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促进发展、共享福祉

经历过长期落后和物质匮乏的中国人对“发展”一词有着特殊的理解。发展并不简单等同于个体超越现状和追求美好生活的迫切愿望，更预设着中国追赶先进国家和实现民族复兴的集体想象。理由很简单，曾在农业文明中长期领先的中国一经步入现代社会就被置于国际体系的最底层，并伴随着持续100多年的屈辱和挫败。只有通过学习和发展，建立起现代的生活方式和价值标准，进而实现古老文明的自我更新，中国人才会重拾信心、找回自我。从这个意义上讲，发展的内涵不仅仅是单纯的GDP增长、城市化水平和水泥钢铁产量，而是涉及整个社会系统向工业文明的宏大转型。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中国对发展的理解也不断深化。在执政理念上，中国领导人逐渐认识到过度强调经济优先所付出的资源、环境和社会代价，以科学发展观来指导新时期中国的发展全局;在对外政策上，中国一直以发展中国家身份自我定位，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树立和谐共赢的发展观，既通过自我发展为世界提供机遇，又承担起与国力相匹配的国际责任，树立起良好的大国形象。

一、国际对中国发展问题的认知

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伟大变革和重新融入世界的历史进程。30多年来，中国所经历的变化远比过去100多年的时间来得彻底。对于中国这一现代国际体系的后来者，国际社会正经历着从俯视到平视，有可能再到仰视的转变过程。一开始，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将中国视为有待改造的对象，试图通过将中国纳入现行国际体系来影响中国的政策走向。这样，中国就成为典型的西方阵营的一员，中国不断增长的力量就成为西方可以掌控并加以利用的力量。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和对自主道路的坚持，西方不得不正视改造战略的失败，随即通过软硬手段多管齐下来限制中国的发展，甚至不惜成为现状的“修正者”，通过违反公认的规则体系来为中国发展制造难题。当然，中国的崛起势头再次宣告了遏制战略的失效，并重新塑造着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集体心理。可以说，外部世界的心态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复杂和痛苦:既对中国的发展奇迹倍感惊讶，又对中国的未来走向惶恐不安;承认中国崛起的事实，但难以认同和真正接受作为独特异质的中国方式;既期待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又对中国的影响拓展和力量使用充满疑虑。

在中国的发展问题上，国际社会的心态同样复杂。不可否认，有不少有识之士对中国的发展成就持肯定态度，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的发展潜力和不足，为外部世界客观、全面地看待中国提供了重要借鉴。但因各种原因，多数外国人对中国的认知要么受偏见左右，要么充满着误解。归纳起来，无非存在以下几种论调:

一是救世论［1］。当国际金融危机肆虐全球、世界经济前景黯淡一片的时候，中国通过强有力的政策刺激措施不仅率先走出危机，成功实现“保八”的增长目标，而且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成为危机终结和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力量。西方人竞相反思一个现代国际体系的后来者何以一改过去100多年的颓势，保持了连续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他们在对中国的经济奇迹感到惊讶的同时，开始鼓吹中国拯救世界的荒谬论调。在他们看来，中国在全球经济活动中的角色不再是可有可无，甚至提升到与美国力量对等的G2高度也不稀奇。中国不断增大的GDP总量、庞大的外汇储备对于世界经济的回暖向好具有决定性意义，甚至只有中国才能拯救资本主义体制本身。就连好莱坞大片《2012》也在渲染中国的救世主角色。既然如此，中国不仅有能力更有责任为全球谋福利、作贡献。

二是威胁论［2］。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威胁论”就开始出现，并随着中国的迅猛发展而持续发酵，一度成为国际主流的对华舆论基调。在威胁论者看来，从政治体制到战略安全，从经济发展到意识形态，中国与主流国际社会不仅格格不入，而且对后者构成了巨大挑战。具体到发展问题上，中国的市场自由化和中产阶级成长并没有自动导致民主化的到来，政治上的“*制专**”和“低*权人**”对全球民主阵营不能不说是一种“威胁”。备受西方指责的还包括中国通过操作汇率和压低成本制造竞争优势，在加剧全球贸易收支不平衡的同时也抢走了其他国家工人的饭碗，致使工厂大量倒闭，失业率持续增高;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资源的需求是个无底洞，直接推动了全球初级产品的价格上涨;中国在非洲等地的投资和开发是赤裸裸的“新殖民主义”，直接造成了当地的资源透支和冲突升级;中国的经济活动与全球加速变暖和环境恶化脱不了干系;等等。既然中国是上述发展问题的始作俑者，那么其他各国就必须在各种发展议题上形成“统一战线”对中国施压，以此来限制中国的发展。

三是“搭便车”论［3］。简单地说，这种论调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是搭了现行国际体系的“便车”。如果没有全球开放的自由贸易环境和完整的分工体系，中国经济的活力难以得到真正释放，发展成就将大打折扣。中国享受了现行国际秩序的好处，却拒绝分担成本。如果以前因为总体力量弱小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现在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就必须有所担当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并没有表现出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的意愿，仍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来拒绝支付任何成本。从中国公众到领导人，都对负责维持秩序的埋单行为抱有高度警惕，生怕陷入西方设定的责任陷阱。既然如此，避免中国“免费搭车”的方法就是确立国际体系新的准入条件，对中国的强硬立场进行针锋相对的回击，以此来规范中国的国际行为。

