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我国具有悠久的文学历史，众多先秦时代作品到如今依然被人们传唱。而任何能够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都不是被“藏诸深山，束之高阁”的，一旦创作完成，就必然进入社会，被人们审视，评价。
而当人们把对这些作品的评价进行组织，形成语言文字的时候，一种新的文学形式，专门对其他文学作品进行评价的文学形式——批评文体，就随之应运而生了。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批评文体发展的重要时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批评文体百花齐放、美轮美奂，极具思辨性和创新性，显示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浅谈魏晋时期批评文体。
形式多样、名家辈出
要了解魏晋时期批评文体，我们首先需要对其发展情况有一个整体性的认知。
相对于先秦与两汉时期，魏晋南北朝的批评文体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学批评的专门化，二是批评方法的多样化，三是批评作品的系统化。
首先是文体类型的专门化。
两汉及以前，也存在不少的文学批评，例如孔子对《诗经》的评价：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就是典型的文学批评。
而贾谊的《过秦论》则是史论类文学批评的代表作。
但是这些都并非专门的批评专著，批评者也并非我们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家”。
他们仅仅是为了其他目的进行了文学批评而已，这些目的或是儒家学说上的政治化、或是对历史统治的一个追溯，总之离不开一个政治，文在其目的上为辅助品。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批评在作者与作品两个方面都迅速走向了专门化。
例如，文学批评领域的著作《文心雕龙》，就是一部专注于探究文学创作方式的专门著作，而钟嵘的《诗品》则是专门对五言诗诗人进行评价以及品类分级。
除了这些鸿篇巨制的专著外，篇幅较短的批评文体也如雨后春笋。
例如陆机的文学批评著作《文赋》，就是专门讨论文学创作理论的作品，针对创作前需要进行的准备以及创作中需要保持的状态进行论述，探寻获得生动准确的语言描述的方法。
除了作品以外，文学批评的研究者也走向了专门化。
就比如前文所提到，孔子曾经针对《诗经》进行过十分经典的批评，可孔子本人是一位思想家教育家，文学批评只是他偶尔涉足的一个领域，并没有过多停留。
这一情况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才有了显著改变。
例如我们之前提到的《文心雕龙》作者刘勰。他将自己几乎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了文学创作的研究之中，对文章的创作技巧与内心的心理活动提出了诸多自己的理论，是一位真正的文学批评家。
正因为作品与作者的专门化，魏晋南北朝文人在批评文体方面的成就也变得系统化，而非之前的吉光片羽。
其次是批评方式的多样化。两汉及以前的文学批评方式，主要有鉴赏感悟法、比较类推法、意象譬如法等。
魏晋时期在对这些方式继承的基础上，又发展出多种新的批评方式。
比如从社会学领域吸收的品第法。
所谓品第法，可以说是人才评定在文学领域的迁移。批评家根据某些标准，对作家作品划分等级高下。
《诗品》就是其中典型，将122位诗人的作品划分为上中下三品，并进行专门评价。
又比如摘句法，不再如之前的方法一样注重文章整体的意蕴，而是截取其中的部分佳句进行欣赏。
这些都是魏晋南北朝批评文体发展的典型代表。
以上内容有助于我们了解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发展的总体特征，那在具体的方面，该时期的批评文体又呈现出哪些具体的特点呢？
陶冶性灵，道法自然
魏晋南北朝时期，两汉儒学地位下降，老庄哲学复兴，文学批评受到当时玄学思潮的影响，体现出对清静无为、道法自然的追求。
其重要的表现就是对自然意象的高度推崇以及对“自然”风格的崇尚。
所谓意象，指的是用内在的抽象心理用具体的外在事物来表达的一种方式，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周易和老庄。
《周易·系辞上》中就有“圣人立象以尽意”的说法，而《庄子》中“得鱼忘筌”、“得兔忘蹄”等一系列故事，可以说是意象的早期应用事例。
