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洞庭虎 湘约世界 情怀天下 2022-09-10 00:38 发表于湖南
又是教师节，一晃，父亲走了整整七年。父亲是突发心脏病以83岁的高龄离开我们的，走时没留下片言只语。
一个教书匠，一生从没离开教育岗位，到底是怎么一个人。他留给后人是留恋还是遗憾，是值得推崇还是令人懊恼，还真说不清楚。
父亲出生在1933年，上过私塾.解放初期从华容一中初中毕业，考上了桃源师范后终因一年170担谷昂贵的学费而止步。1950年，年仅17岁，便开始了他一辈子的从教生涯。从治河轭头湾到塔市老垱堤，从县教研室到胜峰龙秀山，从万庾五谷庙、万庾完小再回老家胜峰、十里铺。六十岁退休后又返聘到华容怀乡中学再任教三年，教龄长达46年。
记忆中的父亲总是喜欢穿一件长长的青色大衣，脖子上围浅色围巾，戴一顶鸭舌帽，穿一双从不擦拭的皮鞋。眼睛上总架着一副用绳线捆着镜脚才能戴正的高度老花镜。他话不多，别人讲话时也从不插言，给人一种威严。
父亲也有自己高光的时刻。25岁当完小教导主任，26岁当教育组秘书，28岁当县教研室教研员，后来又当完小校长，中学教导主任。不管当什么，他的教师身份从来没有改变。只因家庭出身不好，写了多次入*党**申请书，但一直也只能当*党**外人士，成为他一生最不甘心的事。
父亲尽职为公永远是第一位的。 我对父亲最初的记忆应该上溯到1968年的春天。父亲那时任万庾完小代理校长兼教导主任，带着一群学生到华容烈士陵园扫墓。作为“一号*长首**”，他指挥手握红宝书的小学们生一遍又一遍高唱“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他领着大家默哀、献花，也发表了“深情激昂”的讲演。随后又给学生们发馒头、饼干。因为是星期天，一切忙完，本来该陪我回离烈士陵园仅三里路的家里休息，但他却带着几百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开回他的学校，让仅仅只有六岁的我独自一个人孤独回家。
父亲一生长期在外教书，最远时离家有上百里，一个学期也难得回家一次。即便回到家，也带一大堆学生的作业课本和自己的备课本。煤油灯下，常常加班到深夜一两点。
退休后，父亲眼睛老花特别严重，也想好好享受人生。怀乡中学校长找到家里说，学校缺生物课老师，现在生物又是必考科目，要返聘父亲去上课。父亲尽管一直在外，欠母亲太多，很想陪母亲颐养天年，但还是爽快答应，没讲任何理由与价钱。每天他骑着我换下来的破单车，乐此不疲，一干又是三年多，直到心脏病发作住进医院才结束了自己长达46年的教师生涯，专心当家庭主男了。
父亲的爱永远是无私的。 1975年10月国庆之后的秋天，父亲见我刚满13岁，才四十多斤，天天在生产队插种割谷，晚上还在蚊虫叮咬下看守军堰、官堰里生产队的梭角，于心不忍。常跟母亲说，球儿太小，还是让他读个书吧。其实父亲那时就是我的班主任，为保我读高中，主动让一起上学的姐姐辍学回家。可谁曾想到因家庭出身不好，我读高中的名额要让给贫下中农。初中毕业时，我不满十三岁，只好回乡务农。舅娘见此，便主动找自己的一个在教育局当领导的亲戚，在别的同学入学两个月后，我终于收到了高中录取通知书。
上学的那天，我很高兴，跟着父亲步行去五十多里外的华容三中。父亲也终于露出久违的笑脸。他告诉我，我们家终于有人上高中，当“秀才”了。并给我买了一双35码的解放鞋。我穿着新鞋，一路欢歌。因新鞋打脚，走到珠头山，脚后跟便打起水泡，再也走不动了。父亲弯下腰，让我爬上后背，背着我沿公路前行。十月的天，还有点热，公路上偶尔也有飞奔的车辆，卷起一阵黄土。我伏在父亲的背上，欣赏着秋日的美景，将脸紧紧贴在父亲的耳旁。那时我也有将近50斤吧，开始父亲并没觉得很吃力，背过三封寺，身上便渐渐沁出汗水。到复兴桥时，已气喘吁吁。他将我放下，牵我一踮一踮往前走。等身上汗干了，又将我背起。我们花了三个多小时，在下午三点左右赶到了松木桥。松木桥每天上午下午各有一趟去三郎堰的班车。班车上人很多，父亲跟售票员求助，将我从车窗塞进车里。告诉我，到一个下坡，看到一片古老的松树，就一定下车。
父亲并没随我上车，也许是为节约三毛钱的车费，也许是车上人太多没办法挤上车。我坐的班车一溜风往前开着，父亲快步跟车子前行，很快便消失在班车卷起的浓浓灰尘之中。
我到了三郎堰，按父亲的约定在车站旁等候。两个多小时后，父亲终于出现在我的视野里。他一身汗水，满眼焦急。看到我，立刻笑起来，还打趣说，我真怕你被车拖到塔市驿去。到了三中，我们去找教导主任周玉祥。周主任有事，回老家红莲大队了。天色已暗，父亲便带我到三郎堰供销社旁的歺馆吃面。他帮我点了一角六分钱一碗的肉丝面，自己点八分钱一碗的光头面，并生怕我吃不饱，还夹出一份面放到我碗里。我们乘着夜色一路打听，终于找到周主任家，将介绍信和来意说清，办好了我的入学手续。第二天一大早，父亲便匆匆赶回老家。