以上三种论调只是简单列举，而非国际社会看待中国的全部心态。这意味着随着力量的不断增强，中国所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渐趋复杂。这些论调有其合理成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国际社会对中国未来走向的期待和担忧，但更多的是外部对中国认识的误解和错位。中国显然不能以这是捧杀、阴谋或是别有用心为由一概加以拒斥，而需要认真分析这些舆论形成的机理，用事实说话、以道理服人。细究起来，这些声音的出现存在两个基本路径:第一，中国自身的宣传落后于具体的政策实践，中国常常是做得多说得少，就算说也惯于运用口号式或抽象性语言来表达中国形象，既难以理解又相对片面。国际社会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甚至道听途说来解读中国。第二，更重要的是，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存在严重的自我中心主义倾向。中国和西方在现代化的谱系中实际上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因而具有不同的关注议题。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优先考虑的是物质利益，而很大程度上步入后现代的西方则将*权人**、环境等抽象权利视为头等重要的问题。由于确信其主张具有更高的道德价值，西方就不假思索地以此为标准来判断中国的国际行为。符合其愿望的东西它们会大加鼓励、积极诱导，进而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期望中国作出更大的“贡献”;而当中国强调自身特殊性时，它们就大为恼火，数落中国种种“不负责”的行为，使中国陷入道德和利益上的两难境地。

这两条路径有时又会相互作用，强化各自先前形成的稳固意向。由于认为国际社会总是对中国充满敌视、别有用心，中国在进行政策阐述时就很难做到完全透明。相应地，国际社会就只能根据自己的一知半解来解读中国，进一步印证了以前的偏见。其结果就是中外之间的认知差距不断拉大，战略猜疑大为加剧，利益性的争端就很容易被政治化，无形中增加了相互交往的成本。如果再考虑到中国加速崛起而导致的中外力量对比变化，这种认知差距带来的后果就更加难以预期和控制了。

中外双方都需要一个调适过程，建构起更具理性和现实的战略框架。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社会需要从长期形成的自我中心主义和道德优越感中解放出来，反思基于西方经验建立起的现代性范式在认识中国问题上的局限性，真正正视中国存在的异常复杂性，进而放弃将中国改造成为典型西方阵营一员的雄心和幻想。中国则需要扫除百年的历史悲情和虚骄的民族主义，培育出健康、理性的国民心态，既彰显大国应有的自信，积极回应外部社会的种种猜疑，又对外部的过高期望时刻保持清醒，将一个客观、多元的中国展现给世界。

二、G2是幻觉

可能连弗雷德·伯格斯腾自己也没有想到，由其发明的G2一词会引起如此之大的反响和争论。［4］这一本来用于指涉中美经济依赖关系的概念经由某些战略家和国际媒体的炒作而成为一个国际范围内热议的话题。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莫斯科到东京，全世界都在讨论中美共治的可能前景。与G2相类似的还有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尼尔·弗格森提出的Chimerica。在他看来，中美已经走入“共生时代”，作为全球最大消费国的美国与作为世界最大储蓄国的中国应该相互合作，合作方式是美国负责消费、中国负责生产。［5］这也算美国强大软实力的体现吧!为了某种战略需要，美国可以生产出无数新概念，供外部世界“消费”。而世界各国在对这些新词进行“深加工”的同时又免费充当了一次美国利益的宣传员。凭借在国际话语上的优势，美国不仅可以主导世界范围内的议程设定，甚至能够形塑他者的价值观念。

客观地说，G2的流行并非空穴来风，至少存在三个来由。第一，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济增长和实力积累，中国的力量和地位已不可同日而语。从北京奥运会到国庆大阅兵，再到上海世博会，中国的国家实力可谓一年上一个台阶。事实上，基于超巨型的地理面积、人口规模和广泛影响，中国具有“全能型冠军”的潜力。国际金融危机加速将中国推向国际舞台的中心，成为世界竞相关注的焦点。面对中国崛起的事实，世界都面临着对华战略再定位和政策再调整的问题。G2可以说是世界在国际格局大变动、大调整的背景下提出的新的战略构想。第二，美国现在的战略处境已与小布什上台时如日中天的架势大为不同，对外战略失误和内部经济困难造成了美国实力的严重透支。打着变革旗帜上台的奥巴马对美国的内外政策进行了广泛调整，在对外战略上的重要调整就是借助“巧实力外交”和“多伙伴关系”进行责任外包，而中国无疑是最重要的实施对象。［6］美国显然希望通过拔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来换取中国的战略支持，G2的说法也就顺理成章了。第三，作为世界上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合作对世界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确实至关重要。2009年3月6日，佐利克和林毅夫在《华盛顿邮报》上联名发表的《经济复苏取决于G2》一文就指出，世界经济要想复苏，中美这两个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必须合作，并成为G20的“引擎”。没有G2的强劲发展，G20将会令人失望。［7］因此，从经济意义上说，G2的提法不无道理，而一旦上升到中美共治的领导结构，则在政治上十分危险，在实践中也难以行得通。

事实上，中美两国政府和学界都极力回避使用G2这个概念。G2说法一经出笼就首先在美国国内遭到反对。《外交》杂志刊出题为《G2的海市蜃楼》的文章，表示承认中国的重要性无法掩盖中美双方利益、价值观和能力的错位。虽然美国需要与中国合作以应对全球挑战，但进一步提升双边关系而不解决两国的实际分歧不会有什么结果，最终将形成互相责备而不是成功的伙伴关系。［8］进而言之，如果形成真正的G2结构不仅会削弱美国既有的“一超”地位，而且还会导致美国与其盟友的疏远。美国前助理国务卿阿布拉莫维茨就直言G2模式很可悲，其结果可能为美国的盟友日本带来致命一击。［9］日本如此，欧盟的境地又何尝不是。一旦形成G2，欧盟的国际角色将或多或少地被边缘化，因而欧盟成员都纷纷表示担忧和反对。更何况，在美国反对中美走得过近的大有人在，保持中美关系的适度紧张是其利益所在。

