这里是“谷稼殷盛，花果繁茂”的天府之国。
一千年沧海桑田，佛教之城早已没了佛教影子，沦落成一个难民之城。
两百万常住人口中，大约一半是阿富汗难民。当我正在难民营里奔波，“实习”采访“战争边缘消息”时，伊斯兰堡分社首席记者杜振丰打来电话，他也很激动：“你不是想去阿富汗吗？现在总社同意了，立刻回来，马上就让你们出发。”
阿富汗局势正发生重大变化。在德国波恩举行的多边会议刚结束，普什图族人卡尔扎伊被推选为新领导人。以塔吉克族、乌兹别克族和哈扎拉族为主的北方联盟全面掌控喀布尔。阿富汗显然已处于新的十字路口，其走向也影响到其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国记者应该到现场发回第一手的材料，供国内了解形势的发展，以及作出对阿外交的决策。
（五）
和我们一同登上联合国飞机的，还有凤凰卫视的两名记者：郑浩和魏永林，我们新华社则是三记者：原驻伊斯兰堡分社的梁昊、摄影记者王毓国，还有头一次参与报道的我。
鉴于阿富汗前景敏感，中国外交部也开始派人，为首的是已过古稀之年的资深外交官张敏。
1993年中国外交官奉命在撤离混战中的喀布尔时，瘦削的张敏任中国使馆临时代办，第一把手；8年后，已退休在家的他，突然接到中国外交部打来的电话，要求他紧急赶到朝阳门的外交部大楼。
（图片：老外交官张敏对新记者的我的照顾，总让我铭记在心，时时感念）
领导寒暄几句后，马上切入正题，要求他老将出马，去阿富汗探路。
“中国准备向阿富汗派遣工作小组，想派你担任外交部代表，现在征求你的意见。”张敏向我回忆。领导的决定也出乎他的意料。
现在阿富汗名义上第一号人物，是普什图族部族首领卡尔扎伊。他被塔利班处死的父亲，生前跟张敏交情匪浅。掌控实权的北方联盟多位游击队领导人，张敏当年也曾多有接触。
作为国内首屈一指的“阿富汗通”，老张国事为重，二话不说，马上答应再返喀布尔。已退休的“末代大使”，现在又成了“特使先锋”，外交部工作小组的年轻人对我说，他们在感叹老外交官的风采同时，私下也称老张是回阿富汗“复辟”。
老张一走，他执教的北京广播学院普什图语班只能停课，孩子们对这位慈祥的老者离去，难舍难分。
“小姑娘们当时一个个都流泪送我，叮嘱我注意安全，她们的学业，也是我现在最挂心的事情。”谈起临别之事，老张也不禁动情。但他话锋一转，也很高兴：阿富汗如真走向和平，孩子们工作就比较好找了。阿富汗战乱时，中国人全部撤离，普什图语人才都只能“靠边站”。
（六）
新华社战地报道组赴阿富汗的第一条新闻稿，就是中国外交官抵达的消息。飞机在颠簸，我则抓紧时间拟稿。按预定发稿流程，飞机一落地，我就必须向总社报告，并播发这条消息。
这是时隔八年之后，中国外交官首次回来，且是在邻国，关系到中国外交的布局。意义重大。国内关注，国际也瞩目——要知道，东突分子正是以阿富汗为重要基地，多名东突骨干成员目前仍潜伏在阿富汗，中国需要阿富汗新政府在“反恐”问题上合作。
快讯就一句话：中国外交官抵达喀布尔。预发稿已用特急电头发回。在上飞机前，我又电话与新华社北京总部和新华社香港亚太总分社进行了沟通，前者将发中文快讯，后者发英文快讯，到时只等我电话，他们即立刻签发稿件，确保时效世界第一。
在世界聚焦阿富汗战争之时，中国的声音、中国的举动，尤其为中国媒体所关注。不出意外的话，这条消息，肯定是国内报纸电台电视台采用率最高的稿件。
详讯，我们将争取在快讯过后三十分钟内发回。我必须在飞机上采访张敏，精彩的文章，需要精彩的引语，一个最现场的新闻采访，当然需要最现场当事者当时的话语。
新华体的大广播文章，可能不受国内媒体待见，但作为一个年轻记者，没有那么多框框条条。新华社下属的《参考消息》特刊编辑范伟国也特地关照我，到阿富汗后一定要发回一条特别报道，字数3000字左右，如果觉得有内容丰富的话，我可以自由掌握。
