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海南*党**委书记在下乡巡视的路上，发现路旁大榕树下有一副无人看管的货担，上面摆着待售的手工品。书记心想哪位老乡把货担落在这儿了，便派人去寻找。结果从榕树后面窜出来一个农民，说这货担是他的。书记很好奇，问他为什么把货担扔在树下面，自己却躲到榕树后去了。老乡的回答非常朴实，他觉得自家生产的这点东西，拿出来卖还收人家钱，着实有些不好意思，只好摆在那儿，让过路的人自助购买。
这位老乡的行为表现是改革开放之初人们思想观念转型的一个缩影，从大集体时代转向市场经济，当时代的车轮滚滚前进时，人们的观念也会发生剧烈的转变。有什么样的观念就会衍生出什么样的行为，当一群人都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后，旧有的秩序就会被打乱。这种现象如果放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属于“礼崩乐坏”。
当初学历史时，对“礼崩乐坏”这个词印象并不深刻，觉得无非是君不君、臣不臣，到处都在犯上作乱，旧有的封建礼法制度遭到严重破坏，大家都不按以前的规矩来了。如今稍微深入一点了解历史后，才发现这四个字背后的细节很有意思。
周朝的社会结构
众所周知，武王伐纣建立周朝之后，将亲戚和功臣分封到天下各地，去建立各自的诸侯国。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武王伐纣，一战灭国，攻陷了商朝的首都，但并没有征服全国所有的土地和人口，商朝的旧盟友以及其他部族都还存在，并且他们都不是很服周。所以武王大搞分封，并不是说江山全部打下来了，然后分给功臣和宗室子弟去和平接管，而是妥妥的武装殖民。
当时的情况更贴近于武王打开地图，把地盘一划分，说这块儿归谁，那块儿归谁，至于这些地方的人听不听话，好不好管，咱也不知道。反正地方归你们了，能不能拿下来，还得麻烦诸位努把力，想办法自己建立统治。
比如齐、鲁、燕三块封地，属于边疆地区，有很多其他的部族和蛮夷，属于风险系数较高的地盘，很难控制，能不能把这三个地方稳定住，关系到整个政治大局，这三处站稳了脚跟，周朝的统治才算基本上稳了。
这三块封地当时分给了太公望、周公旦和召公奭（shì）。太公望就是姜子牙，周公旦创建了礼制，召公奭帮助幼年的周成王稳定了政局，都是德高望重、值得倚靠的老臣。太公望的封地是齐国，周公旦的封地是鲁国，召公奭的封地是燕国，都是大陆的最东端，再往东就是大海了，远离西周的政治中心陕西。除了太公望，周公旦和召公奭一直待在中央，一辈子也没去过自己的封地，他们都是派自己的嫡长子带领人马去开疆拓土。
当时的周天子，不仅是全国最高统治者，也是所有同姓诸侯贵族的族长，既是政治领袖，也是宗族领袖，对于各诸侯而言，周天子一系就是他们的大宗，诸侯们就是小宗。诸侯们按照相同的方式，在自己的封地内继续分封，他们就是各自诸侯国里的大宗，大夫们就是小宗。
我们比较关注的自己的姓氏，分封后开始大规模出现。比如魏国的开国君主魏文侯，本名魏斯，其实他的祖姓是姬，和周天子同姓，是一家人。武王伐纣以后，将魏氏的祖先分封到了一个叫毕的地方，他们就以毕为氏（不是姓），意思就是说他们是姬姓，在毕这个地方的分支。毕氏有一位后人名叫毕万，给晋献公立过大功，晋献公封给了他一处采邑名叫魏，于是他的后人又以魏为氏，一直保留了下来，所以魏文侯叫魏斯，而不叫毕斯或者姬斯。
魏氏还有一位后人，也立过大功，得到一块叫令狐的采邑，他的后人就以令狐为氏，世代在太原居住。金庸笔下的令狐冲，如果追溯血缘的话，往上数可以跟周天子论本家。
同样，韩国的祖先最早也姓姬，也跟周天子是本家。有一位后人在晋国做事，得到晋国分封的采邑，一处叫韩原的地方，他的后人就以韩为氏，逐渐演化成韩氏家族。
赵国的赵氏最早姓嬴，跟秦国公族是一家人，一位后人为天子立了大功，被分封到了赵城，后世逐渐改姓为赵。不知道长平之战的时候，秦赵两国有没有想起这门亲戚。
如此一来，全国就形成了一张巨大的宗法体系网，天下所有的贵族都是亲戚，即便原本不沾亲带故，也会通过婚姻缔结关系。国家政治实质上是家族政治，政治关系也就是亲属关系，整个社会的运行以宗法血亲为基础。
这样的社会结构存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行政效率低。
逐级分封之后逐级效忠，一块土地一旦分封给一个领主后，连带这块土地上的人口（主要是平民）都被分封了出去，人口的人身隶属关系就发生了改变，以前是给张三纳粮当差，后来改成了给李四纳粮当差。老百姓只知道自己是谁家的人，不太关心自己是哪国人。
领主获得分封后，主要收入来自于土地上的地租，而不是上级发的薪水。所以他们并不非常在乎上级交待的任务，反而非常关心自己领土采邑上的利益。二者发生冲突时，肯定是优先保证自己的饭碗。
假如上级急得不行了，能不能直接越过下级，去征用他的土地和人口呢？答案是不行。因为采邑上的人只对自己的领主效忠，不会跨级效忠。上级如果这么做了，就是严重侵犯下级的领土主权，将面临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最后还可能逼迫下级，带着自己的采邑投靠别的国家，这种事在春秋也是时有发生。
