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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开始进入到产业链上发动改变。在这条漫长而复杂的链条上，寄居着数不清的命运。技术要如何安置他们？技术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却不能改变他们多变的命运。

文|梁 爽

编辑|陈志强

汹涌的数据证实了，11月11日是技术的胜利 。在这一天疯狂消费的人和负责支撑这场疯狂的人，崇拜的不是庇佑商人的古神赫耳墨斯，而是尼尔·盖曼笔下的新神——“科技神（Technical Boy）”。

但技术并没有如他的创造者所期待的，无往不利，征服一切。在尚无力负担技术的地方，那些技术的末端，以及仍然依靠商人们灵活脑筋维持运行的地方，赫尔墨斯挡住了技术往前的道路。

这可能是暂时的，也可能是永远的。

我们想要为你呈现这样一个景象：技术已经可以在特殊的日子里，将自己提升到每秒处理32.5万笔交易的能力；但在这秒以外的时间里，在我们的“外脑”手机之外的真实世界里，技术没能帮助一个迁徙的商人重拾美好光景，也说不清一块布在市场上的命运，甚至没能替代工厂里的一根针。

科技神让我们沉浸在技术的喜悦里，淡忘了现实的难度，那属于赫尔墨斯。

△工厂里正在印染的布

01

寒潮来晚了

至少在11月11日这天，技术并不能改变天气。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2017年的冬天依旧是暖冬。立冬半个月后，中国南方的城市才记起该降温了。

蔡秀锋倒希望寒潮能赶在11月11日之前赶到。

11月10日晚上，蔡秀锋和往年一样在公司加班，守着天猫后台，等待着零点到来。这天重庆的最高气温达到16°，依旧穿着秋衣的蔡秀锋隐约有点担心。他的天猫店织礼是以销售羊绒衫为主，天气越冷自然销量越好。

蔡秀锋并不属于这夜的大玩家。24小时后，铺天盖地的消息会反复告诉他，交易总数达到1682亿元。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的技术帮助，这一切要如何实现。但蔡秀锋只是1682亿元中被省略掉的数字。他为这天所做的最大准备，就是把兼职客服从两个加为三个，安排电商团队的四个人加班。

2012年，经营了8年羊绒衫工厂的蔡秀峰，开始在天猫开店。工厂在长江的南边，门市在解放的新华路上，他靠着一根过江索道来来回回。2012年之后，他的生意靠着一根网线。他和同一批开店的800多个服装商家们，被天猫小二拉进一个在阿里旺旺上的交流群里。不到一年的时间，一半头像都变成灰色。现在，群里90%的人都没了动静，他算少数做得不错的商家。

聊天群的头像渐渐暗下去的五年里，蔡秀锋看见过许多想要赌一把，最后却一无所有的人。

也就是2012年左右，商家们都喜欢打爆款。流量经济下，互联网都在大谈“爆款”。对淘宝上芸芸中小卖家来说，押对了爆款，赚得多自然开心，关键是能吸引来大量流量，流量就意味着有机会晋升大卖家。

到了2014年，方向就变了，大家转而谈“小而美”。蔡秀锋感到店铺的节奏不知不觉变快了，上新的周期变短了，用户对品质的要求变高了，对价格倒不如过去那么关心。

但是蔡的朋友中，仍有人想搏一搏，准备了几十万元的女款针织衫，打算在聚划算上以不到五十元的售价销售，赚上一笔。为了摊薄成本，朋友一次性下订5000件，可最后连1000件都没卖出去，80%的货都压成库存。

钱变成仓库里一件件卖不出去的衣服，现金流断掉；陆续的退货和差评更是雪上加霜，将朋友彻底打趴下。

在淘宝上，卖不出去的衣服，并不会因为降价就有机会翻盘。开始卖不出去，到最后大多摆脱不了这样的命运。

这就是服装企业的宿命，在库存和稍纵即逝的销售时机之间来回挣扎的宿命。技术从起初对销量的简单统计，到ERP管理，到现在可以通过大数预测用户行为。这种对用户行为的多维度量化统计，让企业在这种命运中的摆幅收窄，少了些大起大落的戏剧性。

