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跨越城乡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乾隆帝八十虚岁，正式进入耄耋之年。
万寿庆典的奢华和喜庆，令这位号称“十全老人”的皇帝非常开心。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接力赛般的努力，使清王朝保持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天天都有好消息，唯独这天的消息，让老皇帝很不愉快。
不好的消息来自内阁学士尹壮图。据《清史稿·尹壮图传》载，他在一份奏折里写道：“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臣经过地方，体察官吏贤否，商民半皆蹙额兴叹，各省风气，大抵皆然。”
对于乾隆帝来说，这是非常严厉的说法了。如果尹壮图描述的现象属实，那就是打脸“康乾盛世”。*场官**风气严重败坏，到了所有人都觉得没治的地步。
作为传统社会的最后一个黄金时代，康乾盛世为什么会演化到“蹙额兴叹”的状态？清王朝究竟怎么了？
既然尹壮图生活在城市里，尹壮图讲的吏治败坏也发生在城里，尹壮图说的“蹙额兴叹”的商民，也免不了要到城里做买卖，那就让我们走进城市，走进市民的生活，以此作为切面，来看看明清时代城里的事。
一、清江兴衰：活跃在运河上的市镇
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淮安府山阳县发生一起命案——奉旨查赈的朝廷命官李毓昌离奇死亡。案发现场虽然是上吊自杀的景象，但还是留下了诸多破绽。此案惊动嘉庆帝，经过多方查证，确认是知县私吞赈灾银两，担心罪行败露，买通李毓昌的仆人将其毒死。由于案情跌宕，故事曲折，人称“淮安奇案”。
每每读到这个案子，人们都为案情所吸引，却忽视了一个事实：引出故事的这次洪涝灾害，为什么会发生在淮安？这座城市又为什么得名“淮安”？
说到淮安，必须先讲个地名。在清代，它比淮安更出名，更重要。它就是“清江浦”。
清江浦，原本是江苏清河码头到山阳县之间的运河名，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末期。当时，吴王夫差为了打仗运粮，修通了人工运河邗沟，起点在今天的扬州，终点就是今天的淮安。没承想，这条军事运道，竟成为隋炀帝大运河的基础，不经意间沟通了长江和淮河两大水系，也就使淮安成了南北水路交通的枢纽。不过，时至宋元，黄河夺淮入海，运河改道，这里风光不再，逐渐淤塞。
明成祖*都迁**北京后，面临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如何养活北京的百万官民和*队军**。华北土地贫瘠，粮食难以自给，只能仰赖江浙地区每年向北方供应的五百万石粮食。以郑和时代的海船运载水平，走海运效率当然高，无奈倭寇为患，海运并不安全。因此，朝廷又想起了元朝的大运河，准备将其疏浚，成为沟通南北的重要运输动脉。
然而，当时的大运河有个缺陷。江南的粮船到达淮安后，由于河道淤塞，无法直接进入淮河，而要就地卸船，改水运为陆运，经过五座堤坝后，再重新装船进入淮河。如此一来，工作量巨大，成本高昂，效率很低。
永乐十三年（1415年），漕运总督陈瑄吸收当地群众意见，动用人力疏浚沙河，开凿清江浦河道，从淮安城西的管家湖引水入淮。同时，修筑四座闸门用于防洪。这样，江南运粮船队可以经由清江浦，直达淮河，再一路向北，直达京城。运输成本大大降低，效率显著提高。于是，海运被彻底放弃，沿运河的粮食运输成为供应北方食品需求的主渠道，历史上称为“漕运”。
由于运道的疏浚，南来北往的船只越来越多。不光是运粮的，还有做生意的，旅游的，跑公务的，大多会在这里停下来歇歇脚，甚至卖东西。清江浦河两侧也就自然形成了新的城镇。人们便以清江浦命名这座因运河而兴起的新城市。
然而，好景不长。到了明代中叶，黄河几次决口后，彻底形成了“夺淮入海”的地理格局。淮安清江浦以北的京杭运河，不仅日益淤塞难行，而且容易造成断缆沉船的事故。这样，就使清江浦以北的运输能力明显削弱。
有限的运输能力，在朝廷看来，当然要优先保障漕运。因此，清朝官府规定，清江浦以北的运河，只允许漕运船、贡品船和巡河船通行，其他北上船只都必须在清江浦的石码头就地停靠，所有旅客和物资卸下，改走陆路；南下人员，则到清江浦的清江闸以南登船。这样的交通方式就叫“南船北马”。
清廷的这一规定，使清江浦的石码头成了“九省通衢”。而清江浦，乃至淮安府，成了“舟车日夜绕城行”的“襟喉南北处”。清江浦的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比如由南向北的货物，用《光绪丙子清河县志》的说法，要在这里“一停”“一顿”“一周转”，“船一靠岸，千车万担”。很多就业机会和新的行当，因清江浦的枢纽地位应运而生。比如雍正年间，光在石码头注册登记，持证上岗，专门为往来旅客服务的脚夫就有1.2万人之多。
