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九重九，究竟多久
——诗人余光中的文学历程
作者 唐冬眉
已获作者授权
第四章 十年看山
十年看山，不是看香港的青山/是这些青山的背后/那片无穷无尽的后土/四海漂泊的龙族，叫它做大陆/壮士登高叫它做九州/英雄落难叫它做江湖——余光中《十年看山》
1974年8月，余光中携全家来到香港，应聘为香港大学中文系教授。
当诗人再次踏上这片故国的后土时，二十八年前的那一幕又浮现在眼底……
十岁的余光中第一次来香港时他没有上岸，船停泊在维多利亚港口，在甲板上，与母亲一起看着两岸璀璨的灯火，那是抗日战争时期，而他只是一个过境的小难民。
近乡情更怯。诗人远眺北方，吐露港不远是沙头角，仅一线之隔，就是他日思夜想的大陆，往事如烟，云雾中他仿佛又回到1947年7月，战火光中，厦门大学外文系二年级的一位学生，随着父母乘船西去香港。海天茫茫，前程更加茫茫，而那忧郁的少年没有想到，他这一去，将有四十多年回头无岸……
似乎余光中这一生，注定有两个大陆，一个半岛。一个是旧大陆，在中国。一个是新大陆，在美国。一个岛是台湾，半个岛是九龙。
余光中离开中国后土，才二十一岁；在台湾，先后却有三十七年，前二十年在台北，后十七年在高雄。这中间有五年在美国，又有十一年在香港。
他住得最久的城市，依次是台北、高雄、香港、重庆、南京、丹佛、卡拉马如(Kalamazoo)、爱荷华城、厦门。
这便是余光中生命的地图了，是他灵魂的轨迹。
当诗人又一次踏上香港的土地，似乎手一伸就能抚摸到四川重庆大山里的黄桷树，似乎吸一口气，就能闻到扬子江边的白玉兰花香。
在《永恒拔河》后记中，诗人说香港恰巧在大陆与台湾之间的位置，“和大陆的母体似相连又似隔绝，和台湾似远阻又似邻近”，香港在诗人的世界中成为一个理想的支点，承接了余光中对大陆和台岛的复杂情愫，同时，也成就了他诗的“龙门一跃”。
一、在香港完成龙门一跃
余光中1974年8月应聘从台湾来香港任教中文大学教授，到1985年9月辞职离开香港回台湾去，其间跨越十一年又两月，是他诗创作的香港时期。
寄居香港十一年里，有一年整，即1980年8月至1981年7月，他回台北客座师范大学教授，不在香港。但是，若从诗创作的连续性和阶段性来看，这一年的诗作（约有三十一首）仍应算成香港时期的诗作。
香港时期的全部诗作，已收进《与永恒拔河》、《隔水观音》、《紫荆赋》这三本诗集。
同时出版散文集《青青边愁》，评论集《分水岭》，这三本诗集中的诗，大多是余光中诗作中的优秀之作，是他作为一个诗人的鼎盛时期的力作，这一时期的创作，在思想和艺术上诗人都走向成熟和辉煌。
从五十年代初期起，到香港时期结束止，余光中出版了《舟子的悲歌》、《蓝色的羽毛》、《钟乳石》、《莲的联想》、《五陵少年》、《天国的夜市》、《敲打乐》、《在冷战的年代》、《白玉苦瓜》、《天狼星》、《与永恒拔河》、《隔水观音》、《紫荆赋》、共十四本诗集，总共有五百九十八首，香港时期诗作一百六十余首，竟占总首数三分之一弱。可以说香港这十一年是诗人创作的丰收时期。
在《回望迷楼》一文里，诗人对香港回忆道：
这十年，住在中文大学别有天地的校园，久享清静的山居，饱饫开旷的海景，是我一生里面最安定最自在的时期，回顾之下，发现这十年的作品在自己的文学生命里占的比重也极大。
余光中说的“比重也极大”应该是指作品数量和质量两方面。同一篇文章中，他还说：“合而观之，香港时期的笔耕成绩，无论在诗、散文、翻译、批评各方面，对我都非常重要。
单从诗这方面来看，著名诗人流沙河就认为“余光中是在九龙半岛上最后完成龙门一跃，成为中国当代大诗人的。”