当具体到某款产品时，商家们未必明白它成为爆款或滞销背后的原因，那是蔡秀锋口中的“迷之因素”。更多的时候他只能靠经验摸索，用样衣测试效果。

在全年各个重要营销节点之前，商家们已经逐渐可以通过预售的形式，测试市场对款式的反应，以准备自己的备货。但在11月11日这天，预售是属于大玩家的权利，中小商家们更多只能依靠购物车和收藏数量判断，谨慎押款式。

所有的数据背后都有变量，技术可以让常量那部分日趋精准，却还不能，可能也会永远不能，将变量量化。这种通过预测备货的行为，本身就无法100%精准。人们想到的最好解决办法，是打造一条可以快速反应的供应链。让这条通过规模化降低边界成本的链条，转型成为可以快速反应、小订单生产的生产线。

但只要靠近这条生产线观察，就会发现尽管技术已经渗透，但想要取得胜利并不简单。在这条漫长而复杂的链条上，寄居着数不清的命运。

△针织厂里堆着的纱线，它们接下来会被织成布料

02

宿命

技术没能改变何东升摇摆的命运。

三环上的动物园，曾经是北京最大的服装批发市场。每天有三万多人在这个30多万平方米的市场里上班，往来出入的人一天可以达到六七万。这样的人流，如果再遇上上下班的车流，动物园就堵得水泄不通，北京城里人人避之不及。

2016年以前，何东升就是每天进出这里的六七万人中的一个。

在重庆读完研之后，2012年，何东升随朋友到北京做服装生意，经营者一家叫做重华的汉服网店。公司在五环南苑的一个居民楼里，往北五公里就是北京最大的面料批发市场木樨园，往南五公里就是位于小南街的服装加工厂。在曾经到处都贴着布料回收、专业收账的小南街上，是一个个服装加工厂，人造毛、羽绒服、皮革、绣花……厂房大多是两层楼房子，藏在大铁门后面。

“就这么一条线南北贯穿，就是我们整个供应链，正好是中轴线上一条路，所以当时真的是很方便，各个方面很方便。”何东升用手画出一条看不见的路，这条路让何东升在北京的服装业务顺风顺水。

2015年，在京津翼协同规划下，北京决定要疏解非首都功能。动物园批发市场从三环搬到六环，又要从六环搬到河北白沟，一个何东升从前没听过，后来也没去过的地方。

起初以为搬迁只是说说而已。但看着从市场里的人都大车小车运走了货物，门市一个个空下来，何东升知道不得不考虑自己往哪儿走了。不想跟着去河北，就只能回重庆。

到第二年3月，工商、税务、各个相关部门的人都来敲何东升的门，催他搬走。他开始把库房里的6000多件衣服、几十个货架，零零散散的办公用品打包装箱。

负责拉货的司机问何东升货有多重，何东升心想衣服能有多重，“三四吨吧。”司机拖着何东升两年的家当朝西南出发，何东升也搭上了回重庆的飞机。他想过回重庆之后，一切会和北京不同。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好光景就和北京城一起消失在窗外，飞机带着他钻进了云里，什么都看不清。

两个半小时后，机舱外的景色从开阔的北方平原，转为了高低起伏的南方山丘。第二天，货车司机将货送到何东升面前，开口第一句就是跟他抱怨，“过磅有六吨多，得加钱！”

“说是家当，大多就是库存，”何东升说。

△曾经到处都贴着布料回收、专业收账的小南街

回到重庆之后，何东升首先想到去当地最出名的朝天门批发市场找面辅料供应商。朝天门市场里聚集的，大多是二批商。他们将面辅料和成衣从柯桥、桐乡、杭州、宁波等产业聚集地带回到重庆，成本层层增加，价格一路上涨。货到了朝天门的档口，不仅价格高，质量也是参差不齐。