受道家思想影响，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山水等自然意象开始被广泛的用于文学批评。
以巨著《文心雕龙》为例，选取山水等景观来论文的例子可以说是比比皆是。
例如，在针对屈原的《离骚》、《楚辞》进行评价的《辨骚》篇中，刘勰以“山川无极，情理实劳”来评价屈原的作品。
这里的“劳”同“辽”，意思是山川广阔没有极限，屈原的作品中的情感也如同山川一般辽阔。
再比如，《征圣》篇，针对儒家经典作品的点评中，作者以“鉴悬日月，辞富山海”进行评价。
意思是那些先贤的见解如同日月一般光明，照耀四方，而他们使用的词汇如同高山大海一般丰富无穷。
以山水论文者不止刘勰，陆机的名作《文赋》，在讨论文章的创作构思时，也用“击泉流于唇齿”来形容自然流露而出的创作灵感，可谓是十分贴切了。
此外，当时的评论者也十分推崇文风的“自然”。所谓文风“自然”，即推崇在文章之中真情流露，反对向现实与理性妥协。
钟嵘在《诗品》中提出自己对文学创作的观点：
“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
钟嵘认为文学作品就应该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而不应该过分注重其实际功用。
在钟嵘自己的《诗品》之中，通篇都是印象与感悟式的评价，完全没有对这些诗作的现实意义进行点评。
而两汉时期一些针对社会现实创作的文章，比如班固的咏史诗，以及赵壹讽刺社会现状的《刺世疾邪诗二首》都被归类到下品之中。
而上品中的十二人，其作品主题全部都是吟咏个人志向，抒发内心情感。
如“真骨凌霜，高风跨俗”的刘祯，和创作《咏怀》的阮籍等等。钟嵘可以说是当时文学批评中对“自然”追求的一个缩影。
从容讽谏，进退自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批评家不仅在他们品评的作品之中追求自然，也在自己进行批评创作之中寻求自由。
这一时期的批评文体最大特征就是文风自由从容，无比洒脱。
这种洒脱主要体现在对文章整体与局部之前进退自如，记叙与议论有机结合，在论述之间自由切换以及批评文体的自由组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批评家擅长进入作者的单个作品，进行细致的分析，又能灵活穿梭于文本之外，对诗人甚至整个时代进行整体性的评价。
比如《文心雕龙·诔碑》中对曹植的评价为：
“陈思叨名，而体实繁缓。文皇诔末，百言自陈，其乖甚矣！”。
其先是对曹植的诔作文繁势缓的整体风格进行评价，之后又针对其《文皇诔》这一具体作品中，用百字进行自我陈述，违背诔这一文体简明扼要的要求的行为进行批评。
在局部与整体之间切换自如。
这样的现象在当时的批评文体中司空见惯。
例如皇甫谧在《三都赋》中先论整体的辞赋之源流，再讨论局部的作品创作，钟嵘的《诗品》之中往往先针对诗人的整体文风，作品源流进行分析，再进入局部讨论其优劣得失。
另一方面，当时的批评家也十分喜欢游走于记叙与议论之间。
例如曹丕的《与吴质书》，在文章的前半部分都在叙述与吴质三年之间的绵绵情意，似乎是一片追忆过去的散文。
但是再之后却自然过渡到了对建安诸子文风与文学成就的品评之上，观点理性客观而凝练异常，与之前的记叙内容浑然一体。
这样的例子在《世说新语》、《颜氏家训》等作品中涉及文论的部分里也能看到。
除此之外，当时的一些文人也打破了传统批评文体的限制，进行组合式批评。
例如当时的“志”是针对文人本身进行的评价，而“论”评价的则是诗人的作品，两者之间泾渭分明。
西晋的文学批评大家挚虞打破了限制，创作了《文章志》与《文章流别集》等作品，将两者进行结合，在让读者能够了解作品特点的同时，也能知人论世，加深对作品的理解。
结语：
文学批评在文学发展史上占据着特殊的地位，它本身往往不是流传度极广，妇孺老幼皆知的传世名作。
但是却起到了类似于“镜子”的作用，端正规范主流文学的发展。
在当前社会下，经济文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文艺创作要紧跟时代脉搏，无疑需要一面更加优秀的“镜子”。
然而当前的文学批评领域中，充斥的往往是舶来的西方文艺理论与分析方式，而很少有创新之处，显然无法适应新时代的要求。
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妨回望过去，从古人的文学批评之中汲取精华，创造更符合中国文化内涵的批评文体。
参考文献：
《文心雕龙》
《诗品》
《与吴质书》
《周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