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世界因不同而精彩，只有具备足够眼界和胸怀，能跟不同观点、不同立场的人交谈、共处，才可能享受到这份精彩。

译者自述

因为观点的分歧、立场的差异，人们不惜反目为仇，发起大大小小的言语战争。曾有人宣称，是否亲人，不能按血缘来划分，而应该按三观来划分。极端到这种地步，跟过去“亲不亲，阶级分”的主张，其实已经相去不远。

三观真的那么致命，以至于可以凌驾于亲情、友情之上么？这当然不合情理。

但遗憾的是，这似乎正成为时尚。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观点，叫三观不同，不必强融。三句话不合意，有人就会甩出这句话，以示其高贵、正确和决绝，对对方的不屑一顾。

不久前，有一对夫妻决定离婚，他们好心的表姐安排他们和我交谈。

为什么过不到一起呢？妻子给出的理由，正好就是“三观不同”。

请她举例说明如何个“三观不同”。不久前两口子看了一套房子，她决定买4楼，先生认为2楼好。她的理由是，4楼采光更好；他的理由是，2楼更便宜。她认为不缺钱，无需节省；他觉得多花的钱不值当。 一气之下，她定了4楼；他不甘示弱，定了2楼。各自的愿望都满足了，矛盾并未解决。她觉得丈夫赚钱不多、不做家务，脾气还大。他觉得妻子强势，这么多年受够她了。她认为一家人必须统一思想，民主集中——当然，必须集中到她的标准上来。他拒绝臣服。 如果不介意分道扬镳，当然都可以坚持自己的三观；如果还想在一起，势必需要达成包容彼此立场、观点、情绪的沟通机制，自己的三观也就不可能那么重要了。

——好消息是，在我的协调下，这对夫妻当场和好了。他们终于明智地各让一步，同意亲情高于三观。

“三观不同，不强融”，作为个人选择，无可厚非。

但问题是，一沙一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宇宙。世界上并没有三观完全相同的两个人。如果因为三观不同，亲人都可以反目，请问，如何与他人相处？如何在世上立足？

也有人反其道而行之，他们不满足于发现问题，发现彼此三观的差异，而更重视问题的解决——乐此不疲地跟观点、立场不同的人交谈，但不是为说服对方，而是为增进彼此了解，为扩大自己的眼界和心胸。

前一种做法叫做“排他性”沟通方式；后一种做法叫做“包容性”沟通方式——也就是对话哲学大师西奥多·泽尔丁所谓的“新对话”。

正如泽尔丁所说，如果可以在参与交谈之前做好被交谈对象改变的准备，怀着倾听对方的态度，收获就会很多，自己就会获得改变；相反，带着战斗心理、征服欲望进入谈话，就不那么有耐心听对方说些什么，收获就会比较少，结果就是“话不投机半句多”，或者大吵一架，分道扬镳。

三观同不同，其实不是最重要的，比三观更重要的是亲情、友情，比三观更重要的是共处。

这就需要包容*交性**谈。包容*交性**谈导致思想的激荡，心灵的会晤，倾听、理解带来温暖，有助于相互理解，也有助于让听者变得谦卑。

宗教、政治议题被普遍认为是引起纷争的主题，但也未必。

我们可以通过改变这个内心对话本身，改变沟通的结果。以泽尔丁所说的“新对话”方式，任何话题都可以充分交谈，不唯政治、宗教。

变排他性对话为包容性对话，改善关系，改变世界，促进和平。

尤其改变你身边的世界。你身边的亲人、邻里、同事，都是你可能需要一辈子相处的人，无论三观怎样不同。可能需要一辈子相处的人，才是对你最重要的人，却仅仅因三观不同而彼此伤害，这是多么惨痛的代价。其实可以不必付出这样的代价——只要懂得包容*交性**谈，三观纵然不同，也可以和谐相处。

世界因不同而精彩，只有具备足够眼界和胸怀，能跟不同观点、不同立场的人交谈、共处，才可能享受到这份精彩。

这一点，对于观念战争的烽火已经遍地燃烧的当下中国，实在太重要了，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各种思想不只是需要彼此遭遇，还需要互相拥抱。且在对话上需要停顿，进而让思想在合理时间下交融。我特别珍视这种交谈：谈话对象不同于我，谈话内容介乎于我理解与不理解之间。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人们之间分歧最大的是宗教，直到两个世纪以前，宗教话题还构成西方人绝大部分的交谈内容。

我喜欢这样的交谈：具有明显立场差异的人能够就某些主题形成共鸣，无论这种共鸣多么有限。

由于宗教在很多地方仍然主导着讨论，因此，促成信徒与非信徒的对话既紧迫又有趣。

例如，许多人说自己和上帝有交谈。纵观历史，这种交谈极大地影响了人类的行为，或者激发勇敢的行为，或者提供不幸之时的安慰。神秘主义者的交谈可以为超然艺术(the art of detachment），即对问题或者情形保持距离，在不受个人偏见与情绪干扰的情况下，透彻地观察问题或情形。

这是一种独立的思考，在评估面对的事项的重大意义时，尽可能使用常识和过往经验)的讨论、为如何不被人类苦难压垮（今天，很多没有宗教思想的人也在进行这种尝试）的讨论提供很好的起点。

