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增长后，中国在全球产业链扮演着关键角色，然而3年疫情让全球供应链受到了冲击。
从2020年的疫情爆发期，经济活动停顿带来减产和库存消耗，隔离限制了就业；到2021年全球需求反弹碰上低库存、弱生产、交通物流遇阻，供需失衡加剧；接着是2022年俄乌冲突对能源、原材料和食品供给带来影响。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遭受冲击，加剧了疫情和地缘政治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带来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对供给稳定的反思。我国现在也遇到新挑战，高质量发展要求兼顾产业链的效率和安全。经济学需要重新认识要素禀赋、经济一体化、地缘政治的相互作用。
1、科技全球化趋势
《国富论》的第一章有一个著名的例子，一个人制造大头针一天可能完成不了几个，但如果把工序分成大约18个不同环节形成专业分工，每个人每天能完成几千个，效率大幅提升。
经济学对人类社会的最大贡献可能是提倡自由贸易。中国的全球产业链显示了韧性，疫情以来国际贸易占GDP的比例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说明出口对于满足其他国家的需求起到了重要作用。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发达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扩大有关。美国从特朗普时期的贸易摩擦开始，到现在两*党**形成共识，不断降低对中国供应的依赖，同时控制一些关键技术对中国的出口。
第一次逆全球化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西班牙大流感之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族主义和贸易摩擦兴起，最后演变为法西斯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但往往押着相同的韵脚前行。今天的逆全球化背后也疫情和俄乌冲突的推动作用。国际贸易和经济合作不仅提升了效率，也促进了世界和平，因为替代市场交易的一个可能是凭借*力武**优势占有资源。
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在空间上的布局，不仅反映了地理距离的成本因素，背后还有要素禀赋差异、技术进步和制度环境的影响。全球产业链分工在带来收益的同时也隐含着不稳定的风险，如何平衡空间布局的效率和安全是产业链发展的关键问题。
过去40年，占据主导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更进一步地探讨，假设企业基于生产和运输成本选择生产地，资本从回报率低的发达国家流向回报率高的发展中国家，追赶效应使得低收入国家增长快于高收入国家，国家之间的劳动力和资本回报差异下降，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最终趋同。
在世界是平的环境下，全球化的网络和互动带来和谐共处，国家之间的空间距离感下降，政府对本国经济和社会的控制力下降。
规模经济要求厂商尽可能把一种产品的规模做大，但资源有限，把一种产品的规模做大意味着商品种类减少，而消费者偏好是多样化的，由此产生多样化消费和规模经济之间的矛盾，更大范围内的分工细化和贸易可以缓解这个矛盾。
规模经济、消费多样性和运输等距离成本的结合，意味着产业链在空间分布的不平衡，世界不是平的。任何国家都不大可能生产所有自己需要消费的商品。
产业链的韧性不一定来自回岸、近岸（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和友岸（今天的朋友明天可能是敌人），而是供应来源地在空间的分散，包括地理、政治和文化差异。如果说每个国家都增加军费但国防安全不一定改善的话，那么增加产业链同样也不能改善供应链安全。
未来产业链发展有重大影响但其具体效果还看不清楚的变量是土地空间，准确地说是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转型所带来的影响。
对于大国来讲，土地供给似乎不是问题，但土地作为生产要素有其特殊属性。土地在空间上不可移动，时间上不可转换（而一般生产性资本把今天的消费转换成明天的消费），天然具有垄断属性，土地的使用容易与规模不经济、寻租和腐败行为联系在一起，扭曲资源配置，就像土地的自然供给并不紧张，但一些大城市的房价畸高。
土地部门对规模经济效应的抑制作用较强，土地部门的规模不经济来自外部性和垄断的相互交织。
宏观上，土地部门可能造成对实体经济的挤压，例如土地相关行业的生产率增速慢拖累整体生产率水平，房地产价格制约居民消费能力等。
微观上，土地的天然垄断导致其本身就是规模不经济的。同时，土地部门的外部性与垄断相互交织，表现为天然垄断增强了土地部门对其他产业的挤压，而后者也反过来强化了土地部门的垄断地位。
中国要限制土地部门的过度发展，尤其是过度金融化发展。在坚持“房住不炒”定位、让房子回归居住属性的基础上，还可加大保障性住房供给等举措，满足居民合理的居住需求，释放市场经济活力。
土地的多种用途之间有竞争，其新角色对产业链的影响还有待观察，但可以做一个初步判断，基于其规模不经济的属性，土地的重要性上升带来成本的增加。
过去40年，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新趋势就是科技全球化。在科技全球化趋势中，能否有效利用全球科技资源，成为影响一个国家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2、技术贸易促进产业升级
综合判断，我国技术贸易具有广阔发展前景，技术创新能力增强与产业升级将促进技术贸易量质齐升，“市场换技术”与“技术换技术”将扩大技术进口空间，开放合作创新将促进技术引进方式更趋多元化，科技全球化格局变化将促进技术市场来源更趋多元化，“一带一路”将成为技术出口的新兴市场。
