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的天主教堂 (陕西著名天主教堂)

一、唐代景教的传入

天主教在陕西的历史最早是从唐*开代**始的，这也是天主教进入中国的开始。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陕西在宋代以前的1000多年间不但一直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是中西交通的要道和国际文化交流的中心，因此历史上诸多外来宗教都曾经传入这里并由此扩展到全国各地。天主教的最早传入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明熹宗天启年间（1621～1627），在陕西西安附近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为天主教早期传华的历史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其碑文表明，早在唐朝初年，天主教的一支——“景教”就已传入中国，并在陕西关中地区开始活动。自景教碑发现以来，教会人士、国外汉学家以及国内文人学者对它进行了大量的研究。20世纪初，在敦煌等地又陆续发现了一批汉文景教文献，根据这些资料，可大致了解景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

“景教”并非天主教的正宗，而是一个名为“聂斯托里”的支派。公元5世纪由君士坦丁堡大主教聂斯托里创立。由于其理论在公元431年厄弗所公会议上被斥为异端，聂斯托里被罢免了主教职务并被放逐，支持聂斯托里的教徒也遭到*害迫**，辗转逃往波斯。在波斯，聂斯托里派得到波斯国王的保护和支持。公元498年聂斯托里派宣布与罗马教会断绝一切关系，在波斯建立了独立的“迦尔底教会”，并向东方传教。自公元6世纪起，聂斯托里派在东方的传教活动持续发展，7世纪时聂斯托里派的传教活动已遍及中亚，并进一步向东扩展，唐朝初年传入中国长安，成为天主教入华的先驱。

聂斯托里派传到中国后被称之为“景教”。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除此而外，景教碑上屡有“景”字出现。教会在当时也被称为“景门”，教堂则称之为“景寺”，教主称为“景尊”，教规称做“景法”，景教的作用则称之为“景力”、“景福”、“景命”等，而景教的教徒则统称“景众”，教士统称“景士”，僧侣名字中也常有“景”字，如“景净”、“景福”、“景通”等。聂斯托里派为何被称为景教，有两种说法：一是从字义上看，认为“景”是光明广大的意思，故名“景教”；二是从音译来看，认为“景通”是“基督”在唐代的音译，故“景教”就是“天主教”。

贞观九年（635），大秦国大德（主教）阿罗本携带经卷来到长安，唐太宗派宰相房玄龄前往西郊迎接，将其请入宫内，向其讨教景教教理，并准其在宫中翻译景教经典。贞观十二年（638）诏准在长安义宁坊街东之北为阿罗本建波斯寺一所，度僧21人。仪凤二年（677）唐高宗应波斯王卑路斯之请在醴泉坊街南之东又建波斯寺一所。这两所波斯寺都在长安城西部，距当时的商业中心“西市”不远。景教在华的传教活动，经济因素当有重要的先导作用。唐代西域各地胡人在城西者甚多，胡商亦多居于西市，故长安景教徒中当有许多人是西域商人及其后裔。

景教自博得太宗好感，得以在京城建立教堂后，又相继得到数位皇帝的优待。高宗偏爱景教超过太宗，他命令在各州建立景教寺，并奉阿罗本为镇国*法大**主。武则天圣历年间（698～700）及玄宗先天（712～713）末年景教因受佛教僧众和士人的反对，一度处境艰难，但不久重又得到皇帝恩宠。玄宗曾命其兄弟宁国王等五王亲临教堂，参与景教礼仪，后又命大将军高力士将太宗、睿宗、高宗、中宗和李隆基本人五位皇帝的写真画像，送至教堂悬挂，以示宠幸。天宝三载（744），玄宗下诏，命景教僧罗含、普论、佶和等18人于兴庆宫修功德（做礼拜），并亲自为教堂书写匾额。天宝四载（745）敕改“波斯寺”为“大秦寺”。安史之乱时，一些景教堂被毁，肃宗在灵武等五郡重立教堂，并封景教僧伊斯为金紫光禄大夫同朔方节度副使，赐紫袈裟。代宗时，每年圣诞日都要送异香给教堂，备御膳给教士。德宗时对景教的优待也不亚于前朝，在即位第二年即建中二年（781），景教僧景净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以为永久纪念。

从景教碑中可看出，从阿罗本来华、朝廷允许公开传教到景教碑树立，景教已有140多年的传播历史，曾经“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盛极一时。太宗、高宗、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六朝皇帝，都对景教优礼有加，赐地、建寺、封号、题匾等等。德宗之后，景教又经历了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几代皇帝，在陕西的教务发展均很顺利。

会昌五年（845）唐武宗下令灭佛。此次行动虽是由佛教而起，但也殃及景教。外籍教士被驱逐出境，景寺被毁，《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当在此时被埋。经此劫难，景教此后一蹶不振，除在南方港口城市还有一些景教徒及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尚存有景教活动外，包括陕西在内的中国内地不见有景教活动的迹象，官方典籍中也不再有关于景教的记载。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一阿拉伯天主教（聂斯托里派）教徒被派到中国考察教务，但发现教堂毁坏，教徒全无，找遍全国，竟无一人可以授教。故可判定，天主教传华的第一阶段历史由此告终。金章宗承安年间（1196～1200），有人至周至大秦寺，只见到了已经荒废多年的大秦寺的遗址。