“我们给你已经留下了一个版，到时一定要把稿子给我们，这是我们最需要的独家消息。”他再三叮嘱。随着一些自由撰稿人的崛起，新华社的战争报道也面临着严峻挑战。
我从座位上站起来，弯着腰，一只手扶着旁边的座位保持身体稳定，开始采访坐在我前两排座位上的张敏。
果然是外交官，张敏的回答真是滴水不漏，他对我说：中国希望阿富汗各派以民族利益为重，早日恢复和平稳定，作为一个在阿富汗学习和工作了十六七年的中国人，他的最大愿望就是“阿富汗人民能过上幸福安定的生活”。
一字一顿，缓慢，但没有犹豫。显然，为这段话，他早已烂熟于心。
中国人更关心中国大使馆的工作状况。张敏说，外交官撤离多年，中国大使馆的红旗经过多年的风吹雨打，已显陈旧，当中国人重新回来时，“我们将升起一面崭新的五星红旗。”
飞机在颠簸，我在努力问着能够有出彩答案的问题。平时聊天可以胡侃，但关键时提问总是很难。外交官此行备受国内重视，在张敏前往喀布尔时，北京一些新锐媒体的相关报道已经满天飞，包括外交官带了多少行李，每个人的具体身份，等等。
“但许多报道都有错误，这让我们不得不一再澄清，为此，外交部已决定由同行的王文天担任我们的发言人。”张敏说。
（图片：站在飞机过道中的我在采访左边的外交官王文天和右边的张敏。飞机在颠簸，心情很兴奋。感谢郑浩，给我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工作照片）
王文天，不苟言笑，也颇符合新闻官的特色。他的脸色似乎就是中国面临的严峻考验。外交官的小心谨慎也不无道理，现在时刻敏感——西方媒体在报道时，总有意无意地将中国政府和塔利班联系在一起，一些报道更不顾中国政府的否认说：中国华为公司违反国际禁令，一直在和塔利班做生意。
外交无小事，任何言辞的疏忽，可能造成不必要的*麻大**烦。
一个半小时的飞行，漫长得就犹如过了一年半载。我也在扯开喉咙的喊叫中基本完成了人生第一次重要采访，打好腹稿，只等下机后快速电脑输入、发稿了。
终于，飞机在一片雪峰后突然往下坠落，副驾驶盯着走廊中的我，提醒说：“这位先生，请立刻回到你的座位上，注意安全。”
我赶忙踉跄着走回座位，系好安全带。心在跳，降落速度太快了，整个身子都沉到脚跟。
闭眼，祈祷，在震耳欲聋地轮胎摩擦跑道的声音中，飞机停住了。
我有点忘形，走上前拍了拍张敏的肩膀，很硬，“邦邦”作响。
张敏笑了：“我们穿了防弹衣。”果然，每个外交官身上，都可以看到防弹衣凸起的轮廓，为了有所掩饰，他们外面都罩上了厚厚的外套。
从伊斯兰堡使馆抽调来的老外交官羌品兴说，大家现在不清楚喀布尔具体形势，谨慎起见，外交部工作小组行前决定，所有人都必须穿上防弹衣。
（七）
危险，似乎就在眼前。
（图片：凶险处处存在，每一个士兵，都在镜头前显示出高度的警觉，防弹衣是必须要穿的，手指必定放在扳机上，这让我拍照时都有点惴惴不安）
我们的飞机一落地，荷枪实弹的美国士兵马上从四面包围过来，触目之处，机枪，鹿寨，碉堡，沙袋工事，还有隆隆从身边驶过的战车。战争的硝烟味，扑面而来。
喀布尔机场已被美国人炸毁。我们降落在了巴格拉姆空军基地，这里离喀布尔五六十公里，曾是本·拉登的一个基地，现在由美国大兵控制。巴格拉姆，已成为现在进出喀布尔的唯一空中通道。
迅速打开随身包裹，用指北针确定好方位，架起海事卫星电话，天线对准南面印度洋的卫星，通讯线路连通，一切OK。
海事卫星电话是新华社为我们配备的一种很奢侈的通讯工具。我们随身携带的说明书上说，它由定点卫星和运营地面站及用户移动终端组成，即使在最偏僻的地方，都可以与外界去的联系。
我带的小卫星电话同时可进行文字稿件传输，每分钟费用在两个美元左右。王毓国是摄影记者，照片通常流量大，他带的是大卫星电话，每分钟通话费用8-10个美元。按照一张大照片传输约8分钟计算，一张战地照片价格实在惊人！
新闻，有的时刻，靠的是记者的素质，有的时候，也靠金钱。
