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三国鼎立的局面维持了七十多年——从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赤壁之战始，至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一片降幡出石头”吴主孙晧投降，三国归晋止。魏蜀吴三国之间的竞争，不仅仅是曹操、刘备、孙权三位主帅个体之间的竞争，也是经济的比拼，更是人才的竞争。
人才是立国之本，也是兴邦之本。中国历史上，人才辈出的时期往往出现在政局动荡、国家分裂的时候——国乱思良将，只有在最危急、最困难的时候，才是统治集团最需要人才、最重视人才的时候。政局动荡、时事维艰，给真正的有识、有为之士提供了施展拳脚的广阔舞台。在分裂状态下，不但统治者有甄别和任用人才的权力，各类人才也有评判发展空间、选择为谁服务为谁卖命的权力。三国时期就是一个人才双向流动，甚至是多向流动的时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物竞天择，强者生存。魏蜀吴三国的人才群体各有特点：
1 、蜀汉的人才队伍是团伙型的——一帮护一帮
刘备的人才群体主要分为四个集团：一是草根集团。以关、张、赵为代表，他们从起事之初、从最困难的时候开始，就追随刘备。二是荆州集团。以诸葛亮、庞统为代表，他们是刘备寄于荆州刘表篱下之时搜罗的人才。三是巴蜀集团。以法正、李严、孟达为代表，是刘备入主益州之后，巴蜀地区土生土长的“地头蛇”。四是西凉集团。以马超、马岱兄弟为代表，他们是被曹操打败之后投靠过来的，成员不多，势力不强。
蜀汉人才队伍这种团伙型、帮派型的结构，最大的弊病就是整个统治阶层内部矛盾从生。比如说，关羽*攻围**樊城、襄阳的关键时刻，“连呼超过封、达，令发兵自助”，但是孟达、刘封“不承羽命”，对关羽见死不救；之后，孟达、刘封又因忿争不和走上决裂，孟达干脆率部叛逃魏国；再后来，诸葛亮又以“易世之后终难制御”为借口，强烈要求刘备杀了刘封。蜀汉集团内部各自为战、政令不一、*党**同伐异、内耗不和的问题比较突出。
第一，草根集团的强势与衰败。四个集团之中，刘备对草根集团的感情最深——“备少与河东关羽、涿郡张飞相友善”，“寝则同床，恩若兄弟”。 著名的夷陵之战爆发的原因，除了刘备想一战收复荆州广大地盘外，另一重要原因就是“先主忿孙权之袭关羽”，“帅诸军伐吴”为关羽*仇报**。赵云早期为公孙瓒效力，“刘备见而奇之，深加接纳，云遂从备至平原，为备主骑兵”，再加上之后有“身抱弱子”与“保护甘夫人”的功劳，赵云与刘备的感情基础也非常厚实。所以，刘备在益州立住脚跟之后，草根集团成员均获重用：“拜羽董督荆州事”，“以飞领巴西太守”，赵云“为中护军”，一东一西一中肩负重任，均是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
草根集团的优越感很强，比如简雍，倚仗其“少与先主有旧，随从周旋”，“诸葛亮已下则独擅一榻，项枕卧语，无所为屈”——非常放肆。在关羽身上则体现得更为直接和明显：听说马超来降，因其“旧非故人”，马上写信给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诸葛亮“知羽护前”，立即回信奉承关羽一番，关羽“省书大悦”，还“以示宾客”，大肆炫耀——“旧非故人”和“护前”这几个字很有意思，它把西凉集团与草根集团、荆州集团的界限划得一清二楚。类似的情况还有：“羽闻黄忠位与己并，怒曰：‘大大夫终不与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草根集团的强势与霸道表露无遗。黄忠也是一员宿将，“勇毅冠三军”，有定军山斩夏侯渊的大功，“五虎将”排名尚在赵云之前，受排挤的原因，只是与关羽不属同一个政治圈子罢了。