二、元代陕西的也里可温教

景教在唐末以后绝迹于内地，但在西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依然流行。随着蒙古人入主中原及蒙古帝国的建立，景教重新回到了内地，陕西天主教历史进入第二个时期。

蒙古在征服欧亚大陆的过程中， 将大量西亚和东欧的天主徒带到中国内地，使景教在内地得到复兴，并且逐渐形成了一个有势力的宗教。元代人将天主徒和教士统称为“也里可温”，此为蒙古语的译音，意为“福分人”、“有缘的人”，它既指景教徒，也指后来的天主教徒。在景教复兴的同时，罗马天主教的势力也开始进入中国。最初的教会人士是作为西方的政治使节来到中国的，1245年教宗英诺森四世派遣方济各会修士出使蒙古，希望与蒙古人通好以联合蒙古一同对付伊斯兰国家，同时还希望能够拓展多明我和方济各会的传教事工。

元代也里可温教曾在陕西广泛存在，从陕西今存的诸多元代碑刻及《马可波罗游记》的有关记载中可以得到证实。也里可温教传入陕西的具体年代难于考知，大约与蒙古人进入关中同时，至迟不应晚于元太宗窝阔台十年（1238），该年蒙古官吏在凤翔长春观所立碑石中，已提到“也里乔”（也里可温的异译）的名称。提到也里可温名称的元代碑石，在陕西见于记载的有14通，其分布地点为凤翔、周至、长安、韩城、合阳等地，年代自元太宗窝阔台十年至顺帝至正二十三年（1238～1363）。

马可·波罗在中国游历时，对沿途所经过的陕西东部、京兆府（今西安市）和汉中一带的宗教状况也有记载。据马可·波罗记述，当时陕西的居民主要信奉佛教，陕西的也里可温教教徒仅限于部分少数民族，而且其信奉的是当时在中亚一带十分活跃的聂斯托里教派。另外，当时在陕西的也里可温教徒，大多借元朝官府对宗教场所的商业免税特权，从事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元时西方另一位大旅行家、罗马天主教士鄂多立克在其归国途中，曾行经陕西（约1330年前后），据他所记，当时已有罗马天主教传教士进入陕西进行传教活动。

元朝灭亡后，随着蒙古人退出中原，也里可温教在陕西和中原其他广大地区的传播再次中断，天主教在陕西的传教也随之中断。

三、明至清前期

明朝由于陆上交通的阻隔以及为防倭寇在沿海地区的骚扰而长期实行海禁，基本上处于一种封闭的状态，与外来文化少有交流，但这依然阻挡不住西方宗教文化的再次进入。14～16世纪，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欧洲社会经济的巨大变革，西方各国掀起了海外殖民和传教的新高潮，促使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新契机的迅速形成，在中国中断了200年之久的天主教在这一新的背景下再次传入，并深入到内陆的陕西。

新航路开辟后，海上交通成为东西方交往的主要途径。从此，西方人到中国来，多走东南的海道。澳门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西方商人和传教士的据点。明万历三年（1575），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发布教皇通谕，将澳门设为主教区，其辖区包括中国、朝鲜、日本及附属各岛，隶属于果阿总主教区。这是新一轮对华传教的开始。数年之后，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们来华传教，使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这个时期开始一直到清朝初期，先后有十几位西方传教士来到陕西，其中包括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享有盛名的金尼阁、艾儒略、汤若望、南怀仁等。这些传教士在陕西进行了长期的传教活动，使陕西成为天主教在中国内地的一个重要传教基地。

万历四十八年（1620），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到西北地区考察开展传教活动的可能性，艾儒略在陕西居住期间，曾教当地人栽种葡萄，以便能酿造出做弥撒时所必需的葡萄酒。

天主教在陕西的再次传播是由陕西泾阳人王徵开始的。王徵从万历二十三年（1595）起，曾多次入京赴考，于天启二年（1622）中了进士。这20多年中，由于多次进京，王徵结识了当时在京城的一些西方传教士，如庞迪我等人。在他们的影响和吸引下，王徵于万历四十三年冬或四十四年春（1615～1616）受洗入了天主教，成为明末陕西的第一位天主教徒，取圣名斐理伯。天启五年（1625），王徵因继母去世，在家中守丧，他利用这段时间呈请北京的传教总会派遣教士来陕西传教。四月，金尼阁应邀来陕。金尼阁来到王徵家乡泾阳，为其家人施洗，并在其家中设堂传教。自此，天主教以泾阳为据点开始在陕西传播。