在朝天门的各个档口辗转了一年左右，何东升顺着二批商的路径，向上找到了杭州、最后来到柯桥。作为全国最大的轻纺市场，全球超过1/4的面料都是从这里卖出去的。

“一点都不夸张地说，柯桥是全球最大的面料市场”。几天后，柯桥的面料商人章京告诉我们。柯桥的轻纺城分四个区，两万多个门市。市场里有多少个商家，没人说得清。章京说有一万八千家，另一个布料商人向志伟告诉我们有四万多家。

何东升偶尔会怀念过去10公里就跑完的供应链的日子。现在，他的供应链被打散到1600公里的两头。1600公里的起点，是他在重庆的公司、零散的布料供应商、让他头痛的服装加工厂；终点是以杭州为中心的成熟产业集群。高度专业化的集群，吸引来大量打工的工人。他们只有唯一的要求：赚钱。这让何东升想起在北京时遇到的工人们。

从外地来北京打工的工人，直白地想要挣钱。只要能挣钱，其他条件都所谓，加班也没问题。他们维持着一条产业链的正常转动，但大多只是低头做事，带着口罩、或者带着耳塞，工作时脸上大多没有表情。

何东升很喜欢和这样的工人打交道。他们要求明确，只要给够工资，就会卖力工作。不仅效率高，同时上班时间也长。如果按生产效率算，北京的工人工资甚至比重庆还低。

回到重庆后，何东升先试过自己开工厂，但工人首先就是问题。重庆的工人带着典型的二线城市特征，大部分工人的老家就在重庆，他们不能没日没夜地加班，他们还有生活。如果遇上老公在打工的缝纫女工，不工作家里也能凑合过，并不是非工作不可，提的要求也自然更多。

“比如说你得包饭，包饭就包饭吧，然后她又说你这个饭不好吃。然后每周又想双休，非常不好管理。”

在合川经营着服装厂的罗斌，得通过两小时午休，准时上下班，干净、通风的工作环境，五险福利留住做双面呢的工人。即使这样，他的工厂里也没有90后的身影。

放弃自己开工厂，何东升就想着找代工，代工却更麻烦。何东升在重庆遇到的每一家加工厂几乎都要敲他竹杠，在工厂看来，谁知道何东升会不会有第二次买卖，敲一笔是一笔。何东升仿佛听到每个工厂老板心里，都说着和朝天门档口老板一样的话，“你来吧，你来了我就敲一笔。”

在重庆30元一件的订单，在杭州只需要12元，如果能长期合作价格可以降到10元。新客户不会遇上敲竹杠的事情，和老客户的价格就差2元。高度专业化的市场带来的不仅仅是稳定的价格体系，更重要的是稳定的质量。

才开始和重庆本地的加工厂合作时，何东升心里揣着谨慎，派人过去盯着做。这种品牌守在流水线上，甚至一步步帮助生产线改良技术的事情，在传统制造业屡见不鲜。这是中国制造脆弱的现实。

△江西共青城里，在做羽绒服的缝纫工人

第一批汉服生产出来，连返工都不需要，何东升觉得可以放心了。到第二批时，十件衣服有一件需要返工，情况也还不错。谁知道，到第三批时，一半都要返工。何东升和他的供应链一起陷入崩溃。

因为单量小，何东升只能找小型加工厂。小型加工厂的做法是开工才招人，业务没了，就把工人放了，放一半或者全放掉，毕竟养着工人要花钱。工厂再去找业务，找到了又招人，做培训、上岗……

加工行业实际上是一个总体稳定的行业。工人凭手艺吃饭，在东家做和西家做，都是差不多。工人们大多并不习惯跳槽，更谈不上考虑升职。对于一个工厂来说，工人稳定，质量就稳定。