中国人对G2的反应就更加理智和警惕了。*家宝温**同志在多个场合表示世界将形成“中美共治格局”的说法是错误和毫无根据的;国内学界也多持否定态度，认为个别新概念并不能改变国际关系的实质，也无助于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媒体则用“被G2了”、“莫被G2忽悠”来加以回应。之所以各方反应如此一致，原因首先还是中国在客观实力上与美国还存在巨大差距。科技实力、军事水平和软实力层面的差距自不待说，就算是最引人注目的经济总量上，中国要赶上美国仍为时尚早。打肿脸充胖子或跃进式的赶超不是中国的政策选择，因而决策者对中国的定位十分清醒，仍然强调其发展中大国的身份。中国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和美国对等地承担全球责任。其次，G2说在政治和战略上也是不可接受的。在政治上，“中美共治”不符合中国一贯坚持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不符合中国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谋求互利共赢的意愿，有违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绝不谋求霸权的既定方针，有违中国倡导世界各国共同参与、共建多极和谐世界的一贯主张。［10］在战略上，一旦接受G2的提议，中国就将成为世界矛盾的焦点，中国与欧盟、日本等传统大国的摩擦会大量增加，新兴大国对中国的忌妒感会加重，周边国家的疑虑感将相应上升，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也会进一步疏远。最后，世界政治的性质正在发生显著变化，全球化使得国际权力加速扩散、跨国问题大量增加，民主化趋势则要求利益各方通过平等协商来解决问题，而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意味着多极化将是大势所趋，未来的国际结构将是多强共处而非中美共治。因此，无论是世界潮流，还是中国的实际力量和政治现实，都没有为G2的实现预设空间。

如同其他被炒作的新词一样，G2说没流行多久就因中美近期在一系列问题上的摩擦和较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有关中美关系的悲观论调重新成为国际舆论的主导面。这说明随着中国力量的增强和政策行为的变化，外部世界对中国的认知也处于动态调整之中。这也提示我们在处理中外关系时需要理性看待双方的合作和分歧，既不能因关系相处融洽而对对方产生不切实际的期望，也不能将正常的利益纠纷上升到政治原则、是非善恶的高度。至于G2所提出的中国定位问题，似乎更合适的界定是新兴大国崛起群体中力量相对强大、地位不断上升的地区性大国。

三、肩负消除贫困的责任

贫困这一自古就有的世界难题至今仍在困扰着人类社会。当越来越多的人坐着大排量汽车，习惯在空调下工作，点击随手可得的世界资讯时;当不少人一面喝着大可乐吃着汉堡包，一面却为肥胖问题大为苦恼时;甚至当动物的权利、同性恋的权利被一些国家和组织津津乐道时，全球仍有数以十亿的人口挣扎在贫困绝望的边缘。他们享受不到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医疗救助和教育资源。对于现代化的生活标准，他们不敢奢望，甚至闻所未闻。据统计，世界上仍有超过10亿的绝对贫困人口生活在每人每天1美元的标准之下;大约8亿人处于食物不安全状态，或者因为食不果腹而不能正常劳动、健康生活。

当然，国际社会为消除贫困作出了持续不懈的努力。2000年9月，联合国举行首脑会议并通过《千年宣言》，确立了消除全球贫困的“千年发展目标”，要求到2015年之前将全球贫困人口减少一半，并要求各国在教育、性别平等、医疗卫生以及扭转饥饿和环境恶化等方面取得较大改善。政治领袖、企业家、演艺明星都纷纷行动起来，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时至今日，世界范围内的贫困现象依然不容乐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2010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中称:“穷人生活的改善速度显然过于缓慢，一些来之不易的成果正由于气候、粮食和经济危机而遭到削减。”［11］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在《2009年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报告中指出，受金融危机和食品价格暴涨等因素影响，2009年全球饥饿人口估计达10.2亿，比2008年增加了11%。2009年全世界人口约为67亿，这意味着全球约1/6的人口正在遭受饥饿威胁，而这些饥饿人口几乎全部来自发展中国家。其中，亚洲太平洋地区的饥饿人口最多，约为6.42亿;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饥饿人口约为2.65亿;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饥饿人口约为5300万;近东和北非地区的饥饿人口约为4200万;发达国家的饥饿人口约为1500万。此外，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饥饿人口的比例最高，约为32%。［12］毫无疑问，全球扶贫形势仍不容乐观，要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依然任重而道远。

中国无疑是世界上减贫成就最为显著的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从保障全体人民生存权和发展权的战略高度，坚持开放式扶贫的政策思路，同时积极鼓励和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使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在超短时间内大大降低。根据中国政府的贫困标准，中国农村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绝对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下降到2007年的1479万，占农村居民总人口的比重从30.7%下降到1.6%;初步解决温饱问题但不稳定的低收入贫困人口从2000年的6213万减少到2007年的2841万，占农村居民总人口的比重从6.7%下降到3%。［13］这意味着中国的减贫人口占到全球减贫人口的90%以上，成为全球提前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使贫困人口比例减半的国家，为“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奠定了坚实基础。除此之外，中国在发展基础教育、改善卫生条件、防控艾滋病和提高婴幼儿营养方面都取得了可喜成果，大大提高了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和健康水平。

与此同时，中国还是全球减贫事业的积极参与者。随着整体经济实力的提升，中国逐渐加大了对贫困国家的援助力度，减缓和免除部分贫困国家对中国的债务，并为其提供各类经济技术支持。2005年，中国政府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机构共同成立了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并以此为平台，积极开展国际减贫培训、交流和研究，累计为许多国家培训了上百名高中级扶贫官员，先后组织了多次国际扶贫交流会议，邀请了近百个国家和国际机构的扶贫官员、实际工作者和研究人员到中国交流、学习、考察扶贫经验。此外，中国政府还先后向非洲开发基金、亚洲发展基金等机构捐资，并在亚洲开发银行设立了扶贫与区域合作基金。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对世界和地区发展事业的支持，对促进发展中世界的减贫合作和经验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消除贫困是最大的发展问题，国际社会有责任让处在饥饿边缘的人享受到基本的食物权和生存权。不可否认，中国的减贫形势依然严峻，不仅面临着贫困人口绝对数量多、受教育水平低、区域条件差异大等重大难题，还受到自然灾害、经济危机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但总体来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扶贫措施让绝大多数中国人摆脱了赤贫状态，达到了基本小康水平。由于其巨大的人口数量，中国的减贫成就对提高人类整体的生存状况和福利水平作出了卓越贡献，因而具有世界意义。相反，如果没有中国的巨大成功，世界范围的减贫成绩单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正如联合国助理秘书长阿贾·伊齐柏所言，中国是全球推进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进程中的领军力量，可以说，联合国制定的“千年发展目标”若有望在2015年之前如期实现，中国功不可没。［14］而中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也显示了中国对国际责任的担当。为了实现人类免于匮乏的基本理想，中国将继续和国际社会一道，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努力。