金尼阁居住陕西期间，在王徵的协助与合作下，完成了《西儒耳目资》一书。与此同时，金尼阁还创办了一所印书铺，主要印汉文书籍，其中包括《况义》《推历年瞻礼法》等书，拉丁文书籍亦有数种。在这个时期，适逢《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陕西出土，金尼阁便成为最先看到此碑的西方传教士。他对此碑进行了研究，考证了李之藻、徐光启有关该碑的注述，并将碑文译成拉丁文转经山西的传教士罗雅谷寄回罗马，这是《大秦景教碑流行中国》的第一个西方文字译本。与此同时，金尼阁还积极开展传教活动，购地筹建教堂。大约在天启七年（1627）夏，金尼阁离开陕西赴杭州传教。

天启七年（1627）秋天，耶稣会士汤若望来到西安接任金尼阁。汤若望是德国人，也是灵采研究院的院士，于1618年随金尼阁一同前来中国，1622年进入中国内地。此后在华数十年以介绍西方天文学和修历著称于世，成为利玛窦之后最著名的西方传教士。王徵与汤若望早在北京就已相识，此时更是全力相助，以推动陕西传教的发展。汤若望来陕的第二年即崇祯元年（1628），王徵为父服丧由扬州返回家乡，与他同行的有葡萄牙籍耶稣会士曾德昭，因当时传教士在陕西还没有固定的居住和传教场所，为使两位传教士能够常驻陕西，王徵先以银300两为两位教士在西安购买了住所，继而又捐银50两协助汤若望修建起一所小教堂，稍后汤若望又募集资金（建堂费用差不多都是从当地官吏那里募捐得来），修建了一所更大的教堂，即西安城北门里糖坊街天主堂的前身。新教堂的屋顶上竖立着一镀金的十字架，堂内正中设有基督圣像，下面是祭坛。新堂建成后，方圆百里的群众都慕名前来参观这座教堂及其内部的种种陈设，便利了汤若望的传教工作。天主教在陕西因此有了一个稳固的立足点。王徵取天主教“十诫”之首“钦崇一天主在万物之上”之意，将这所教堂命名为“崇一堂”，还为教堂撰写了一副对联：“自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以来，两间无两主宰；从有帝有王有圣有贤而后，一总是一钦崇。” 在开堂当日，就有50人受洗入教。王徵在为父守丧的几年间，经常去西安崇一堂同汤若望晤谈，并将所谈到的天主教事迹撰辑为《崇一堂日记随笔》。崇祯十一年（1638），王徵在家乡泾阳鲁桥镇（今属三原）也修建了一所“崇一堂”。崇祯三年（1630）秋，在礼部尚书徐光启的推荐下，汤若望被朝廷征召入京参与编撰《崇祯历书》。崇祯皇帝对汤若望亦宠幸有加，天主教的地位随之提高，传教活动拥有了很多便利。与汤若望同在陕西的还有一位耶稣会士曾德昭，崇祯二年（1629）离开西安。在陕期间，他对《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进行了进一步的考察和研究。

在汤若望离开陕西后，相继来陕的耶稣会士有傅泛际、方德望和杜奥定。崇祯三年至七年（1630～1634），傅泛际在陕西西安建造教堂和教士住院，后被任命为耶稣会中国副省会长，在中国传教区南北分治后负责管理包括北京、山西、山东、陕西、河南、四川等地在内的华北教区。杜奥定，崇祯四年（1631）来华，崇祯十年至十二年（1637～1639）在山西、陕西15个城市传教。崇祯十一年（1638）杜奥定在西安府以自己来华时在海上的经历著成一文，由王徵和方德望于崇祯十年（1637）译成汉文，篇名为《杜奥定先生东来渡海苦迹》，这是一篇关于17世纪东西方海上交通的珍贵文献。

方德望是明清之际在陕西时间最长的一位西方传教士，自崇祯八年（1635）来到陕西，到清顺治十六年（1659）在汉中去世，长达24年。他于崇祯三年（1630）奉耶稣会总部之命到中国传教。先在澳门学习了一年汉语，随后到北京、山西等地传教。在太原传教时结识了一位祖籍陕西汉中城固县的韩姓县令。韩县令在与方德望交往过程中接受了天主教，受洗入教，并邀请方德望到陕西传教。崇祯八年（1635），方德望应邀到陕南传教，主要活动在汉中、城固、洋县一带，并在城固县董家营乡小寨村建立起天主教堂。

明末清初，天下大乱，兵燹频仍，民不聊生，天主教在陕西的教务进入一个特别的时期。崇祯十六年（1643）十月，闯王李自成攻克西安，这时在西安的耶稣会士有郭纳爵和梅高。与此同时，在陕西的传教士还有一位李方西。李方西是意大利人，崇祯十三年（1640）来陕西传教。顺治六年至顺治十四年（1649～1657）又到山东及淮安等地传教。顺治十四年（1657）到澳门任会计员，顺治十六年（1659）又回到陕西。这时陕西省有教徒1.2万人，康熙二年（1663）增至两万人，西安府有教堂2所，各属县有教堂8所，各村镇有教堂50所，另有住院13处。

