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昌
前不久，杨学勇兄把我拉进了德州地区一个名为“邢侗文化研究群”的朋友圈。对于邢侗，我既不陌生，但也知之甚浅，只知他是我们这一地区的历史文化名人，一个工于书画，以诗文见长的老夫子而已。现在既然加入了这个“朋友圈”，理应对老夫子多作一些了解，于是便从世君兄处搬来一套《来禽馆集》，此间并得到临邑修广利先生修订且赠送的《邢侗集》一部。谁成想回家捧书一读，竞使我大喜过望，喜极而泣了。
邢侗塑像
说来惭愧，笔者是一个从农村来到城市讨生活的打工者，且已过知天命之年。然就像郭襄一见杨过误终生，少时在课堂上学到的陆游那句“位卑未敢忘忧国”一直深藏在心底，所以这些年来不管处境如何艰难，劳累之余除了思考一下自己卑微的人生外也不忘关心一下这个国家的“国运”。在中国，一谈到历史，大部分人会以中国的历史渊远流长而自豪，可我在自豪之余，却觉得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有着太多的漩涡，致使中国人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付出了更多的代价。比如中国近代史，短短六十年中，中国人在一个接一个的漩涡中挣扎最终被吞没。这难道就是中国历史进程的宿命吗？这其中就难道没有一个“可能”或“如果”可以发生吗？当我们高喊“牢记历史，勿忘国耻”时，有谁会钻进历史自己去寻找过答案？又有谁认识到也许我们自己的先人可能存在的失误或失当呢？比如中日甲午战争，我们在深感屈辱的同时，有没有谁认真的想过我们这个国家是为了别人而把自己的性命断送了呢？用台湾柏杨先生的话说“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人第二次保卫朝鲜。而第一次保卫朝鲜是始于1592年的“万历东征”。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中说；这是日本第一次侵略朝鲜，也是中国人第一次保卫朝鲜。自九十年代（1592一1598）历时七年。日军撤退后，中国援朝军也跟着撤退。这是历史上国与国之间最标准的无私援助，中国战士的鲜血，洒满朝鲜半岛，而一无所求。（《中国人史纲》603页）
中日甲午战争
“万历东征”和“中日甲午战争”的起因和性质如出一辙。“甲午战争”以中国完败而早成定论，而“万历东征”虽说到最后以中国胜利而终，但史学界有很多学者坚持说“明不亡于崇祯，实亡于万历”。民国蔡东藩在其《明史通俗演义》中说：自倭乱朝鲜七载，中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迄无胜算。至平秀吉死，战祸始息。小子有诗叹道：
议封议剿两无成，
七载劳兵困战争。
假使丰臣天假祚，
明师何日罢东征？
（《明史通俗演义》615页）
是的，假如丰臣秀吉不死，战争到何时才能结束呢？大明又是否能取得最后胜利呢？即使取得胜利，其得又是否大于失呢？这些都不得而知。但今天，从我们的先贤子愿先生的《倭国论》中，我听到了四百年来不曾听到的另一种声音，听罢如醍醐灌顶，使我茅塞顿开：
《倭国论》中开篇写到：万历丁酉，倭寇朝鲜。我大举救之，诏征天下，兵集王京（汉城）……，于是朝野谈倭事者蜂起。竟不知要领所在。……想到太祖皇帝典训昭然，令后世勿有事四夷而疲中国。此圣人无穷之虑。又独深绝日本，誓戒再三，此至诚之前知之神。讵意二百年后倭事忽作，祸始朝鲜。我受其敝，既轻与战复轻与和，和事不谐乃更言战。彼窥和战之隙而择为利，我无必战之画而漫然应之；前事则非伐谋于始，后事则非定计于鲜。均之侥幸，一掷而已。……
邢侗书法