那上级不能设置惩罚措施，提高下级不作为的成本吗？即使有惩罚措施，也只涉及下级领主一人，只要不犯天大的错，顶多把他驱逐出境，永不许回国。但他们家族还在，上级还得帮他们家族挑选一个继承人出来，日子照样过。被驱逐的老领主流浪在外，还能得到家里的接济，不至于流落街头。
所以在春秋时期，上级需要下级办什么事，很难调动下级的工作积极性，整个行政体系效率奇低。
从小我们就耳熟能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套说辞，以前我一直很费解，修身到齐家这一步好懂，做好自己，然后再把一家人弄得齐齐整整的，也不是件跳跃性很大的事。但齐家完成了，就直接可以治国了吗？这跨越性得也忒大了，齐家之后别说治国了，治个县都特么费劲。
后来才明白，在宗法结构的社会体系下，这个家并不是普通的三口之家，而是家族，一个超级巨大的组织。比如齐国田家，晋国赵家、魏家、韩家，楚国屈家、黄家……这样的家，有着广阔的地盘，有自己的臣僚，还有强大的*队军**。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能把这样的家管好了，治国自然就不是什么难事。
社会结构下的礼法
那么，要维持这么大的宗族体系，靠的是什么？是礼法！儒家的理论就脱胎于这样的宗法社会，一切以血缘亲情为出发点，所以孔子的学说看上去温情脉脉，因为它本质上是从亲属关系的角度去解决社会矛盾。
儒家很讨厌人人平等那一套，总不可能把你爸和陌生人一起平等对待吧？这是反人性的。相比之下，法家的理论脱胎于人口流动性更强，范围更大的社会，在法家看来大家都是陌生人，既然都陌生，那就一切按照法律规定来，除了君王，人人平等。可以把儒家理论看作适用于小农村，法家理论适用于大都会。
但并不是说法家的就一定好，孔子当年反对成文法的原因也不是没有道理：第一，有限的法律条文无法囊括人类复杂的行为，比如正当防卫就很难界定，操作起来太复杂；第二，语言文字具有模糊性，留下了很大的解读空间，容易被那些机灵的人钻空子，最后谁能玩转法律条文，谁就能赢得官司胜利。试想孔子如果生在当代，估计有很大的可能会支持英美的海洋法系，尤其是英国的法律。
血缘优先讲究嫡长子继承制，也就是和妻生下的大儿子。周朝的礼法规定一夫一妻，至于有很多个老婆的情况，其余人只能算妾，明媒正娶的妻有且只有一个。当年袁世凯有个老婆嘲讽他，说了句“我是有姥姥家的”，意思是说袁世凯是妾生，他妈嫁出去后，娘家就当没这个人了，不让他妈回娘家，所以袁世凯没有姥姥家。这句话让袁世凯心里非常别扭，一辈子都不怎么待见他这个老婆。
按照春秋分封制的原则，嫡长子才能继承父亲的领土以及身份地位，日后担任家族的族长，他们从小到大哪儿也不能去，老老实实待在父亲身边等着继位，其他儿子就会被分封到外地，本本分分地继承自己庶出的位子，一切都不能乱。
所以礼制特别强调尊卑秩序，它会用名和器是两种形式来表现。名器牵一发而动全身，为了维护礼制，春秋时代的政府在名器问题上，可谓是一丝不苟。如果名器乱了，尊卑秩序就会乱，国家的管理就会失控。
比如春秋时期，齐国和卫国在新筑（今属邯郸）干了一仗，卫国战败，新筑的大夫仲孙于奚救了卫国的主帅。事后卫国想要答谢仲孙于奚，准备给他很多土地。但仲孙于奚不要，他想要两样东西，一样是曲县，一样是繁缨。
曲县是一种悬挂的乐器，典型的比如编钟。按当时的礼制，东南西北四面悬挂乐器，是天子的标配，称为宫县；三面悬挂乐器，是诸侯的标配，称为曲县；两面悬挂，是大夫的标准，称为判县；士则只能挂一面，称为特县。此外，繁缨是挂在马鬃毛上的装饰，也只有诸侯才能配置。
新筑大夫仲孙于奚，他的规格是两面，也就是判县。但他想要曲县，还想要繁缨，意思很明显了，就是要求进步，不愿做大夫了，想当诸侯，和卫国国君平起平坐。卫国表示曲县和繁缨虽然是小物件，但就算再不值钱，也不能乱给，宁愿多给你一些土地，“唯名与器不可假人”。
还有晋文公曾帮助周襄王平定了一场王室内乱，保住了周襄王的天子之位，周襄王准备拿土地犒赏晋文公，晋文公也不要，他只要“隧”。“隧”是一种丧葬规格，换句话说，晋文公就是想让周襄王批准他，以后给自己挖墓穴的时候，可以留一条通道，好让后人可以把他的棺椁从通道里运进去。
乍一听很简单，可在当时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因为当时的礼制规定，只有周天子才可以留“隧”，诸侯的棺椁只能用绳子，垂直地从上面吊下去。晋文公的言下之意，就是想和周襄王平起平坐。
周襄王是个政治觉悟很高的人，长篇大论了一番，总之就是告诉晋文公，祖宗的规矩不能坏，你要是想用“隧”也行，除非人心所向，改朝换代，你把我赶下台了才可以。以当时晋文公的实力，赶走周襄王简直易如反掌，可难就难在“人心所向”这句话上。周襄王话里的意思是，你晋文公不怕其他诸侯趁机联合起来对付你，就大胆的来吧。晋文公怕了，不敢再提非礼的要求。
另外，礼制还有一个特点，可以称之为“揣着明白装糊涂”。统治阶层基本是无神论，但不能公开说出来，相反，还要装作很虔诚的样子，带着老百姓一起敬神祭祖。
《易经》管这种方法叫“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孔子也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言下之意就是根本没有神，但是搞祭祀的时候要装作神在旁边，搞庄重些。很多看破儒家把戏的人都很愤怒，说他们明明自己不信鬼神，却把丧葬和祭祀搞出那么多花样来。