随着关羽、张飞被杀，草根集团立刻盛极而衰，特别是在刘备死了之后，只有赵云等少数几个人举步维艰地继续着草根集团的落日余辉。诸葛亮用人不当失街亭、斩马谡时，这位被刘备誉为“子龙一身都为胆”的猛将赵云，却莫名其妙地被贬了。《三国志》中记载的是“云、芝兵弱敌强，失利于箕谷，然敛众固守，不至大败。军退，贬为镇军将军”。《资治通鉴》和《云别传》中均载：亮问邓芝曰：“街亭军退，兵将不复相录；箕谷军退，兵将初不相失，何故？”芝曰：“赵云身自断后，军资什物，略无所弃，兵将无缘相失。”这说明诸葛亮本人其实败得很难看，而赵云是很体面地撤退的。诸葛亮象征性地“自贬三等”，继续“行丞相事”（相当于没贬）后不久，随便找个借口就官复原职了，而赵云却在两年之后带着永远的遗憾与世长辞。
第二，巴蜀集团的得志与后劲。巴蜀集团的代表人物法正，其实是一个“无行”、“不以德素称”的人，两次奉刘璋之命出使刘备之后，就“阴献策于先主曰：‘以明将军之英才，乘刘牧之懦弱；张松，州之股肱，以响应于内；然后资益州之殷富，冯天府之险阻，以此成业，犹反掌也。’”——完全是一副卖主求荣的小人嘴脸。而小人常常有得志的时候：刘备取益州之后，法正从一个“为其州邑俱侨客者所谤无行，志意不得”的军议校尉，一跃成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身价飚升，权倾一时。进兵汉中等重要战斗，法正片刻不离刘备左右。法正去世，“先主为之流涕者累日。谥曰翼侯”，“先主时，惟法正见谥”——关、张、马、黄、庞去世时，刘备都没有给谥号，可见其对法正厚爱之深。
为了收买人心，刘备对巴蜀集团各色人等，不分良莠好恶大加奖赏，许靖、董和、黄权、刘巴、李严、吴懿等均获重用，益州各类人才“备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竟劲，益州之民，是以大和”。巴蜀集团迅速崛起，荆州集团日渐冷落，诸葛亮“知先主雅爱信正”，也只能避其锋芒，韬晦隐忍了。刘备伐吴失败后，诸葛亮曾有过一声长叹：“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东行；就使东行，必不倾危矣。”——诸葛亮很有自知之明，他深知刘备对法正的信任度远胜于自己。
巴蜀集团与其他集团的矛盾比较复杂，因而几个重要人物下场都不好：孟达本是蜀汉比较能打的一名青年将领，曾单独率军“北攻房陵，杀房陵太守蒯祺”，但是，他与刘备义子刘封的关系不好，“封与达忿争不和，封寻夺达鼓吹”。《资治通鉴》上记载的是“封侵陵之，达率部曲四千馀家来降”——因内部纷争而流失人才、自损兵将，甚为可惜！
巴蜀集团另一个重量级人物李严，刘璋本来是派他“拒先主于绵竹”的，但他却“率众降先主”。刘备对他也非常信任，“拜尚书令”，“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资治通鉴》记载，刘备刚去世，“丞相亮奉丧还成都，以李严为中都护，留镇永安”。这就很有意思了！与诸葛亮同为顾命大臣，同受托孤重任的李严，却被安排镇守永安！——永安在刘备为之改名前，是巫山附近、吴蜀边界一个叫鱼复的小县城。这也不能不让人怀疑，是不是以诸葛亮为代表的荆州集团对巴蜀集团成员的排挤与压制？使之远离蜀汉政治中心？从这个角度来看，几年之后李严（后改名李平）以各种错误和理由被诸葛亮口诛笔伐，废为平民，也在情理之中。
蜀汉立国以后，能掌控的地方只有益州及其附近的少数地区，其他三个集团的成员因自然规律离世之后，后续人才也只能在巴蜀产生了，所以蜀汉后期政治舞台上活跃的基本上都是巴蜀人。蜀人认可的“四相”：诸葛亮、蒋琬、费玮、董允，前两位是荆州集团的，后两位就只能是巴蜀集团的了——此时后主刘禅上朝，可以用四川方言作官话了！