运河给清江浦带来的，不光是商机，更是繁华。
首先，政治地位非同一般。河道总督、漕运总督、淮扬道员、淮扬镇总兵、清河知县，都曾在这里驻节。一座城市曾经容纳省级、地级和县级军政长官的衙门，也是一大奇观。甚至到光绪末年，这里还成为旋设旋废的江淮省的省会，设置巡抚，管辖江苏北部。如此众多的政权机关在清江浦开衙办事，足以体现这里的重要性。
其次，人流密集，格调很高。乾隆四十年（1775年），清江浦的人口达到五十四万，超越同时期的汉口、江宁（南京）。以清江浦和淮安府城合体构成的清代淮安，与扬州、苏州、杭州并称“东南四都”，相当于今天所说的“准一线城市”。与其他三座城市不同的是，清江浦的兴起，全赖运河。
第三，商业繁华，人文荟萃。清江浦位于两淮核心地带，具有漕运、盐运、河工、榷关、邮驿的多重优势，形成了“帆樯衔尾，绵延数里”的壮观景象。官宦显贵、富商大贾、文人墨客，都在这里换乘交通工具，促进了茶楼酒肆的庞大消费，也留下了文化底蕴和历史印迹。以顽劣著称的明武宗朱厚照，南*途征**经清江浦时，看到这里鱼翔浅底的景象，大喜过望，不顾众臣阻拦，执意驾舟捕鱼，结果风大浪急，跌入水中，落下病根，不久去世。清江浦不仅以独特的交通地位改变了自己，还改写了明王朝的历史。
在中国人眼中，清江浦呈现着“南艘鳞集，商有兴贩之便”的盛景，而在洋人眼中，清江浦同样有着无穷魅力。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率团回国，被乾隆帝特许沿运河南下。途经清江浦时，使团成员安德逊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在一座大城市附近抛锚，并受到鸣炮欢迎，无数条帆船停泊在码头。这是哪座城市？”使团副使托马斯·斯当东更是惊叹清江浦是“巨大的城市，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帆船和百姓”。
其实，明清时期，像清江浦这样借助时代的快车，迅速成长起来的城市还有不少。主要呈现三方面的特色：
一是各路文化交融。即便是贵为帝都的北京，也创造性地吸纳了各地文化的精粹，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西郊皇家园林。比如圆明园，既有江南园林的别致，也有西洋建筑的高雅，还有北方宫廷建筑的雄浑，是世界建筑文化的集大成者。
二是产业改变城镇。越来越多的农民放弃耕种，进入作坊打工，手工业因此成为很多新兴城镇的主导产业。比如松江，范濂《云间据目抄·纪风俗》中如此描述：“郡中旧无鞋店与蒲鞋店，万历以来，始有男人制鞋，后渐轻俏精美，遂广设诸肆于郡治东。”制鞋业在松江的发展，是以松江周边区域棉纺织业发达和棉花大量种植为产业基础的。手工业的产业升级，改变了松江的城市经济结构。
三是特色小镇崛起。运河的交通之利，带动了济宁、东昌、临清、德州、沧州等沿线城镇的繁荣。手工业的发达，带动了盛泽、王江泾、菱湖、乌镇、安亭等一批江南水乡小镇步入千户规模。以这些小镇为中心，串联周边乡村，形成了手工业品和农副产品交易网络，为清前期全国性市场的形成打下了良好基础。
清江浦的兴盛，得益于运河；清江浦的衰落，也缘于运河。
咸丰年间铜瓦厢改道后，黄河不再“夺淮入海”，两淮地区的运河河段失去了重要水源，泥沙逐年淤积，无法冲刷，渐渐堵塞河道，造成运河断航。
同时，道光年间漕粮改海运，以及清末津浦铁路的修通，削弱了清江浦作为交通枢纽的优势地位，导致客流量锐减。受此影响，当地经济迅速衰退。
一个城市的衰落，主要有三方面表征。首先是人口规模和外来人口导入的情况，其次是经济辐射带动范围和能力，第三是政治地位和影响力。从这三点看，清江浦确实在近代走进了死胡同。
先说人口。清江浦从最高峰时的54万人，锐减至宣统三年（1911年）的10万人，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只剩3.6万人。
再说辐射范围。清末民初的清江浦“逮海道大通，津浦筑路，舟车辐辏，竟赴捷足，昔之都会遂成下邑”，“俯仰数十年间，有风景不殊之感焉”，由全国*交性**通枢纽降格为苏北的区域性商品集散地。
然后说政治地位。清代设立的那些头头脑脑的机构，到清末新政期间几乎全被裁撤，至民国初年，剩下的只有县政府之类的常规机构，跟一般的县市已无区别。在大城市*场官**风云诡谲之际，清江浦这座曾经冠盖云集的大城市，几乎被人们遗忘了。
除此之外，还有几个要素不可忽视。
运河失修削弱了当地抵御洪灾的能力，民国时期的多次水灾，特别是1938年花园口决堤，给清江浦带来的破坏都是灾难性的。
原先靠运河飞速发展的产业，随着交通地位的削弱而走向凋零，而新的产业还未育孕，清江浦便失去了发展后劲。
太平天国、捻军、军阀混战，使清江浦及其周边城乡经受了一轮轮洗劫，“人民惊走，闾里为墟”。
长期靠运河发家致富，使当地民众对官府和自然环境有着习惯性的依赖心理，即便经济环境巨变，也宁愿抱着固有的生活状态，不愿有所变化。这种“乐安居，惮远行”的保守心态、懒散做派，造成了当地经济转型的深层次障碍。