当时，在陕传播天主教的还有来自法国人的耶稣会士穆格我。顺治十四年（1657），他来到中国，被派至陕西，管理汉中、城固等地教务。后应翰林院监修、川东道台许缵曾之邀赴四川传教，同时还兼管汉中、城固、小寨等数处。稍晚一些还有法国人李明，他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被派至陕西，接管以前方德望的旧管区。再晚一点则有意大利人利国安，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来华，同年被派至陕西传教。除此而外，曾在陕西传教的还有西班牙人洪度亮、意大利人张安当、葡萄牙人何大经、中国人何天章及法国人卜纳爵等。

经过金尼阁、汤若望、曾德昭、杜奥定、方德望、南怀仁等十几位耶稣会士在陕西的传教，到康熙三年（1664），陕西西安府已有天主教徒2 万人，教堂10所；汉中府教徒达4万人，教堂6所，会口15处。当时全国11个主要传教区域（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川、湖广、江西、福建、浙江、江南）天主教徒总数约15万余人，陕西占近40％，超过所有的省份。康熙三十五年（1696）在罗马教廷划分中国传教区时，陕西（包括甘肃、青海）成为宗座代牧区。可见，当时的陕西已成为天主教也是耶稣会在中国的一个重要基地。

进入18世纪以后，关于中国教徒祭祖敬孔而引发的所谓“礼仪之争”，使罗马教廷与清政府的矛盾冲突不断升级。原本对中国礼仪持宽容态度、较得人心的耶稣会士们此时处于两难境地。各地耶稣会士纷纷返回北京，罗马教廷派方济各会教士来陕西接管教务。康熙四十年（1701）以后，天主教在陕西的传教逐渐转移到方济各会士手中。

康熙三十五年（1696），罗马教廷将中国划为12个教区（3个主教区和9个代牧区），陕西成为教区之一。同年意大利籍方济各会士叶宗贤受任为陕西教区第一任代牧主教。其时，陕西有天主教徒24 000余人，但因为以前这里是耶稣会的势力范围，耶稣会士在离陕之前，已将教产自行处理，因此，方济各会士初来之时，在西安并无立足之地，只好先在三原县建了一座教堂，作为立脚点。此时三原县有教徒150多人，而三原县城西北泾阳县的鲁桥镇有更多的教徒，因此，叶宗贤又在鲁桥镇建立了教堂。叶在陕西的时间不长，叶上任后，将全教区划为四个总铎区，即关中、陕南、兰州、山西。康熙四十三年（1704），叶因病去世，葬于鲁桥镇。

陕西教区的第二位代牧主教是意大利籍方济各会士梅书升。梅书升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到任。由于神职人员缺乏，山西教徒要求在陕西的传教士兼管山西的传教，*晋秦**两省的教务合二而一。康熙五十一年（1712）陕西代牧区与山西代牧区合并为陕晋代牧区，梅书升成为陕晋代牧主教。

此时陕西教区除山西外还兼管甘肃和湖广（包括今湖南、湖北）诸省的教务，而鲁桥镇地处乡间，交通诸多不便，因此，梅书升上任不久，就派意大利籍传教士马戴第主持西安教务，购买了西安土地庙十字的一块地皮修堂筑院，作为陕西教区的总堂，这即是后来的西安南堂。

雍正元年（1723）福建总督满保奏请禁绝天主教，第二年雍正下令在全国禁教。各地的教士纷纷被解往广东，陕晋代牧梅书升也在这一年被解送广东。不久，梅书升又潜回西安，雍正五年（1727）逝于西安南堂。

梅书升去世后，意大利人方启升接任陕晋第三任代牧主教。方启升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来华传教。为避开清廷的控制，陕西的方济各会士们将传教活动重心转移到陕西东部广大农村，以渭南、商州一带为中心进行秘密传教活动。乾隆五年（1740），方启升因年老力衰，遂请罗马教廷另行委派李爱哲为第四任主教，在西安坐堂行祝圣礼，同时还祝圣了一位叫焦多默的华人神父，是为关中第一位华籍司铎。乾隆六年（1741），方启升去世，葬于陕西渭南葛家沟。在任主教前，方启升曾因雍正初年的禁教而逃到商州龙山河楼山避难数月，清廷的这次大规模禁教，对陕西天主教打击甚大，方济各会的教士几乎都遭拘捕，或死于狱中，或被驱逐出境。陕西只余少数几个中国神父，教徒人数也大为减少。

道光年间（1821～1850），又有若干方济各会士潜入陕西秘密传教。据陕西高陵县现存主教司铎墓碑显示，其中有以下数人：彭伯纳，他于道光三年（1823）被主教苏若亚敬任命为副主教，道光八年（1828）死于汉中王家湾。冯尚仁，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陕晋教区分治后陕西第一任主教，道光二十五年（1845）由晋入陕主持教务；第二任主教高一志，道光十四年（1834）入华，道光二十九年（1849）接任陕西主教。