父亲从教永远是极端负责。 恢复高考后，父亲调到“八二五”中学任教高中毕业班。他教语文、教地理，后来学校差英语老师，又让他兼教英语。那时的父亲好像活力四射。父亲读初中时学过俄文，后来也自学了一点英语。但他那碗水哪能把高中毕业班的学生喂饱。自那以后，我天天见他对着镜子练口形、念音标。英语备课本上，每个单词都用汉语标明。他将“revolution（革命）”标成“热得雷形”，将proguction(生产)标成“科大不兴” ，将beautiful(美)标注为“标得佛”。一直等学校来了正规科班英语老师，才叫他让“贤”。
教地理，是父亲的强项。但学校没有经费买地图，买地球仪。他便自己买来白纸、颜料，用彩笔将地图放大。铁路、公路，大江、大湖，首都、*旗国**，地形、气候，都清楚的标出，上课时再贴在黑板两边讲解。有时也用粉笔信手画出一幅，标出几个城市，几个国家，让学生们去找从这到那最便捷的铁路或最优化的海运线路。也正是从父亲的地图上得到了某种灵感，让我这位1977年只画一个五梭椎就可毕业的“高中生”，高考时地理居然考了89分。
的确如此。几年下来，父亲也还真没误人子弟。他所在的“八二五”中学高中毕业班居然考出了哈工大、纺大、武大、湖师大等一批优秀的大学生。父亲到底教了多少学生，真没办法统计。所教学生中有多少“贤人”，也没办法算清。仅我所在的石化一家工厂，就有三名高工、四名处长。
父亲的备课和板书一直都是全县的楷模，常常拿到县里展示。那个年代没有印刷机，学生的课外辅导材料和试卷都是用钢板刻写油印的。每到星期天，父亲都拿回一叠油印纸在家加班刻钢板，经常刻到转钟。到现在，还常常有父亲的学生告诉我，说他的字体深受老爷子的影响。
父亲的课外辅导永远只讲付出。 或许那个时代就没有“教书收益”这四个字，教师只讲付出。那个年代，大学生是“天之骄子”，考上大学就是“王道”。寒暑假、星期天，一些学生便主动跑到家里找父亲辅导。地理也好，英语也罢，生物、历史等课目，父亲总是不厌其烦，耐心讲解。中午又让学生和我们一起吃饭。有位学生过意不去，送来一斤白糖，父亲硬是将白糖让学生带回去。有学生偶尔将一包烟放在家里，父亲也将烟原封不动放好，等下次学生来时再交给他带回。父亲说：“传道、授业、解惑，是老师的天职，我有一份工资，哪能再拿多余的。我这一辈子，从未收人礼物，你们别让我坏了自己订的规矩”。
父亲的书法很是工整，也有一些人到家里拜师学习，春节或红白喜事，周围的乡亲便将父亲接到家中写对联，父亲总是笑呵呵应承，像是中了头彩，兴冲冲赶去。回来时也只拿着他的毛笔和墨汁，对人大讲特讲他所作对联的来龙去脉。
父亲的严永远是刻骨铭心。 父亲也是我的任课老师。他很和霭，也很严厉，从不轻易骂人打人。从小到大，我只被父亲狠狠揍过一次。那是上五年级时的一个夏天中午。我和同队的六二、木二、建忠、安甫五人飞奔到离学校两三里的李家湖去打泡起、采莲蓬。我们将衣服脱下，穿一条短裤，钻到湖中心，打水仗、摘莲蓬、采藕尖，高兴得天地就是我们的世界。玩够了，满身上下缠着莲蓬从水中钻出来。游到岸边，父亲手拿一把竹条，将我们的衣服全都撸在怀里，板着脸，很威严地站在那。一把竹条狠狠地抽在我的赤条条的腿上。父亲边打边骂：叫你们玩水，叫你们摘莲蓬。他大叫一声，便抽打一次。当然，他只拿我“杀鸡儆猴”。我疼痛难忍，大哭大喊，其他四位“同伙”也将头低成“犯人”、胆颤心惊。这还未了，父亲又将我们五人全部带回学校，让我们穿着短裤站在水泥乒乓球桌上向全体学生示众，还叫班上的同学将另外四名“同伙”的家长叫到学校受训领人。这事之后，我终于领教了父亲的严厉，再也不敢逃学或下水玩耍了。我知道，在关系到学生生命安全这件大事上，父亲真的狠心，舍得出手。后来我也步了父亲后尘，从师范毕业后当了一名教师。父亲有时也跟我分享他几十年从教的心得体会。用得意的派头大谈自己的经验。他常说：学高为师，严师出高徒。古代先生都有戒尺，专打不听话学生的手掌和屁股。不听话，还是要惩戒。猪怕剐，人怕打。随后又加一句，记得啊，不能打重、只打皮肉，千万别伤骨，也不能常打老打。
父亲一生从没买过一件“奢侈品”，但有两件东西他却打破了戒律。一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未，他花了十几元买了一个小闹钟，跟母亲“报账”时整整有词地说是上课要把握好时间，工作需要；二是1978年我当民办老师时他送我一块120元的上海表。父亲不跟我啰嗦，没有表情地告诉我：“这是我一辈子买的最贵的物品，希望你别让我失望，当个好老师”。
父亲走了，葬在我们家乡学校的后山上。平常我也鲜少能去几回。清明节，当我给父亲扫墓时，他的坟头总有人抢先帮他插几面纸带，放几朵菊花，亦或点支香烟。我知道，那是他的学生在自发的悼念。一个生前从不索取、清苦寒酸的老先生，去世之后还有人想到他，也许这就是父亲一生最大的荣耀了。父亲走得很匆忙，没给我们留下一句话，但他瘦小和平凡的身影却始终让我们牢牢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