最遭的情况发生在今年。好不容易找到一款不错的面料，没到9月底，何东升就做好了样衣、安排模特拍好照，接着在淘宝上新。顾客的反应也正如何东升的预期一样，纷纷问他“什么时候能发货？”何东升很放心地跟客户说，“等到国庆节。”

没想到的是，过了一个月后，工厂只做出了10件。何东升只能天天催工厂，结果自己差点逼疯了。

“*他妈你**到底什么时候给我做！”

那是一款秋装，而冬天已经真来了。

“所以我们这种小公司就是这些问题，供应链不好组织，供应链反应慢，然后设计师不好找，流行趋势跟不上。”

何东升向往杭州更加专业的加工厂。但是单量，成了他的障碍。他只能试着一点点加单量，100件、200件、600件、800件。

单量涨到800件时，和杭州的合作变得更加愉快，但风险也变大了。库房里，现在还压着600多件卖不出去的衣服。当初为了迎合供应链，何东升就凭经验押款，下了800件，没押成爆款，反倒砸在了手里。

现在一到过节，或者遇上什么促销活动，何东升就赶紧把库存拿出来打折、做活动，能卖一件是一件。试了几次之后，库存依然那么多，一点没减。一想到这，何东升心里就窝着火。

“这一款今年‘双十一’还要打（爆款），而且是重点打，但是能打多少就不知道了。”

在库存和稍纵即逝的销售时机中间，决定着服装企业命运的，是那条难以征服的供应链。

△染厂里等待染色的胚布

03

一块布料

“我不像优衣库，可以做几万件。我们的单子就是50件一单、50件一单。我们再大的企业规模，都是50件一单。”

今年2月的一次培训课上，何东升听着台上的赵迎光谈韩都衣舍的小订单供应链，心里不停地寻摸自己的突破口。根据韩都衣舍发布的年报，2016年韩都衣舍的销售额达到14.31亿元。在供应链面前，14.31亿元的规模也不得不小心谨慎。

“如果赵迎光能够知道这个款能卖一万件，他一定去做一万件。谁愿意50件、50件地做啊。”何东升说，“这个是很折磨人的。”

折磨换来的是对风险的对冲。小批量谨慎下单，如果用户反应好，再逐渐增加，这种复杂的流程能够在不错过销售时机的情况下，降低产生库存的风险。这是服装企业们平衡自己命运的办法。

正如所有的企业能想到，可以用复杂的管理消弭不确定的风险。所有人也都能预见到，这种复杂性带来的成本又会反过来吞噬机会与利润。为了规避风险付出的代价，有时甚至超过风险本身。

对于何东升这样在供应链上并没有话语权的小卖家，50件的小订单降低了库存风险，但是这意味着过去生产800件，供应链只需要动1次，现在要动16次。从组织面辅料，到组织生产，连开车去物流中心提货的次数都得增加，工厂的生产排期也要多等几次。过去因为大单量生产降低的边际成本，也在50件的小订单中消失了。

“你一口气就把货做回来，剩下的就是发货了，多爽。”何东升想象着这样的场景。有这种想象的不止他一人，从网红张大奕到韩都衣舍，再到一大批中小服装企业，都在将这种想象落地。社会消费能力的膨胀，让企业赚钱的机会变多，但也膨胀出更多风险。

将近二十年前，罗斌还在做裁缝的时候，朝天门批发市场里一个款式可以卖上一年。就算到第二年，同样的款式还有机会继续卖。后来一个款式一个季度就会被淘汰，再后来一个月就会被淘汰，Zara为代表的快时尚公司把这个速度推到了一周。

高速更新的另一层意思，是高速淘汰，企业已经不能仅仅依靠经销商订货来押款。他们通过与阿里、京东、唯品会这样左手流量、右手数据的公司合作，尽可能地预测用户。另一边，他们努力与供应链进一步对话、匹配。