第三，荆州集团的隐忍与反击。刘备和诸葛亮是史称楷模的一对仁君贤相，“三顾茅庐”、隆中对、《出师表》等故事千古传唱。在他们新野相识的“蜜月期”，刘备“与亮情好日密”，“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他们的“鱼水之欢”甚至引起草根集团的不满——“关羽、张飞等不悦”。
但是，赤壁之战结束后，从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一直到黄初四年（公元223年）刘备去世，这十多年间在《三国志·诸葛亮传》里面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先主外出，亮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一语带过。这十多年对于蜀汉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段时期，取益州、定汉川、失荆州、败夷陵，等等诸多大事都发生在这一时期。蜀汉诸多重要历史事件之中竟没有“千古贤相”诸葛亮的身影，岂非咄咄怪事？！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刘备与诸葛亮之间曾发生过严重分歧，甚至是重大矛盾？刘备利用草根集团和巴蜀集团压制着荆州集团，把诸葛亮边缘化了？
《资治通鉴》在这十多年的历史里，除了记载诸葛亮“与张飞、赵云将兵溯流克巴东”外，还记录了他刚入川时（公元214年）的三件事，第一是对法正“擅杀毁伤己者数人”的容忍，第二是“佐备治蜀，颇尚严峻，人多怨叹者”之后，其与法正的一番辩论，第三件是诸葛亮为“众事不治，时又沉醉”的蒋琬求情。对此，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第一件事是以法正为代表的巴蜀集团取益州有功，炙手可热，烈火烹油，荆州集团避其锋芒，使巴蜀集团“少行其意”。第二件事，能否理解为荆州集团对巴蜀集团的反击？“威之以法”、“限之以爵”——打击为主，拉拢为辅。第三件事，可看作是诸葛亮对荆州集团后续人才的保护。而这件事的处理结果是“备雅敬亮，乃不加罪，仓卒但免官而已”——刘备对荆州集团有时也不得不作出适当的妥协与让步。
刘备死后，诸葛亮走上了蜀汉政治前台，于是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凡是曾被刘备重用的人物，都相继落魄失意；诸多被刘备贬抑的人物，却相继走上了重要领导岗位！——这不能不让诸多高度评价刘备、诸葛亮这对“最佳拍档”的人士大跌眼镜！
先被刘备重用，尔后落魄失意的人物，除了前文所述赵云、李严之外，最具代表性的当数魏延。魏延这位“叛臣贼子”其实很值得同情，甚至值得有人为他平反。他应该算作草根集团的传承人——“以部曲随先主入蜀，数有战功，迁牙门将军”。所谓“部曲”，就是刘备的私人*队军**，而且是带有人身依附性质的*队军**。刘备对魏延十分重用，“先主为汉中王，迁治成都，当得重将以镇汉川，众论以为必在张飞，飞亦以心自许。先主乃拔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一军尽惊”——不拘一格提拔任用，重用度有时甚至超过了张飞！魏延其实可称为蜀汉最有勇有谋的一员战将，尤其是他随诸葛亮第一次出征北伐，提出以精兵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的作战计划，可行性很强，胜面也比较大。但是，“亮以为此危计，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故不用延计”，最终因为指挥谋略和用人等多方面的原因，导致北伐不成、兵败街亭——孰不知三十五年之后，邓艾父子“以万人入江油之危险”，凿山通道七百余里，直抵成都城下，一举灭蜀，其奇袭策略与魏延如出一辙。