如今的江苏，苏北经济仍落后于苏南，或许正是运河萧条导致清江浦衰落所带来的后遗症。
二、市民阶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顺治六年（1649年），北京。
亲政前的顺治帝，大权旁落，他能做的，只是每天读书、吃饭、睡觉。当然，读书有老师，有伴读，是个性化辅导；吃饭全是山珍海味，但再好的菜也只能吃一口；睡觉有妃子侍寝，太监伺候，但一切都被史官记录在案，毫无隐私可言。用顺治帝自己的话说，他是世界上最不幸的孩子，尽管普天之下的百姓，没人会相信这个说法。
多尔衮作为摄政王，大权独揽。他每天要看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量公文，见各衙门的官员，替皇帝草拟各种上谕，还要抽出时间去打猎。尽管生活待遇比照皇帝，但他还要时刻关注满洲贵族们的动向，提防他们的任何反叛企图。相信他晚上是睡不好的。
范文程是汉军旗人，每天一大早就要到皇宫上班。作为大学士，他每天需要处理大量公文，将票拟贴在奏章封面，呈报摄政王。他几乎天天加班，幸好住在内城，有人抬轿，倒也不累。回家以后，他结交朋友，夜夜宴会，抽空还要练练书法，附庸风雅。而他的汉族同僚，由于跟汉族百姓一道被多尔衮驱赶到外城，每天天不亮就得起床去上班，天黑方能到家，终日不见阳光。
汉军旗人张三，住进了国家在西四给他分配的房子，突然发现一旦不用打仗，自己在这个城市没有任何谋生技艺，只能靠国家俸禄度日。他是这个城市最闲适、最空虚的人。斗鸡、遛鸟成了他为数不多的业余爱好。当顺治帝由于打仗而挪用本该发给他们的俸禄时，他便领着一群弟兄一哄而起，跑到衙门里闹事，因为失去了俸禄，他便一文不值。
店铺伙计李四住在白纸坊，在五金行打工。住得挤，吃得差，工钱薄，白天要看掌柜的脸色，晚上还要看老婆的脸色。他最热衷的，就是到天桥逛街看热闹。康熙十二年（1673年），京城人杨起隆自称“朱三太子”，率众*反造**。李四稀里糊涂地跟着凑热闹，幻想趁乱在当铺里抢点钱。结果起事失败，李四见势不妙，扔下银子，扭头就跑，躲过了官府追捕。不过，并非所有的市民都像他一样过得平淡无奇。
这里举个苏州的例子。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由于朝廷税监孙隆横征暴敛，造成苏州很多作坊被迫停工，织工、染工失业。织工葛贤率领失业市民围殴孙隆，将其*党**羽打死。尽管葛贤自首入狱，但在各界压力下，地方官非但不敢杀他，反而在关了他十二年后，将其释放。葛贤事件只是城里“官逼民反”的一例，但体现了中下阶层市民在经济利益上的诉求。他们是城市权力架构中的配角，也是城市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主角。
上面这些人，都是“市民”，其实就是在城市居住和劳作的居民。与现代意义的市民相比，除了缺少公*意民**识，一个更显著的特点，是他们与乡村并未完全脱离关系。
不少市民在乡村有宗亲，有田产，有妻室，死后要葬在乡村。城乡在血缘和经济上的界限似乎有些模糊。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会在城市为他人提供服务，同时也在享受着他人的服务。即便贵为有权尽享天下荣华富贵的皇帝，也要以勤政和决策的方式为他的国家和民众服务。只不过，不同阶层的市民，服务和被服务的方式差异显著。
可以说，他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
然而，正是他们的存在和生活，带动了明清城市的进步。
三、区域商帮：游走天地间，汇通大中华
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 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
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剧作家汤显祖专程来到徽州休宁县城附近的汪村，拜会神交已久的同行汪廷讷。踏进汪家宅院坐隐园，汤显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亭台楼阁，鸟语花香，浓缩了黄山之奇、白岳之伟、水乡之灵，好一座建筑精巧、富丽堂皇的梦中之园！
一个普通的剧作家，何以建得起如此豪华的园林？汤显祖突然记起，汪廷讷是远近有名的大盐商，还因此当过朝廷的盐运使。他不得不佩服眼前这个既有雅兴写剧本，又有头脑赚大钱的世外高人。于是，生发出几分嫉妒，几分遐想，才有了这首《游黄山白岳不果》诗。
汤显祖有些疑惑，是什么让徽州人舍弃眼前梦境般的安乐窝，四处经商赚钱？是什么打造了这样一个地域性的商帮，在中华大地叱咤一时？
其实，这正是商业的魔力。汪廷讷只是众多徽商中的一员，而包括徽商在内的明清时代中国十大商帮，叱咤风云数百年，成为推动中国前近代经济滚滚向前的重要民间力量。