江西共青城羽绒服厂的老板们，正希望能抓住背后的机会。这个有着深刻时代烙印的城市，可以有另外一个名字，羽绒服城。按照羽绒服厂老板们的说法，共青城一年要生产将近1亿件羽绒服，但民间估测的这一数据并没出现在政府公开数据中。显然，同样带有时代烙印的政府信息网站上，忘记放上这个统计。

充满时代感到的不仅仅是百度搜索都不能第一时间找到共青城政府网站，还有羽绒服工厂里仍然以手工为主的生产方式。我们正陷入一种曾经只在科幻小说出现的危机感中：人工智能将全面取代人类的工作，人类不知道自己该走向何方。

但在共青城的羽绒工厂里，这种危机感被最简单有效的工具解构掉了：被工人用来刮出布上缝纫线，两三天就要用掉一块的肥皂；一次要裁超过50层最多只能用半天的裁针；不能开风扇的充绒室。

技术在这里留下的最明显的印痕，可能是一些缝纫工人们戴着的工作时戴着的耳机。1991年的缝纫女工刘瑶瑶，一天可以做100多个帽子，她习惯一边脚下不停踩着缝纫机踏板，一边戴着耳机在喜马拉雅上听言情小说。最近她听的是《小村那些的事》，讲述一个叫做杨小宝的男主角在一个村子里遇到的故事，在喜马拉雅上有3.6万人收听。

看似落后的生产方式，并非人的主动选择，而是一种技术的“不能”。工厂的老板们带着一卡车的布在全国奔走，尝试了所有他们知道的设备，也无法找到一张合适的自动裁床。制作羽绒服需要不透气的布，才能保证羽绒不会漏出。这种不透气的特性，让机器在同时裁超过39层的布料时，会因高温出现黏刀。即使是服装工厂工作多年的专家，对此也只能饶有兴趣地说“我想办法试试。”

技术在宏观领域的胜利，并没能倾斜到这块不透气的布上。

比这块布更让技术感到无力的地方，是共青城里的服装厂们的上游，做高铁3个半小时才能到达的柯桥。

△女工们将需要缝的布料，放在凸起的线的纸板上，再画出缝纫的印迹，一块普通的肥皂最多用三天

04

赫尔墨斯的领地

你能在柯桥看到一副如同清明上河图一般的商业景象。

尽管这里的商人更喜欢去附近的舟山烧香祈福，他们甚至可能不曾听过赫尔墨斯，但赫尔墨斯在这里占了上风。

柯桥是绍兴市下属行政区，2016年全区GDP达到1239.25亿元，相当于北京丰台区2016年GDP。丰台区2016年1262.58亿元的GDP，在北京16个区中排第六。

这个有超过65万人口的地方，有超过30万人口都从事着纺织业工作。

在占地33.72万平米的中国轻纺城，有超过15000间门面。而这只是轻纺集团根据最初规划做出的官方统计，实际的门面数会更多。精明的商人们或租下或买下铺面之后，会将铺面进行隔断，再分租出去。

商人们会根据市场景气程度，自己决定租金。生意好，大家都赚钱的时候，租金自然得涨。店铺一年的租金从几万元到上百万元。买下铺面的商人们，也未必一定要在自己的铺面里做生意。他们会在老市场、东升路市场、东市场、联合市场四个主要的市场里转悠，往人气更旺的地方走，而把自己铺面租出去。

只有做布料生意的商人会租下最贵的一楼铺面。精明的温州商人甚至想到办法，租下市场里最大的酒店鱼得水的大堂，再分割成十几个小门面，出租给做面料生意的人，留下一个小窄门给鱼得水。

每一个门店都挂满了小布块做成的色卡，客人可以随意拿走作为样品参考。何东升第一次来到柯桥时，就对这种像传单一样挂在门口的色卡感到意外。这种灵活的交易方式，大大节省了他的时间。后来，他也懂得要带一个空的拉杆箱去逛市场，再装满一箱色卡回重庆。