但儒家不care他们的看法，因为在儒家看来，宗教只不过是一种政治工具，是社会的润滑剂，广大人民群众都很愚蠢，跟他们讲道理不仅费时费力，还讲不通，为什么不用这种有效的手段来管理呢？虽然骗了他们，但是出发点是好的，父母不也经常用童话故事来骗小孩吃饭吗？管理者就是百姓的父母，就用父母对待孩子的方法来管理百姓吧。
有一说一，这种方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非常行之有效。但麻烦的是有的管理者经常祭神，祭着祭着连自己都信了。孔子对种现象也很无语，但又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礼法背后的观念
孔子崇古好礼，儒家的学说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就是“身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你是什么身份就要做什么身份的事，否则名不正、言不顺。
男人、女人、老人；领导、员工、下属；老师、家长、学生……等等，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或者多个身份角色，扮演一个角色时就会按照这个角色的剧本来行事，享有这个角色带来的权利，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与义务。比如男人就应该赚钱养家，领导就应该承担责任，老师就应该教书育人……脱离了这些范畴，就很容易被人说成“不务正业”。
所以儒家的学说里，名分总是占第一位的，韩赵魏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也要等周天子正式他们赐予了诸侯的地位，才算最终完成，不然连个名分都没有，儒家史官是不会承认的。像“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这种话，在儒家看来简直就是大逆不道，士只能为自己的君主去死，哪怕君主昏庸；女只能为自己的丈夫而容，即使他不爱你，这才叫“本分”。
严格秉持这些观点的人，我们现在称之为“腐儒”。纯正的儒家学者，向来都把名分放在第一位，什么身份就应该做什么事、有什么样的举止，看起来非常的迂腐。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这群人迂腐的同时，拉开距离看，反而还有一种美学价值。
比如：等公交的时候，插队的人往往能获得好处，排队就有可能上不了公交车。这个时候“腐儒”永远都是老老实实地排队，不管别人如何混乱拥挤，他们总是心如止水、波澜不惊，始终保持着优雅的仪态，然后一直上不了公交车。
纯正的儒学是基于封建制下产生的贵族精神，在平民社会很容易碰得头破血流。
司马光算是腐儒的典型代表。宋神宗死后，宋哲宗继位，司马光力劝皇帝将神宗时期从西夏抢来的六处地方（六寨）主动还回去。理由是当年西夏内乱，西夏国君被软禁，宋神宗打着救援西夏国君的名号，抢了西夏的地盘。后来西夏内乱平定了，问宋朝要回那六处地方，宋神宗却直接赖掉了。泱泱大宋，这么做简直就是胡搅蛮缠、出尔反尔，脸都不要了。
司马光虽然也从客观形势上衡量一番利弊，认为占领六寨，整体来说，对宋朝弊大于利。但总体思想还是认为，国家要有君子风范，做事要讲规矩，“礼”是国家核心利益的根本保障，只顾眼前的这点利益，最终会因小失大，迟早会生出隐患。在司马光的价值观里，道义高于一切，作为天朝上国，如果不讲道义规矩，和北方那帮夷狄有什么区别？道义和利益之间发生冲突，没啥好犹豫的，肯定是选择道义。
结果第二年，宋朝真的执行了司马光的建议，将六寨还了回去，换回了一批战俘。因为这件事，很多人都骂司马光是*国卖**贼，国家利益永远是高于一切的，前线将士浴血奋战来的土地，居然主动拱手相让，真是崽卖爷田心不疼。
但司马光这个“腐儒”，从个人品格上讲却又是公忠体国、刚正不阿、温良谦恭、勤奋刻苦，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司马光坚决反对，带着一帮保守派愤然离去，朝廷因此少了很多股肱之臣，导致王安石选任了一些投机分子来实施变法，搞得民怨沸腾。
宗法社会里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身份而活，承担自己身份的责任和义务，伴随一生。
晋国有个贵族叫中行穆子，他曾带兵灭了鼓国，俘虏了鼓国的国君——狄，将其带回晋国。战争结束后鼓国的百姓倒是各安其位了，但有一个叫夙沙釐（lí）的家臣，带着老婆孩子一直跟着狄，不离不弃。
中行穆子让他回去，他不肯，说了句：“委质为臣，无有二心。委质而策死，古之法也。”
这里面有两个关键词，“委质”和“策死”。“委质”的意思，就是把自己当成礼物一样献给了国君，从此自己不再属于自己，自己的人身所有权归国君。“策死”的意思，就是自己委质之后，被君主记录在策，从此效忠，至死不渝。
由此可以看出春秋时的观念，一个人如果委质给了君主，那么他就成为君主的家臣，终生为其效劳，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并且家臣只对君主个人负责，对君主的领土和子民，甚至君主的家人，都没有效忠的义务。所以这个夙沙釐才会一直跟着狄君，压根儿不会想到去帮助狄打理国家，保全家族，因为那根本不关他的事。