总之，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各朝，对天主教多有禁止，但陕西方济各会士一直秘密传教。从康熙五十一年（1712）起，直到道光十八年（1838）湖广教区、道光二十四年（1844）山西教区先后从陕西教区分出，这100多年间，陕西教区所辖地区约有十省之多，并且始终有代牧主教来主持教务，基本上没有间断过（详见下表）。道光二十四年（1844）陕晋教区分治时，陕西境内仍有教徒大约13 000人，陕西已成为方济各会在全国传教的大本营。

天主教陕西（晋）代（1696～1844）牧区主教列表

表4-1

注：1716～1760年间为陕晋代牧区，主教为陕晋代牧主教；1761～1838年为山陕湖广代牧区，主教称山陕湖广代牧主教。

四、*片鸦**战争至1912年

道光二十年（1840）*片鸦**战争爆发。英国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国门，从此西方列强纷纷涌进中国，靠着强大的军事力量，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除了在经济上掠夺，在政治上欺压，在外交上胁迫中国之外，在文化特别是宗教领域，西方各国也依靠其强大的军事、经济背景，强行逼迫清政府为天主教的进入敞开绿灯，于是，许多不平等条约中都有了保护传教、建立教堂等方面的条款，清政府不得不解除已经实行了百余年的禁教政策，为天主教的传播打开了合法的大门，从此，天主教进入中国便畅通无阻，陕西作为中国内陆的一个省份，在这一历史时期天主教也得到了迅猛发展。

19世纪中叶之前，在中国的传教会主要有五个，即多明我会、巴黎外方传教会、方济各会、遣使会和1814年在欧洲恢复、1842年又重返中国的耶稣会。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中国对天主教传教的解禁，越来越多的传教修会开始进入中国，大大小小有几十个之多。它们从沿海到内地，到处建立教堂、修道院，兴办学校、医院、孤儿院等。为适应中国天主教的迅速发展，罗马教廷不断调整中国教区的设置。道光二十六年（1846），天主教在中国划分了10个教区，其中3个主教区：澳门、北京和南京，7个宗座代牧区：陕西、山西、山东、湖广、江西、云南和香港。光绪五年（1879）又将中国划分为五大传教区，这五大传教区所辖范围如下：第一传教区为直隶、辽东、内蒙古；第二传教区为山东、陕西、河南、甘肃；第三传教区为湖南、湖北、浙江、江西、江南；第四传教区为四川、云南、贵州、*藏西**；第五传教区为广东、广西、香港、福建。这样划分的目的是准备将来条件成熟时在此基础上建立正式的圣统制的教省。

早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罗马教廷为了传教的需要，曾将陕西设为独立的代牧区，但由于礼仪之争导致的清政府与罗马教廷之间的冲突使传教活动受阻，神职人员严重缺乏，因此康熙五十一年（1712）又将陕西代牧区与山西代牧区合并为陕晋代牧区。道光二十年（1840）*片鸦**战争为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打开了大门，使天主教有了大规模发展的可能性，于是，为了适应发展的需要，罗马教廷又重新调整了在中国的教区。道光二十四年（1844）山西、陕西教区正式分立，成为两个独立的代牧区。当时在山西传教的陕晋代牧意大利人冯尚仁被任命为陕西教区代牧主教并兼管甘肃教务。其时，陕西教区约有教徒15 000余人（包括辖下的甘肃教徒2 000人）。

道光二十五年（1845）冯尚仁秘密从山西来到陕西。由于在百年禁教时期，陕西天主教的传教中心由西安转移到关中东部渭南一带，冯尚仁感到对天主教的进一步发展大为不便，在高陵县郭路家村教徒的劝说下，冯尚仁决定将总堂建在关中中部距西安100多里的高陵县郭路家村附近的通远坊。通远坊原名南刘家，是一片荒芜之地，后来外国传教士将其改称为“通远坊”。“通远”一词有两个含义，一是指通往天主教所说的天堂，一是指通往远方的罗马教廷。冯尚仁之所以选中这块地方，是因为这里不通大路，可避人耳目，离县城和西安又不太远，有利于以后的发展。另外，据说郭路家教徒多精通武艺，这样在传教中如遇麻烦，还可得到保护。后来教会为感谢郭路家教徒的保驾之功，每星期都要派神父去郭路家教会举行弥撒，这个传统一直延续了下来。冯尚仁在通远坊建造了一座主教府，还创办了一所神学院，以培养本地神职人员。1848年冯逝世，葬于通远坊教堂内。

冯尚仁去世后，高一志接任主教。高一志为意大利人，道光十四年（1834）来华，其时葡萄牙人在澳门排挤其他各国传教士，高一志不是葡萄牙人，又未取得葡萄牙政府批准，故到澳门后被葡萄牙人扣留软禁。高一志入中国内地心切，即与两位经商的传教士密谋，暗中逃走，潜入中国内地。先在山西传教，道光十五年（1835）来到陕西。道光二十九年（1849）高一志遂为陕西教区第二任主教，在位35年。他在任期内扩建通远坊，扩充了主教府和神学院，修建了通远坊大教堂，使通远坊成为天主教在陕西一度还是整个西北的传教基地。