史料还记载了魏延与荆州集团成员、襄阳人杨仪的严重不和、互相倾轧，诸葛亮的态度是“深惜仪之才干，凭魏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也”。这种情况的出现，有两种可能性：一是诸葛亮无能。自己统领导的北伐军中，最重要的谋臣和最重要的武将势如水火，却无力调和，岂非无能？二是诸葛亮利用杨仪抗衡和牵制魏延。而从当时的局势来看，我认为第二种可能性大一些。诸葛亮死后，魏延大言“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事邪”？坚持继续北伐，不同意撤军，而且他还“欲杀仪等，冀时论以己代诸葛辅政”，但他没想到诸葛亮临死前还算计了他一把：“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最终魏延被夷三族，脑袋砍下来之后，“仪起自踏之，曰：‘庸奴！复能作恶不？’”——可怜！可悲！可叹！
在刘备死后交上好运、“咸鱼翻身”的，大都是荆州集团成员，尤其是蒋琬和马谡这两位荆州集团的后起之秀。蒋琬前文已述，因为失职而引得“先主大怒，将加罪戮”，此时“一生行事唯谨慎”的诸葛亮挺身而出、舍身相护。刘备死后，蒋琬飞黄腾达，数年之内就被诸葛亮内定为接班人，并“密表后主曰：‘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继诸葛亮死后，蒋琬如愿成为第二位蜀相。
马谡其实早就被刘备看死了：“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但是，诸葛亮早年与襄阳籍马良兄弟交好，尤其对马谡情若父子（谡临终与亮书曰：“明公视谡犹子，谡视明公犹父”），因而违背刘备的遗愿重用马谡：“建兴六年，亮出军向祁山。时有宿将魏延、吴壹等，论者皆言以为宜令为先锋。而亮违众拔谡，统大众在前，与魏将张郃战于街亭，为郃所破，士卒离散”，其后果是“进无所据，退军还汉中”，之后上演了一幕挥泪斩马谡的千古悲剧——我们除了怀疑诸葛亮的识人慧眼之外，对他的政治胸襟、“山头主义”是否也可以质疑呢？
2 、东吴的人才队伍是梯队型的——一茬接一茬
东吴人才群体最大的特点就是结构层次比较分明，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梯队：
第一梯队——以张昭、周瑜为代表的开国功臣。这一梯队的成员大都是追随孙坚、孙策父子开创东吴基业的有功之臣。开国功臣大都披荆斩棘、攻城略地、九死一生、功勋卓著，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三有”——有能力、有功劳、有脾气，很不好对付。比如说，文臣中地位最高的张昭，孙策对他都“待之以师友之礼”。张昭的特点是“容貌以矜严，有威风”，“每朝见，辞气壮厉，义形于色，曾以直言逆旨，中不进见”。完全是一副国之柱石、高山仰止的作派，所以孙权经常说：“孤与张公言，不敢妄也。”举邦惮之。既使是对比较温和的顾雍，孙权也很顾忌，每次宴会时，孙权总是说“顾公在坐，使人不乐”。对于这些功勋元老，孙权的策略是充分尊重、极力拉拢，“待张昭以师傅之礼，而周瑜、程普、吕范等为将率”。