这十大商帮分别是山西晋商、徽州徽商、福建闽商、广东粤商（分广商、潮商和客商）、江西赣商、洞庭（今苏州太湖的洞庭东山和洞庭西山）苏商、宁波浙商、山东鲁商。其中，晋商、徽商和潮商势力最大、影响最广泛。
重点说说徽商。
徽州看起来挺好。地跨皖、浙、赣三省，群山环抱，三省的官府都想管，都管不了；降水丰沛，植被茂密，景色宜人；物产丰饶，盛产木材、茶叶、香菇、桐油、山笋等。
徽州也有软肋。物产种类不足，无法完全自给，粮食、丝绸、布匹不够用，食盐则完全依仗外地；“地狭人稠，耕获三不赡一，即丰年亦仰食江楚，十居六七，勿论岁饥也”，依靠农耕难以养活自己。经济资源“结构性失调”。
再美的景色也不能当饭吃。徽州人不得不走出大山，跟外界互通有无，靠农耕以外的收入维持生计，进而将原本投向土地的资金转入来钱更快的商贸活动。
徽州人的致富梦，全都寄托到那个给力的好邻居了。它就是长江三角洲。
10世纪以来，这片位于长江尽头的河汊纵横之地，就是中国人口最稠密、经济最发达、文化最昌盛的地区，物产丰富，市场广阔，既能大量给予，又能巨量索取。徽商求之不得。
徽州群山环抱，山路艰险，不通车马，旱路曲折。徽商就扬长避短，用水路搞运输。或沿新安江而下，经富春江、钱塘江，直抵杭州，进入浙江最富庶的杭嘉湖地区；或由青弋江进入长江，顺流而下至南京、镇江、扬州。两条水路，一南一北，顺流而下，把徽州出产的竹、木、石料、药材、纸、茶叶等物资轻松外运；把丝绸、百货等相对价高质轻的商品便捷地溯江而上，运回徽州。
于是，徽州和长江三角洲形成了资源优势互补的共同体，并借由长江三角洲的地缘条件，实现了祁门“上接闽广，下连苏杭，行旅舟楫，往来络绎”，歙县“接于杭、睦、宣、饶，四出无不通”的畅达景象。徽商们把本地出产的木材运至杭州销售，也把四川、湖南、江西等地的木材贩卖到芜湖、南京、苏州等地，由土产内销和外产内销，逐步发展到外购外销，实现了贸易形式的跨越。长江下游的当铺一度为徽商垄断，当铺的主要客户要么是急需资金周转的商人，要么是家境每况愈下的富户子弟，徽商的触角从传统行业伸进了民间金融业。
明代成化年间，徽商的经营范围急剧扩大，到了“其货无所不居，其地无所不至，其时无所不鹜，其算无所不精，其利无所不专，其权无所不握”的地步，资本日趋雄厚，形成了以盐业、木材、典当、茶叶四大行业为主体的经营格局。
食盐事关百姓三餐，虽本薄，但利厚。早在西汉，盐业就已由官营垄断，成为暴利行业。明清时代，两淮盐业最盛，而又以徽州盐商实力最为煊赫。他们依靠日积月累的巨额财富、无比敏锐的商业嗅觉、工于心计的公关打点，抢得了尽可能多的盐引，从而握有大量的售盐配额，成为南方盐业市场的大哥大，并把盐业做成龙头行业。
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造就了徽商在盐业市场的垄断地位。当时南方主要行销淮盐，产地在苏北沿海，离京杭运河不远。徽商云集的扬州，恰在大运河和长江的交汇点，与常受水旱灾害而淤积的运河山东段不同，这里航运便捷，运输量大，正常情况时畅通无阻；扬州附近的运河沿线城镇，河汊纵横，完全有能力借此将食盐运往各地。
乾隆年间，歙县大盐商江春总理盐务四十余年，家资两千余万两白银，还拥有二品布政司头衔，“以布衣交天子”，与乾隆帝交情颇深。据说，这一时期扬州从事盐业的徽商资本多达四五千万两。这是盐商日子最好的年景。
徽州多山，植被茂密，盛产杉木。徽州木材商以婺源人为主，每到冬季，他们就组织百姓进山伐木，待到梅雨季节河水上涨之时，便利用水力运载出山，远涉江湖，运往千里之外自产不足而又急需木材的京城或江南。清代中叶，放眼长三角，无论是南京的上新河，还是苏州的枫桥，抑或是杭州的钱塘江畔，徽州木材商从长江上中游乃至云贵深山里靠浮水运来的木材，顺流而下，气势如虹，蔚为壮观。
木材虽然没有专卖，造成人为的资源稀缺，但木材商照样名利双收。他们利用替皇宫采买木材之机而致富。万历年间，朝廷修缮乾清宫、坤宁宫，徽州木商上下打点，获得采办资格，并借此*私走**木材。徽州木商王天俊贩卖木材数千万根，偷*税逃**银五六万两。天启年间，歙县人吴养春在黄山占有两千四百多亩山场，每年仅木材一项就收银几万两。朝廷修建宫殿，就用他的木材。
淮河以南的典当业，从明代到清中叶，一直是徽商垄断的。典当虽然交易不对等，但有助于周转资金，调剂缓急。当铺虽小，但获利稳定。徽商凭借资金和人脉，在明清时期的典当业一枝独秀，甚至有“无典不徽”之说。清代歙县许氏在江浙地区开有四十多处当铺，从业人员近两千人。清末上海六十九户典当行，徽商所开者达三十户，还首创当铺与衣庄联号经营，将典当期满不赎的衣物交衣庄标价出售的经营技法。
当铺里接生意的店员，常常称为“朝奉先生”。“徽州朝奉”是跟“绍兴师爷”名气相当的职业，以至于人们把徽州商人、徽州士绅都称为“徽州朝奉”。
饮茶不仅是中国各个阶层的时尚，更是17世纪英国上流社会的时尚。徽州是著名的产茶区，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祁红屯绿”，说的就是徽州祁门的红茶和黄山脚下的绿茶，徽州茶商因这些优质茶源而迅速崛起。