*片鸦**战争前，由于清政府百余年的禁教政策，使得外籍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极为困难，陕西境内仅有数人。*片鸦**战争后不久，地方官府对天主教的控制仍然比较严密，新来的传教士难以进入内地，已在内地的也都藏匿于民间，秘密地进行传教活动。这种状况在第二次*片鸦**战争后才发生了变化。咸丰十年（1860）第二次*片鸦**战争失败以后，西方列强又与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其中《中法北京条约》中规定，允许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教堂，这成为天主教在内地的秘密地下活动转为公开活动的依据。此后，外国传教士大批涌入陕西，陕西天主教势力急剧膨胀。《中法北京条约》还具体规定，清政府应将以前禁教时期没收、充公的天主教堂、学堂、茔坟、田土、房廊等赔偿交还给驻在北京的法国公使，再由其转交给该处奉教之人。于是，各地的传教士便纷纷要求“归还教堂”。但是，由于年深日久，许多教堂早已不存在或已改作他用，清政府便打算另外拨给官地以事补偿，而传教士们却不肯罢休，他们要挟清政府，坚持索还原址。更有甚者以“还堂”为借口，凭空勒索。有些历史上根本不是教堂的处所，只要传教士有意侵占，也都被指认为教堂旧址而公开索要。而此时清政府正欲借外国兵力协助*压镇**太平天国起义，对此只得迁就，不管以前是否有教堂，也不管现在是否有人居住，都强令地方“归还”了事。

陕西教区主教高一志也在《中法北京条约》签订后，要求陕西巡抚归还西安南堂。当时西安南堂已被当地官员卖与三户居民，辗转相承，历经数代，时属已故翰林院编修张大楠子孙所有。陕西巡抚刘蓉拟以城南三里的回寺一所另加渭河边房屋五间抵偿给天主教会。张宅占地七亩多，回寺占地十一亩多，大于张宅，就面积来讲，足以补偿，但高一志坚持“非省内张宅不可”，此事僵持数年最后在法国公使的一再施压下，清政府出面胁迫，陕西最终把张宅作为天主堂旧址交给了教会手中。

光绪四年（1878），陕西发生大旱，灾情严重，大量饥民流离失所，主教高一志将饥饿灾民召集起来，组织他们修建通远坊大城墙。传教士也利用救灾之际，大力发展教徒。道光二十五年（1845）冯尚仁任主教时，陕西约有教徒13 000人，光绪四年（1878）时达到25 000人，增加几乎一倍。

由于教徒激增，光绪四年（1878）甘肃从陕西教区分出，另成立了甘肃教区。光绪十三年（1887）陕西教区又以秦岭为界划分为陕西北部代牧区和陕西南部代牧区，陕西北部代牧区包括关中和陕北两个地区，其中有西安府、同州府、凤翔府、延安府、榆林府和乾州、绥德州与商州的北部，陕西南部代牧区包括汉中府、兴安府和商州的南部。

光绪十年（1884）3月，高一志病逝于通远坊，由林奇爱接任陕西教区第三任主教（1885～1901）。林奇爱是意大利人，同治三年（1864）来华，翌年到陕西，在任期内，林奇爱继续通远坊的建设，不断扩大通远坊的规模和影响，扩充了通远坊大教堂，新建了通远坊主教府三层大楼，修筑了通远坊北城。光绪十六年（1890）林奇爱从欧洲招来一批方济各圣母传教会的修女，她们身着白衣，因此当地信徒称她们为白衣修女。林奇爱为她们在通远坊建造了一座修女楼，办起了慈善事业保赤会、育婴堂、孤儿院、养老院和医院，此时的通远坊，四周筑有高大的城墙，城内教堂高耸，楼房林立，有一座三层高的主教大楼，一座小教堂的神学院，一座修女楼，一所专供学习经典要理的“保禄学校”，一所医院以及保赤会、育婴堂、孤儿院、养老院等各种福利机构。通远坊已经发展成为当时西北地区闻名的天主教中心。与此同时，天主教以通远坊为传教基地，迅速扩大自己的影响，开始把势力扩展到省城西安。光绪九年（1883）林奇爱在索要回来的西安土地庙十字重建了一座坚固的大教堂。

道光二十二年至光绪二十六年间（1842～1900）进入或重新进入中国的男女修会有40个之多，此时进入陕西境内的修会除方济各会外也增加了意大利米兰外方传教会和罗马圣伯多禄圣保禄修会（后改名为宗座外方传教会），后者的主要活动区域在陕西南部。随着传教人员的增加，天主教传播的区域也不断扩大。*片鸦**战争前，天主教流传的区域大致是在关中的高陵、泾阳、三原、礼泉、兴平、眉县、扶风、岐山、凤翔、周至、渭南、同州、富平、蓝田等部分地区及陕南的南郑、洋县、商州、城固等地，其余地区没有天主教的传播。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时，天主教在关中的传播范围进一步扩大到户县、临潼、宝鸡、陇县、武功、白水、蒲城、华县等地，陕南也由原先的4个县扩大到包括略阳、宁强、勉县、安康、石泉、平利、丹凤在内的11个县，陕北地区的靖边、定边、绥德、怀远、佳县等地也有天主教传入。

