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国风·秦风中，有一篇描写战争的诗歌《无衣》，这是中国留传下来的较早的描写战争的诗篇。与古代大多描写战争凄惨悲壮情景诗文不同，这篇先秦时代的汉族民歌，尤如战斗檄文，每每颂诵，都不禁为诗中火一般燃烧的激情所感染，那种慷慨激昂的英雄主义气概，令人心潮澎湃、血脉膨胀、心驰神往，是一篇名符其实的传世佳作。
诗经《国风·秦风·无衣》共有三章，原文如下：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诗歌大意为：怎能说没有衣裳?我愿和你穿同样的战袍。天子让我们出兵打仗，且修好我们的戈与矛，我们面对的是共同的敌人!
怎能说没有衣裳?我愿和你穿同样的汗衣。天子让我们出兵打仗，且修好我们的矛与戟，我愿与你一同战斗!
怎能说没有衣裳?我愿和你穿同样的下裳。天子让我们出兵打仗，且修好我们的盔甲兵器，我愿与你一同前进!
全诗共三章，每章20字共60字。诗歌通俗易懂，写作上采用了重叠复沓的形式，每章中只有4字不同，便于记忆，且吟颂朗朗上口。在先秦时代以竹简著书、大多数民众不识字的世情下，这样来处理，能够确保释放出极大感染力和传播力。
据考证，诗歌所反映的是秦襄公率兵救周抗戎的情景。
相传，秦的祖先是颛顼帝的后裔，因帮助禹治平洪水，又辅佐舜调驯鸟兽，受到舜的赏赐为嬴氏。
秦的后代传承了善驯鸟兽的传统，先后因养马受到商、周两朝君王的重视，所居之地也逐渐就养成了尚武善骑射的习惯。
周孝王时召秦的后代非子在汧渭之间掌管养马工作，赐给秦地（今甘肃秦安周边），号曰秦嬴。后人称秦始皇为秦嬴政便由此而来。
秦嬴传三世至秦仲。恰逢周厉王无道，许多诸侯都反叛了周室，西戎也反了，还肆意杀戮居住在犬丘与大骆的秦室族人。周宣王即位后，就任命秦仲为大夫，讨伐西戎，但秦仲却反被西戎所杀。
秦仲死后，周宣王又召见了他的五个儿子，给他们七千精兵，令其长子庄公带领着再讨伐西戎。西戎败走，于是周宣王封庄公为西垂大夫，并把秦仲及从前大骆、犬丘的土地都授予了庄公。至是，西垂（今天水至秦安一带）全归秦嬴。
庄公死，次子襄公即位。第二年，西戎卷土重来，打败了襄公兄长世父率领的部队，并俘虏了世父。襄公被迫*都迁**到汧这个地方（今日陕西汧源）。
襄公七年春天，周幽王因为宠爱褒姒的缘故，废了申后改立褒姒，引发申候（申后之父）不满，于是就与西戎、犬戎联合*攻围**宗周。宗周原来与诸侯约定，有危难时就点燃骊山上的熄火求援。由于周幽王为博褒姒一笑，曾屡次上演“烽火戏诸侯”的恶作剧，这次西戎、犬戎真的来了，援兵却没来，周幽王被杀死在骊山下。
秦襄公因靠近王畿，及时率兵赶来，力战外戎。随后又派兵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邑，为挽救宗周立了大功。周平王便封襄公为诸侯，又把岐山以西的土地统统赐给秦，并同襄公约誓：戎无道，侵夺我们岐、丰的土地，只要你能把戎打败赶走，那这些土地就都是秦的了。盟誓后还封给襄公爵位。至此，襄公正式成立国家即秦国，开始使用诸侯礼仪。
诗歌《无衣》产生于这个秦人抵抗外敌入侵的峥嵘岁月。因此说，秦国的祖先生于东方，而其后世则崛起于西方，是正宗的华夏族人。《无衣》所歌颂的，也正是中华民族的先人们在古代抗击外敌入侵的爱国主义情怀。
诗歌每章的首二句，都以设问的句式语气，一句“岂曰无衣”，似自责，似反问，洋溢着不可遏止的愤怒与愤慨，仿佛在人们复仇的心灵上点上一把火，表现出那种主动从军抗敌的亢奋豪迈、慷慨无畏精神，开口便有吞吐六国之气。在大敌当前、兵临城下之际，秦人以抗击外敌入侵为己任，与周王室保持一致，一听“王于兴师”，就一呼百诺，同声响应:“与子同袍!”“与子同仇!”“与子偕行!”共同出击杀敌，表现出崇高无私的品质和英雄气概。
诗歌中所谓“无衣”，是说当时军情紧急，出征所需物资一时难以备齐，被动与入侵之敌作战面临诸多困难。
众所周知，行军打仗，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商周时期处于石器向青铜兵器转变的时代。由于与战争密切相关的手工业技术迅速进步，青铜器和战车大量用于作战。
到西周后期，战车如同二战时期的坦克一样，大量应用于战争，极大地改变了战争形态，战争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在战斗中，主要以车、步合同为主要形式，作战过程也开始更加注重协同配合。这些战争所需物资的准备与平时的配合操练，也就比以前的战争要复杂的多。因此在古代多数时候，战车等物资是由国家统一筹备。
单兵的作战物资，如个人的*器武**与军装等，则往往由个人准备，这种兵制在北方的少数民族中一直在延续着。正如《木兰词》中“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就是讲自己需置备装备。其中，战袍即有抵御兵器伤害作用，夜间又要用来当被服御寒，也是一种重要的个人作战物资，所以诗人选用“无衣”作题。