子愿先生的这段话，说出了中国自南宋以来六七百年间中国人深陷其中而不悟的顽疾：面对战争，自已浑然不明。轻战轻和，和事不洽接着再战。敌人在和战之机择利而为，我无必胜之算而贸然应战。起事者挂怀军旅，虽知无利而一意主战；受事者职在奉行，虽知有害而不多一言。百官“贸贸然”，百姓“哓哓然”。一句“朝鲜为我属国，势所必救”便大动兵革。不审国势之强弱，不计民心之相向，不顾属国之怨望，最后直至覆国亡家而后快！对此，晚清中国第一位驻英法公使郭嵩焘说的明白：南宋以后议论时局与古一变。学士大夫习为虚骄之论，不务考求实际，讫今六七百年，无能省悟者。（《郭嵩焘日记》第一册400页）……中国士大夫不考事端之本末，不察事理之得失，以战为嘉名，以主战为伟论，恒然南宋以来之恒态，无足论者。（同上，428页）而对于外交争端，郭氏有一段议论在笔者看来可以说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最伟大的思想认识：南宋以来边患日深。而言边事者峭急褊迫，至无以自容。不独汉唐以上规模不一讨论，直举国势之强弱，事机之得失，皆无足关其意。惟一意矜张，以攘夷狄为义，而置君父于不顾；必使覆国亡家，以自快其议论而为名高。数百年竟无能省悟者，则宋儒之乐持虚论而不务求实际，有以阶之厉也。铲除此等议论，而后人心风俗可几于古。其去道理固远矣。所谓道理无他。以之处已，以之处人，行馬而宜，施馬而当，推而放之而心理得，举而措之而天下安。未有若南宋以来之议论，蠲弃天下国家而取快纷纷之口，若是之烈也。宋之所以弱，明之所以亡，诸君子贸焉无所得于其心，乌足与言道理哉！（《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57页）
郭嵩焘
由此段议论可以看出，郭氏无异是那个时代的异类，甚至放到今天他也是一个异类。所以他不被满清所容，所以他不被今人所知。
虽然郭嵩焘被称为罪人，但他终于以个人的睿智和勇敢把这个民族的死结解开一一《洋务先知郭嵩焘》作者孟泽先生解释说：其实，郭嵩焘认为办理“夷务”“洋务”不当的重要表现，就是自已首先明确立场，以自已与对方誓不两立，在观念上把自已弄得没有立足之地，所谓“无地自容”。观念和立场上的自我孤立，直接带来对策上的失误，还不等人家上门，自已本人，自已人内部先掐起来了。这种“主题先行”的做法，其来有自。（《洋务先知郭嵩焘》186页）
在此我说了这么多，只是想说一件事：我们的乡贤子愿先生就是和郭氏一样同为先知先觉呀！子愿先生早郭氏二百五六十年就说过：吾闻天子守在四夷，内宁则无外惧。而以属国之命运同为中国之盛衰，此实在是愚蠢之极让人无法理解。是的，中国有句古语：君子之道，守在四夷；诸候之道，守在四邻。帝王或诸侯只有政治清明才会得到人民的拥护而不会发生内患。而没有内患就不会有外忧。而看看明万历朝和清慈禧朝，君既无道，又何能久存呢？即动兵革，也只能自求速亡了。在一篇《倭国论》中，子愿先生给我讲明了一个我多年思而无果的问题：今天担忧朝鲜的人说若日本拥有朝鲜则为心腹之患，我失朝鲜则失藩属之国。此是那些坚持保护朝鲜的人所说的不得不这样做的原因，这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唇亡齿寒”，对此，我个人觉得虽有问题，却无从反驳。而子愿先生却一语惊醒梦中人：假如我朝幅员如两汉时期，国土已到朝鲜东北部，我们就不与日本为邻了吗？假如日本与我构怨，我们又能借什么为屏障呢？而其对赋税的担忧和“人心”的剖测，更是一语中的：夫民常赋已不能供，而又加征无已，则薄田必将荒弃，贫丁必将逃亡。逼累之极，兽穷必抟，不为盗贼可得哉？今远近汹汹，思乱者众。乐谈谣言，妄谈灾变，大都不逞无告者所为也。又所在招兵，望风糜至，主者未能尽收。或选时不时，或摒弃不用。前无希望，退受饥寒。一夫狂呼，千人攘臂。亡命绿林，求活鱼釜，亦迫之使然耳。谁成想才短短过去三十年，被我们称为“农民起义领袖”的李闯王就在军中反叛，且是一呼百万，终将大明江山*翻推**。而李自成，就是一个被裁撤的穷驿卒啊！读史至此，我辈今天除了扼腕长叹外又能如何呢？