香港约一百年的殖民史，让这个国际大都市成为一个在各方面都是一个矛盾而对立的地方。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余光中北望故土，东望宝岛，一颗心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平衡的地方。
选择香港，对于余光中来说也是一个机缘。
其实，余光中并不喜欢经常变动职务，只是居住在台北噪声扰得诗人耳根无法清静，在太太范我存的建议下，决定去香港，因为此前香港中文大学已再三向诗人发出邀请。
当时中文大学校长是李卓敏，而有意延聘余光中的是联合书院。从中穿针线的是校长的机要秘书宋淇（笔名林以亮），他和余光中早在1961年就因合译《美国诗选》而相识，彼此一直书信往来。
宋淇年长余光中十岁，很欣赏余光中的才华。1973年初夏，余光中应香港诗风社之邀去港，宋淇就和他谈过此事，直到第二年成行。
中文大学聘用余光中为教授的条件实在是优厚的：月薪7180元港币，比起余光中在政大西语系主任一职的台币7000元整，将近八倍；同时，校方提供的宿舍宽五十坪，依山傍海，正对着吐露港和八仙岭。这在台湾是望尘莫及的，就是在香港，这种环境和待遇也应该是极其优越的了。
在即将启程前往香港的日子，想到不久的日子里，伸手就可以触摸到大陆的河山，余光中失眠了，枕下终夜是江涛声，是轰轰的大江东去：
想起乡国，为何总觉得/又饿又冷又空又阔大/不着边际的风终夜在吹/隐隐有一只古月在吠/路愈走愈长蜃楼愈遥远/……/也乞食新大陆/也浪荡南半球/走过江湖流落过西部/重重迭迭的摩天楼影下/鞭过欧风淋过美雨/闯不尽，异国的海关和红灯/世界的外面竟如此狭小/路很长腿虽短，条条大路是死巷/每次坐在世界的尽头/为何总听见一枝箫/细细悠悠在背后/在彼岸，在路的起点唤我回去……
就这样，以回家的心情，余光中来到香港。在这个矛盾而对立的地方，诗人面对的大陆正值*革文**后期，香港和大陆血脉相连，不论政治还是学术，都有左右两种势力，但言论非常自由。
那时的香港是什么样的呢？诗人在《永恒的拔河》的后记里写道：
香港在各方面都是一个矛盾而对立的地方。政治上，有的是楚河与汉界，但也有超然与漠然的空间。语言上，方言和英文同样流行，但元音的国语反屈居少数。地理上，和大陆的母体似相连又似隔绝，和台湾似远阻又似邻近，同时和世界各国的交流又十分频繁。香港，借来的时间，租来的土地，在许多朋友的印象里，是一座红尘窒人摩肩接踵的城市，但很少人知道，广阔的新界却是颇富田园风味的。香港之于大陆是一例外，我山居所托的沙田，于香港又是一例外。
余光中初到香港，近乡情浓，乡愁加剧，写下了许多思乡及批评*革文**的作品。
《台风夜》自怜半生飘泊不定。
《沙田之秋》暗喻自己是“伶仃”一只蟋蟀，吟唱于“噤黑众口的年代”。
《灯下》写孤灯独客，梦回故园，心情寂寥可见一斑。
而迁居香港，余光中的乡愁也包括了台湾：《隔水观音》、《厦门街的巷子》、《隔水书》、《红叶》、《长青树》、《飞过海峡》、《邮票》等，都是思念台湾之作。
诗人一心为二分系岛陆两头，他写《心血来潮》抒发“奔向母爱的大陆和童贞的岛”。诗人幼年西迁脚迹留在大陆。成年东渡，鸿痕踏在台岛。那一头想接，接不过来，这一头想连，连不过去。
诗人问自己，不，是问两岸政治家：“这一生，就被美丽的海峡/这无情的一把水蓝刀/永远切成两半了吗？”《心血来潮》写于香港时期之末。
其实早在诗人来香港后的第一首《台风夜》就这样问过了：“又是近重阳登高的季节/台风迟到，诗人未归/即远望当归，当东望或望北？”
翌年写《中秋月》，看见香港圆月，想起中华悬破镜，不胜感慨，又追问道：“何日重圆，八万万人共婵娟？”这一类表现人生断裂的痛苦，反映家国分裂的悲哀，为中华代言之作，如果没有香港这个支点托起他的重心，诗人将如何下笔？