东升路市场紧挨着老市场，两个市场中间隔着一条不到十米的路。大约200米长的道路两旁，停着接近500辆摩托车和电动车。他们的主人大多是市场里打工的，或者生意并不大的商人。生意更好的商人们，只会把宝马、奥迪、奔驰停在停车场。

△只有做布料生意的商人会租下最贵的一楼铺面

你很难界定这些穿梭在柯桥市场里的人身份，即使他们自己可能也说不清。他们可以很耐心地向你解释他们的生意，告诉你怎么赚钱，最近的生意怎么样，什么布匹最近流行。但却无法像中关村里的人一样，用“程序员”“投资人”“创业者”这样的身份来总结自己。

打工的小妹会称呼这些人为“老板”“老板娘”。

老板们彼此熟悉，有的是老乡，有的本就是亲戚。老一辈中几十年前有人率先在柯桥赚到了钱，其他亲戚朋友也来这里寻找机会。各家做着各自的生意，但又能彼此关照。章京、向志伟都是从四川、重庆来柯桥的“布二代”，他们又在柯桥有了自己的“布三代”。

门市里坐着的大多是女性，其中大多又是老板娘，也有雇来的服务员。这是一种家庭分工，老板负责跑工厂，老板娘负责看店。逛淘宝、看剧、带小孩、在手机上看直播……这些成了老板娘们打发时间的消遣。时不时，老板娘还会到其他亲戚的店“串门子”。

市场里除了坐店的老板娘，还有跑来跑去的“找布小弟”。他们大多拿着服装厂提供的一小块布，在市场里到处找供货商。微信逐渐成为他们与服装厂联络的主要工具，语音说话方便，拍个照发个图也方便。

他们快速地穿梭在各个门店里，拿出布，“有吗”，“没有”，旋即转身离开。这些专业“找布小弟”赚着类似中介的费用。一个因为没有编号、没有布料，只有几句含糊的描述而找不到布的“找布小弟”，蹲在路边几乎要崩溃，脸上交织着愤怒和沮丧。

“找布小弟”也并非一定是“小弟”，章京的表姐就做着这个工作。厂家告诉她需求，她再联系熟悉的门市，自家人的店当然会优先。

来柯桥做贸易的外国人，也混在“找布小弟”中。他们大多来自韩国、俄罗斯、中东。他们已经成为柯桥的一部分，而柯桥几乎成为他们全部。

章京曾在自己住的小区里遇到一位巴基斯坦人，他用带口音但流利的普通话对章京说，“我是中国人，我来这里六年了，我有中国国籍。”

这些“找布小弟”的潜在对手，是轻纺城里的自动找布机。这些外形像机场里自动值机设备的找布机，散落在轻纺城的角落里，数量并不多，要逛上好半天才能看见一台。

这些设备本意是想替代“找布小弟”，实现“没有中介商赚差价”。但如果真的把布料放在机器上扫描，却只能粗暴地读取近似的颜色和图案，并不能识别出最关键的材质和手感。

在柯桥南边开胚布工厂的李佳航，聊到网上纺织城直摇头。

“布一定要摸，手感是不一样的。光看网上图片是不行的。”

在东区市场的外墙上，是全球纺织网、网上轻纺城的广告，夹在兴发印染、阳涤复合丝和弘盛工装面料的广告中间，老板们就算看见了，也不会关注。扫描贴在市场里“快找布”的二维码，只能得到一个账号已迁移的信息。

这个从2000年就建立起的虚拟轻纺城，类似于1688，是一个布料B2B电商网站。智能手机兴起后，轻纺城集团还顺应趋势推出了有布App，想借科技之手，将这座庞大的交易市场，投影在网络世界中。在字节组成的世界里，或许能够更高效地连接布料商人、工厂、企业，连接国内和国外。