光绪十三年（1887）为教务发展的需要，罗马教廷在陕南设立了以汉中为中心的陕西南部监牧区，管理陕南汉中府（今汉中市）和兴安府（今安康市）的天主教事务，接受罗马圣伯多禄圣保禄修会和米兰外方传教会管理。汉中教区的设立标志着天主教在陕南的传播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正式委任主教之前，陕西南部监牧区的教务由意大利神父瑞良负责管理。光绪十五年（1889）罗马圣伯多禄圣保禄修会的安廷相神父被任命为陕西南部监牧区第二任监牧主教（1889～1895），择距城固县20余里的古路坝山冈为基址，修建了主教公署、大教堂、育婴堂及培养本籍传教士的拉丁修院等。光绪二十一年（1895）陕西南部监牧区被升为代牧区，罗马教廷任命拔士林神父为代牧主教（1895～1918）。

在西方列强用枪炮为天主教打开传教的自由天地后，随着处境和地位的改变，传教士们的行为也开始偏离了正常的轨道。天主教会在地方上常常欺压百姓，霸占田产，包揽词讼，干涉当地内政，制造了许多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激起当地民众的强烈不满。陕西多次发生民教冲突，义和团时期陕西还发生了几起较大的教案，如燕子砭教案、三边教案、平利洛河教案等。

光绪二十六年（1900）9月，因北京被八国联军攻占，西太后那拉氏逃到陕西，命陕西巡抚出兵*压镇**了陕西关中地区渭南的义和团，处死了领导人田贵斌等八人，并下谕保教：“现在陕西大兵云集，高陵、汉中及各处教堂，所有教士信徒人等，该地方官务须格外认真保护，相安无事。倘有不法兵丁，于教堂处所，滋生事端，定将该兵丁即行正法，并将该管带及地方文武，一起从严惩办，决不宽贷。”总体上看，义和团运动中，由于陕西地方官府的极力保护，特别是几起教案平息后，教会获得了大量的赔款、土地以及清政府的赏赐，权势日盛。天主教会借此机会加速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影响。

总之，*片鸦**战争之后直至清朝灭亡，这60余年是陕西天主教势力迅猛发展的时期。不平等条约中的“传教条款”、西方列强的“干涉还堂”、光绪四年（1878）陕西的大旱等等，都为陕西天主教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天主教会利用每一个有利的时机，扩堂建房，发展教徒，势力迅速增长。

五、民国时期

进入民国后，战乱灾荒一直不断，百姓生活极度困难。此时陕西天主教会充分利用了赈灾救济之机，为民众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帮助，同时也吸引了更多的民众入教，使天主教得以继续保持发展的势头。如在周至县，民国初年教士进行赈济，信徒发展很快，全县各地都有了天主教的踪迹；在陕北的延长和洛川，天主教传入初始，信奉的人很少，后因灾荒严重，难民无法度日，而传教士发粮放款，遂使信奉者日渐增多；在华阴县，清末天主教传入时，在平民村设立天主教堂，最初仅有两三个人入教，后来华阴地区流行霍乱，传教士以发放西药片劝人入教，在遇到灾荒时传教士又施舍粮食，凡参加礼拜者发给一升粮食，一时入教者剧增。平民村几乎家家入教，曾有“天主教村”之称。

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天主教已经传入陕西绝大多数县份，信徒数量不断增加，在天主教徒人数最多的周至县，宣统三年（1911）时全县天主教信徒占到了居民总数的1/5，不少地方信仰天主教的人数超过了其他宗教的信徒人数。如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记载：“咸宁县有释教以城东卧龙寺为第一，有道教以东关八仙庵为阐教场，有天方教回民亦立清真寺焉，然皆衰弱，崇奉者较寡，较诸天主耶稣殆不可同年而语矣。”另外，据武功县民国二十年（1931）、民国二十四年（1935）宗教人口调查表和民国二十六年（1937）商县户口统计表显示，武功县和商县的天主教信徒的人数都远远超过佛教及道教信徒的人数。此时，天主教已经成为陕西民间重要的宗教信仰之一。

随着传教区域的不断扩大，陕西的教会组织体系也在不断扩大。为适应不断发展的形势，更有效地管理教务，宣统三年（1911）罗马教廷将陕西北部代牧区划分为陕西中部和陕西北部两个代牧区，分别管理关中和陕北两地教务，关中、陕南、陕北三大教区由此确立。1924年罗马教廷将陕西中部代牧区更名为西安代牧区，陕西南部代牧区更名为汉中代牧区，陕西北部代牧区更名为延安代牧区。

