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绰号来源于社会生活，并与人类社会相伴而生。从古至今，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只要有人类与社会交往存在，就必定会在交流中出现对他人的评价。

而为了方便交流，在日常生活中，以诙谐方式简明概括成一个称谓来评价某一人物或人物相关的事件，便与记忆与传播，这些评价往往与被评者异于常人的特点及当时社会大众所能接受的认知相关，成为记忆在文本空间中存在。

隋唐五代的绰号具有表情色彩，其中融合了时人的观念与看法。通过绰号，可以看到人们对某人物、群体的评价与认知。这种评价与社会观念紧密联系，反映出一定历史时期的世风民俗、审美流向、民俗心理、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等内容。

绰号是“谈笑间的记忆”，具有使用场合的非正式性特征，某些场合绰号众多，有些方面则全无绰号的影子，没有人会将这方面当作绰号的素材。

一、绰号中的政治、经济展现

绰号，是社会交流的产物，是生活百态的写真。由于绰号乃时人将所见，经他们思考并评价之后得出的产物，因此自然会折射出此时期的一些社会现实。

后世人们可通过绰号这扇窗口，借时人之眼、之口，窥隋唐五代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的情况。

说到政治，涉及的群体主要是皇室成员以及官员。这些与政治相关的群体，处于一定的政治背景与政治事件中，他们的绰号可反映这些背景与事件，以及本人的政治态度及立场。

群臣共事时，官员处于一个政治环境中，同事之间、各部门之间也会相互品评，表达自己的看法。有些绰号与政治制度关系密切，是基于某种制度而被人重视、放大命名的。同时，绰号由于其特性，包含着社情*意民**，在政治方面能起到反映社会评价的作用。

参与政治者政绩如何，品行高下，民众都看在眼里，并会赋予相应的评价。绰号就像晴雨表，直观反映群众的认知与内心的想法。对于统治者，其绰号往往能够反映帝王在位时的主要特征。

唐五代官员质量良莠不齐，亦存在一些品行不端、行为恶劣、德不配位、贪赃枉法、阴险狡诈的官员，百姓们则用绰号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与谴责。

科举在隋以后成为了主要的政治制度之一，对于选官用人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在隋唐五代时人心目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整个社会自上而下都看重科举，甚至唐代皇帝宣宗李忱都对于科举充满向往，于殿柱自题“乡贡进士李某”之号。

科举制度是一种对于才学能力素质的考评过程，因而科举入仕多被称誉。

唐僖宗年间杜昇特敕赐绯拜拾遗，然杜昇又通过科举登第，复拜拾遗复服色，时人荣之，号为“着绯进士”，此号不仅表达了对杜昇的赞誉，更是验证了在人们心中，科举是一个检验是否有为官之才的标准。

制度以文本形式出现时，是一时的、适用于大范围的规定，但社会是不断流动变化的，因此制度又根据社情的变动，不断契合时代发展而出现一定变化。

在隋唐五代时，朝中不乏同族或亲人共事者，群臣也给与他们绰号以易分辨或予以赞美。

唐贞观中，库部郎中韦凑与弟吏部郎中叔谦、兄主爵郎中季武同省，时号“三列宿”。这是兄弟三人共在朝中的情况。

在*场官**中，官员的服饰颜色作为与品级、政治紧密相连的具象化展现，是“政治化了的服饰”，因以成为众官讨论、关注的话题。虽言服色，实际上却是在表达对政治现象的批判和*场官**百象之展示。

唐代经济相较于前代，有了一定的变化。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富民群体的崛起。富民之阶层的划分以财产的多少为主，他们可能自身没有权势，但拥有巨财，并通过财富来间接地网络人脉，拓展势力。

从社会视角来看，这一新晋群体自然会受到社会的审视与评价，成为百姓们茶余饭后的议论对象。

绰号虽然不一定能直接体现出其富的情况，但我们却可最直观地从中看到时人对于富民生活的关注，以及他们在议论中是如何看待这些“有钱人”的。

二、绰号与文化风俗

绰号源于社会，包含着时人所接触的社会现实以及在此基础上创造的文化，因而在内容上，绰号蕴含了一个时期的文化内涵。

绰号又属于文化现象，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及外显表现形式之一，与其他的文化表现形式存在时代之共性，展现出一个时期的文化趋向与时代风貌。

隋唐五代时的绰号不仅涌现出宗教、文学、艺术等文化方面的诸多内容，其本身亦可反映隋唐五代文化之特征。

隋唐五代是一个兼容并收的时代，对外交流的频繁，社会风气的开放，对文学艺术的重视，各类宗教信仰的发展，使得隋唐五代时期之文化，呈现出一种多方融合、异彩纷呈的态势。

绰号作为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同时也是文化内容之载体，也体现出了这种融合交汇的特征。文化之多元交汇特征主要表现在对于宗教与异域文化两方面的融合与吸收。

