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11日19：00，莫言获得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开创了中国在这个世界奖项的先河。
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文学委员会主席帕瓦斯特伯格介绍了莫言的作品，阐述了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瓦斯特伯格的颁奖辞部分如下：
Mo Yan is a poet who tears down stereotypical propaganda posters, elevating the individual from an anonymous human mass. Using ridicule and sarcasm Mo Yan attacks history and its falsifications as well as deprivation and political hypocrisy. Playfully and with ill-disguised delight, he reveals the murkiest aspects of human existence, almost inadvertently finding images of strong symbolic weight.
莫言是一个撕下程序化宣传海报，将凡夫俗子一个个推上台面的诗人。他以冷嘲热讽的笔致抨击历史及其作伪，以及剥夺的行为和政治伪装。他戏谑地揭示了人生境遇中最阴暗的方面，漫不经心地摸索出极富象征力的形象。
巧合的是，就在前一年，也就是2011年，这篇小说也获得过茅盾文学奖。那我们不妨来看看同样的《蛙》，两个奖项的颁奖词有何不同。
“《蛙》以多端的视觉，呈现历史和现实的复杂苍茫，表达了对生命伦理的深切思考；从容自由，机智幽默，平实中尽显生命的创痛和坚韧，心灵的隐忍和闪光，体现了作者强大的叙事能力和执著的创新精神。”这是《蛙》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颁奖词。
在这颁奖词里，“多端”、“历史”、“现实”、“伦理”、“深切”、“从容”、“创痛”、“关切”等词汇，是褒义，至少是中肯的。小说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对生命和伦理进行了思考，表达了生命的创痛与坚韧。而作者的叙事能力很强大，具有创新精神，语言平实又不乏机智幽默。从语言、故事、深度三个方面，对《蛙》都作了很高的评价。
而在诺奖这篇颁奖词里，“程式化”、“宣传画”、“嘲笑”、“讽刺”、“攻击”、“谬误”、“贫乏”、“虚伪”、“揭露”、“阴暗”等词汇，无一不是贬义词。“幽默”变成了“嘲笑”，“思考”变成了“讽刺”，“创痛”变成了“阴暗”。就这样，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和茅盾文学奖的颁奖词，给人感觉是完全不一样。
莫言的《蛙》获得茅盾文学奖没有任何争议，但同样的这部作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却争议不断。原因在哪里？主要就在这完全不同的颁奖词上。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对《蛙》的解读，重点不在小说本身，而在小说里隐藏的“更深层”的东西。
他们感兴趣的是“程式化的宣传画”，是“历史和谬误以及贫乏和政治虚伪”，是“揭露人类最阴暗的一面”。他们显然是过度解读了莫言的《蛙》，给《蛙》这部小说赋以了太多的“象征意义”。这已经超出了文学的范畴，有点往“政治”方向带偏了。
对于诺贝尔文学奖这样的颁奖词，莫言却“没有异议”。甚至在获奖感言里，莫言又讲了几个故事加以“补充”，其中就包括引起争议的“拾麦穗”的故事。这些，就是导致了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争议不断的主要原因。
有人会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又不是莫言自己写的，怎么能把账算到他头上？这话确实有点道理，但是颁奖词莫言自己不能写，那获奖感言总是他自己写的吧？他为什么要讲那几个故事呢？为什么不对自己的《蛙》进行“纠正”性的总结呢？
1927年，有人提议推荐鲁迅先生去参与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但被鲁迅先生断然拒绝了。鲁迅先生一是比较谦虚，觉得自己水平不够。再一个就是他明白，作为中国人，去参与诺贝尔文学奖的竞争，别人是会“另眼相待”的。鲁迅的预见，在莫言身上果然得到了验证。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是他的错。但是，他不应该“附和”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的颁奖词。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莫言听到这样的颁奖词，拂袖而去，不领这个诺贝尔文学奖了，结果会怎么样？那他也许真的就在向鲁迅先生靠近，接近于伟大的作家了。