陕北地区在宣统三年（1911）成为独立的教区之前，一直是和关中地区并在一起由意大利方济各会负责传教，由于教区地域广阔，而修会人力有限，因而其传教的重心一直是放在关中地区。针对这种情况，罗马教廷将宜君、宜川以北的陕西北部地区划为独立的教区，另行委派西班牙方济各会由其负责。十余年以后，天主教已经传播到了陕北地区的大部分县份。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陕西天主教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高潮时期，各地大小教堂相继建立，天主教徒也迅速增加。如西安城中五座教堂有三座是民国十八年（1929）建立的；凤翔县在民国九年（1920）以后约10年间建立了10处教堂，陇县在民国十四年（1925）以前全县仅县城有一所教堂，而民国十四年（1925）以后，数年之间便在赤沙、县功等地建立起了8所教堂；民国十九年（1930）两位华籍神父来到洋县传教，一年之内便发展教徒600多人。

民国十七年（1928）罗马教廷先从汉中代牧区分出一个兴安监牧区，交给方济各住院会管理，民国二十年（1931）又从西安代牧区中分出三原监牧区和同州自立区，民国二十一年（1932）再从西安代牧区中分出了周至监牧区与凤翔监牧区。此时陕西境内已有西安代牧区、汉中代牧区、延安代牧区、兴安监牧区、三原监牧区、周至监牧区、凤翔监牧区及同州自立区等11个教区。新教区的建立，使陕西的天主教组织更为系统更为完善。

陕西天主教教区划分演变图：

随着教务活动的不断发展，遍布各地的基层教会组织机构也逐步建立起来。在有条件的地方都建立了堂区。堂区是天主教的基层教务活动中心，一般由一所教堂组成，由教区主教委派神父主管，较大的堂区在一所总堂之下还设有若干分堂。一般情况下，教区内都设有堂区，负责本县及邻近各县的教务并管辖其下属基层教堂，如城固县城总堂曾代管洋县、佛坪等地教堂，靖边县小桥畔总堂也辖有相邻的横山县的一些分堂和支堂，等等。堂区一般设有本堂神父一人，主管传教、弥撒等活动，信徒较多，教务较繁忙的堂区会增设一名副本堂，另有数量不等的并无神职的信徒协助神父传教及管理教堂，如会长、传教员等。堂区辖内常有多处教堂，因此常常会有一名神父同时管理几处教堂的情况。

不断拓展的教务需要越来越多的神职人员，虽然外国传教士源源不断地进入陕西，但是仍不能满足教务发展的需求，因此，华籍神职人员的培养就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天主教会培养神职人员的正规途径就是建立大、小修院，圣经学院等教育培训机构。在华的天主教会在有条件的地方都要建立这类机构，以系统地培养中国的神职人员。陕西境内八个教区都设有修院等机构，其中以通远坊的大修道院为最早，由陕西代牧冯尚仁在19世纪40年代创立。光绪十五年（1889）汉中监牧安廷相在城固古路坝创立了拉丁修院，培养华籍传教士，光绪二十二年（1896）更名为“若瑟修院”。修院设有院长和副院长，负有教导、训育、理财、庶务等全责。修院设有小学部和初中部，除教理和拉丁文课外，还开设文化课。学生毕业后，可前往开封总修院上高中，高中毕业后，再修读哲学神学，之后还有机会上大学或出国留学深造。如若瑟修院先后派遣李蔚藻、方四维、李耀山、李圣学、何乐仁、刘光源等大修生到罗马传信大学进修，保送李崇正、张明琴等大修生去河南开封总修院攻读哲学神学。到民国三十六年（1947）时，若瑟修院已培养神父19人，在若瑟修院成立后汉中教区的本籍神父基本上都出自于这所修院。民国三十六年（1947）修院50周年金庆时，红衣主教田耕莘、南京教区总主教于斌（后升任红衣主教）都曾致函题词，表示祝贺。凤翔教区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在凤翔县东指挥建立圣经学院，为教区各地培养神职人员。圣经学院先后培养教徒学生154人，14人成为神父。

除修院外，教区还设有很多修女会，培养修女协助神父管理教务工作。汉中教区的善导修女会于民国十一年（1922）由汉中教区第三任主教康道华创立，原名“善道会”，意为引导青年女教徒走圣善道路的小团体，民国二十一年（1933）改名为善导修女会。善导修女会招收信徒子女中有志献身于教会事业的女青年聚居在善导会院中，过集体生活，学习神学知识和神修课程，以备将来充当修女，从事教务工作。善导修女会有一整套完备的规章制度。按修女会章程，初入会者称“望会生”，培训一段时间便进入“保守”阶段（即预备修女），一至两年后，始进入“初学”，再过一至两年经考核合格后，才能“发愿”（分“暂愿”和“终身愿”或称“大愿”）成为正式修女。发过愿的修女除在修会内担任职务外，大部分被分派到陕南各地，从事传教、教育、医疗等事业，管理育婴堂和小学。为了提高修女素质，后来教区还选派一些预备生到女子中学和女子高级师范学校学习，毕业后到各地小学去执教。

总体上看，民国时期陕西天主教持续发展，教区格局形成，教堂增加，信教人数大增，传播的区域也空前扩大，可以说，现在陕西天主教的基本格局都是这个时期奠定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