19岁的孙权即位之初，之所以能够顺利主政，周瑜功不可没。时年26岁的周瑜不但打仗非常勇猛（史载他与曹仁作战时，“瑜亲跨马掠阵，会流矢中右胁，疮甚，便还”，带着重伤“案行军营，激扬吏士”），而且对孙氏兄弟非常忠心。《江表传》记载，“是时权位为将军，诸将宾客为礼尚简，而瑜独先尽敬，便执臣节。”后权称尊号，谓公卿曰：“孤非周公瑾，不帝矣。”在赤壁之战中，周瑜对孙权也给予了莫大的支持，并立下汗马功劳——可惜周瑜这样又能打，又忠心的股肱之臣英年早逝，赤壁之战后两年，36岁就病死了。
孙权稳住政局之后，对张昭等勋旧又打又拉，软硬兼施，除了温和的一面之外，也有强硬的一面。比如说，赤壁之战后百官朝会时，孙权曾当众羞辱张昭，说：“如张公之计，今已乞食矣。”昭大惭，伏地流汗。当然，张昭也不是好惹的，把他逼急了也会激烈反击。在对辽东公孙渊的外交政策问题上，孙权与张昭政见不和，发生了激烈争执，孙权怒不可遏，拔刀相向。张昭也还以颜色，“昭忿言之不用，称疾不朝。权恨之，土塞其门，昭又于内以土封之。”后来实践证明孙权的辽东政策错误后，“权数慰谢昭，昭固不起，权因出过其门呼昭，昭辞疾笃。权烧其门，欲以恐之，昭更闭户。权使人灭火，住门良久。昭诸子共扶昭起，权载以还宫，深自克责。昭不得己，然后朝会”。——在这场闹剧中，君臣打了个平手。
第二梯队——以鲁肃、吕蒙、陆逊为代表的卫国能臣。这一人才梯队，先后为东吴政权取得了赤壁之战、袭取荆州、夷陵之战、征战皖城等一系列重要战斗的胜利。这一梯队的快速崛起，得益于孙权在执政之初就非常重视发现和培养新人。周瑜向他推荐了鲁肃，“权既见肃，与语，悦之。宾退，独引肃合榻对饮”，一番长谈之后，立即加以重用。这触犯到了功臣集团的既得利益，立即引起了以张昭为首的功臣集团不满和反击——“张昭毁肃年少粗疏”，但是，孙权也不是软蛋，“权益贵重之，赏赐储待，富拟其旧。”功臣集团无可奈何，只能眼睁睁看着孙权“掺沙子”，用这些青年才俊把一个个老臣逐步挤出东吴政治舞台。
吕蒙和陆逊堪称孙权发现并一手培养出来的人才典范。《三国志》和《资治通鉴》均载，孙权执政还不到半年，就在开始打青年将领的主意，“权料诸小将兵少而用薄者，并合之。别部司马汝南吕蒙，军容鲜整，士卒练习。权大悦，增其兵，宠任之。”吕蒙不负重望，既有胆识，打仗又勇猛，一路升迁非常快。但是，孙权对吕蒙的期望不仅仅如此而已，他还经常要求吕蒙加强学习，“宜学问以自开益”，吕蒙找借口：“在军中常苦多务，恐不容复读书。”孙权教育他：“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令涉猎见往事耳。”并列举自己、刘秀和曹操勤于学习的例子开导吕蒙。“蒙始就学，笃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终于成就了一位能文能武的历史名将。“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就是鲁肃对吕蒙成长进步之快的惊叹。可惜吕蒙也不长寿，白衣渡江，袭取荆州之后就病逝了，年仅42岁。孙权“哀痛甚，为之降损”。
陆逊是孙权晚年一位重要将领，是继孙邵、顾雍之后的东吴丞相，位高权重。孙权晚年是比较*制专**而多疑的，但对陆逊却青眼有加，非常信任，这除了陆逊品德好、能力强之外，恐怕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陆逊是孙权的侄女媳——“权以兄策女配逊”。陆逊被破格提拔为夷陵之战的统帅，大败刘备之后，先后击曹休、辅太子、攻襄阳、平鄱阳，功勋卓著。但是，在废立太子的问题上，陆逊没有把准孙权的脉，多次上书力保太子孙和，触怒了孙权。孙权对陆逊的亲信、同*党**给予了无情打击，“逊外生顾谭、顾承、姚信，并以亲附太子，枉见流徒。太子太傅吾粲坐数与逊交书，下狱死”。就是对陆逊本人也毫不客气，“权累遣中使责让逊，逊愤恚致卒”。七年之后，孙权带着对陆逊的深深愧疚与世长辞——孙权临死前一年对陆抗说：“吾前听用谗言，与汝父大义不笃，以此负汝。前后所问，一焚灭之，莫令人见也。”