△扫描贴在市场里“快找布”的二维码，只能得到一个账号已迁移的信息

商人们并不领情。这个市场里，年营收动辄上千万、上亿的商人们，显然更喜欢、也更信任与真实的人谈买卖。他们乐意看到新技术出现在工厂，但并不信任被技术简化的交易。

章京的妻子周茜，2010年随章京从重庆来到柯桥。她还记得，2014年以前是生意好的时候，客户会10万元、20万元地在柜上存钱。工厂一发货，她就直接扣钱。钱扣得差不多了，打电话让客户再来存。

这两年面料生意越来越难，能先付定金，按时结账就已经是最好情况。对熟悉的客人，即使不付定金，周茜也还是会给客人先发货。

“做生意只能灵活处理，太死板就做不了。”这是章京和周茜的做事逻辑。

靠着这种灵活，2016年整个轻纺城的交易额超过960亿元，占到全国50%。这是一个完全靠人保持运转的市场。同年，网上轻纺城的交易额为220.76亿元，只有中国轻纺城交易的1/4不到。

技术想要进入，却不得其法。

05

赌布

如果技术真能准确预测市场风向，章京倒是十分乐意。

就像何东升、蔡秀锋需要押对款式一样，每天奔波在胚布厂、染厂、印厂等各个环节的章京同样需要押对面料。押对了，可以赚大半个市场的钱。章京这样的商人最大作用，是降低工厂的风险，而将风险转移到自己身上，同时享受这种风险之后的回报。

这种回报有时令他满意，有时令他感到压力。章京偶尔会感觉自己像在赌博，靠运气制胜。他要像一个看得懂天气变化的水手一样，看懂市场的玄机。一块面料销售刚开始时，真正的销售时机还未到来，那些未来一天能卖到2万米的布料，这时一天可能只能销售2000米。

这是考眼力的时候，章京需要选中有市场机会又有把握的客户，只要选对了，只需两三天的时间，销量就会起来。为了把握住突然来到的时机，他需要压资金，提前将面料储备到十几万米。这是工厂不敢赌的风险。

有的时候，这个销售时机会在一年以后到来。

2007年的上半年，纺织厂们疯狂地生产一款在上一个冬天里让他们赚到大钱的布料。他们相信，只要过完夏天，这块布料能够继续让他们赚钱。那是一款，在章京看来没什么特别的布料。然而，那些压上重金赌一把的纺织厂老板们，在秋季刚开时，就有了坏的预感。

市场突然转了方向，这块被工厂钦定的爆款，并没能延续上一个冬天的幸运。加班赶制的布料，或是被低价卖出，或是被送入了库房。“买定离手”的工厂老板们，在这个冬天栽了个大跟头。

然而，市场的转折总是难以估计。

翻年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柯桥打听这块已经逐渐被淡忘的布料。当初想要大赚一笔的工厂老板们，却因为当初的挫败，没了抓住时机的能力。反倒是像章京这样，仍有存货的商人，在销库存时，捎带手赚了一笔。

章京把2008年这次意外，归结为重庆一家服装厂打造爆款的成功，引起的连锁发应。即使最精准的大数据工具，也难以预测到这家极小的个体的成功。何况这只是章京个人视角判断出的原因，可能对，也可能不对，没人能真正归因。

市场中的变量，总是难以预判。

06

零点

章京并不是最上游。在他的上一个环节，是像蔡秀锋和何东升这样的电商卖家，很少会去的原料厂。

布料生产被分成许多个细分的环节。从织胚布到染色，再到烫字、印花……最后才进入到服装厂。

服装厂也会根据自己今年的产品规划，向工厂提诉求，或者拿着国外受欢迎的样品找到工厂，要求一模一样的面料。工厂里懂技术的工人，就要在机器上反复琢磨，以达到相同效果。

章京的上游供应链紧密地分布在柯桥的周边。在萧山机场所在的瓜沥镇上，是为他染布的工厂。来往的货车扬起尘土，十辆货车中，有九辆都装着与纺织有关的货物。仅仅从街道两边的独栋小楼就看得出，瓜沥镇是一个富裕的村子。村子里即使是70多岁的老人，也会想办法在工厂里谋一个看大门的工作，并不愿意在家里闲得没事打打麻将。