技术贸易可以有效组合利用全球先进技术，提高创新效率，降低自主研发成本和创新风险，是发展中国家实现技术创新和产业跨越发展的重要途径，也始终贯穿着我国对外开放、自主创新和产业发展的整个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创新链，尤其是通过大规模技术引进并消化吸收，创新能力大幅跃升，并获得了部分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显著提升了产业竞争力和贸易竞争力，实现了从技术落后国家进入世界创新大国的历史性跨越。
技术贸易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扩大企业技术积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培育经济新动能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推进器和加速器。但我国在一些核心关键技术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比较薄弱，实施技术贸易战略仍然十分重要。
加入WTO之后，我国开始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为开展技术贸易提供了广阔平台。一方面技术引进规模保持高速增长，另一方面技术引进方式由设备进口为主转向知识产权进口为主。
专利、专有技术和商标许可为主的知识产权进口占比由2001年的19.84%提高到2013年的52.7%，大量的知识产权进口降低了企业的研发成本和风险，使企业以较快速度增加技术积累，为自主研发奠定了技术基础，为我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奠定了雄厚技术基础。
2014—2019年技术出口额由284.25亿美元增至321.37亿美元，年均增速2.49%；进口额由310.59亿美元增至352.01亿美元，年均增速2.54%，远低于加入WTO后年均13.91%的增速。
贸易逆差大幅收窄，由2013年的233.27亿美元大幅下降到2019年的30.64亿美元，技术出口的大幅增长表明在长期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的交互作用下，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明显缩小，尤其是一些产业领域的技术创新能力大幅提升，企业技术输出能力不断增强。
近年来，美国在“技术脱钩论”的影响下，加强对我国的技术*锁封**和技术引进限制，美欧等发达国家对我国企业跨国并购也采取了更严格的限制措施，导致我国企业技术引进的障碍和壁垒增高，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2016—2019年我国技术贸易额由542.28亿美元提高至673.38亿美元的历史最高水平，年均增速7.48%，其中出口增速11%，进口增速4.63%。由于出口规模增长迅速，技术贸易逆差由2016年的72.28亿美元降至30.64亿美元。
我国技术引进方式从“硬”向“软”转变标志着技术进口“含金量”不断提升。并购是近年来我国企业获取关键核心技术的重要路线。吉利集团以90亿美元收购奔驰母公司戴姆勒9.69%股权，成为其最大股东，可以在电动化、智能化、无人驾驶与共享出行等领域实现与戴姆勒的技术共享。
我国通过承接国际软件和信息技术外包出口竞争力不断上升，尤其是人工智能、大数据、移动互联和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正在推动信息技术服务外包企业加快转型升级，规模实力不断增强。
外资企业一直是我国技术贸易的主要支撑和技术创新的重要推动力，其技术外溢效应仍然对我国技术创新能力产生重要影响，也说明我国日益优化的营商环境对于外资高技术企业具有较强吸引力。同时，内资企业的技术贸易份额占比逐步上升，说明我国技术贸易的内生动力不断增强。民营企业仅次于外资企业成为我国技术贸易的重要市场主体。
我国目前与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技术贸易联系，但高度集中于美欧日发达国家且保持基本稳定。美国一直是我国第一大技术进口来源国和出口目的国，2019年受贸易摩擦影响双边技术进出口均出现大幅下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逐步成为我国技术出口的重要新兴市场。
从技术进口看，交通运输设备，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通用设备，专用设备，电气机械及器材和医药等制造业是我国技术进口的主要行业。从技术出口看，服务业占主导地位，涉及国际服务外包主要涉及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医药，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专用设备和交通运输设备等制造领域。
长安汽车已在美国、日本、英国、意大利建立了5个研发中心，共有来自全球17个国家的1.1万余名研发人员，其中有7 000多名海外研发人员。上汽设立海外研发中心与并购投资结合，分别在以色列设立创新中心，在泰国、印度尼西亚、英国、印度等设立海外生产研发基地，还针对自动驾驶、网联汽车、大数据及软件技术、电池材料等在海外设立了企业。长城、吉利、奇瑞、北汽等都拥有一家以上海外研发创新中心或生产研发基地。在利用外资方面，我国外资市场准入政策放宽和国内营商环境的持续改善，促进了高技术外资保持高速增长。
截至2019年，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超过2 000家，其中国家认定的外资研发中心1 800多家。上百万家外商在中国投资企业，其中不乏宝马集团、巴斯夫、美孚、三星电子、苹果公司、特斯拉等跨国公司。
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统计，2019年我国已连续9年列全球专利申请量首位，且国际专利申请量首次超过美国居全球首位。但外围专利多、核心专利少的状况导致我国知识产权出口不仅规模小，反而要对外支付高额知识产权使用费。