四、从不搞所谓“新殖民主义”

非洲，这个被称为“人类良心的一块伤疤”的地区，从被动卷入近代世界开始就历经苦难、备受屈辱，直到今天仍然被贫困饥饿、传染疾病、种族冲突和连年内战所折磨。历史遗留难题、政治社会体制虚弱以及不公平的国际秩序使得非洲国家的现代化尝试困难重重。冷战结束后，在全球化进程负面效应凸显、国际格局转换带来权力真空和内部现代化转型困难等多重背景下，非洲国家的治理困境进一步加剧，许多国家甚至沦入失败国家的行列。当然，非洲人也在联合自强、地区合作和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再加上国际社会的投资和援助，非洲正在新世纪透出复兴的曙光。

中非友谊源远流长，都经历过殖民统治和民族解放的历史进程。同为发展中国家，中非对推进本国现代化和实现民族富强具有强烈的利益诉求，都致力于改变不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实现全球范围的公平正义。早在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就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对非洲的反帝运动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过无私援助，在中非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增强，中国加大了对非洲的援助力度，为非洲消灭贫困、实现发展作出了重要努力。中非经贸合作呈现出迅猛发展的势头，双边贸易额自2000年突破100亿美元后连续8年保持30%以上的增长速度，2008年突破千亿美元大关，达到了1068亿美元。［15］与此同时，中非在政治对话和文化交流等领域也进行了全方位合作，实现了双方的互利共赢，堪称“南南合作”的典范。

然而，中国在非洲的贸易和投资引来了西方人的忌妒和抱怨，他们担心中国的进入会导致其优势丧失、利益锐减，故而大做惊恐状，高呼“狼来了”。于是，“新殖民主义”这顶原本用于批判西方人利用不平等国际秩序榨取超额利润、剥夺原殖民地国家发展权利的帽子却扣在了中国人的头上。［16］在他们看来，非洲已沦为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资源的殖民地。大量廉价的中国制造摧毁了非洲的本土企业，不断增多的黑人陆续进入失业者的行列;石油开发存在着不可告人的私下交易，丝毫不会考虑当地的生态环境和福利水平;不顾*权人**状况的对非援助都流进了独裁者的腰包，进而滋生腐败、酝酿冲突。英国前外交大臣杰克·斯特劳甚至将中国与贫困、地区冲突、恐怖主义等一并列为非洲面临的十大挑战。［17］一句话，西方人认为中国现在在非洲所做的事情，与西方在150多年前已经做过的没有两样。

对于这些无端指责，中国不可一笑置之，而需要有理有据有节地批评反驳。事实上，非洲今天的问题大多都是殖民主义时代种下的恶果。大量黑人被贩卖、土地被瓜分、资源被掠夺，使得非洲的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先天缺陷。西方殖民大国被迫退出后留下的是一个徒有上层建筑，实则极度贫困的非洲。西方人不但没有为其罪恶行径进行忏悔、作出补偿，相反通过新的更隐蔽的方式控制非洲国家的经济结构、金融系统和政治体制，用“合法”和非*力暴**的手段对非洲进行再掠夺。当非洲因种族冲突进行内战*杀屠**时，天天把民主、*权人**挂在嘴边，对世界负有领导责任的西方却熟视无睹，或一遇困难就打退堂鼓，加剧了本已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

与西方舆论的指责相反，中国在非洲的活动为当地带来了难得机遇。中非经贸合作完全是在平等互利的前提下进行的。中国从非洲的资源和原料进口改善了当地的经济状况和相对单一的贸易渠道，增加了非洲对外出口的自主性。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坚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注重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保障了当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从减免债务到援建工程，从技术支援到人才培训，中国对非洲进行了力所能及的帮助，以提高当地的自主发展能力。在2006年11月召开的中非峰会上，中国政府提出了对非援助的八项一揽子政策措施。［18］2009年，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家宝温**在出席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时又宣布了八项推进中非合作的新举措。［19］为扩大从非洲国家的进口，中国政府自2005年开始，陆续给予非洲31个最不发达国家478个税目(按中国海关2009年税则8位编码计)的输华商品享受免关税待遇。截至2009年11月底，中国从非洲进口受惠商品累计10.3亿美元，受惠商品主要包括芝麻、未锻轧精炼铜、金属钴、山羊皮等。［20］此外，截至2009年10月底，中国向28个非洲国家提供了优惠*款贷**，支持53个项目，向11个项目提供了优惠出口买方信贷。非盟会议中心于2008年12月开工，2012年1月28日竣工。免除非洲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截至2005年底到期无息*款贷**债务基本完成。扩大非洲最不发达国家输华零关税受惠商品范围全部实施。为非洲培训了1.4万人并派出104名农业专家和281名青年志愿者。［21］中国在非洲的这些做法与新殖民主义根本沾不上边，相反却为非洲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正如德国《经济周刊》所载文指出的，中国“令非洲经济在2005年增长了5%以上，而且也将通货膨胀压缩到25年来的最低水平。在非洲历史上，以经济投资形式流入的资金首次超过了以发展援助形式流入的资金”，“当然，中国人在安哥拉内陆修筑公路和铁路与以前欧洲殖民者修筑的道路一样通向这个国家的矿藏，但它们也从农民、商贩和手艺人的身边经过，使他们终于可以去邻近省份城市的市场出售产品，提供服务。监督非洲国家是否利用这一融入全球化的历史机遇并非中国的任务。非洲有史以来首次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而为其创造这一绝佳契机的正是中国人”［22］。