因为人在香港，对大陆的“*革文**”之风不能不感受到左的侵害，同时旁观者清，《九广路上》、《公无渡河》、《海祭》、《望边》等诗表达了他同情大陆的偷渡客的复杂感情；《梦魇》、《北望》、《故乡的来信》、《小红书》、《致欧威尔》等都对*革文**提出严厉的抨击。
身在香港，切实地感受到“政治上的楚河汉界”，他写下了《老火车站钟楼下》那首伤楚兴汉之作。这些在香港左派作家视为“极右”的诗作曾遭到左派的攻击，也因此，诗人又写下《独白》、《菊颂》、《石胎》、《不寐之犬》、《别门前群松》等政治表态之作。
立足香港而获地利的余光中，北望大陆，东瞻台岛，左顾先是*革文**，后是开放，右盼海外长安，遂看出许多奥妙来，而这一切却是岛陆两边的诗人因所居的地隅而无法做到的。
在九龙沙田，这个仁山智水之地，诗人安居其间，自在的岁月中他一边摇笔抒发国恨乡愁，大写其山水景物，一边尽情享受与妻子女儿和众多友人相聚的快乐，感受和思考生命的终极意义。
余光中夫妇与四个女儿
在香港山居的岁月，并未让诗人忘却漂泊者的离愁，借着这一个特殊的地理和角度，余光中频频回首的仍是那五千年的故国后土。那是他心向往之的地方，在《十年看山》一诗里，诗人悲愤至极地长叹：那片无穷无尽的后土/四海漂泊的龙族，叫它做大陆/壮士登高叫它做九州/英雄落难叫它做江湖
快乐的山中日子，也无法抹去的那缕痛入骨髓的离恨，余光中徒然地发现，香港对于他也只是令他落泪的江湖啊！
二、谈笑皆鸿儒 往来无白丁
香港的快乐日子，不仅仅是住的环境风景绝佳，更重要的是谈笑皆为鸿儒，像宋淇、高克毅、思果、劳思光、刘述先、陈之藩、苏文擢、王尔敏、金耀基、梁锡华、黄维梁、黄国彬、刘国松、朱立等等，这些人都是诗人的同事，住得很近，来往方便。那一段日子，对于余光中来说“真是愉快极了。”
中文大学坐落在香港新界沙田。沙田则位于吐露港的西南角。那么吐露港呢？
“如果你是一只鹰，而且盘旋得够高，吐露港在你的鹰瞰下就像一只蝴蝶张着翅膀，风来的时候更加翩翩。”一位女孩子对余光中如是描述着吐露港。
“那么，我就住在那蝴蝶左下翼的尖上了。”
那就是说，在一岬小半岛上，水从三面来，风从四面来。余光中经常看着紫灰色的中大校车气喘吁吁地从前山盘旋到后山如释重负地喘最后一口气，便瘫在他住的第六苑楼底，仿佛这里已经是文明的未站了。再下去，就是海；再上去，就是云天了。
从余光中的家到校门口一公里，去九龙的闹区更有十几公里，去香港本岛呢，更是山一程，水一程，而且有红灯无数。
台湾来的航空信只一小时，而到他的信箱里往往却要一个星期。这里比外边的世界要迟两天，余光中开始了山居的日子。
余光中的书斋外面是阳台，阳台外面是海，是山。诗人常感叹聪明人在造屋时的浪漫异想，从屋里伸出室外这一方阳台，可以让风吹进来，可以收揽四方美景，而诗人在此又养了多种花卉，海山美景之中，又有了灿烂的花事，而且，余光中还养了一只名唤“蓝宝”的小鸟，真的是赏心悦目乐在其中。
除种花养鸟之外，在这样的环境里闲遐中就是引朋唤友的高谈阔论了。于是“沙田七友”应运而出。
原名宋淇，笔名林友亮，是兼翻译家、批评家、诗人和编辑于一身，而这“四职”正是他和余光中的缘分。
早在1968年，宋淇在为《今日世界社》主编一册《美国诗选》的时候，就苦于少人合作，于是请吴鲁芹在台北做“译探”。
吴鲁芹把余光中的一些翻译寄给宋淇看，宋淇欣然接受，余光中便成了该诗选的六位译者之一。因此，二人书信往来频繁，间中偶尔也能谋上一面。但真正相知，是在1974年余光中来香港任教，做了同事之后。
宋淇在少年时代曾经是一位运动健将，后来却因为多病很少出门，他喜欢坐定聊天。他学识广泛，舌锋凌厉。其父春舫先生兼通好几种西方语文，是一位知名的戏剧家和学者。家学的背景，加上和香港影剧界多年的渊源，使宋淇在这方面有很多话题。
