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战略新兴产业融媒体记者 李子吉

2023年一季度，中国进口大豆2302万吨，其中从美国进口1641万吨，占比为71%，美国成为中国一季度进口大豆主要来源国。

1996年，中国从大豆净出口国转为净进口国，进口量逐年增加，对外依存度超过80%，原产于中国的大豆也逐渐成为众所周知的被“卡脖子”的存在。

作为农业大国，我国为什么会如此依赖进口大豆？育种技术不如国外，还是农业现代化程度还不够？美国对我国大豆安全威胁有多大？大豆的高对外依存度又该如何降低？ 对于这些问题，可能很多人都有些见解，只是这些“见解”有些十分客观，也有些稍有偏颇。

美国不是我国进口大豆的最大来源国

近年来，美国对华政策始终放不下将中国视为所谓“战略竞争对手”的执念，导致中美关系始终走不出困局。不少声音会担心，中美贸易摩擦会影响我国粮食安全。

甚至有人认为，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生产国，中国进口大豆，都要看美国的“眼色”。

但是，虽然一季度中国从美国进口大豆的比例超过70%，纵观全年，美国却并不是中国大豆进口的最大来源国。

2013年，中国进口巴西大豆的比重超越美国跃居第一，而进口美国大豆的比重则出现下降趋势，自2015年以来，中国进口美国大豆占进口大豆总量份额最高也未曾超过45%，2018年后进口美国大豆的占比虽然有所回升，但和巴西大豆的差距依旧较大，2022年仅占据32%的份额。

其根本原因在于进口大豆的季节性变化。由于美国位处北半球，大豆一般于5月播种，经历3到4个月的生长周期后于9-10月收获，因此美国对中国出口大豆往往从四季度开始增长。2022年，中国在一至四季度分别从美国进口1340万、414万、182万和1017万吨大豆。巴西与阿根廷位处南半球，大豆产季在一年中正好与美国大豆相反，形成互补，从而保证中国进口大豆全年的稳定和均衡。

值得一提的是，阿根廷曾是中国大豆进口的第三大来源国，但是近些年来占比缩水严重。特别是今年阿根廷由于遭遇严重的干旱天气，使得大豆的减产预期越来越严重：在2月份时，市场预估阿根廷的大豆产量还在3500万-3700万吨；到了3月份，这一预估数字已降至2500万吨，同比减少四成以上。作为全球最大的豆粕出口国，阿根廷国内的压榨行业十分发达。

由于大豆严重减产，今年阿根廷大豆的需求缺口大增，考虑到进口潜在规模，阿根廷大豆减产或影响全球供求。

这也给了我们提了一个醒，要保证进口大豆粮源充足，统筹利用国际市场，从而增强大豆消费供应链的稳定性和韧性。

正如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卢景波在“保障粮食安全，端牢中国饭碗”有关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的那样，要“稳定进口，加强国际合作，在稳定传统豆源市场的同时开拓新兴豆源市场，推动进口来源多元化。”

中国大豆种质资源并不匮乏

大豆起源于中国，于2000多年前传入朝鲜、日本、印度、越南等亚洲邻国，18世纪引种于欧洲，19世纪中叶传入美洲。我国大豆种质资源存量丰富，尤其是优质高蛋白大豆、菜用大豆种质资源优势显著。

1956年以来，我国先后组织了3次全国范围的大豆种质资源收集，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库中保存的大豆种质资源已有4.3万余份。截至2020年底，我国大豆品种累计审定总数为3112个，其中通过国家审定的品种数为491个，地方审定的品种数为2621个。我国对大豆种质资源的生育期类型、籽粒性状、植株性状进行了系统鉴定与评价，并对1.7万份的库存资源进行了抗病虫、抗逆和品质特性评价，筛选出优异种质6977份次，为大豆品种改良提供了优异亲本。

与此同时，即便我国大豆对外依存度极高，目前东北产的非转基因优质大豆仍在出口，世界第二大的大豆期货市场也在辽宁大连。而且发达国家推崇天然有机食品，东北大豆在国际上也很有市场。