△几十台机器同时作业产生的声浪，让整个空间产生真实的震动

在柯桥的南面，为向志伟生产胚布的帝格纺织品公司的工厂里，工人织完纬线，穿好针之后，几十台机器会完成最后一步织经线的工作。梭在纬线上高速来回穿梭，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几十台机器同时作业产生的声浪，让整个空间产生真实的震动，待在与车间相连的办公室里，你能感受到持续、不断的轻微震动。

每个工人负责六台机器。起初，在这个其他声音都被吞没的车间里，如果出现问题需要沟通，还要用电筒先照一下对方的眼睛，再示意对方过来，两人也只能紧贴着耳语。工人适应后，一个手势，大家自然而然能察觉到。

对于第一次进入车间的人来说，在离开之后的几分钟里，耳朵可能会出现生理上的痛感。和何东升在北京、杭州遇到的工人一样，这里的工人也有同样简单的诉求“赚钱”。

工厂里的设备24小时不停，工人分两班倒。

“三班倒他们工作时间短了，会不满意，因为工资就低了，”李佳航说。工人也并不需要午休，食堂打完饭，就回到机器边上，守着机器在轰鸣声中吃完。

工人的一个月的工资普遍可以达到5000多元，技术性更强的工人则会达到8000元。低人力成本已经成为中国制造的过去，不少国内的工厂也主动将厂搬到柬埔寨、非洲等人力更低的地方，以换取竞争优势。

尽管技术尚未成为替代人力成本的解决方案，但工厂电费已经接近一年3000万元，已经超过工厂的人力成本。如果技术当真会取代人，下一个问题或许就是，什么能取代电呢？

从重庆到柯桥的1600公里上，充满各种难以被量化的，那是赫尔墨斯才擅长解决的。

11月11日，零点终于到来，蔡秀锋焦急地一遍遍刷新后台，延迟的数据终于传来，订单开始上涨。蔡秀锋无法像那些有大屏幕的电商企业一样，体会10分钟破亿的喜悦。他得自己充当客服，回复用户一个接一个的问题，在键盘的敲打声中，他将看到技术在这天的爆发。

当技术通过不断满足人的需求而进化时，技术本身就在产生出需求。11月11日溢出的技术，是为了人的需求；但这种技术本身也在提出需求，需要次级技术才能满足的需求，使其进化的需求。我们也因此听到“新零售”“*界无**零售”“第四次零售革命”这样的新词。

但能进入技术世界的，是真实世界中可量化的部分。那些尚且不能被量化的，就成为技术的边际。在不可量化的部分里，人始终是最大的变量。比如，轻纺城里那些“找布小弟”，那些开着奔驰、宝马从不在意网上轻纺城的商人。

布莱恩·阿瑟在《技术的本质》中写道：“技术的进化一旦开始，就没有结束的理由。”我们却并不能始终通过驱赶变量，来确保技术的进化。

11月11日，零点，日期交替。周茜正在抢购一周以前就放进购物车里的商品，和她争抢的是一亿多她看不见的人。轻纺城里，赫尔墨斯的领地，零点时只有亮着的路灯和偶尔略过的汽车灯光。尽管高铁已经将绍兴同全国大部分城市连接起来，从阜阳开往宁波的绿皮火车K8499仍然将在3小时25分钟后，从轻纺城边驶过。

就像往常一样。▣

（应受访者要求，章京、周茜为化名。）

感谢宋汶钊先生、陈松启先生对本文的帮助。

感谢混沌大学重庆分社对本文的帮助。

参考资料：

《技术的本质》，作者/莱布恩·阿瑟

《2016年绍兴市柯桥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7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