16—18世纪，长江中下游、淮河以南地区以及北京的茶业市场，徽商势力最大。乾隆年间，徽商在北京开设茶行七家，茶商字号一百六十六家，小茶店达数千家。其中，森泰茶庄比较有名，煤市街培智胡同2号的四合院，见证了这座茶庄几百年的沧桑。
资源的垄断，仅仅是徽商取得成功的一个方面，是客观因素。徽商做生意，有着自己独特的致富体验，最成熟的生意经就是贱买贵卖和勤劳致富。
万历初年，苏州饥荒，大批徽商的粮船云集农业丰收的江西，等待低价采购粮食，到苏州卖个好价钱；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苏州粮价暴涨，饥民强借徽商稻米，遭到官府弹压，酿成上万人的闹衙事件。在这些事件背后，徽商都是赢家，利用的是资源和信息的不对称，凭借的是腿脚麻利、坚持跑长途商业贩运。
胡适曾回忆说，其祖上曾在上海川沙镇经营一家小茶叶店，本钱只有制钱十万文。由于祖上艰苦奋斗，逐渐积累，不仅发展了本店，还开了一家分店。到光绪六年（1880年），两家店的总值折合二百九十八万文，其收入足够一家二十多口人的衣食之需。很多徽商就是这样从无到有，点滴积累，勤劳致富。
无论是创业期还是富起来以后，徽商们坚持走南闯北。在胡适的印象里，徽州人出门远行，送行的人要早上请他吃饭，而后送他出村，直到村口桥头，远行人道谢作揖，即将开拔之际，送行的人都会说：“徽州朝奉，自己保重。”走南闯北的徽商的确需要“自己保重”。他们常常身背口袋，装着徽饼充饥，装着绳索“万事不求人”——不仅可以应付行囊损坏、扁担破损等突发情况，而且在死期来临之时用于上吊。显然，所有投身商海的徽商，远行前都有两手准备：吃苦耐劳，破釜沉舟。
当然，徽商跟现代商人的很大不同，就是经商理念仍限于传统体制的框框里。明代中叶以后，徽商形成了读书、做官、经商三位一体的格局。徽商亦儒亦官，从而塑造了一派整体文化素质较高的商帮，儒家思想成为他们追逐商业利益时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因此，致富之后的徽商，会把余财转回故里，修祠堂，造宅院，建学校，修族谱，置族田，建书院，认祖归宗，造福桑梓。
这么做的好处，当然是反哺故乡。坏处也显而易见：一方面，叶落归根，反映出徽商有着强烈的宗族和地域观念，会成为其跨地域发展的羁绊，甚至拖后腿；另一方面，经商获利没有转化为扩大再生产，或者转型升级的资本，从而失去了将徽商由旧式商人转变为近代商人的历史契机。这样的契机，并非转瞬即逝，但在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得到。
和平年代、繁荣时期，伴随着经济成长，不动产价格总体也会上扬，成为抵御通胀的避险和投资工具；然而，当危机来临之时，如果过多的资金被固着在类似田产、房屋等不动产上，难以迅速变现，就会让这些商人面临资金周转失灵的困境，甚至灭顶之灾。危机时代，现金为王。
进入19世纪，当国内外经济形势骤变之后，徽商的好日子终于到头了。红顶商人胡雪岩的衰败，就是最典型的案例。
传统商帮被淘汰出局，新式商业类型不断涌现。中国经济就在新陈代谢、潮起潮落中走上了近代化的进程。
四、小官巨贪：现实版“*场官**现形记”
康乾盛世的繁荣和富庶，在当时全球都是首屈一指的。然而，这样的好运气到乾隆帝就到头了。皇位接班人嘉庆帝和道光帝，可没这么好的福分。乾隆后期，花钱如流水，把前期国库攒的几千万两银子花得稀里哗啦。就在他“完美交棒”（内禅）之际，川楚白莲教起事把康乾盛世背后的阴暗面全都翻了出来。朝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耗费数以亿计的饷银，才平定起义。此后，清王朝的财政一直处在紧绷状态下，不复盛世景象。
道光帝上台后，深知解决财政难题，只有开源节流。开源，意味着增加税收，不光老百姓不干，康熙帝定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祖制、乾隆帝定的“一口通商”政策，使他既无法增加农业税，也不敢拓展海外商业收入。
开源有难度，那就节流吧。道光帝就从自己做起，从小做起，带头过节俭的生活。
当皇子时，他房间里除了桌椅床铺，什么家具也没有。烧饼就茶水，往往就是一顿可口的晚餐。当皇帝后，不光宫廷经费压缩了一半，全皇宫都过紧日子，而且连他的日常衣物，都是补丁摞补丁。
就是这样一位将省钱视为己任的皇帝，却时运不济。持续两年的*片鸦**战争，花掉了几千万两银子的军饷，到头来打了败仗，还得给英国人赔银子。黄河决口，灾民无数，治河赈灾，又是一笔庞大的开销。光靠道光帝辛苦省下的那点银子，根本不够用。看着白花花的银子如流水般消逝，这位年逾六旬的老皇帝，心里可谓打翻了五味瓶，个中滋味，一言难尽。
道光帝是这个帝国精打细算的好会计。在他的筹划里，就算花销再多，户部国库里总得留点钱当准备金，以备不时之需。这笔钱大概有一千万两，相当于朝廷每年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万万没想到，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也就是*片鸦**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京城曝出的丑闻，将道光帝脆弱的心理防线击得粉碎。