第三梯队——以诸葛恪、孙峻、孙琳为代表的末路权臣。孙权死后，10岁的太子孙亮继位，东吴人才凋零，且严重失和。孙权尸骨未寒，最高决策层的内部杀戮就开始了。诸葛恪、孙弘、滕胤、吕据、孙峻五位顾命大臣中，“孙弘素与诸葛恪不平，惧为恪所治，秘不发丧，欲矫诏诛恪”，没想到，自己的屠刀刚举起来，就被诸葛恪砍下了脑袋。诸葛恪辅政仅一年四个月，刚开始的时候还是很得人心的，“罢视听，息校官，原逋责，除关税，事崇恩泽，众莫不悦。恪每出入，百姓延颈，思见其状”。第一次和魏军作战打了个大胜仗，因此就盲目乐观，以为魏军不堪一击，“于是违众出军，大发州郡二十万众”，结果大败而归，“由此众庶失望，而怨黩兴矣”。 政敌孙峻抓住这一时机，在朝会时伏击杀害了诸葛恪。
诸葛恪死后，孙峻、孙琳相继辅政。“二孙”治国无方，害人有术：孙峻先后杀死吴侯孙英，将军孙仪、张怡、林恂等。两年之后，孙峻因作恶多端“梦为诸葛恪所击，恐惧发病死”。孙琳上台之后，凶残比孙峻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不但绞杀了丞相滕胤三族，连孙峻的弟弟、自己的同族兄弟孙虑也杀，最后连吴主孙亮也被他废掉了。孙琳“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内部争斗所向无敌，对魏军作战却吃了败仗，“丧败士众，自戮名将，莫不怨之”。继任吴主孙休以曲求伸，让孙琳在“一门五侯”、“权倾人主”的权力颠峰时期将其斩杀——真可谓“一声震得人方恐，回头相看已化灰”！
从此之后，东吴堪称人才的人物唯有陆抗。孙晧执政时，陆抗以镇军大将军的身份替摇摇欲坠的东吴政权把持着西大门。陆抗的功绩是攻占西陵，诛杀叛将步阐，留下了三篇劝谏孙晧的奏疏，然后就是与晋军将领羊祜一起，在战场上演绎了一段互送美酒良药，互不侵犯、和平共处的千古佳话。
陆抗死后，东吴再无能人。孙晧在把王蕃的脑袋砍掉并扔下山崖，“作虎跳狼争咋啮之”的同时，也把江东近百年的基业扔进了历史的万丈深渊。
3 、曹魏的人才队伍是模块型的——一群连一群
魏国的人才队伍最强大，尤其是在曹操掌门时期，人才济济、功能完善，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优于东吴和蜀汉。其人才方阵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首脑型——能参善谋的人才群体。其代表性人物，先有荀彧、郭嘉、荀攸、程昱、贾诩，后有陈群、司马懿、蒋济等。尤其是荀氏叔侄和郭嘉、程昱、贾诩，是随曹操东征西讨、开疆拓土的重要谋臣，为后来曹魏政权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这其中，居功至伟的当数荀彧。荀彧是追随曹操最早的谋臣之一，在平定兖州、攻取徐州、迎帝*都迁**、官渡之战、尽剿袁氏等事件中，聪明才智得到充分发挥，其准确判断时局的前瞻性、应对突发事变的灵活性令人钦佩不已，真不愧为“王佐之才”。
读《三国志》中这些魏国谋臣的传记，有两条规律：其一，智囊团的活跃程度，体现了团队的兴旺程度。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魏国这些谋臣的奇思妙想在官渡之战前非常多，赤壁之战及其之后，基本上就没出现过他们的锦囊妙计。而这正好也符合曹操的一生活动轨迹：赤壁之战前，曹操是走上坡路的。刘表死后，曹操兵不血刃占领荆州，这一时期基本属于曹操一生的颠峰状态。赤壁之败、丢失荆州后，曹操的思想渐趋保守，其功业也从峰值状态回落。