还有一个是赵氏族长赵无恤的家臣青荓（píng）。赵无恤遭到刺客豫让的追杀，豫让躲在赵无恤必经的桥下面，伺机行刺。结果赵无恤出行时，马车受惊了不肯往桥上走。赵无恤觉得前方肯定有问题，就派家臣青荓前去察看。
青荓在桥下发现了豫让，关键他俩是朋友。豫让叫他赶紧走，别耽误自己干大事。青荓十分为难，不上报对不起主君，上报了对不起朋友，然后他就当场自杀了……以现在的眼光看，青荓的做法简直不可思议，就因为这么点小事自杀了？不想想自己的父母吗？
但在那个时代，人的观念就是这样。青荓作为赵无恤的家臣，已经把自己的人身所有权献出去了，自己的命只归主君，不归其他人，甚至不归父母。命虽不由己，但荣誉感并没有献出去，自己还有保持荣誉感的主动权。
如果不上报，不护卫主君的安全，那就是没有尽到家臣的义务；但上报了，就是背叛朋友，荣誉感上面有巨大的瑕疵。在这两难的抉择面前，只有自杀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这种思想在封建社会是一名家臣的职业素养，在日本称作武士道，在西方就是骑士精神。
中国的武士道精神古已有之，从春秋战国一直到汉朝，人们的观念都很推崇重义轻生、快意恩仇，尚武精神非常浓厚，从《吕氏春秋》到《史记》《战国策》都能反映出这就是最早的武士道精神。我们自己是逐渐消退，原始的反倒被小日子们学了过去，直到晚清的时候，知识分子们才开始反思。
梁启超写过一本书《中国之武士道》，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但凡是人都有两种天性，一种是你争我夺，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一种是快意恩仇。基于这两种天性，中国人不可能没有尚武精神。之所中国人的尚武精神越来越弱，喜欢搞什么百忍成金、唾面自干的生活智慧，就是因为封建*制专**政体，皇权独大，天下皆弱，导致百姓们逐渐习惯顺从强者，没有了血性，百炼钢成了绕指柔。书中列举了中国历史上快意恩仇的名人榜样，以此弘扬中国文化中的尚武精神。
如果从大规模*力暴**运动的战国时代往回看，礼崩乐坏前的春秋，尚武之中还保留着温文尔雅的侠士之风。
春秋以前的“战斗”是贵族特有的职业，平民是没有权利拥有的。那会儿战场上战车作战是主流，驾驶战车作战是一项难度很高的本领，战车之间的协同配合更是难上加难，只有贵族才有闲工夫去训练，步兵不需要操练，打仗时最大的作用就是壮壮声势，行军的时候搬搬东西，所以当时车兵的身份普遍都比步兵要高，通常都是贵族。
战车的定员是三人，一名驾驶员，一名弓箭手，一名长戈手，近可以劈刺，远可以射杀，步兵跟随在战车周围，利用战车来做掩护。那个时代的贵族非常有武士道精神，一辆战车上的三人以同生共死为最高追求，如果其中一个战死了，另外两个为了追求贵族的荣誉感，一定会拼死杀敌，不会苟活。
我们所说的“短兵相接”这个词，印象中好像是刀剑之类的短兵器打斗在一起，其实并不是，实际上的“短兵”是指长戈这样的兵器，这个短是相对于弓箭这样远距离攻击的*器武**而言的。
“短兵相接”最早出自屈原的《国殇》：“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战场上作战的战车，车轴会延伸出车轮很长一截，这样的设计既可以当做*器武**，在战车飞驰时冲撞敌人，又可以和敌人的战车保持距离以作防御。“车错毂”形容的就是自己的战车和敌人的战车交错而过的场景，因为双方都有一段距离，这个时候战车右边的长戈手，就可以挥舞长戈来进行近距离的攻击和防御。
春秋时期，但凡是贵族必然要学习基本功课——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其中“射”就是射箭，“御”就是驾车，贵族们日常佩剑在身是身份的象征。
文职和武职分得并不清楚，上至国君下至士大夫，首先都是一名武士，可能今天还在朝廷里处理民政，明天就披挂上阵带兵打仗，后天脱下盔甲又接着处理民政，贵族精神和武士道高度重合。到了战国的时候，文职和武职才逐渐分开，廉颇蔺相如之间“将相和”的故事，也只能发生在战国时代。
时代的特征也影响到当时人的审美，由于军政民政一体，当时的人都欣赏健美。比如郑国贵族徐吾犯的妹妹是个大美女，为了娶她，公孙黑和公孙楚互相竞争，公孙黑彬彬有礼，一副翩翩公子的形象，公孙楚则一身戎装，左右开弓，结果美女爱英雄，果断投入了公孙楚的怀抱。放在春秋时期，翩翩公子的形象是不符合大众审美的。
战争都是以一种较为平和、文雅的形式进行，国家之间保持着血缘关系，都是一家人，大可不必赶尽杀绝。通常先由双方将领单独打斗，决出胜负后，再由后续士兵进行对抗，打仗的原则通常是“点到为止”，并不置对方于死地，一旦分出胜负就停止战斗，颇有些类似西方贵族骑士的“绅士决斗”。
台湾的历史学家许倬云对先秦颇有研究，他在《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流动》一书中说道：“周朝的贵族们都讲究礼仪，即使在敌军面前，也要表现出武士风度——驾车的人和冲锋的人，在向敌军挑战时必须遵守严格的程序，否则就会被对方讥讽为不懂礼仪；当遇上爵级比自己高的人，士兵必须小心谨慎，不能打掉对方的帽子；尤其在遇见对方国君时，更要注意礼节，无论如何不能伤害到对方的国君。”