这年，负责看管户部银库的库兵张诚保，给侄子捐了个官。侄子把钱交到了户部，叔叔管过秤收钱，结果开了收据，钱却没收。这事瞒上没瞒下。管银库的小吏们因分赃不均，有人就把这事捅了出去。户部一查不要紧，问题越揭越多，最后扯出了一个惊天内幕：户部银库的实际存银，比账面少了九百二十五万两。这也就是说，所谓“准备金”，基本就是一笔空账。户部国库，给皇帝唱了一台空城计。堂堂一国之君，就是个穷光蛋。
听到这样的消息，道光帝的感觉，基本上算是五雷轰顶了。在谕旨里，皇帝一边感慨“实属从来未有之事”，一边痛骂涉案人员“丧心昧良”。刑部、吏部和步军统领衙门奉旨联合介入，对户部的官员和库兵不分昼夜地地毯式审查，得出的初步结论是：九百二十五万两银子绝非一人所偷，也非一次作案所得，但嫌疑犯基本锁定为户部银库的库兵。
户部对银库的管理是很严的。为了确保国家资金安全，只有库兵才有资格进银库。而库兵无论冬夏，在银库里只能穿专用制服，离开银库时必须脱掉，换回自己的衣物。离开银库时，会有专人检查库兵的身体。他们让库兵光着身子跨过板凳，两手往上一拍，大喊一声“出来”，以此来验证库兵的体内、腋下、嘴里、手中没有夹带银子。管得是够严的。
不过，中国人自古就热衷“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库兵偷银子，肯定不会用大车明目张胆地运。九百多万两银子，那得准备多少辆车，运送多少趟啊，太招摇了。库兵的偷窃技巧是：要么把银子通过肛门塞到体内，要么把银子放在茶壶里。
前一种办法听起来很恶心很难受。库兵的具体做法也很奇葩——塞入时，用猪脂肪将银子包上，再用点儿松骨的药，一次最多塞入八十两，能忍三十分钟。这真的是个技术活。
后一种办法主要在冬天用。库兵出库时打开茶壶盖，将茶壶翻转就能过检。实际上，银子冻在茶壶里，自然倒不出来。
虽然每次库兵偷出的银子不多，但也架不住天长日久。积少成多，若干年算下来，也是个天文数字。
清朝的官府办案效率看起来还行，真相很快就查明。可是，既然有这样的办案本领，又有严格的安检制度，为什么时至今日才东窗事发？
原来，自嘉庆五年（1800年）以后，朝廷再没有全面清查过国库，每年只是例行公事地查查账，基本就是走过场。安检制度虽然一直在执行，基本上也是形同虚设。而那些监守自盗的库兵，也绝非善茬。想端上库兵这个饭碗，多数情况下既要花钱买，又要路子硬。这样的关系户上位后，背景深厚，没人敢动，成了朝廷治理贪腐的死角和真空区。
案子查清，下一步就是处理涉案人员了。道光帝犯难了。这是一起小官巨贪的群体性案件，绵延几十年。如果追究起来，不光株连甚广，而且取证艰难。思前想后，跟大臣们反复商量，道光帝只好做出了“法不责众”的决定，《清宣宗实录》如此载：“本应立置重典，以肃法纪，惟事阅多年，官非一任，即书吏丁役等亦人数众多……”人数众多，要完全查清根本不可能。因此，除了个别证据确凿、情节恶劣的库兵被判刑，多数官兵没有被追责。
刑事责任可免，经济责任不可免。眼下，朝廷正是缺钱之际，道光帝责令在这件事上失职的所有官员，按照任期长短，分摊赔偿国库损失。不赔钱就进监狱，规定时间内赔不清，不光不放人，还要让子孙接着赔。不过，这项追赔计划执行得很不理想。确实有些官员赔不起，只能不了了之。而一些罪大恶极的库兵，由于嗅觉灵敏，案发前就玩起了消失，直至道光帝驾崩，也没能抓获归案。
作为清王朝有名的铁公鸡，经历了这样的丑闻，道光帝心力交瘁，再也没了励精图治的勇气和信心，只能默默接受帝国走下坡路的现实。而这场国库监守自盗的案件，跟和珅的贪腐大案、甘肃通省冒赈捐监案、庆亲王奕劻买官卖官的丑闻等相比，只是清代诸多贪腐案件中不起眼的一件，是个缩影。在经济向前发展的同时，社会财富的积累也在刺激着一些人的贪欲。当他们的权力不受监督，制度难以约束之时，便开始为所欲为。归根结底，清代的贪腐问题，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一样，都是君主*制专**体制的衍生品，是政治发展失衡的产物。克服贪腐，既要治标，更要治本，要从建章立制入手，要从改革官员权力运行机制、权力监督机制、收入分配机制入手，皇帝要率先垂范，真正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然而在封建王朝，这样的目标难以实现。
五、道光萧条：前所未有的难题
道光初年，浙江嘉兴郊外。
沈铭彝，早年曾是县里的候补训导，相当于县中学候补校长。晚年身体不适，回乡闲居。坐拥一二百亩田地，加上开馆授课的微薄收入，还能维持全家八口的生计。然而，他的乡绅生活过得并不如意，所有的麻烦，都源于一个新名词——“道光萧条”。
沈铭彝居住的村子名叫竹林里，夹在嘉兴县新丰镇和新篁镇之间，是个水网密布的小村庄，人们每次出行都得预约船只和船工。然而，就像今天的“打车难”一样，那时约条船也不容易。即便约上了，不光型号小，坐起来不舒服，而且经常碰到交通拥堵。
