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真正的诗人，他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是共生的，是互文式的。在中国古典诗人那里，世界在很多时刻几乎略同于大自然，诗歌是他们进出于大自然的自由表达，是我们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最美好呈现。
辛弃疾言：“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贺新郎》）人与大自然之间存在着微妙而默契的关系，爱默生说得非常妙：“田野和树林给予的最大快乐是人和植物间玄妙关系的暗示。我并非独自一人，也不是没人认识我。它们向我点头，我向它们点头。”
石涛言“搜尽奇峰打草稿”，我认为一样适用于诗人创作和大自然之间的关系。洞庭东山，上天赋予她独特的地理位置——延伸于太湖之中的一个美丽触角，三面环水，湖光连天，渔帆鸥影，隐约可见，真可谓画图难收。
在中国文化历史版图上，东山又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位置，她处在人文繁盛的苏州城的边缘地带，成为古代文人骚客心中链接尘世与世外泉林的绝佳去处。
谈起人杰，东山土生土长的王鏊显然是东山标志性人物了。乡试“解元”、会试“会元”（皆第一名），殿试“探花”（一甲第三名），一时盛名天下。明正德间官至少傅、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为官正直清廉，时称“天下穷阁老”。
虽然他的官做得很大，但我认为作为士大夫的王鏊本质上还是一介书生，他致仕回乡至逝世，家居共一十四年，“不治生产，惟看书著作为娱，旁无所好，兴致古澹，有悠然物外之趣”。他致力于地方文献著述，纂有《姑苏志》《震泽编》等。
从我个人对他生平行状的粗略考察来看，他身上的诗人气质更是扑面而来。在政治上，当时朝廷忠良尚宝卿、崔睿等人被权倾朝野的宦官刘瑾借故毒刑敲打至死，王鏊不顾个人安危，当刘瑾面斥责道：“士可杀，不可辱，今辱且杀之，吾尚何颜居此。”刘瑾千方百计要杀逆己朝臣韩文、刘健、谢迁，皆因王鏊“前后力救得免”。
在诗歌写作上，王鏊写了大量关于自己家乡的诗歌，如写他自家的园林“花间小坐夕阳迟，香雪千枝与万枝”，不失为明诗之上乘佳作；在《归省过太湖》中，他写道“十年尘土面，一洗向清流”，豁达高洁的形象，跃然纸上！另外像他写的“俯仰两间双短鬓，往来千古一蘧庐”“澄湖万顷从中来，浪卷三山欲飞去”“平生山水心，老脚步辞蓝”“西来暝色一帆孤，才见青山忽又无”等诗句，无不充满灵动洒脱之意，洞庭夕照。 萧散清逸，大有王维、岑参之遗风。
东山的景致奇绝澹荡、风物清嘉，历朝历代的大诗人都丝毫不吝啬他们的笔墨，纷纷吟风弄月、把酒赋诗。
大诗人白居易到东山后写下“浸月冷波千顷练，饱霜新橘万株金”这样的绝妙好诗；
诗人王昌龄写道：“水宿烟雨寒，洞庭霜落微”；
苏州乡贤范仲淹这样写东山的秋色：“万顷湖光里，千家橘熟时”；
范成大流连于翠峰寺，写下“借问翠峰路，谁参雪窦禅。应真庭下木，说法井中泉”这样澄澈清朗的禅诗。
至于东山最有意趣的诗歌我觉得是韦苏州（韦应物）写的《答郑骑曹青橘绝句（一作故人重九日求橘书中）》，诗中写道：“怜君卧病思新橘，试摘犹酸亦未黄。书后欲题三百颗，洞庭须待满林霜。”清人管世铭说这首诗“潇洒独绝”。
诗中写了一个朋友因病想吃橘子，可惜橘子还未成熟，暂时还不能满足友人愿望。描绘了因橘子将熟未熟、自己要送却又不能送的矛盾心情，细腻别致，无以复加。东山的橘子不名动天下才怪呢！
在传统文化视野下，东山之文脉深广，有目共睹。本土诗人王鏊曾赋诗赞美这一故乡美景：“太湖小汀滢，风帆时隐现，吴门俯可掇，越峤杳难辨。”
东山的风物景致向诗歌点头，而诗歌也同样向对方颔首致意。于是，洞庭东山的诗意，蔚然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