公元前575年，晋楚争霸大战中，晋国贵族几次碰到了楚国国君的战车，都对楚王脱盔致敬，以表尊重。这种战斗更像是一种道德价值的决斗，而不是简单粗暴的兵器杀戮。当初武王伐纣，在牧野举行誓师大会，只用了一天时间，战争就宣告结束，并未发生后世所想象的那样惨烈的战斗，武王也保留了殷氏家族，并赐予了殷民国土。
礼崩乐坏的根本原因
那么这样的礼法秩序是怎么崩坏掉的呢？我们学历史的时候都知道，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随着铁器地不断应用普及，劳动效率提高，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夏朝、商朝、周朝前期，是青铜为主的年代。由于青铜的冶炼难度很大，所以很难推广，被上层贵族所垄断。一个农民要进行日常的生产、种植、建筑等工作，用不起昂贵的青铜器，只能用石片、木棒做工具，所以劳动效率很低。
这种情况下，个体想要积累财富，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夏朝、商朝的领导者维持“人海战术”的社会管理方式，用数量上的优势阿里弥补质量上的不足。所以奴隶制盛行，广大奴隶没有人身自由，被强迫参加大规模劳动才能完成生产。
同时，还要将商朝特色的“敬鬼神、信占卜”的宗教意识形态灌输给奴隶，让他们相信自己就是天生命贱，该做库里、该牺牲的，一切服从天神、君主的安排，奴隶永远被压在最下层。
随着铁器的不断普及，开采成本越来越低，冶炼简单，普通老百姓也能用得起，铁工具被广泛应用到日常生活中，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物质财富的积累速度就越来越快。
下层人士积聚了财富，不愿再受上层贵族的奴役，*反造**之事也就层出不穷，奴隶制瓦解。当初人民只能拿木棍*反造**，人民普遍拥有铁器后，自家的锄头、镰刀、钉耙都能做*器武**，更容易反抗上层的*政暴**。各种铁制兵器层出不穷，战争愈演愈烈，上层贵族为了缓和矛盾，只好不断妥协，放权给下层人士。下层人士在经济权利得到满足后，会进一步要求政治上的权利，而这就加速了旧政权的瓦解。
最后，我们惊讶地看到：天子的力量被诸侯超过，诸侯的力量又被大臣超过，大臣的力量又被平民超过，一拨一拨地瓦解！逆袭成功。
生产力和技术的发展，是社会转型变革，新力量冲毁旧秩序的根源。
宗法体系瓦解的典型
我们说旧秩序下，全国是一张血缘宗亲的大网，天下所有的贵族都是亲戚，依靠血统家族为集体来进行统治。但是问题来了，传承超过三代以后，亲戚和亲戚之间关系非常淡漠，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见面，若不去翻族谱都想不起还有这门亲戚。这种情况下，就不见得所有的亲戚都是好人了，有的亲戚生巴不得你倒霉，有的虎视眈眈地盯着你的财产，更有甚者恨不得要了你的命，慢慢的宗法体系开始瓦解。
最典型就是晋国。
周朝大搞分封以后，武王的亲弟弟得到了晋国这块区域，也就是如今山西河北一带，位于中原腹地。和其他诸侯国一样，晋国也面临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北边的夷狄。
北狄里面有两大势力，白狄和赤狄，白狄相对文明，赤狄相对野蛮，所以白狄跟华夏的关系越走越近，和华夏联手对付赤狄。后来出现的中山国就是白狄的一支，从目前出土的中山国墓葬青铜器和铭文可以看出，中山国已经从头到尾华夏化了，无论是工艺水平，文化水平，还有儒学浸染，都丝毫不亚于华夏的诸侯国。
更有意思的是，中山国和周天子具有相同的血统，都是夷狄一家人。只不过后来武王伐纣，周族成为了华夏统治者，白狄这些同族的亲戚，并没有鸡犬*天升**，而是继续过着夷狄的生活。
如何处理和北狄之间的关系，对于晋国来说不仅需要强大的*力武**，还需要高明的智慧。为了能稳住局面，晋国又拉又打，不惜突破伦理底线和白狄联姻，联手对付其他部落。白狄因此和晋国的关系越走越近，逐渐彻头彻尾地华夏化。
春秋霸主晋文公重耳的母亲就是白狄人。周朝有个规矩“同姓不婚”，就是同样姓姬的两个人，哪怕隔了几百年，也不能在一起。因为当时认为同姓结婚生出来的孩子，指定会有点毛病。当初晋文公*亡流**到郑国时，郑文公非常轻慢，郑国贵族叔詹劝郑文公对重耳礼貌些，原因就是晋文公的母亲是白狄，也姓姬，重耳是同姓结婚生下的孩子，你看他*亡流**这么多年，还一表人才、举止得体，看不出任何毛病，还天生异象（耳朵很大），他日后指定能翻身。
那么为什么晋文公要*亡流**呢？因为晋国内斗非常严重，到晋文公爷爷辈的时候，晋国甚至实行了“灭公族”“尽灭群公子”等手段，公子嘛，望文生义就知道是公的子女，依靠这种方法打击宗族势力、加强国君权力，把同宗的子孙斩尽杀绝，一个不留。什么亲戚，全是狗屁！
晋文公是晋君的长子，他的父亲因为宠爱一位美艳的妃子，又怀疑儿子们谋逆，从而大开杀戒，一片腥风血雨，王子们死的死、逃的逃，大臣将帅们互相厮杀，高层混乱不堪。晋文公作为受害者之一，在国外*亡流**了19年，他一逃出来就跑白狄去了，那儿是舅舅家，安全，在那儿待了12年，还娶了一个白狄的女子为妻。