道光三年（1823年）五月二十日，沈铭彝送继子到县城读书。本来是打算赶赴两天后的迎送入学仪式和文庙祭祀典礼，没想到赶上了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
从阴历二月到九月，苏杭地区的大雨就没停过，因此引发严重水灾。这年是癸未年，历史上就将这场水灾称为“癸未大水”。
据《沈竹岑日记》录，当时沈铭彝目光所及，“水深三尺，几及岸矣，近田俱没”。竹林里“惟大塘环桥可过，余外乡村小桥俱不能去”。沈铭彝犹豫再三，还是觉得入学谒圣乃“士子进身之始”，就是下刀子也得参加。于是，他找了条小船，冒险出发，途遇小桥就卧倒，到了新坊镇再换乘大船，抵达县城时天已擦黑。几十里水路走了一整天。
如此狼狈，让沈铭彝和很多人一样，把外出当作畏途，宁愿宅在家里。由于行船困难，找船不易，一些船老大趁机提价，甚至翻倍。
更让沈铭彝闹心的，是水灾对农业的毁灭性打击。田地被水浸泡良久，不仅水稻绝收，而且肥力受损。沈铭彝致信友人：“薄田无几，向藉佐粥饘，现在不但有赔粮之累，此后更何处投乞米之帖，均切焦思。”
他的担心并非多余。天灾导致农田减产，许多佃户交完租税，几乎剩不下口粮。而交不齐租子，像沈铭彝这样的中小地主，就有可能饿肚子。于是，佃户想方设法避税逃租，地主挖空心思催粮催租，租佃矛盾愈演愈烈，沈铭彝也被卷入其中。
癸未大水后，催租催粮成了他日常生活中的大事。他每年都得忙活好几个月，还得给县官送礼，请官差抓人，逼迫佃户交齐租粮。
其实，沈铭彝也不愿这么做。既然收租困难，那就干脆把田地卖了吧？种地给地主和佃户都带不来好处，地价自然就涨不起来，甚至不断下滑。有些地方的地价在二三十年间下跌了80%，依旧无人问津。即便田租打折，也找不来合适的佃户。
沈铭彝做梦也想不到，他正经历着中国气候的转折时期。据刘昭民的《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记载，1740—1790年，年均气温比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年均气温高0.6摄氏度；1791—1850年，年均气温低0.8摄氏度。尤其是1816年的平均气温，竟低2摄氏度。低温导致夏季季风和冬季季风在华东停留和交锋，降水和降温交织。
温润气候会促使水稻产量提升，成为促成乾隆盛世的诱因之一。而低温天气和连绵降水则导致水稻减产，对以农业为支柱产业的清代中国带来深远影响。
低温时代的来临并非偶然，这是全球气候变化的一部分。当时，北半球进入了为期15年的气温骤降期，1816—1830年平均气温创造了1600年以来的最低纪录。低温导致农作物减产，很多国家因此发生“粮食骚乱”，道光初年的中国也不例外。
在沈铭彝的家乡，一些拒绝交租的佃户联合乡村无业游民，打家劫舍，无恶不作，勾结胥吏，巧立名目，滥收税费。许多富户被迫逃离故土，搬到县城。而沈铭彝依旧留在家乡，继续着担惊受怕的日子。
水灾，改变的不光是出行习惯，更是沈铭彝和竹林里的生活状态。
沈铭彝的继子到县里读书后，多次赶考未果。直到癸未大水这年，一个远房亲戚的门生当了浙江学政，沈铭彝多次拜会，反复送礼，才疏通关系，给继子捞了功名。而更多的穷书生，没有关系，没有背景，科考落榜，就意味着努力白费，只好沉淀乡村，穷困终生。
进入道光年间，这些读书人的生活更窘迫了。据《沈竹岑日记》载，道光十三年（1833年）二月，“菜油每斤一百四十文，花油每斤一百十文，桕椤每斤一百八十文，棉花每斤一百文，皆从来所未有，其余无不昂贵。米价虽不至如上秋六洋，此时亦每石四洋以外，寒士何以过活”。就连文史书籍，售价也高不可攀，一部《昭代丛书》卖十两银子，一般的读书人根本买不起。
物价上涨带来的，不光是生活成本的提升，更有农村副业的凋敝。中国传统社会，男耕女织互为补充，一旦“耕”掉链子，“织”还能维持生计。而据姜皋《浦泖》载，在道光年间，“标布不消，布价遂贱，加以棉花地荒歉者及今四年矣。棉本既贵，纺织无赢，只好坐食，故今岁之荒，竟无生路也”。棉花歉收，棉价上涨，棉布滞销，布价下跌，这一涨一跌，使棉纺织业无利可图，陷入困局。
让沈铭彝烦心的不光是物价上涨，还有越来越高的纳税成本。官府规定，纳税须用银两，但市面交易常用铜钱（制钱）。雍正、乾隆年间，银钱比价长期稳定在1∶1000的水平，即1两银子可兑1000文铜钱。而到道光年间，这个比价增至1∶2200。如果纳银交税，就得多花一倍的铜钱。虽然以银两计算的米价下跌了25%，但换算成铜钱计价依旧是上涨的。沈铭彝觉得，无论是买东西还是交税，自己都越来越亏。可除了抱怨“银太贵”，也没什么别的办法。
沈铭彝绝非无病*吟呻**。据《（光绪）松江府续志·田赋志赈恤》载，道光十三年（1833年），时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表示：“民间终岁勤劳，每亩所收除完纳钱漕外，丰年亦不过仅余数斗。自道光三年（癸未）水灾以来，岁无上稔，十一年又经大水，民力愈见拮据。是以近年漕欠最多，州县买米垫完，留串待征，谓之漕尾，此即亏空之一端。”不仅百姓的口粮不足，就连朝廷的漕粮也难保证。