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了1958年获诺奖的《日瓦戈医生》。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1890年—1960年)是苏联时期著名的诗人和小说家，他蜚声海内外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让他赢得了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但鲜为人知的是他的获奖曾一波三折，而且美国中央情报局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出生于莫斯科的帕斯捷尔纳克很早就表现出非凡的文学天赋。1947和1953年，他曾两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提名，但是两次都失之交臂。1956 年，帕斯捷尔纳克呕心沥血十年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终于完成。小说描写了外科医生日瓦戈*十月在**革命前后约40年的坎坷人生经历，小说一方面称十月革命为空前壮举，但同时也渲染了革命过程中的失误和偏激行为，反映出一代知识分子对十月革命的迷茫。
帕斯捷尔纳克满怀期待地将小说手稿寄给苏联《新世界》杂志，但让他始料未及的是，《新世界》杂志很快就退回了原稿，还附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谴责小说煽动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仇恨。因为小说无法在苏联出版，帕斯捷尔纳克便委托意大利朋友安吉洛将手稿带往欧洲出版。1957年，《日瓦戈医生》被一位意大利出版商看中并很快以意大利文在米兰出版发行。小说出版后风靡意大利，读者为这部思想深邃的作品所震撼，随即小说的法译本和英译本也在欧美各国畅销一时。但作者帕斯捷尔纳克的处境却不断恶化，1958年，他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
1958年初，因为《日瓦戈医生》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和世界性影响，瑞典文学院再次考虑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诺贝尔文学奖。但评委会发现一个棘手问题，《日瓦戈医生》并没有俄文版。根据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规则，没有俄文版的《日瓦戈医生》，帕斯捷尔纳克就不能得到该奖项。
《日瓦戈医生》在意大利出版后，苏联政府和报纸猛烈炮轰该作品，因此小说不可能在苏联出版。另一方面，冷战时期西方世界对苏联的图书需求量很少，根本没有书商愿意出版俄文版的《日瓦戈医生》。正在此时，信奉“书籍是最重要的战略性宣传工具”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得知了评委会的窘境，他们很快决定资助《日瓦戈医生》俄文版的出版。其实早在 1950年6月，中情局就在柏林策划召开了“文化自由代表大会”，邀请一大批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参加。后来，中情局还在巴黎、伦敦等地建立分支机构，并出巨资资助了一大批文学作品的出版。
对中情局来说，首先要做的就是找到小说的原稿。但书商那儿并没有原稿，当特工上门找到拥有手稿的安吉洛时，安吉洛却一口回绝了中情局的“美意”。那时，中情局在欧洲的名声很差，因此安吉洛对他们唯恐避之不及，但最终美国特工们还是得逞了。据说，安吉洛自从美国特工拜访后就一直随身携带小说手稿，但在一次旅行中，他的手提箱曾神秘失踪了3个小时。
中情局得手后，便开始闭门造车。为掩人耳目和防止留下把柄，手稿被分成几个部分同时在美国和欧洲各地印刷。更绝的是，每天分到每个工人手上的也就几页纸，参与印刷的工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1958年8月，俄文版的《日瓦戈医生》摆到了6位诺贝尔评委会委员的案头。但评委会发现，俄文版《日瓦戈医生》既没有出版商也没有印刷商，是彻头彻尾的盗版书。中情局想蒙混过关也变得不可能了，无奈之下，原本打算秘而不宣的中情局只好出钱收买了一位意大利书商做《日瓦戈医生》俄文版的出版商。
1958年10月，瑞典文学院终于宣布将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帕斯捷尔纳克。为淡化政治影响，获奖理由中并没有提及这部小说，只是含糊其辞地说表彰他在俄罗斯伟大叙事文学传统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不过，由于受到了苏联政府的压力，帕斯捷尔纳克最终宣布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