等晋文公再回来时，发现国内的贵族被残杀得干干净净，高层组织彻底散架，朝野一片混乱，原有的既得利益集团几乎被扫荡得一干二净，权力出现了巨大的真空。
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晋文公前半生颠沛流离，消耗了宝贵的岁月，但却因祸得福，没有太费周折重新登上了宝座，并且既得利益集团被连根拔出，给他留下了大片的权力施展空间。
他任用了一大批“异姓”人才：狐偃、赵衰、胥臣、介子推、贾佗、魏武子……这些人都不是晋室宗亲，但他们在晋文公*亡流**的19年中同甘共苦，出谋划策，后来都成为中流砥柱。按照功劳和能力封赏，他们有的得到领土，有的被赐以爵位，根据各自的才能和功劳，共同参与治国大业（“大者封邑，小者尊爵。矢石之难，汗马之劳，此受上赏”）。
这下可不得了，晋文公的做法，在当时立即成为一起爆炸性新闻，迅速传遍天下。如果说之前晋国的内斗非常残酷，亲族之间互相残杀，那都还只是自家内部的矛盾。晋文公把土地财产大肆分封给“异姓家族”的行为，完全违背了列祖列宗的礼法，简直就是大逆不道。许多诸侯国纷纷表示强烈谴责，孔子后来就骂晋文公是“谲而不正”，破坏宗族礼法。
然而，骂归骂，晋国任用“异姓人士”掌权，提拔新干部的制度，却给晋国带来勃勃生机！晋文公的手下举贤不妒，君臣同心协力，人才济济，一片振兴的局面。
被赐予分封的狐偃、赵衰、栾枝、先轸这些外姓之人，之前一直被排斥在晋室宗族之外，现在却跻身核心决策层，拥有了以前享受不到的政治权利。其他外姓族人虽然没有狐氏、赵氏、栾氏、先氏这么风光荣耀，但比起他们之前的状况要好多了，他们可以得到一些固定的封地，可以适当地扩大自己的家族，还能进入政府谋个一官半职，生活是一天比一天好。
唯一不高兴的，是晋国同宗同族的子孙，他们已经被前几任国君杀得支离破碎，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有的蹲监狱，有的被流放，不成气候了，就算不高兴，也得忍气吞声。剥夺一小部分既得利益者的权利，换来更广泛阶层的支持，成为晋国称霸的关键。
但晋国崛起的因素也成为它分裂的原因。它在吸纳各家族人才的同时，也把大量财产、田地永久性地赐予给了各大家族，他们在自己的地盘上生根发芽，发展壮大，最终反过来吞噬了国家。
最初，赐给各家族的土地，各大家族每年要定期向君王交税、交粮食，共同遵从老大的旨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大家族的势力也越来越强大，羽翼丰满之后，翅膀就硬了，所谓“儿大不由娘”。
晋国国王发现税收越来越少了，而各大家族却越来越富有，有了钱之后，胆子也变肥了，敢和中央叫板了，敢私自造兵器了，敢明目张胆地在朝廷里安插自己的利益代言人了。中央的权力渐渐被架空，多个家族掌控了朝政，“政出多门”这个词最早就来源于晋国。
比如，赵氏家族，第一代赵衰是晋文公时期的元老，第二代是他的儿子赵盾，后来成为晋襄公、晋灵公、晋成功三朝的权臣，第三代赵朔是晋景公时期的重臣之一，*四代第**赵武是晋悼公时期的宰相。还有先氏家族、栾氏家族等等。晋国曾经打破同姓权贵的垄断，现在又被新的异姓权贵垄断。
礼崩乐坏后的观念转变
经过一二百年的你争我夺，各氏家族势力先后登场，到最后只剩下了智氏、韩氏、魏氏、赵氏四大家族在晋国内斗中活到了最后，晋国国君已经形同虚设，他们四家共同把持着晋国的朝政，但相互之间的明争暗斗依旧非常激烈。
赵氏族长赵简子，在选择继承人的时候，用了一套办法，他将毕生的心得写在竹简上，交给两个儿子，让他们潜心研读。然后沉住气，三年不吭声，三年之后突然考核。结果长子赵伯鲁早就把这事忘光光了，竹简都不知道丢哪儿去了，幼子赵无恤却背得滚瓜烂熟，竹简一直随身携带。赵氏族长的位置，后来就落到了赵无恤的身上。
初读这两则故事时觉得，嗯，这个考核办法有点意思。再读时发现不对劲，当时还未三家分晋，处于春秋末期。按照当时的礼法，嫡长子继承制，长子伯鲁理所应当继承赵氏族长之位，怎么还考核起来了？
背后的原因就是当时四大家族的斗争，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阶段。这个时候如果还讲嫡长子继承制，万一嫡长子是个傻子怎么办？全族的人都得跟着完蛋。“唯才是举”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必须要在继承人中选择一个能力强的，才能在这乱世之中，保全族人的命运。
再加上四大家族能起家，本身就是得益于当初晋文公打破了姬姓血亲、公族世袭的礼制，他们心里对于礼法的限制也没有那么多。于是就呈现出了礼崩乐坏的表象。
同一时期的智氏家族也是，智氏资历虽浅，但发力很猛，吞并了中行氏和范事，迅速崛起凌驾于老牌的韩赵魏三家之上。智氏族长智宣子，有好几个儿子，他在选择继承人的时候挑来挑去，在选智瑶还是选智果的问题上，智宣子跟族中长老吵了一架，把族中长老气得原地分家，还改了自己的姓，以后都不再当智家人。
史书中多有记载，智瑶此人长得帅、个子高、能文能武、多才多艺，可谓是集颜值与才华于一身，做事果断，雷厉风行。但他败就败在两个字“不仁”，也就是对其他人没有什么爱心，冷酷无情。不过现在回过头来看，史书上的价值观多是儒家思想，在记录历史时偏向于用“仁”或“不仁”来评价成王败寇。