因此说，“无衣”并非真的没有衣服，需要与人同穿“战袍”、“内衣”、“战裙”，这在战场上显然是不可能的。“无衣”只是一虚拟代指，表示秦人藐视困难，积极申请参战去杀敌立功的乐观主义精神，像“无衣”这点儿困难算得了什么？可以与族人一起克服吗！“同袍”、“同泽”、“同裳”三组词语，生动地表现出大敌当前，秦人克服困难、团结互助的精神。后人称异姓兄弟、结义兄弟为“袍泽”、“袍泽之谊”，也正是典出于此。
每章的三、四句，则写他们一听到君王要发兵的命令，便急忙修整*器武**，磨砺兵刃，整装待发。修我“戈矛”、“矛戟”、“甲兵”的描述，正反映出他们那种摩拳擦掌、踊跃参战的高昂战斗热情。
这里也进一步印证了西周末年，铁兵器已经大量应用于战场，导致战争形态变化。以往以个人的单打独斗或步兵为主，转变为以战车为主、车步协同。强调保持队形严整和车阵坚固，充分发挥车阵集团冲击力致胜。配合协作的要求提高了，要准备的作战*器武**也增加了。
“戈矛”、“矛戟”、“甲兵”则是分指不同的兵器。在当时，秦地与西戎接壤，战事常年不断。成年的秦人男子，都有自己的战袍、*器武**，只要发生战事，拿起来就可以上战场了。
同时，为了抗击西戎、犬戎的侵袭，秦人探索建立了一整套应对办法。例如，在平时他们以每六男丁户为一组进行编组，其中常年有一人从军，其余的平时在家耕作，并供养从军者和家人。但在家耕作的男丁同样要进行训练，类似现在的民兵。所以他们家里都有单兵作战*器武**，都养着战马，平时耕种为业。一旦发生战事，人与马就一起被征召编入*队军**。
由于需要凝聚共同的力量去抗击外戎，所以才有了每章末句的“同仇”、“偕作”、“偕行”，由共同对敌的仇恨，写到共同奋起、同赴战场，表现出团结一心、同仇敌忾、誓死保卫疆土的义愤。
诗歌虽然采用了重叠复沓写作手法，但一点也没有重复啰嗦的感觉。每一章句数、字数相等，结构的相同并不意味简单的、机械的重复，而是不断递进，有所发展的。
如首章结句“与子同仇”，是情绪方面的，表示我们面对共同的敌人要同仇敌忾。
二章结句“与子偕作”，“作”在这里是“起”的意思，就是听到王命征召，马上一起行动起来。
三章结句“与子偕行”，是“行训往”的意思，表明士兵们将奔赴前线共同杀敌了。
用这种重叠复沓的形式来处理，固然会受到乐曲的限制，但可以边唱边舞，随节奏的起落与回环往复逐渐加强，在起伏跌宕中，更利于表达出诗中战斗激情的主旋律。正所谓“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与那些反对统治阶级穷兵黩武、给人民带来深重苦难的不义之战不同。《无衣》反映的是中华民族的先人们抵御外侮、保卫家园的正义战争。
全诗感情激荡，气势非凡，如同秦人的“义勇军进行曲”，它激昂高歌，表现出一种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一种困难藐视渴望杀敌的革命乐观主义，一种慷慨雄壮的爱国主义激情。
吟颂诗歌，使我们仿佛看到，就像当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那样，唱着《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秦兵为了抵抗外戎，也是高唱《无衣》，在“同袍”、“同仇”、“偕行”的相互鼓舞下，争先恐后奔赴战场去杀敌立功，确实是一篇不可多得的爱国主义诗章。
《国风》被普遍视为《诗经》中的文学精华部分，后人将其与屈原的《离骚》并称为“风骚”。“风”也就是当地的风俗，反映当时生活习惯和世人喜好。
班固在《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赞》中说秦地“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诗，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焉。”
朱熹《诗集传》也说:“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故其见于诗如此。”这首意气风发的诗篇，豪情满怀，确实反映了秦地人民的尚武精神。
由此可以证明：中华民族的血脉里不缺尚武的基因，中华民族的文化里一直有歌颂正义战争的传统。
把《无衣》与诗经中其它记录战争的文章作对比，我们可以品位古人的朴素战争观：“诛*乱暴**，禁不义”。
正义的战争是人民支持的战争，而人民的支持是赢得战争胜利的关键因素。因此，《无衣》在《诗经·国风》中一出现，便奠定了它在中华文化中的至高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