非洲在中国外交的整体布局中具有战略地位，其重要性会随着中国国家利益的拓展进一步得到提升。其他大国也都在制定对非的整体战略，加大在非洲的资源投入。因此，西方炒作“新殖民主义”，对中国大加指责并没有什么意义。相反，中西之间应该加强沟通、增进了解，减少由于不了解而产生的误解和紧张。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的姿态加强中非之间的互利合作，让更多的非洲人从中得到实惠、实现发展。

五、对外援助成就斐然

对外援助是国际关系和一国外交战略的重要内容。作为世界上重要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大国，中国一直将对外援助视为履行国际主义义务、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和和谐世界的重要举措。2014年是中国对外援助64周年，60多年来中国在致力于自身发展的同时，坚持对落后困难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经济技术援助，改善了受援国的经济社会状况，增强了其自主发展能力，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同时也深化了中国与受援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谱写了发展中世界和谐共赢、友谊长存的精彩篇章。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外援助一直就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内容，也是反映中外关系演变的重要方面。但随着国家实力和战略重心的不同，中国对外援助的对象、内容和方式经历了不同阶段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在自身经济非常落后的情况下开始了对外部世界的援助。受到社会主义原则和世界范围反帝反殖运动的影响，中国的对外援助是作为一项“严肃的政治活动”来开展的，受援对象主要是社会主义国家和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1964年，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11国时，提出了著名的对外援助八项主张，成为指导中国援助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原则。［23］1967年中国对外经济援助占国家财政支出的4.5%，1972年达51亿多元人民币，占财政支出的6.7%，1973年更是上升至7.2%，超出世界上最发达、最富裕的国家对外经济援助的比例。［24］截止到1976年，中国曾向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过经济援助。由此可见，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对外援助对象和形式相对单一但数额巨大，甚至超出了中国国民经济的实际承受能力。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对外援助政策进行了改革和调整，突出了“平等互利、形式多样、注重实效、共同发展”的内容。［25］首先，经济上的考虑超越了政治和意识形态诉求，对外援助朝着平等互利和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通过对外援助，一方面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另一方面也推动中国和受援国之间的经济技术合作，以达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目的。其次，过去单一片面的援助方式得到改变。除了继续提供*款贷**和无偿援助外，中国还在技术指导、人才培训、医疗救助、教育培训、人道主义救援等多个方面开展与受援国的合作。最后，中国在坚持内部发展优先性的同时，也随着国力增长逐渐加大了对外援助的力度。这一时期，中国对外援助仍然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在面临受援国内部冲突时，中国主张通过政治对话来寻求出路。同时，中国主要采取的是直接向受援国提供帮助，多边的国际合作和政策协调相对较少。总的来说，对外援助政策的调整实现了中国与受援国之间的互利共赢，但中国在对外援助上“不附条件”、“单打独斗”的做法也遭到国际社会的质疑。

随着中国加速崛起和负责任大国战略的确立，中国在对外援助上更加理性和成熟。第一，努力寻求不干涉原则与人道主义考虑的平衡。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周琪教授所说:“由于中国在近代所遭遇的百年屈辱，中国对西方列强侵略和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记忆犹新，因此对尊重主权的外交原则更为重视。但是，如果中国要想向世界显示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就必须在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和在国际上促进人道主义危机解决方面做出适当的平衡。”［26］事实上，中国已经逐渐改变了过去的一些做法，在促进*丹达苏**尔富尔危机等问题的解决上承担起了相应的人道主义责任。第二，积极实现国家单边援助和国际多边合作之间的平衡。1997年，中国开始主动参与国际组织的多边援助。2000年，中国向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10个国际组织提供了多边援助。此外，中国还大幅提高在联合国的会费，加入世界银行国际开发协会的捐助国行列。这些都说明，中国对外援助观念正在发生重要变化，更加注重与国际社会的协调合作。第三，慎重把握国家能力与国际责任的平衡。脱离现实国情，过多承担援助责任会造成自身能力透支、过犹不及;而对外援助过低则难以符合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因此，中国在对外援助上注重“量力而行，尽力而为”。

回顾过去6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国的对外援助成就斐然。1950年以来，中国向亚洲、非洲、东欧、拉美和南太平洋地区的160多个国家提供了援助，帮助受援国建成了近2000个与当地人民息息相关的各类项目，约10万名各国官员及管理技术人员来华参加培训和研修，中国还共向7万多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留学生提供了政府奖学金。中国多次对遭受重大自然灾害的国家及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近年来中国政府累计开展对外紧急救援行动近200次。2000年以来，中国先后六次宣布免除有关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对华到期无息*款贷**债务。截至2009年底，中国已与50个国家签署了免债议定书，免除这些国家对华到期债务380笔，等等。［27］所有这些都显示了中国对发展问题的关切和对国际责任的担当，中国正以积极主动的姿态迈向负责任大国之路。

六、促进*权人**事业的发展

在*权人**问题上，西方在道德优越感的驱使下对中国的*权人**问题指手画脚、乐此不疲;中国则往往是被动应对，偶尔展开针锋相对的反击。而事实上，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权人**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相较于封闭落后的旧中国，新中国的*权人**状况已不可同日而语。中国政府把“尊重和保障*权人**”作为治理国家的重要原则写入宪法，将“以人为本”作为执政的基本理念，采取各种措施提高全体民众的物质文化水平，切实保障其政治、经济、文化权利，为实现中国人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对推进世界范围内的*权人**事业同样功不可没。

在当今世界，*权人**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实现充分*权人**是人类长期追求的理想，也是中国长期为之奋斗的目标。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世界各国在历史背景、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条件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各国实现*权人**理想的方式、途径与进程也会有所区别。*权人**的发展有一个历史演进过程，各国要根据本国的客观情况和现实条件来推进*权人**事业的发展。中国政府既尊重*权人**普遍性原则，又从本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来处理*权人**问题。［28］同时，*权人**问题虽然有其国际性的一面，但主要是一个主权国家范围之内的问题。国际社会中存在的一些诸如“*权人**高于主权”的论调，既可能造成对各国主权的粗*干暴**涉，也不利于国际*权人**事业的整体发展。