企业通过引进技术具备了模仿创新的基础，为在较短时间内实现消化吸收再创新通常加大研发投入，在研发中积累了技术存量，提升了技术创新能力。
新技术加剧了国内市场竞争，刺激未进行技术引进的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带动行业整体技术能力提升，从而促进产业升级和竞争力提升。
3、重塑全球产业链
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过程中，我国正面临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中间国家摇摆、内有转型之困等等挑战。同时，全球力量对比呈现东升西降、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凸显、产业升级势头正盛、我国在全球产业链当中的枢纽地位得到进一步强化。
特朗普政府把中国当作美国的头号竞争对手。美国政府不但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大幅提高关税，而且把大量中国高技术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对中兴和华为等高科技企业实施制裁。特朗普政府的官员公开声称，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把中国踢出全球高技术产业链。拜登政府的对华经济政策在调门上有所缓和，但继续坚持把中国踢出全球高技术产业链（如半导体、大飞机和精密机器制造等领域）的政策。
如，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航空产品、高铁装备、高性能医疗器械、生物医药、新材料、农机装备和工业机器人等。此外，对我国企业在美国并购高技术企业设置越来越多的障碍。日本也将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当中使用的下一代技术作为限制重点。
美国政府也在致力于产业链的重塑。到2022年年初为止，拜登政府的政策重点还是“完善国内产业链”，以及“对美国供应链存在的漏洞进行清点，并立即填补这些漏洞，在包括能源、网络技术、半导体、关键电子、电信基础设施和关键原材料等众多领域建立更强大、更有弹性的国内供应链”。
美国政府政策的模糊性、复杂性，也给中国企业制定应对之策造成了困难。是“丢掉幻想准备战斗”，还是“继续怀抱希望，争取较好结果”？
如果不马上准备“备胎”或另辟蹊径，但最终还是被踢出了全球高科技产业链，我们就浪费了5年、10年的时间。反之，如果美国政府最终放弃把中国踢出全球高科技产业链的政策，我们准备“备胎”或另辟蹊径，就意味着浪费资源，代价也可能巨大。
《重塑》提出了产业链的二元悖论：一国在某个产业链领域的全球竞争力、影响力，以及该国对这个产业链的完全自主可控、不依赖于对外国的进口，这两个方面难以兼得。
中国进口的中间品当中，有62种产品的全球出口中心度、中国进口集中度双高，这些产品面临外部冲击时的脆弱性最高，进行供应链备份的难度也最大。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HS-2：85），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器具及零件（HS-2：84），光学、照相、医疗等设备及零附件（HS-2：90），是中国供应链脆弱度最高的三个行业。
随着中国不断融入全球价值链，在技术密集型行业，中国的对外核心依赖程度并未降低，并且面临产业链二元悖论的挑战。
美国的风险取决于和中国的政治关系。假如考虑断供能力，中国的全球供应链风险继续提升，美国的风险则基本不变。因此，相比美国，中国的全球供应链风险更容易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
中国提升供应链安全，要有多元化程度，一方面强化同断供能力弱的国家的供应链联系，另一方面加强和政治关系稳定国家的联系，处理好与主要大国尤其是美国的关系。为了在核心产品取得突破之前，争取足够的时间，中国还需投入政治资源。
无论从美国加征关税还是从加征关税排除来看，美国的重点打击目标都是中国高科技产业，其遏制中国产业发展的战略意图十分明显。
1791年汉密尔顿在《制造业问题报告》中提出：一些国家在其经营多年且日臻完善的产业上所拥有的优势，对于那些试图把这一产业引进本国的国家来说，是难以逾越的障碍。
英国和美国执行的是“踢掉梯子”、不让后来者登顶的政策。伴随分工的应该是民族团结感、独立和共同目标以及生产性力量之间的合作，从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前提出发来考虑产业体系建设和国际分工问题的。
对于所有民族国家，特别是大国来说，按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并不是无条件的，参与国际分工应与建立完整产业体系的努力相协调。足够完整的产业体系意味着有发展能力和国家安全，即便贸易伙伴“踢掉梯子”也能够登顶。没有钢铁、机器制造和某些高科技产业，一个大国就可能会永远失去进入先进国家行列的机会。没有粮食、能源和国防安全，一个大国就可能会出现生存危机。
苏联模式通过“剪刀差”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借美国大萧条之机，从美国大量进口机器设备，迅速实现工业化并建立起完整的产业体系，优先发展重工业。
中国打开国门之时恰逢国际上特别是在东亚代工、贴牌生产（OEM）的高峰期。OEM的原始形式是“三来一补”，后来逐渐升级为“加工贸易”。在不经意间，中国已深深嵌入全球价值链中。中国还积极引入外商直接投资（FDI），大部分加工贸易也是FDI企业提供的。
全球价值链是产品生产过程被分割成分布在全球不同地点的众多小阶段所形成的。全球价值链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设计和主导的，发展中国家一般只能被动接受跨国公司的安排，扮演加工者、组装者的角色。跨国公司是产业链的组织者和管理者。
