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灭六国，中国进入皇权社会以来，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中心一般有三个：长安、洛阳和北京。除此之外的皇权都城，大多是偏安朝廷之所在。
从时间顺序上来看，长安最早，洛阳次之，北京最晚。从地理上看，长安和洛阳基本处在同一纬度，而地处胡汉交界的北京则更靠北方。那么，北京作为中国古代相对荒凉的地方，为什么能够在宋以后“逆袭”成为中国政治权力中心呢？
其实，在中国古代社会，一个政权把都城定在什么地方，主要是各方势力博弈的结果。
中国古代皇权社会，大致分为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的分水岭就是宋朝。宋以前的社会，可以概括为豪族社会，除了中央统治的皇权以外，民间还聚集着很多势力较大的贵族，他们中的佼佼者，甚至能够产生左右皇权的影响力。而这些贵族也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大多集中在富庶的中原地区。
所以，在豪族社会，如果皇权想要防范这些贵族，朝廷就会把都城定在长安，例如西汉、隋、唐；但如果皇权想要依靠这些贵族，朝廷就得把都城定在他们的聚集地洛阳，例如东汉、魏、晋。
但是宋朝以后，中国社会变了。唐中期爆发的安史之乱，彻底打散了中国古代民间社会，让豪族势力迅速衰微。到了宋朝，中国就进入古代平民社会。在平民社会，中原王朝防范的重点，就不再是领土内的贵族，而变成了北方的草原政权。
以游牧为主的草原政权，和以农耕为主的中原政权，在治理逻辑上是有着非常显著差别的。如果一个政权想要同时统治，或者企图同时统治这两种力量，那么它必须同时熟悉草原治理逻辑和中原治理逻辑。
为了达成这样的目标，政权就必须把都城设在兼有草原、中原两种生活习惯的过渡地带。所以自从大辽政权的“南京析津府”开始，金、元、明、清都把都城设定在了北京城。
翻开中国地图，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北京城位置的重要性。这里地处南边中原地带、北边草原地带，以及东北地带，三股力量的咽喉处。北京虽然并不是中国地理中心，但却是宋以后中国古代各方势力的中心地带。北京因此逆袭成为全国政治权力中心，也就不足为奇了。
新中国定都北京，某种程度上讲，其实也是各方势力博弈的结果。一股势力，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江浙资本家；另一股势力，就是中国*产党共**领导下的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1949年初，蒋介石占据着南京作为都城，毛*东泽**同志就提出了把北平作为都城，与蒋介石“分庭抗礼”。
1949年3月，*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随后，*党**中央进驻北平，毛*东泽**同志还风趣地把进驻北平比喻为“进京赶考”。事实证明，中国*产党共**的这次赶考是成功的，随着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在望和新中国的成立，*党**中央决定把“北平”改作“北京”，并将其作为新中国的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