邢侗纪念馆
子愿先生的《倭国论》，从征兵，筹饷，后勤，行军，地形，人心等多个方面详细分析引证，以“五危四患”提出了反对出征朝鲜的个人意见。而其预判，也大都应验。此文虽收录于当朝陈子龙、徐孚远编辑的巨著巜皇明经世文编》中，却不曾闻于后世。但其历史地位和思想价值，值得我们去认真审视，深入发掘。先生虽为四品小官，且青年致仕，然从短短一篇《倭国论》中可以看出，其不但熟读四书五经，对于天文与兵法更是研究极深。特别是对于历史上的历次战争都了然于胸且有有异于常人的独到见解。从中可以看出，他一生所讲不务虚论，所求皆为实学。自已虽“足不曾涉海上，身不曾至行间”，然对于国家正在进行的战争，就如坐而对弈，自怀机杼，进退自如。这不正是“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帅才所必备的才能吗？其恩师，曾任兵部尚书的于慎行曾说他：汝是天下才，惜无人能识者。陆放翁有诗曰：天下可忧非一事，书生无处效孤忠。而这，难道仅仅是先生一个人的不幸吗？先生辞官回乡，寄情山水，以诗文唱和，以书画酬答，看似闲情逸致，而其心之苦，其情之悲，有如伴青灯古佛，此又岂是我辈所能谅见的呢？我们今天的年青人一谈到战争就慷慨激昂，可我们又是否记得先人所说的“主不可因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约不为人主怨，伐不为人挫强”呢？当我们依然为自己的国家受到国际社会的围堵遏制而愤慨时，我们有没有想过，如果换一个角度去思考问题，或许就能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了呢？当然，这需要判断一一柏杨先生曾说过：判断，是人类最高智慧的表现。判断如果错误，就必须付出判断错误的代价。
来禽馆集
此刻，捧着一部《来禽馆集》，我忽然想起了梁任公的《读陆放翁集》：
辜负胸中十万兵，
百无聊赖以诗鸣。
谁怜爱国千行泪，
说到胡尘意不平。
在此，也以陆放翁的《沈园》为韵和诗一首，以表对我们的先贤子愿先生的悼念之情：
梦断魂消四百年，
泲园 春柳又吹绵。
古人己作犁丘土，
今吊遗踪亦泫然。
一一2020年8月5日于仰嵩书屋
2011年10月15日, 明代书法家邢侗《来禽馆石刻拓本》首发式在山东省博物馆举行
邢侗简介: (1551-1612)，字子愿，号知吾，自号啖面生、方山道民，晚号来禽济源山主，世尊称来禽夫子。临邑县(今属山东德州)人。 邢侗是明代一大才子，诗文、书画皆擅。其诗作，人评“出入李、杜、王、岑，高古典雅”，而其古风直追汉魏；其文深受六朝文风影响，“好作骈俪语”，行文酣畅淋漓，杂之以明典暗喻、古文奇字，形成了典丽古奥的独特风格。其书法成就最高，当时书坛号称“晚明四家”的邢、张（瑞图）、董（其昌）、米（万钟），邢侗位列其首。
邢侗书法
郭嵩焘简介: （1818年—1891年），男，乳名龄儿，学名先杞，后改名嵩焘。字筠仙，号云仙、筠轩，别号玉池山农、玉池老人，湖南湘阴城西人。晚清官员，湘军创建者之一，中国首位驻外使节。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进士，咸丰四年（1854年）至咸丰六年（1856年）佐曾国藩幕。同治元年（1862年），被授为苏松粮储道，旋迁两淮盐运使。同治二年（1863年）任广东巡抚，同治五年（1866年）罢官回籍，在长沙城南书院及思贤讲舍讲学。光绪元年（1875年），经军机大臣文祥举荐进入总理衙门，不久出任驻英公使，光绪四年（1878年）兼任驻法使臣，次年迫于压力称病辞归。光绪十七年（1891年）病逝，终年73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