中国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必然会对原有产业体系的完整性造成冲击。事实上，中国实施以加工贸易和FDI为特征的出口导向战略之后，在一些产业或产品生产得到急剧发展的同时，原有的一些重要产业衰落了，一些产业干脆就消失了。
农业、能源等产业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重要产业；钢铁、重化工业、机器制造和一些高技术产业对中国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无论中短期的经济效益高低，这些产业必须发展。从这种观点出发，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居功至伟。同样，中国有极其丰富的煤炭资源。如果中国在煤炭清洁利用上取得突破，我们就不必担心有一天有人对中国实行石油禁运。
许多国家片面追求产业的高级化，产业结构畸重畸轻，一旦出现外部冲击，经济的脆弱性就暴露无遗。产业体系的终极适应性来自教育、科研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一国必须在产业体系安全性与最大限度参与国际分工之间找到平衡。美国把某些低价值增值制造业从中国转移到越南，依赖中国提供中间产品的企业执行“中国+1”战略。2020年4月，日本政府拨款22亿美元鼓励企业把高价值产业链环节从中国回迁日本或迁移到东南亚其他国家。美国也在实施这种政策。
中国政府显然也应该对中国产业体系和供应链“存在的漏洞进行清点，并立即填补这些漏洞”。高技术产业企业必须彻底丢掉幻想，从最基础、底层做起，打造立足于国内的完整产业链。
中国需要适当缩短不属于高技术产业产品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长度”，把更多生产环节留在国内，如果可行也可以向西部和北部转移。
全球产业链和国内生产网络并存，一些中国企业宁愿加入全球产业链而不愿意或没有机会加入由中国龙头企业主导的国内生产网络。要打破地方藩篱，在全国（而不是一省、一地）范围内，实现重要产品生产的最优分工，统一大市场。通过经济体制、税收政策、社保体系、公共产品提供等领域的改革，培育和扩大国内市场，从而降低中国产品对海外市场需求的依赖度。
由于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未来我国在全球产业链的位置以及在价值链重构中占据优势高地。
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从无到有，中国成为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工业门类最全的国家，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优势接近“无可替代”。如今，中间品贸易（零部件、原材料）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70%以上。世界上主要的贸易品，已经不是由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企业来把它生产出来，卖到另一个国家，而是几十个国家的几百个企业生产的上千个零部件互相组合形成的一个产品。
跨国公司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下，通过水平与垂直的重组整合，形成了产业链集群化、供应链系统化、价值链枢纽化，已经成为现代国际化大产业的重要标志。在国家意志和利益的驱使下，这些企业又容易成为产业链竞争的排头兵，例如中美贸易冲突中，芯片厂商台积电、高通等公司对华为断供，虽然达成了遏制华为的目标，但也伤敌一千自损八百，极大损害了自身产业链。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压打**某些科技巨头是一把“双刃剑”：虽然打击了对手，但对自身的产业链条也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冲击。
结语
近年来，随着跨国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成为制造业的主体，各国关税的运作模式也跟着要变化，这就引出了世界贸易格局中的一个新的国际贸易规则的变化，即“三零”原则（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提出。
近年来，以“三零”原则为背景、目标的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有比较快的发展。由美国、日本牵头，达成了涉及12个国家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特朗普政府上台以后，美国退出TPP，TPP在日本等11国的推动下变成了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拜登政府上台后，虽说美国不谋求加入CPTPP，但酝酿更高水平的双边或多边FTA的动作频频。中国政府已经宣布申请加入CPTPP，就是要融入以“三零”为原则的国际经贸新秩序，这个事情做好，相当于第二次“入世”。
未来，中国在全球产业链需要通过扩大开放固链补链强链，防止制造业产业链整体外迁，增加就业岗位；通过科技创新，避免关键工序、原材料、零部件、工艺流程的外迁，消化高端人才。
继续改善营商环境，避免商业行为政治化，稳定外资预期，增强中国对企业的吸引力，减少年轻人的失业率。
根据比较优势动态变化，对东部、中部、西部等地区进行再定位，打造产业转移大循环，以共赢思维推进区域合作，如比亚迪复制工厂模式，孵化出管理者的角色，扩大中产阶层力量，应用科技实现中国现代化高质量发展，让人们生活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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