我拿起电话，声音稍微有些颤抖，但我一字一顿地告诉等候在北京新华社国际部发稿中心值班的编委：“我们已经到达阿富汗。”
很兴奋，第一条快讯已经发出，接下来传送在飞机上已构思好的详讯稿。
梁昊的笔记本电脑连接上海事卫星电话，我赶紧输入文字。旁边的凤凰卫视魏永林在拍摄同样的新闻，郑浩则现场解说刚才摄下的一个镜头：“新华社记者正在巴格拉姆空军基地现场发送最新的消息。”
荷枪实弹的美国大兵站在我们周围，观察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几条军犬则在旁边冲我们咆哮，毛发竖起，前爪将地面蹬得“噌噌”作响。
稿件迅速处理编排好，电头，就用巴格拉姆机场。按照国际大通讯社的惯例，哪里采访，就用哪里作电头。
很多时候，国际新闻竞争其实就是一个电头的竞争——稿件具体内容后方编辑部可酌情编辑处理，但电头，却必须确实有记者到现场采访才能使用。
我再次将天线对准卫星的最佳角度，梁昊按下笔记本的“回车键”。
稿件发出：
新华社巴格拉姆机场（阿富汗）１２月１９日电（记者刘洪 梁昊）由中国外交部代表张敏率领的中国赴阿富汗工作小组在当地时间１９日上午抵达阿富汗巴格拉姆机场。这是１９９３年中国因安全原因撤走驻阿使馆人员后，中国外交部首次向阿富汗派出工作小组。
张敏在飞机上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６人工作小组到达喀布尔后，将了解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馆舍的状况，为维修提供建议，并与阿各方接触，了解情况，并参加阿临时政府成立仪式；待阿新政权建立，阿富汗实现和平稳定后，中国将适时恢复驻阿使馆的工作；工作小组的停留时间将视情况而定……
我们的第一条战地报道，就这样在美国空军基地发出。很紧张，也很兴奋。
（图片：在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巡逻的美国士兵，身后是废弃的当年的苏军战机，短短二十年内，阿富汗沧海桑田，战祸之惨烈，让人发叹）
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突然从我身后响起
（八）
人生的惊吓，总是不期而来。
（图片：刚下联合国飞机就看到的平生第一次爆炸，抓拍时手不自觉有些哆嗦，图片也因此有点虚）
刚刚发完稿件，我突然听到身后“轰”的一声巨响。
前所未有的响亮，我身子震得一阵哆嗦，以为战斗就开始了。硝烟味已开始呛人眼鼻。
第一次直面震耳欲聋的爆炸，不自觉的有些慌张，幸运的是这不是战斗，而是在*破爆**排雷。抬眼望去，一道白烟正向四周散开。以其最初的方圆，其爆炸力足以将上百人送入墓地。正凝望时，又传来一声巨响……
以前有部电影“开枪为他送行”，现在是“爆炸为我们接风”。
我拍的这张爆炸图片，显然没聚焦好，画面有些虚，心情太过紧张了。
第一次真正的战地采访，就这样按计划完成了发稿任务，但显然有许多的生涩和不成熟。但人生不就是从这样的不自信中成长吗？
战争，对我们这代人来说，毕竟太过陌生。
（九）
天很热。大家一致认为，原来想得太复杂了。喀布尔是山城，周围是皑皑雪山，但阳光闪耀，天气远比预料要好许多。
为这次仓促之行，我们前一天曾在伊斯兰堡周边城市四处寻找睡袋，扫荡完多个城镇无果后，终于在傍晚时分在临近的拉瓦尔品第，找到了唯一一家卖睡袋的店铺。不是羽绒的，棉布制作，很厚，很臃肿，倒不贵，折合人民币约100块钱，但我们别无选择。
顺带说一句，伊斯兰堡最大的商场，估计也就王府井商场两三个柜台大，品种也有限。
（图片：下午，我站的城北的山上俯瞰喀布尔城，疮痍满目，死寂沉沉，苍凉之感油然而生。一座曾经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因连绵战争，没有电，没有公交，没有电话……似乎为文明遗忘）