但在春秋战国转型期，那个*乱动**纷争的年代里，基本上遵循丛林法则，现实比想象中更加残酷，稍有不慎就有灭族的风险。反而是智瑶这样的人，更容易带领族人在乱世之中存活下来。
后来智氏家族在智瑶的带领下，拉着韩、魏两家攻打赵家，但是韩、赵、魏三家临阵结盟，反杀了智氏，瓜分了智氏家族的领地。
智瑶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军事才能的一个人。《孙子兵法》里有专门讲“火攻”的章节，讲得很详细，但是并没有怎么提“水攻”。按照《孙子兵法》的思路，水的作用更多的是“绝”，也就是阻断阻隔的意思，防御重于攻击。
《孙子兵法》成书至少不晚于公元前512年，就在当年年底，吴国攻打徐国时，就采取了蓄水灌城的方法，一举拿下了徐国。57年后，智瑶拉上韩魏两家共同攻打赵氏家族，围困赵无恤于晋阳，同样也采取了水攻的策略，史书记载当时水已经漫到距离城头只有一米的地方。
一个多世纪后，秦国名将白起攻打楚国鄢城，照搬了智瑶的办法，水攻鄢城。大水冲垮了城墙的东北角。《水经注》里说城中百姓被大水席卷，城东堆积了几十万具淹死的尸体，臭不可闻。
智瑶的失败，更多的应该是策略方面的原因，水淹晋阳的时候再努把力，没准儿历史就要改写。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那个时间段前后，战争观念、战争形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比如《孙子兵法》的《作战篇》里基本没有怎么讨论战术问题，讲的全都是后勤补给。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打仗打得就是后勤。尤其在古代，一支十万人的*队军**可以“日费千金”，是一件特别劳民伤财的事。
后勤成本之所以高，关键就在于“千里馈粮”，古代那种交通条件下，一路上运送粮食的人力、物力以及损耗，极其惊人。所以说“兵贵神速”，一方面要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另一方面要用最短的时间结束战斗，才不至于拖累国家。
除了兵贵神速，更高明的打法还要学会“因粮于敌”，就是到敌人的地盘上，去抢他们的粮食。每吃掉一份敌人的粮食，相当于节约了20份自己国家运送的粮食成本。
孙子的作战思想，在之前的封建贵族看来，简直就是流氓斗殴，完全不讲武德，没规矩，没底线，没原则。但是在礼崩乐坏的时期，打仗只要能打赢，怎么都好说，高贵的理念趋于瓦解，尊卑礼节也不再被遵守，人们只在乎战争胜败的结果，目的是要消灭对方，乃至斩尽杀绝。
这种情况下，什么“侠士之风”全都荡然无存，“贵族精神”吃亏的例子比比皆是：
孔子的弟子子路，在与人交战时，因为自己的帽子被打歪了，认为有辱礼仪，于是停下来整理自己的帽子，很快便被敌人杀死了；
“二桃杀三士”中齐国的三位勇士，在争两个桃子的过程中，因为自感有辱尊严，为了维护自己的侠士风度，纷纷选择自刎而死，他们的贵族理念被齐国宰相晏子利用了；
吴越两国交战，吴王夫差打败越王勾践后，只是把越王贬为仆佣，保留了越国，而勾践重新崛起之后，却摒弃了贵族理念，斩草除根，灭吴国、杀吴王，这就是残忍的战国时代；
最让人无语的，便是“宋襄公事件”。按照传统的贵族理念，两军交战，必要光明磊落，不可偷袭，当时宋、楚两国交战，地点选在了泓水边，宋军很早就开到阵地，等待楚军渡过泓水，没有趁人之危，最后宋军败绩，被楚军打得一塌糊涂，宋襄公还被箭射中。这个故事在今人看来，宋襄公很可笑很迂腐，不知道先下手为强，但在春秋时期，战争普遍都讲究一套“程序”，这事贵族的礼仪，楚军虽然胜利，却有损声誉，而宋襄公被列为“春秋五霸”之一，可见当时人对他评价是非常高的。
战场上，战车作战也开始退出历史的舞台。因为战车的成本太高，非常昂贵，一辆战车通常需要两匹或四匹马拉，贵族们站在车上的打斗也很没效率，而且随着疆域版图的扩张，战争不再局限于中原核心的平原地区，更多的时候要翻山越岭，穿越雄关漫道，战车在这些地方是无法行进的。
比如公元前541年，晋国和狄族开战，由于对方都是步兵，而自己都是车兵，晋国军官魏舒（魏文侯的四世祖）临阵下令，所有车兵全部下车作战，三人一组改为五人一个作战单位，有的车兵不愿意下车，认为这样贬低了自己的身份，魏舒杀了几个不听话的，其他人才乖乖下车，最终打赢了那场战争。晋国因为经常要和北方民族作战，被迫发展出了独立的步兵建制。
到了战国时代，战车基本上被淘汰，步兵作战成了主流，而这些平民出身的步兵不像车兵那样有很强的荣誉感，要指挥他们打仗，就必须依靠严格的军令，《商君书》里就记载五人一组的作战单位，如果一个死了，另外四个人都得受罚，但如果另外四个人能取得一名敌人首级，就可以免罪。
另外，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能青史留名，也是因为他创建出一个单独兵种——骑兵，在他之前还没有国家这样干。骑兵很好地代替了战车，速度极快，冲击力大，特别是在冲锋和侧翼包抄时，具有偷袭的优势，机动性能也远比战车强数倍，造成的连锁反应是：战场退出战场，“御”这门贵族技术逐渐被遗忘，“剑”这种文气十足的兵器也淡出战场，仅仅成为一种象征，取而代之的是“刀”这种大*伤杀**性的力量型兵器。
韩赵魏三家联手灭了智氏家族，完成三家分晋后。智氏家族里有一家臣名叫豫让，誓要为智氏*仇报**。他自残身体，伪装成打扫厕所的清洁工（只有受过刑的人才会干这工作），潜入赵氏家里，等待赵无恤上厕所时，偷偷将其刺杀。