中国政府根据本国的历史和国情，形成了自己的*权人**观，并制定出相应的法律和政策，通过具体行动和不懈努力来推动*权人**事业的发展。在*权人**的优先性上，中国始终把生存权和发展权放在首位，并将其视为实现其他经济、政治和文化权利的基础。就是说，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维护和实现生存权和发展权仍是推进*权人**事业的首要任务。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经历了从还没有解决温饱到实现基本小康的历史性飞跃。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在世界上始终居于前列。到2008年，中国人均GDP已由1952年的119元人民币提高到22698元人民币，扣除价格因素，增长32.4倍，年均增长6.5%;人均国民总收入达3292美元，按照世界银行划分标准，已跃升至世界中等收入国家行列。［29］中国以占世界9%的耕地解决了占世界22%的人口的吃饭问题，中国人的人均寿命得到明显提高，文盲率大幅降低，九年制义务教育广泛普及，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毫无疑问，这是中国在争取和维护*权人**方面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当然，中国主张的*权人**，不只是生存权，还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权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生活民主化不断发展，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各项制度不断健全，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推进，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不断扩大，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在制度化轨道上得到有效保障。中国先后制定229项现行有效法律、600多项国务院现行有效行政法规、7000多项现行有效地方性法规，形成以宪法为核心的比较完整的法律体系。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基本实现有法可依，公民的各项权利和自由在立法、执法和司法等各个环节得到比较充分的尊重和保障。［30］

中国承认和尊重《联合国宪章》保护和促进*权人**的宗旨和原则，赞赏和支持联合国在普遍促进*权人**方面所进行的努力，并积极参与联合国*权人**领域的各项活动。中国高度重视国际*权人**文书在促进和保护*权人**方面的重要作用。截至2009年初，中国已参加25项国际*权人**条约。中国积极履行条约相关义务，通过与条约机构开展建设性对话，结合本国国情对其合理可行的建议加以采纳和落实。2006年成立的联合国*权人**理事会是联合国处理各国*权人**事务的专门机构。中国于2006年和2009年两次当选为*权人**理事会成员国，为*权人**理事会的工作作出重要贡献，为实现促进和保护*权人**的崇高目标而不懈努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支持下，连续11次挫败西方一些国家在联合国*权人**委员会搞*华反**提案的图谋，捍卫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中国先后发表《中国的*权人**状况》等8个介绍中国*权人**总体情况的白皮书、30多个有关*权人**问题的专题白皮书和大量重要文章，向国外全面、系统地介绍中国在*权人**问题上的基本状况、基本政策和基本观点，及时、权威地就国外关注的涉华*权人**问题阐明事实真相，表明政策立场，驳斥国际敌对势力的歪曲指责，澄清国外的误解，在国际上赢得了广泛的理解和支持。［31］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致力于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国际*权人**交流与合作，推动国际*权人**事业的健康发展。中国目前已与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欧盟、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权人**对话机制。截至2010年6月，中国已与欧盟进行了29次*权人**对话，与美国进行了15次*权人**对话。

中国政府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权人**事业的发展，并积极响应联合国关于制定国家*权人**行动计划的倡议。2009年4月13日，中国政府在充分认识自身情况和总结已有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国家*权人**行动计划(2009—2010年)》。［32］《国家*权人**行动计划(2009—2010年)》是用于促进和保障*权人**的阶段性政策文件，其内容覆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这是中国*权人**发展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它已成为中国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主题，标志着中国*权人**发展开始走上有计划全面推进的新阶段，是中国政府推动*权人**事业发展的又一重大努力。

七、案例——援外医疗与中国大国责任担当

“挥泪告别了孩子和父母，带着国家的神圣使命，怀着壮士此去何日归的别绪和献身贝宁不思返的豪情，行色匆匆第一次踏上了远征西非的行程。”这是邹光珍1978年随队前去非洲贝宁进行医疗援助时写下的日记。现在70多岁高龄的她仍是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妇产科专家，回想起30多年前这段特殊的医疗经历，邹光珍不由得感慨万千。1978年1月5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响应国家号召，组织了首批援外医疗队共23人，代表中国奔赴非洲贝宁共和国执行医疗援外任务。邹光珍就是第一批援助贝宁的医疗人员。尽管队员们对艰苦的生活条件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但缺乏病房和基本医疗设备，甚至连水电都没有的工作环境着实让他们意外。在那个环境艰苦、物质匮乏的地方，以邹光珍为代表的医疗队员们正是因为内心充满了对医疗事业的热爱和执著追求，也正是因为身在异国他乡时刻谨记自己的名字叫“中国”，才在艰苦的环境和各种困难面前，不畏艰险、攻坚克难。［33］

2008年是宁夏向贝宁共和国派出医疗队30周年。30年来，宁夏援贝宁医疗队取得了辉煌的成绩，16批364名优秀医务工作者为国家援外事业贡献了自己的青春，王舒拉、刘玉荣、李书峰同志更是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据不完全统计，30年间，宁夏援贝宁医疗队共诊治病人200万人次，开展各类手术4.7万余例，诊治了大量的常见病、多发病，并积极创造条件开展疑难手术抢救危重病人。［34］30年来，医疗队成功进行了心脏损伤手术、颅脑外科手术、肝叶切除、乳瘤根治、巨大肿瘤切除、人工晶体移植和大面积异体植皮等手术。［35］同时，宁夏医疗队还为贝宁培训医务人员，举办“硬脊膜外麻醉”、“小儿中毒性痢疾”、“正常分娩过程”、“贫血的诊断与治疗”、“肝功能检验”、“胸部透视”和“无菌操作”等讲座，将撰写的《非洲小儿脑型疟疾100例防治经验》留给贝宁医生参考，为当地留下了一支“永不撤走的医疗队”。［36］正是这一批批医疗队员的辛勤劳动和无私奉献挽救了大量生命，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迹，谱写了中贝友谊长存的动人篇章。