“战地玫瑰”闾丘露薇已到喀布尔，她已成家喻户晓的人物。我们就在新华社总社继续“待命”的要求下，只能落后一步。官僚机构的办事效率和人文关怀，让你感激，但有时也让你无奈。
裹在厚羽绒服内，闾丘显得很娇小，但挺精神，皮肤也很黑。
“没有带任何防晒霜，也顾不得了。”她对我说，一边笑，“我现在和他们几个男的每天晚上都‘同居’在一起。”
她指的是她带的两个摄像林明和王方宁，还有一名技术员周兵。凤凰电视台本希望派主持人胡一虎先上阿富汗的，但胡一虎持的是台湾地区护照，与中国交好的塔吉克斯坦断然拒绝他入境，胡一虎最后只能落寞回返香港，闾丘于是临危受命。
外交官王文天埋怨闾丘，老是在做电视报道时穿那件厚羽绒服，害得他们认为喀布尔严寒刺骨，每人带了许多厚衣服。
“没办法，因为太匆忙了，也实在找不到其他替代的衣服。”闾丘笑，见到中国人，在一个战乱的国家，总是非常愉快的事。
但她话锋一转：“白天阳光强，确实比较热；但到了晚上和早晨，真得非常冷，喀布尔周围到处都是雪山。”
（十）
汽车沿着雪山，从巴格拉姆往首都喀布尔疾驶。我第一次真正走在阿富汗的大道上，空气格外清新，很少有车辆，没有令人震撼的美景，但那空阔的蓝天就让人羡慕。
在北京，一年之中也不可能有一天见到这么蓝的天。
高速公路据说还是苏联时援建，宽阔，大气，就是弹坑实在太多，把我们的头震得不时地和车顶打着招呼。
很多地方，紧沿马路边，隔一段距离就摆着一两个小石块，石块上一半涂红、一半涂白。这是地雷警戒线，两个石块中间，无雷，可以通行无碍；小石块以外，风化的柏油路已出现了茅草，这里已是雷区了，想活命的话，千万小心！
一些路段，还可见巨大的土坑，一望即知是地雷起爆后留下的痕迹。路边有不少正在排雷的人员，着厚重的防护服，都小心翼翼，任由汽车飞驰而过，不敢有丝毫旁顾。
正是寒冬，阿富汗万木萧条，除了一两棵松树外，看不到一点绿色。一路疾行，荒草连绵至雪山，雪山映照着荒草，昔日战场已归于宁静，但苍凉之感扑面而来。
（图片：在路边全身贯注排雷的工作人员，生死就在一线之间。右下方一半涂红、一半涂白的石块，就是柏油路和雷区的界限，我拍照时也已处于爆炸范围之内）
刚下飞机时，比我年长一些的摄影记者王毓国还曾想寻找一个地方“如厕”。憋了一路的他原来准备朝草丛中钻，当听到机场的爆炸后，才知道，在阿富汗，所有长草的地方，都可能是雷区，是进不得的。
冰冷水泥地上，和闾丘“共枕”一晚
（十一）
已是夜幕降临，终于安全抵达喀布尔——一个没有电的城市。
远处，偶尔一些房屋里散发出的星星灯火，像萤火虫一样微茫。黑暗意味着凶险，再过几个小时，喀布尔就开始宵禁，恐怖的恶魔即将出动。每天清晨，你都可以找到新的遇害者的尸体。
条件很糟糕。闾丘的摄像师林明说，最难捉摸的就是电和水，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有电，也不什么时候断水。
“往往你工作到一半时间，突然电停了，一片黑暗，让你发蒙。有时当你洗澡刚涂上肥皂，很可能突然断水，更叫你无可奈何。”这是他的经验。
阿富汗可能成了中国人最少的国度。除了东突分子外，所有中国人加在一起，也就是十多个。新华社和凤凰台的记者就占了大半。我们自然就聚在一起。
大家住的是一个小院子，大铁门，*狗黑**护院，两名阿富汗警卫为我们把门。他们枪不离手，让我们感觉安全了一些。
共同租了里面一个大房间，南北两面都是窗户，地上如所有阿富汗屋子一样铺一层地毯，但没有床。
窗户朝南一侧，用来连通海事卫星电话——天线必须朝南，可以连接上印度洋卫星。
朝北窗户面对大街，寒风穿窗而过，阴冷异常。这是不需要电的“天然冰箱”，我们带的干粮——方便面、压缩饼干，以及凤凰卫视*转军**摄像记者魏永林从国内军工厂弄来的两小箱战地*战野**干粮，都堆在这里。