结果赵无恤上厕所时，突生第六感，总觉得哪里怪怪的，就命人从头到尾搜索一遍，就把豫让给搜了出来。
得知其意图后，赵无恤也不在意，因为智氏已经被连根拔除了，豫让只是一个小角色，掀不起多大的浪，就把他给放了。
豫让并没有放弃，自己已经被抓住过一次了，要想再潜到赵无恤身边，就得对自己更狠一点。这次他自我毁容，还吞了碳把自己弄哑，连他老婆都认不出他了。
第二次刺杀，豫让选择在赵无恤路过的桥底下埋伏，结果马车经过时受到惊吓，侍卫察觉异常，又进行了一遍搜索，揪出了埋伏的豫让。
赵无恤非常恼火，质问他：“我记得你以前是范氏的家臣，后来又投靠中行氏，最后又在智氏做家臣。范氏和中行氏都被灭了，你不*仇报**。智氏被灭了，你怎么就这么不依不饶？”
结果豫让回答了一句：“范氏和中行氏都只是拿我当普通人对待，我自然以普通的方式回报他们。智氏拿我当国士对待，我就以国士的方式来回报他。”
这番对话很重要，从对话中可以看出三家分晋的前后时间段，社会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之前中行氏灭鼓国的时候，鼓国君主的家臣夙沙釐一直跟随左右、不离不弃。那时的观念就是，一旦成为家臣，就意味着把自己的人身所有权交了出去，终生为君主效忠，至死不渝
但是到了豫让时期，观念已经变了，自己是否彻底效忠君主，取决于君主对自己的态度，合则留，不合则去，犯不着在一棵树上吊死。
过去是宗法社会，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身份而活，承担自己身份的责任和义务，伴随一生。但宗法体系瓦解之后，身份不过是个形式，君臣之间的约束力，还是要看最终的待遇。
这也反映出另一个事实，战国时代的竞争非常激烈，人才供不应求，有才能的人逐渐有了更大的议价权，个人意识、自尊意识以及追求个人价值的意识，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君臣之间隐隐呈现出对等的关系。
正所谓“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这次赵无恤没有给豫让活路，豫让的事迹被司马迁记载到《史记·刺客列传》中，他还有一句经典的名言：“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
秦庄襄王三年，秦国攻打魏国，势如破竹。魏国请出信陵君担任上将军，指挥国际联军大败秦国*队军**。但在秦国一个叫管城的地方，信陵君受挫，久攻不下。信陵君打探底细得知，管城的守将就是魏国安陵人，他爹名叫缩高，还住在安陵老家。于是派人找到安陵的领主，让他将缩高带出来做官。
安陵君得知来意后，告诉使者说，安陵是个小地方，我不见得能使唤动我的子民，你们还是亲自去找他说吧。
使者又找到缩高，没想到缩高一口回绝，说让他做官，无非就是让他带着*队军**去攻打管城呗。天底下哪有父亲带*队军**攻打儿子的道理？就算真去了，他儿子怎么办？打开城门投降？那不就陷他儿子于不忠不义吗？
使者碰了钉子，回去告诉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都特么什么时候了？管城打不下来，秦国就会绝地反击，到时候趁势攻陷整个魏国，国家生死存亡之际，还讲那些个小道理。告诉使者，让安陵君把缩高绑也要绑过来。
这回安陵君没退缩，开始护犊子。搬出了魏国祖训，祖先有云：臣弑君、子弑父、弃城投降，都是不能赦免的重罪。缩高不愿意做官，为的就是保全父子之义，信陵君要绑缩高，除非从我尸体上踏过去。
缩高得知消息后，明白自己的选择让主君为难了，他已经保全了个人的名声，作为臣民他不应该让主君陷入困境。于是跑到使者处，伏剑自杀。
缩高和安陵君都是从道义出发，行自古之法，在宗法结构的社会里，完全没有道德瑕疵。缩高的儿子在秦国效力，就是委质出去了，把自己献给了秦国，那就应当履行古老的义务，为秦国效力终生，至死不渝，即使死在信陵君手上，也是死得其所。
缩高不肯做官，就是为了保全父子之义，在宗法社会里，一切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父子关系又是血缘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环。
但战国时已经礼崩乐坏，宗法体系全面瓦解，信陵君就不怎么吃那一套，国家的生死存亡显然高于一切。缩高和安陵君固执古老的道义，却完全忽视国家的安危，根本就是不爱国的表现，妥妥地汉奸。
道德的两难抉择，其实背后反映的正是社会结构的变迁。从时代的大背景来分析，很难说谁对谁错。
尾声
除了以上这些之外，还有许许多多相关的故事，有的发生在春秋末期，有的发生在战国初期，更有甚者发生在竞争激烈的战国时代。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转型，给方方面面都会带来剧烈的变化，新旧交替的过程中，由于无法形成社会统一的标准，缺乏解决争端的公平机制，所以处在时代旋涡中的人们就会陷入混乱，整个社会充斥着焦灼不安的群体心理，对于今日的我们很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