然而，我国大豆品种同质化严重，种质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水平不足。大豆的用途主要分为食用和油用，经过长期错位竞争，我国逐渐形成了国产大豆和进口大豆两个相对独立的市场：国产大豆主要是食用，进口大豆主要用来加工油脂和饲料豆粕。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畜牧业的快速发展，豆油和豆粕需求大幅增加，大豆产需缺口较大且长期存在。国内大豆多为高蛋白食用型，高产、高油和高抗型大豆种质资源严重匮乏，中国目前超过80%的大豆都靠进口，主要也是用作榨油和饲料。

种质资源是农业育种创新的基础，大豆种质资源的发展主要体现在资源保存和利用两个维度。我国大豆种质资源并不匮乏，但如何开发利用这些丰富的种质资源满足多样化的市场需求才是关键。

单靠育种降低不了对外依存度

提到依赖进口，大家很自然就会联想到“单产水平低”，从而认为“我国大豆育种技术落后”。

值得肯定的是，虽然距离国外先进育种技术还有距离，但是近年来我国大豆育种基础研究发展迅速。截至2021年7月，我国大豆育种研究发文量居全球第二，研究主体包括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校，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大豆品质鉴定、QTL定位和农艺性状等。国内大豆分子育种研究进展主要体现在遗传信息数据库中数据的飞速增长，新型分子标记的开发及应用，生物信息学技术在遗传育种中的应用、精准表型鉴定和规模化基因型鉴定等。

然而仅仅提高育种技术还不够，新的优质品种如何产业化也是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

国外大豆育种大多是国际种业巨头，如孟山都、陶氏、杜邦等。而国内绝大多数育种企业还停留在购买品种经营权、种子生产和营销阶段，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品种的企业严重匮乏，以企业为主导的应用研究主要侧重大豆种质利用和检测技术，育种研究相对滞后、关键技术原创水平低。我国大豆育种专利数量虽全球第二，但产业主体多为独立研究机构，科企融合度明显不足。

另外，制约我国大豆增产的关键因素还有耕地有限。

玉米、大豆同属我国秋粮作物，种植区域又有明显的重合，存在“争地”关系。

在进口大豆冲击和比较效益的影响下，农民种豆积极性严重下降，大豆种植面积严重萎缩。黄淮海地区大豆生产向山东、河南、河北、安徽等四省集中，东北大豆生产向高寒地区转移。为追求更高的经济效益，农民逐渐放弃传统粮豆轮作方式，不仅减少大豆产量，而且连续不换茬种植玉米会造成玉米减产。

2014年以来，我国推进农产品收储制度改革，实行国产大豆振兴计划，通过发放大豆生产者补贴、玉米大豆轮作补贴等措施，激发农民种植大豆积极性，2016年，全国大豆播种面积和产量在触底后开始反弹，连续多年实现“双增”。2020年，我国继续稳步实施大豆振兴计划，稳步推进耕地轮作休耕试点，黑龙江省每亩大豆生产者补贴高出玉米200元，极大地刺激了农民种植大豆的积极性，全国大豆播种面积达到1.48亿亩、产量达1960万吨。

2022年，我国大面积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大豆扩种成效明显，落实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面积1500多万亩，初步遴选了一批适宜品种，集成了一批技术模式，配套了一批专用机具，培养了一批种植能手，大部分田块实现了“玉米基本不减产、多收一季豆”的目标，圆满完成了示范任务。

在今年4月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潘文博表示，今年，农业农村部将瞄准“两扩两提”，扩大豆、扩油料、提单产、提品质，力争新增大豆油料面积1000万亩以上。

至于国产大豆是不是可以“逆袭”，降低对外依存度，可以分享两个数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大豆产量2028万吨，增产23.7%；与此同时，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1-12月，我国进口大豆9108.1万吨，同比减少539万吨，减幅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