其二，领导者的价值取向，决定了部属的努力方向。官渡之战决战的建安六年（公元200年），《资治通鉴》记录了6次“绍不听”或“绍不从”，以及3次“操从之”。袁绍不采纳智囊团的意见建议，在一次又一次的“不听”、“不从”中，品尝着一枚又一枚的苦果。曹操也是如此，官渡之战中，当他虚心纳谏的时候，智囊团成员就各显其能、奇计百出，胜利之神就一步步地向他迈进；赤壁之战中，当他骄傲自满、目空一切，听不进意见的时候，智囊团成员就三缄其口，胜利之神就一步步离他远去。
二是爪牙型——能征善战的人才群体。其代表人物有曹仁、曹洪、夏侯惇、夏侯渊、张辽、徐晃、张郃、许褚，以及后期的曹氏宗族等。这些战将除了为魏国攻城略地、百战余生、战功赫赫的共性特点外，也有些个体的趣事值得关注：
一曰：不同类未必不合力。曹操不但招揽人才的手段是一流的，其驾驭人才、搭班子、配干部的能力也很强。李典是曹操的嫡系，从起兵之日就追随其鞍前马后；而张辽是从吕布手下投降的，他们不但出身不同，性格也不同，“李典素与辽不睦”，但曹操能够根据他们的性格特点把他们组合好。《三国志》和《资治通鉴》记载，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曹操派张辽、李典、乐进、薛悌屯合肥，并交给他们一个署函，要求敌人来了之后再打开。不久，孙权率十万人围合肥，他们打开署函，见上面写道：“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曹操这一决策非常符合四人的性格和能力：护军薛悌不懂军事，“勿得与战”；乐进向来胆小谨慎，让他守城；张辽久经沙场，智勇双全，李典不但打仗勇猛，而且能够顾全大局，让他们出战比较合适。事情的发展与曹操的判断非常吻合，张辽首先提出了先发制人的建议，乐进等“皆疑”、“莫进”，李典立即表态：“吾可以私憾而忘公义乎！”对张辽给予了全力支持。最后，他们以八百人冲击孙权十万人，竟让孙权败得十分狼狈（战后，孙权说：“大惭，谨已刻心，非但书绅也。”）。后人对曹操这种组合人才的能力给予了高度评价：“合肥之守，县弱无援，专任勇者则好战生患，专任怯者则惧心难保……魏武推选方员，参以同异，为之密教，节宣其用；事至而应，若合符契，妙矣夫！”
二曰：长相识未必长忠贞。曹操一生收降纳叛无数，许多谋臣猛将都是降伏之后为曹操所用的。这些降将当中，虽然也有少部分难以收服、驾驭，比如关羽降曹后再归刘备、沮授几番想逃向袁绍被杀、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等等，但大部分降将都能为曹操所用，甚至比有些世交故旧还可靠。张邈、陈宫很早就与曹操相识相亲，危急时刻曹操告诉他的家人“我若不还，往依孟卓（张邈字孟卓）”，其亲如此。但是，在曹操征陶谦的时候，这两位“至交”却在背后狠狠地捅了曹操一刀——串联吕布占领了曹操的老巢兖州。最经典的当数于禁和庞德之比较了：大将于禁效力于曹操也是比较早的，曾在曹操麾下讨吕布、灭袁绍，东征西讨，以其治军严整、奉公行法而深得曹操赏识。但是在建安二十四年与关羽作战时，“大霖雨，汉水溢，平地水数丈，禁等七军皆没”，在危急关头，于禁竟然投降了！“禁遂降，惟庞德不屈节而死”。曹操深感诧异、深受打击，“太祖闻之，哀叹者久之，曰：‘吾知禁三十年，何意临危处难，反不如庞德邪！’”