高克毅是和宋淇在中大《译丛》英文半年刊的同人，在台湾文坛上，他的笔名乔志高更为人知。余光中每次见他，总是笑吟吟的，传播着愉快而闲逸的气氛。
思果，原名蔡濯堂，江苏镇江人，比余光中大十岁。他的一生平淡中又充满传奇。学校教育只受到初中一年级为止，就在中国银行工作了十六年，继而又在圣神修院教授中文，然后是在香港中文大学翻译中心任访问研究员。现在二十余本著作行世。
陈之藩在中大教的是电子学，但他的散文似乎比他的电子更有名气。陈之藩的宿舍，正好在余光中楼下，因此，他们可以经常见面。
在余光中所称的“沙田七贤”之中，胡金铨和刘国松虽也是文人，却不是用文字，而是用另一种语言。胡金铨是一位导演，余光中认识胡金铨是从电影《龙门客栈》开始的。
当时余光中和一般雅士文人一样，以不看国产片而自高，直到有一天，全城的人都在阔论《龙门客栈》，余光中才去。一看之下为之倾倒。从此，胡金铨的影片是每片必看。胡金铨是演员出身，后来又作导演，所以，说起故事眉飞色舞，绘声绘色，生动得很。
刘国松是画家，早在1958年，余光中和刘国松就成了至交。六十年代初余光中的《莲的联想》也受了刘国松绘画的许多启发。当时的台湾文艺颇尚西化，余光中、刘国松和陈之藩三人的合流多少称为一股“逆流”。而今三人又重聚沙田，余光中和陈之藩同住在六苑，刘国松就住在对面的九苑，遥相呼应。
最后一位贤士是黄维梁。诗，正是余光中和黄维梁之间的文字因缘。余光中和黄维梁之间的相识，是从文字开始，因文而及人的。
大概是在“*革文**”末期，黄维梁还在新亚书院读书就喜欢上余光中的作品，还屡次在香港的刊物上用游之夏的笔名撰文评介。1969年春天，余光中来香港开会，绍铭邀他去崇基演讲，黄维梁也在座中，但这一次，余光中仍未将字与人合而为一。
就在同年秋天，黄维梁从香港，余光中则从台湾，都去了美国。黄维梁在俄克拉荷马的静水镇，余光中却在六百英里的丹佛，两人终于在丹佛见了面。
那时的黄维梁尚在学业未成时，而当沙田聚首，黄维梁已是在俄亥俄州立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学业有成，是中大中文系深受学生欢迎的讲师了。
黄维梁后来成为余光中研究专家，有多部专论出版。
黄维梁与余光中是挚友，余光中曾说过：“凡是我的朋友，去香港的就交给黄维梁，来高雄的就交给王庆华(一位摄影师朋友)。”
生活在如此和谐友好的朋友之间，余光中的快乐是可以想见的，在《落日故人情》一文中，余光中满怀深情地追述沙田岁月：
开始的几年，这些学府与文坛的朋友大半是一壶清茶或一罇美酒，斯斯文文地坐而论道。舌锋到处，从李白到徐志摩，从莎士比亚到泰戈尔，从秦始皇到毛*东泽**，胡适到鲁迅，无不放言褒贬，阔谈终夕。要讲自由，那真是中国人言论最自由的地方了。
后来的几年，尤其是1983年9月以后，香港的前途忽形黯淡，港人的命运在会议席上，同志咄咄，爵士诺诺，任人翻云覆雨，讨价还价，而不能自主。于是这一片租来的土地，这一段借来的时间，顿然更显得可惜、可贵。
也因此，后来的几年，对香港的认识更深，感情更浓，沙田的朋友们就时常登山涉水，临风远望，倒不一定是远望中原，而是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回顾沙田的日月，香港的山海……
在港十一年，除教课外，余光中更常做的是演讲。并担任一年一度朗诵与青年文学奖的评审，所以也培植了不少文坛新秀。像胡燕青、钟伟民、陈德锦、陈锦昌、王良和等后辈。
转系教书，对余光中来说当然是一大挑战，不过他向来教书认真，所以在备课方面，是下了一番功夫。