为御寒，在房间朝南的一角，用透明塑料布将其与其他地方隔开，里面生一个烧柴油的火炉，大家晚上随地一躺，借炉火也借人气来取暖。
一个皱皱巴巴塑料布大棚，几个东倒西歪中国记者，都睡在睡袋里。闾丘、魏永林等都是从国内带来的羽绒睡袋，还有防潮垫，质量确实非我们的巴基斯坦棉睡袋可比。
困苦永远是坚强之母。莎士比亚说：患难可以试验一个人的品格；非常的境遇方可以显出非常的气节；风平浪静的海面，所有的船只都可以并驱竞胜；命运的铁拳击中要害的时候，只有大智大勇的人，才能够处之泰然。
我们正经受考验，但以苦为乐。我们新华社三个人，凤凰台六个人，八片绿叶，一朵鲜花闾丘，横陈于冰冷水泥地上，天南海北地聊着，倒也别有意思。
闾丘说，我们没来之前，他们四个人共处一室，三个手下也很尊重她换衣服的私人空间，但就这么大个地方，也没其他地方躲，只能是闾丘换贴身衣服，他们三个人背过身去。而他们三人换衣服时，唯一的女性闾丘就有欣赏的自由了……
很累，上下眼睛皮在努力会师。我坚持打开自己的笔记本电脑，撰写一路的见闻。第一印象是浅薄的，但也是最新鲜，最犀利的。
临行前，新华社国际部特稿组负责人张浩叮嘱我，可以多写一些所见所闻的东西，不一定很长，但必须第一感觉，这是许多报纸希望的东西。
因为它真实，因为它比新华社通稿更活泼，富有人情味。
事件就在眼前，几乎不用思索。我写的这第一篇喀布尔的特稿，其中一部分这样写道：
搭乘阿富汗人开的车，朝喀布尔市区进发。司机兴许是显示自己的技能，把车开得风驰电掣，并不时突然转向，越到路的另一边。有时，转弯动作过大，直接越过石子“生死线”，进入茅草区（地雷区）。把我们吓得大呼小叫。原来还跟司机聊天，后来怕他分神，再也不敢和他说话。
一路都是残骸：被炸得成一堆废铁的坦克、大炮和集装箱，千创百孔，绣迹斑斑。有的坦克被炸得翻了个个，只剩下一个底盘。据说，这些坦克有的是最近被美军炸翻的，更多的，则是２０年连绵内战的结果。
内战的结果更表现在一路的房子上。都是土坯房，有的连绵成一片，但都没有房顶，更看不到丝毫人烟。虽然没有“白骨露于野”的景象，但“千里无鸡鸣”却是不争的事实。在不久前在巴基斯坦边境城市白沙瓦采访时，许多难民都表示，他们来自喀布尔，由于战乱，被迫*亡流**国外。也许，这里就是他们的家园——美丽但无人烟。
虽然看不到累累白骨，但一路上，尤其是近喀布尔城的“城郊结合部”，却可看到一片片的坟场，坟头一个靠一个，密密麻麻，让人看的寒意顿生。战争夺去了多少生命，由此可见一斑……
第一篇阿富汗战地特稿，写得很匆忙，连通海事卫星电话发送到北京编辑部。同时，在文章末尾加上了自己的一些惭愧：“忙忙碌碌，草草写就，不当之处，请海涵斧正！”
（图片：地作床，防弹衣垫背，大家钻进睡袋里，中间是取暖的柴油炉，右上方靠墙的即我，与下方的闾丘共一枕）
偶尔可以听到外面的一两声枪响。别人都睡了。我找出防弹衣——现在该是它第一次派上真正用处——做个枕头似乎很合适。
到了阿富汗，我才发现，我们带的轻便防弹衣只防手枪*弹子**，对冲锋枪或步枪*弹子**无能为力。但环顾喀布尔，持手枪的军人少有，配冲锋枪、机枪，甚至火箭炮的军人却触目皆是。
防弹衣，也只能是一种心理安慰而已。而且，我们的防弹衣是*队军**的迷彩色，套在身上既憋气又不堪重负，还是不穿为妙。
但用它作枕头，也实在“屈才”——防弹衣很硬，很平，脑袋实在难受。
我的辗转反侧，可能惊醒了和我头对头而睡的闾丘，她对我说：“用我的枕头吧，它比较大，大家共享。”
地上很潮，沉重的防弹衣最终被我垫在了身下。
这是我在喀布尔的第一个夜晚！
谢谢闾丘！借她的大枕头，和她一人一半，算是“共枕”一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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