面对银贵钱贱的局面，中产家庭还能勉强支撑。而那些感到读书无法改变命运的年轻人，要么破罐子破摔，热衷赌博、抽*片鸦**，要么投身胥吏，包揽词讼，播弄乡愚，吓取钱财。世道浇漓，萎靡不振。
沈铭彝知道银贵钱贱，却搞不懂其中道理。学者林满红发现，嘉庆十三年（1808年）至道光三十年（1850年），中国市场上流通的白银减少了30%，从而出现银两的“通货紧缩”。与此同时，私铸小钱和外国轻钱的流入，使铜钱的流通量猛增，从而出现了铜钱的“通货膨胀”。那么，这些银子究竟去了哪里？
中国的白银产量有限，市场上流通的白银主要来自中西贸易。整个18世纪，中西贸易的基本结构，是西方列强用美洲白银作为支付手段，换购中国的茶叶、生丝、瓷器等。长期顺差的状态，被大量输入的*片鸦**打破。*片鸦**逐渐取代白银，成为英美列强在中西贸易中的主要支付工具。为了购买*片鸦**，中国市场上的白银大量外流。1800—1834年间，白银外流的总量多达2941.6万两，甚至比当时国库的存银还多。
另外，美洲白银的减产，使全球白银供应紧缺，中国市场也受到了影响。白银外流和减产，成为银贵钱贱的主要诱因。考虑到官府和民间的大多数开支都用白银给付，银贵钱贱的市场影响之大，可以想见。
银贵钱贱的后果是很严重的。以白银计价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价格下跌，使这些行业遭受了较大冲击，导致商业活动减少，从而加剧市场的萧条，最终导致赋税征收困难。拖欠薪资成为常态，维持官员薪俸和*队军**饷银已属不易，遑论加薪。量入为出的财政体制，导致吃皇粮者长期不加薪，合法收入与物价无法匹配，对*场官**陋规的蔓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清代诗人龚自珍在《西域置行省议》里写道：“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这就是同年登基的道光帝必须面临的局面，也是沈铭彝所处的时代。当代一些学者将其称为“道光萧条”。
这是一次经济增速下滑的衰退。
按照美国经济学家麦迪森（Angus Maddison）运用购买力平价法的测算，1700—1820年间，中国GDP在全球所占比重从23.1%提高到32.4%，年均增速0.85%；而欧洲的GDP的比重仅从23.3%提高到26.6%，年均增速0.21%。然而，此后一百年间，中国经济不仅增速放缓，而且比重下滑，到1900年时只占全球比重的11%。显然，1820年是个由繁荣到萧条的转折点。这年及其后的三十年间，正是道光帝统治时期。
这是一次新旧问题叠加的衰退。
乾隆后期凸显的人口膨胀、资源破坏、环境污染、物价上涨、人均耕地面积减少等问题，在道光年间非但没有缓解，反而叠加了气候变冷、银贵钱贱等新问题。这是历代统治者都未曾遇到的新情况，是传统经济增长模式走到极限后边际效用递减的体现。化解这样的新局面，需要决策层既懂经济学，又有大智慧，更有创新思维和进取的勇气。
这又是一次主动寻求改变的机遇。
纵观世界历史，衰退从来不是世界末日，而是提供了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历史性机遇。对于道光帝来说，破题之道在于主动求变——改“抑商”为“重商”，发展近代工商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消化人口膨胀带来的生计压力；结束闭关，扩大外贸，获取源源不竭的海外资源，弥补国内市场的流动性短缺；改变人才评价机制，默许发明创造，认可多元发展，杜绝万马齐喑，给社会注入积极向上的创新驱动力。
遗憾的是，道光君臣没有这样的见识和勇气。他所重用的大臣，如曹振镛、穆彰阿，以“多磕头少说话”为能事。面对外部世界对中国经济潜移默化的影响，道光君臣倾向小修小补，做一些倡行节俭、鼓励垦荒之类的事。就连改漕运为海运这样的微改革，都要争论多年，久拖不决。“道光萧条”带来的转型门槛，中国终究没能主动跨越。
历史提供的机遇，“有效期”截至1840年。其后，中国只能被动地融入全球经济，而这一过程充满艰辛、波折、动荡和屈辱，代价更大、成本更高。
乡绅沈铭彝对此一无所知，只是把自己在“萧条”岁月的生活和疑惑写成日记，后人将这些日记编入一本名为《沈竹岑日记》的书里，流传至今，成为我们认识和理解那个时代的一把钥匙。
这几本书值得读一读：
1.戴逸主编，郭成康著：《18世纪中国与世界：政治卷》，沈阳：辽海出版社，1998年。
2.［美］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3.梁小民：《走马看商帮》，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
4.唐博：《住在民国：北京房地产旧事（1912—1949）》，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