例如，生活在十一世纪、所著《亲密的交谈》流行了几个世纪的波斯人安萨里（Ansari,1058～1111年,伊斯兰教权威教义学家、哲学家、法学家、教育家，正统苏菲主义的集大成者。全名艾布·哈米德·穆罕默德·伊本·穆罕默德·图西·安萨里）对上帝这样说：“仰望你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众王之王，头顶王冠；反观自己的时候，我觉得置身于卑微的人群，蓬头垢面。你给予的快乐无不伴随着痛苦。除非与你绑在一起，否则没有自由可言。”这番话有很多值得讨论的地方。

与安萨里不同，一位当代美国女性记录了她与上帝之间的对话，虽然那不是什么美妙的诗篇，但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引起迥然有异的思考。

她对上帝说：“在我削土豆的时候，我觉得你在我身边。我烦透了家务活儿，烦透了孩子们。他们令我心烦意乱，所以我想尖叫（我的确叫了）。此刻我觉得很厌恶我丈夫。我希望他能出个差。也许他也觉得被婚姻困住了。主啊，请帮我认识到身处此地——在这个温柔的陷阱中，我是多么幸运吧！把我逃跑的幻想变成有益的目标吧。保佑你肯定希望我成为的那个人，而不是一个自哀自怜的苦工吧。让我坚持下去吧！”

在这个加入宗教的人与舍弃宗教的人一样众多的时代，在许多人正在成为原教旨主义者的时候，同他们交谈、理解其宗教热忱背后的思考非常重要。

聚合不同国度的人共同参与体育运动和音乐会有益、好玩儿，但是只有长谈才能揭示许多文明对西方的深刻怨恨所具有的充分意义。对于我们视为我们的胜利，包括我们的自由、我们的帝国或者我们的技术之类的东西，他们抱有很不一样的看法。

文明之间的对话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必要，因为它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有能力给彼此造成这么大的伤害。我们的情感在逐渐发生变化，例如，随着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游览印度，发现英国人的统治给印度人，包括那些背诵英国诗人作品比我们还多的印度人，留下了怎样的苦涩记忆。

文明之间的对话因开始进入我们历史记忆的谦虚精神而得到转变。我们记得印度在五百年以前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

我们越多遭遇不同形式的温柔和欢乐，我们可以夸耀的胜利就越少，就越不会满意我们自己的许多交谈痛苦。

例如，观看印度舞蹈的时候——那是口头谈话美丽惊人的替代品——我们认识到，关于交流艺术，我们需要学习的还很多。

参观伊斯兰世界的时候，我们的情感也会发生改变。在公元二世纪初，伊斯兰文明是当时全世界最辉煌的文明，而在与伊斯兰妇女交谈时，发现不同国家、不同阶层的人体验样式丰富的情境，认识到他们的状况在历史过程中发生了多少次变化、如今又在发生着怎样的变化，我们由此领悟，像基督教和其它任何宗教一样，伊斯兰教有多种多样的解读方式。

神在《可兰经》中说：“我们创造了你们这些男男女女，令你们组成国家和部落，以便你们互相了解。”

对话使你面对一个个的人及其全部的人类复杂性。

在与每个洲、每种文明进行对话之前，我们的教育不可能完整。那是一种令人内心变得谦卑的经历，这种经历使人意识到，在世上有如此多不公正的情况下，和平相处有多难。

每当一个人进行了一次成功的交谈，确立了一种共同的人性意识、彼此的尊重，就带给我们巨大的希望。进行了这样的交谈之后，一个人就再也不会是与过去相同的那个人了。

你可能想知道是否应该传授交谈的艺术，或者谈话艺术是否像舞蹈那样可以传授。维多利亚时代的人认为应该这样做。他们出版了大量这个主题的书籍，表明他们觉得其新的雄心抱负需要一种新的风格。不过，他们学习交谈的目标不能完全满足当前的这代人。

他们的目标是使时间过得更愉快、受到他人的好评以及自我提升。谈话教师忽视个人接触、思想与同情心亲密交汇之类的观念，尤其忽视了了解生命的意义以及言行举止应该如何的观念。他们以为谁都明白人生的意义。

他们认为自己是在宣传介乎于音乐与医药之间的一种知识，也就是说，他们是演说术教师，负责纠正口音和表达，而不负责深化交谈的主题。在大多数历史时期，矢志成为谈话者的人往往避开太过深入或者太过私人的话题。他们谎言欺世：他们不说心里话，而是重复时尚话语，或者以警句的方式说那些他们自己并不相信的话。

我希望新世纪可以更具冒险精神。仅仅个人提升或者名望已不再是交谈的主要目的。这个世界缺少的是方向感，因为我们为周遭的纷争不知所措，好像行进在永无尽头的丛林之中。

我唯愿有人开始那种驱散黑暗的交谈，用这种交谈创造平等，带来勇气，让我们向陌生人敞开心扉，最实际的是，重构我们的世界，使我们不再因我们的行话或者职业无聊彼此隔绝。

我们无法再造文艺复兴，我们无法使历史重复自身，但是，我们可以创造一个类似于文艺复兴的东西，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

这就是我所谓的新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