贝宁只是中国40多年来开展援外医疗工作的国家之一。自1963年中国向阿尔及利亚派遣第一支援外医疗队以来，中国援外医疗队的足迹已经遍及世界各个角落。截至2008年，中国先后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和大洋洲的69个国家和地区派遣过援外医疗队，累计派出人员达20679人，经中国医生诊治的受援国患者达2.6亿人次。在五大洲48个国家仍有中国50支援外医疗队，1278名医疗队员工作在123个医疗机构提供无偿医疗服务，全国有27个省区市承担着派遣援外医疗队的任务。［37］广大援外医务人员牢记*党**和国家的重托，充分发扬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在设备简陋、药品缺乏、环境恶劣的条件下创造性地开展医疗救助工作，为促进受援国卫生事业发展和人民健康水平提高作出了卓越贡献，受到受援国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和广泛赞誉。40多年中，已有近900名中国援外医疗队员获得所在国总统授勋的荣誉。中国医疗队被称为“白衣使者”和“最受欢迎的人”。可以说，就援外医疗时间之长、规模之大、覆盖国家数量之多和援助效果之显著而言，中国对外医疗援助的成就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法相比的，在国际关系史中实属罕见。

40多年来，中国援外医疗队治愈了受援国的大量患者，给当地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医疗队还利用自己精湛的技术、求实创新的精神填补了一个又一个受援国医学史上的空白。1985年7月，中国赴利比亚医疗队的黎波里组成功地为一名患者施行了完全性断脚再植手术。1991年，援赤道几内亚医疗队成功开展第一例开颅手术。赴摩洛哥医疗队塔扎点骨科医师为一名左前臂畸形屈指屈腕呈90度的男青年实行了手术，获得成功，填补了塔扎地区治疗先天畸形使手致残的空白……［38］尤其是中国的针灸技术在受援国获得了良好口碑。比如援尼日尔医疗队在2006年诊治57330名病人，其中用针灸治疗5120名病人，多位政府部长对中医针灸产生了浓厚兴趣。［39］除此之外，中国医疗队还结合受援国的实际需要开展形式多样的卫生援助，从援建医疗中心到举办各种专业培训，从提供医学技术咨询到开展日常研究，大大提高了受援国的医疗卫生水平和自我医治能力。早在1965年周恩来总理访问桑给巴尔时就告诫医疗队员:“中国医疗队迟早要走的，我们要培训桑给巴尔医务人员，使他们都能独立工作，为了非洲人民的解放事业，给当地人民留下一支永远不走的医疗队。”［40］

回顾中国援外医疗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可谓硕果累累。中国在自身极度贫困、发展任务十分繁重的时候就主动承担起了力所能及的国际人道主义责任，显示出中国对人类健康福祉的关心，对于提高发展中国家的整体生活水平贡献良多。随着国家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援外医疗队的规模不断扩大，能力大为增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援外医疗已经成为中国外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化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互利合作，树立起中国和平、友好的国际形象。总之，广大援外医疗队员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中国对大国责任的理解，而受援国家的高度评价则是对西方“新殖民主义”论调的最好驳斥。

注释

［1］有关中国经济能否拯救世界的相关争论参见Bill Powell,“Can China Save the World?”,TIME,http://www.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1913638-1，00.html,Aug.10，2009;Michael Wesley,“Made in China”,Griffith REVIEW,http://www.griffithreview.com/edition-25-after-the-crisis/227-essay/688-wesley25.html。

［2］有关“中国威胁论”的研究参见陈季冰:《下一站:中国》，129~175页，上海，文汇出版社，2008;陆钢、郭学堂:《中国威胁谁:解读“中国威胁论”》，北京，学林出版社，2004;施爱国:《傲慢与偏见——东方主义与美国的中国威胁论》，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

［3］有关中国“搭便车”论的研究参见Minxin Pei,“China:The Big Free Rider”,Newsweek,http://www.newsweek.com/2010/01/21/china-the-big-free-rider.html,Jan.22,2010。

［4］身为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的弗雷德·伯格斯腾在2008年夏季出版的《外交》杂志上发表了《平等的伙伴关系》一文，首先提出G2构想。他认为中美不应纠缠于双边关系中的众多问题和相互抱怨，而应该发展出一种真正的伙伴关系，以实现对全球经济体系的共同领导。参见C.Fred Bergsten,“A Partnership of Equals:How Washington Should Respond to China’s Economic Challenge”,Foreign Affairs,Vol.87,Jul/Aug,2008。

［5］Niall Ferguson,“Buy Chimerican”,Los Angeles Times,http://www.latimes.com/news/printedition/asection/la-oe-ferguson5mar05,0,3424390.column，Mar.5,2007.

［6］参见金灿荣、刘世强:《奥巴马执政以来的中美关系》，载《美国研究》，2009(4)，43页。

［7］Robert B.Zoellick and Justin Yifu Lin,“Recovery Rides on The ‘G-2’”,The Washington Post,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9/03/05/AR2009030502887.html,Mar.6,2009.

［8］Elizabeth C.Economy and Adam Segal,“The G2 Mirage:Why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not Ready to Upgrade Ties”,Foreign Affairs,Vol.88,May/Jun,2009.

［9］Morton Abramowitz,“Triple Threat”,The National Interests,http://nationalinterest.org/article/triple-threat-3110,May.1,2009.

［10］参见蔡微微:《中国缘何不认同G2说》，见http://www.cass.net.cn/file/20090602234664.html。

［11］联合国:《2010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前言3页，见http://www.un.org/chinese/millenniumgoals/pdf/MDG-Report2010Zh-lowers.pdf。

［12］参见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09年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经济危机——影响及获得的经验教训》，见http://ftp.fao.org/docrep/fao/012/i0876c/i0876c.pdf。

［13］参见范小建:《60年:扶贫开发的攻坚战》，载《求是》，2009(20)，36页。

［14］参见《联合国*官高**说中国在世界减贫事业中扮演重要角色》，见新华网，2010-02-17。

［15］参见《中非经贸合作稳步发展》，见商务部网站，2009-11-04。

［16］有关西方“新殖民主义”的论述参见张顺洪、孟庆龙、毕健康:《英美新殖民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17］Tunde Adelakun,“Is the Influence of China Growing in Nigeria?”,http://www.helium.com/items/439062,Aug.23,2009.