以唐人之眼对这些外来人物与文化进行感知，更多地了解外域，并将这种认识吸收进文化之中。隋唐五代时期，民族融合，域外往来交流频繁。

在这一时期的绰号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外来文化带给本土居民的影响与文化之间的相互融合，并可以通过这些绰号，体悟到时人对于域外的认识。

绰号本身属于“俗”的一种文化表达，因此它本身体现的，首先是“俗”的文化特征，令人感受到俗文化蓬勃的生命力。

这种雅与俗不是对立或者独自存在，而是交互共生的。最突出的展现是据历史人物典故而命名的绰号。

用典是雅的展现，但绰号之形式却俗而直白。二者相互结合，创造了一种雅俗共赏之形式。隋唐五代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常见典故，其中人物典故占了很大一部分。

一个时代产生、常用的词语往往会蕴含着时人的看法、认知与心态。在古人的生活中，对万物的感知探究是很常见的一个活动。时人感知动植物、气象、物用等万事万物，并再加入所思所想，赋予它们一定的文化内涵，有象征意义与隐喻内含其中。

对万物进行感知并借此抒发情感是隋唐五代文化的特征之一，这些绰号展现了隋唐五代时人的联想与想象，具有一定的感情色彩。

这一时期，选官用人制度对于学识与文釆的要求，促进了社会读书、创作风气的发展，自隋开始，统一与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为文学与艺术的创作提供了一个兴盛的序幕，经济与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使人们有更多的精力追求精神的“食粮”，展示与倾诉自我的内心世界。

在文学艺术方面，隋唐五代尤其是唐代表现出了较高的成就，也出现了诸多在文艺方面闻名于世的人物。绰号作为语言与文字方面的艺术性表达，以文字话语勾勒出具有漫画性质的号主肖像，与文学与艺术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人们关注、甚至热切地崇拜拥有才华的创作者们，用绰号来评价与表达对于这些作品与创作者的看法，因而这一时期的绰号也能够展现一些文学艺术方面的时代内容。

巫卜之风盛行于隋唐五代，且南方地区此俗更甚，通过绰号展现了出来。绰号的号主不仅有专职从事巫鬼卜相者，更多的是在这方面有天赋的从事其他行业的人，侧面反映出巫卜之风在社会中的流行。

三、绰号与社会生活

绰号之变化展现出了圣人异相与生理缺陷在隋唐五代时的转化与演变。极为稀有之缺陷，由于少见，因而人们依旧敬畏，认为此相不来自人间，会赋予其特殊的含义。

而在这一时期变得常见之缺陷，人们则卸下防备，认为不足为奇，便将此作为笑料，用以嘲谑，并根据这些生理缺陷起绰号。

隋唐五代更多地受到传统相术、佛教面相与审美观的影响，在圣人形象之塑造上更加注重美观与符合相学之思维，是建立在健康与观察力之上的审美。

圣人异相自汉代兴起，在后世的传播过程中，影响大的、成功之人的异相被人记住，在遇到时会多加留意，加以联系，但有时年代久远，有些异相的具体情况人们难以在自己生活的时代找到对应，也就渐渐淡化消弭了。

且在汉代时，圣人异相是统治者为了巩固地位而制造出来的，所以是用相貌来附会事迹的一个过程，事迹的结局可以自己操控，也就看起来像是真的天命一般。但后世多是人去附会对应这些奇异相貌。

有人会认为自己天生不凡而采取积极的行动，但有人就以命运自傲，坐享其成，等着天命自己找上门。

不过无论是哪种行为，都绝不像汉代所造之神有百分百的成功率，而是充满了不确定性，因而出现了很多即使有贵人之相，却不能应验面相之人。

也在这样的影响下，更多的“异相”就变回了“缺陷”，变成生活日常的一部分。总之，“圣人异相”与“生理缺陷”的转变，仅在一“神”之间。

总结

绰号是一种不同于姓名体系及自号的一种称谓方式，作为舆论形态之一存在于社会中，同时，绰号还是一种由人们自发产生的文化现象，是文化表达形式之一。

绰号起源甚古，世界各地都不约而同地产生并发展着这种文化现象，虽然定义它的名称根据各区域的文化而有所不同，但这种现象具有共性，是一种必然产生的现象，因而绰号的起源或可追溯到语言产生之时。

隋唐五代时绰号承魏晋南北朝遗风，又进一步伴随着社会发展有了新的变化，具有多元融合、雅俗共生以及取诸身边万事万物的特征与倾向，这也正是这一时期文化的特征的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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