三曰：高纯度未必高能量。经过曹丕和曹睿两代人执政之后，曾与曹操一起开疆拓土的那班老将，也相继追随他去地府报到了。魏国的军政大权在后期都控制在曹氏宗族子弟手中，曹休、曹真、曹爽先后成为魏国的主力干将——司马懿虽有平孟达、征辽东之功，但在文、明二帝时期，对他还是防范甚严的，虽然官越当越大，但是实权越来越小，在曹爽主政时期，虽被尊为太傅但基本被架空了，只得称病在家，等待时机。这样做虽然可以防止大权旁落，保证“枪杆子”始终掌握在曹姓手中，但同时也带来一个弊端——*亲近**繁殖、能力弱化，一代不如一代。尤其是曹爽，无德无能、无功无绩而位极人臣——赐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治国无方，但是敛财有术，求田问地、纵酒作乐、珍玩无数、妻妾盈庭。司马懿抓住他们一次外出游猎的时机，轻而易举、兵不血刃就从曹操这些无能后辈手中把大好河山收入囊中。
三是腹心型——能守善治的人才群体。三国之中，魏国控制的土地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地广人多就需要有强有力的郡守治理——上马能御敌，下马能治民，同时还要对曹氏政权绝对忠诚可靠，所以说，在乱世之中合格郡守的要求还是很高的。曹操在这方面教训深刻：张邈、陈宫一举起反叛的大旗，曹操苦心经营多年的根据地兖州就“郡县皆应”，幸亏荀彧、程昱拼死相保，才勉强留住了鄄城、范、东阿三个县。郡守中钟繇堪称翘楚，平定关中，功劳最大，其次有袁涣、王朗、国渊、苏则、杜畿、仓慈等。
曹操、刘备、孙权用人之比较：
1、发现人才的眼力——曹操最高，刘备最弱。曹操用人靠眼睛，他是个实用主义者，发现和甄别人才的办法是实践，只要能为他开疆拓土、守城治民的人，不问出身来路，均予重用。刘备用人靠耳朵，诸葛亮是徐庶推荐的，庞统是司马徽推荐的，而且刘备在初期对庞统是不赏识的：“先主领荆州，统以从事守耒阳令，在县不治，免官”，后来经过鲁肃、诸葛亮说情，“先主见与善谭，大器之，以为治中从事，亲待亚于诸葛亮”。——在短时间内对同一个人的评价，从万丈深渊刹那间上升到九宵云外，要么是眼睛有问题，不识人，要么是耳朵有问题，耳跟子软，要么两者都有问题。
2、培养人才的力度——孙权最强，刘备最弱。孙权先后培养了吕蒙、蒋钦、陆逊等一批堪称国之栋梁的后起之秀。夷陵之战后，有史学家评价：“刘备天下称雄，一世所惮，陆逊春秋方壮威名未著，摧而克之，罔不如志。予既奇逊之谋略，又叹权之识才，所以济大事也。”——识才，但更重要的是之前的育才。相比而言，蜀汉人才最为凋零，后继乏人，以致于“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的笑话一直流传至今。
3、驾驭人才的能力——孙权最强，刘备最弱。孙权对张昭又拉又打，对陆逊的既信任放权，又严格控制，所有文臣武将，均被其玩于股掌之中。孙权御人术的一个例证：“朱然、徐盛等皆在所部，并不伏也，……因会诸将，大为酣乐，权自行酒到（周）泰前，命泰解衣，权手自指其创痕，问以所起。泰辄记昔战斗处以对，毕，使复服，欢燕极夜。其明日，遣使者授以御盖。于是盛等乃伏。”而刘备由于前文所述执行力不强，对人才的掌控力度自然也较弱：诸葛亮力保蒋琬，刘备也无可奈和；法正力荐许靖，刘备即使看不上，也不得已而重用之；诸葛亮坚持杀刘封，刘备也只能流着泪把自己的义子杀了。
4、包容人才的胸怀——曹操最强。曹操的文臣武将中，有许多是从敌方阵营里分化瓦解甚至是*力武**降服来的，对此曹操大都能一视同仁、唯才是用。
5、爱护人才的温情——孙权最强。朱然生病，“权昼为减膳，夜为不寐，中使医药口食之物，相望于道。然每遣使表疾病消息，权辄召见，口自问讯，入赐酒食，出送布帛。自创业功臣疾病，权意之所钟，吕蒙、凌统最重，然其次矣”。史学家孙盛评价：观孙权之养士也，倾心竭思，以求其死力，泣周泰之夷，殉陈武之妾，请吕蒙之命，育凌统之孤，卑曲苦志，如此之勤也。
我有刀一把，藏于波涛下。
唇舞花两朵，孤帆闯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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