［18］这八项措施的内容如下:第一，扩大对非洲援助规模，到2009年使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规模比2006年增加1倍。第二，今后三年内向非洲国家提供30亿美元的优惠*款贷**和20亿美元的优惠出口买方信贷。第三，为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设立中非发展基金，基金总额逐步达到50亿美元。第四，为支持非洲国家联合自强和一体化进程，援助建设非洲联盟会议中心。第五，免除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所有非洲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截至2005年底到期的政府无息*款贷**债务。第六，进一步向非洲开放市场，把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非洲最不发达国家输华商品零关税待遇受惠商品由190个税目扩大到440多个。第七，今后三年内在非洲国家建立3~5个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第八，今后三年内为非洲培训培养15000名各类人才;向非洲派遣100名高级农业技术专家;在非洲建立10个有特色的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为非洲援助30所医院，并提供3亿元人民币无偿援款帮助非洲防治疟疾，用于提供青蒿素药品及设立30个抗疟中心;向非洲派遣300名青年志愿者;为非洲援助100所农村学校;在2009年之前，向非洲留学生提供中国政府奖学金名额由每年2000人次增加到4000人次。

［19］中国政府为推进中非合作采取的八项新举措包括:第一，倡议建立中非应对气候变化伙伴关系，不定期举行*官高**磋商，在卫星气象监测、新能源开发利用、沙漠化防治、城市环境保护等领域加强合作。中方决定为非洲援建太阳能、沼气、小水电等100个清洁能源项目。第二，加强科技合作，倡议启动“中非科技伙伴计划”，实施100个中非联合科技研究示范项目，接收100名非洲博士后来华进行科研工作。第三，增加非洲融资能力，向非洲国家提供100亿美元优惠性质*款贷**;支持中国金融机构设立金额为10亿美元的非洲中小企业发展专项*款贷**。对非洲与中国建交的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免除截至2009年底对华到期未还的政府无息*款贷**债务。第四，扩大对非产品开放市场，逐步给予非洲与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95%的产品免关税待遇，2010年年内首先对60%的产品实施免关税。第五，进一步加强农业合作，为非洲国家援建的农业示范中心增至20个，向非洲派遣50个农业技术组，为非洲国家培训2000名农业技术人才，提高非洲实现粮食安全的能力。第六，深化医疗卫生合作，为援非30所医院和30个疟疾防治中心提供价值5亿元人民币的医疗设备和抗疟物资，为非洲培训3000名医护人员。第七，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和教育合作，为非洲国家援助50所中非友好学校，培训1500名校长和教师;到2012年，向非洲提供的中国政府奖学金名额将增至5500名;今后三年为非洲培训各类人才总计2万名。第八，扩大人文交流，倡议实施“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促进学者、智库交往合作，交流发展经验。

［20］［21］参见《扩大对非援助规模全面发展中非经贸合作》，见http://www.gov.cn/gzdt/201001/06/content_1504272.htm。

［22］转引自陈季冰:《下一站:中国》，163页。

［23］新中国宣布的对外援助八项主张包括:第一，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做单方面的赐予，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第二，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第三，中国政府以无息*款贷**或低息*款贷**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第四，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走上自力更生、独立发展的道路。第五，中国政府帮助受援国建设的项目，力求投资少、收效快，使受援国政府能够增加收入、积累资金。第六，中国政府提供自己能够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并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议价。如果中国政府所提供的设备和物资不合乎商定的规格和质量，中国政府保证退换。第七，中国政府对外提供任何一种技术援助的时候，保证使受援国的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第八，中国政府派到受援国帮助进行建设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资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的特殊要求和享受。

［24］［25］参见张清敏:《从“国际主义”到“平等互利”: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的演变》,见http://www.china.com.cn/news/60years/200908/28/content_18422630.htm。

［26］周琪:《中国的对外援助与*权人**关注——达尔富尔人道主义危机引起的思考》，见http://www.humanrights-china.org/cn/xsdt/xscg/t20080611_364239.htm。

［27］参见《中国开展对外援助60周年获得八大领域成就》,见http://www.chinanews.com.cn/cj/2010/0813/2466843.shtml。

［28］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权人**状况》,见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0/content_697545.htm。

［29］参见王晨:《中国*权人**事业实现历史性发展的60年》，载《求是》，2009(21)，12页。

［30］［31］参见王晨:《中国*权人**事业实现历史性发展的60年》，载《求是》，2009(21)，13页。

［32］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家*权人**行动计划(2009—2010年)》，见http://www.humanrights.cn/cn/rqsy/tj/1/t20090413_438878.htm。

［33］参见闫院平:《在贝宁的那些日子里——宁夏医疗队援非洲贝宁共和国30年侧记》，载《*产党共**人》，2008(24)。

［34］［35］参见《宁夏援贝医疗队:走进贝宁大爱无疆》，见http://www.nxnet.net/zhuanti/2008zt/gaige30/gaige18/200812/t20081216_394161.htm。

［36］参见吕书群、吴琼主编:《走进贝宁》，29页，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

［37］参见《高强同志在全国援外医疗队派遣45周年纪念暨表彰大会上的讲话》,见http://www.moh.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hzcfgs/s6774/200901/38875.htm。

［38］参见中国卫生部:《中国卫生改革开放30年:卫生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见http://www.moh.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hbgt/s9453/200901/38681.htm。

［39］参见《中国驻尼日尔医疗队热心为当地居民服务》，见http://www.acucn.com/sub/zhongfei/zhenjiu/200611/1961.html。

［40］江苏省卫生厅编:《辉煌的足迹——江苏省援外医疗队派遣四十周年纪念文集》，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转引自李安山:《中国援外医疗队的历史、规模及其影响》，载《外交评论》，2009(1)，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