再说余光中自己就是现代文学的力行者、开创者，自然如数家珍“有诗为证”，除了“现代文学”外，余光中在中大先后还开了“中国新诗”、“比较文学”、“高级翻译”课程。
在这一期间，余光中因为教书而认真梳理了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发展史，从中获得了不少心得。
他发现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家，真正能成为大师的没有几位。于是，他将备课心得深入整理、发表为文。其中《评戴望舒的诗》、《闻一多的三首诗》、《抽样评郭沫若的诗》、《论朱自清的散文》等篇，发表后都引起不小的波澜，成为左派攻击的目标。
同时，到香港的第二年，余光中开始在《今日世界》写每月专栏。这份月刊在亚洲地区的华人读者心目中，是一本高水准的杂志。如《云门大开》、《诺贝尔文学奖》、《独木桥与双行道》、《龙年迎龙》、《哀中文之式微》、《菜萸之谜》等文，都是在《今日世界》先后发表的。
三、与永恒拔河
诗人一方面高扬着继承古典传统的旗帜，将笔触伸入到几千年文化的海洋里去，另一方面，余光中的诗无论在主题、诗体或是句法上，他的诗艺之中又贯串着一股外来的支流，时起时伏，交错于主流之间，或推波助澜，或反客为主。
余光中出身于外文系，又教了二十多年英诗，从莎士比亚到丁尼生，从叶芝到佛洛斯特，那“抑扬五步格”的节奏，倒装或穿插的句法，弥尔顿的功架，华兹华斯的旷远，济慈的精致，惠特曼的浩然，早已渗入了他的感性尤其是听觉的深处。
同时余光中又译过将近两百首英美作品，用诗人自己的话说：“那锻炼的功夫，说得文些，好像是在临帖，说得武些，简直就是用中文作兵器，天天跟那些西方武士近身搏斗一般，总会学来几招管用的吧。”
诗人在《余光中诗歌选集》自序《先我而飞》一文中如此分析自己的诗风：
古典的影响是承继，但必须夺胎换骨。西洋的影响是观摩，但必须取舍有方。三十多年前我早就醒悟，株守传统最多成为孝子，一味西化必然沦为浪子，不过浪子若能回头，就有希望调和古今，贯串中外，做一个真有出息的子孙。学了西方的冶金术，还得回来开自己的金矿。
对于当代的中国作家，所谓传统应有两个层次：长而大的一个是从诗经楚辞起源，短而小的一个则始于五四，只得近八十年。八十年对一个文艺运动而言，实在不能算长。何况在八十年间，中国的新文学在精神上常受政治的左右，在语言上常落入白话的浅俗或西化的生硬，而在另一方面，既失去了古典的精警，又难窥域外的真相，能够传后的杰作并不太多。一位青年作家如果只知向这短小的传统取法，他的天地就未免太窄了。
不过，这小传统虽然不足，却有需要。如果没有民初新文学第一代的作家，在白话文的荒原上为我们披荆斩棘，多少开出一条路来，我们就得浪费许多精力，从头学起。我在厦门初提诗笔，颇受新月前辈的启发，尤其得益于臧克家早年的诗集《烙印》。回顾当年，我庆幸自己写诗是从格律诗入手，而非经自由诗入手。当年我写诗，与其说是仰慕新诗，不如说是不满那时流行的自由诗，所以宁可自己动手来写，写出自己满意的一类诗来。
年轻的时候，余光中戏称自己可以“以右手写诗，以左手写散文”。他对写作四度空间的定义：诗、散文、评论和翻译。对于每一项，他都有其独爱之处，正如他所说：“诗是我的妻子，散子是我的情人，评论和翻译则是外遇！”
余光中的诗，有着很重的自我生命反思感，这表明他对生命的看重；偶有在遣词造句上，用戏谑的手法表达内心感受，也许人生总要点平衡吧。
早期诗中融汇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笔法。题材广泛，风格屡变，技巧多姿。可能年事渐长，近期的作品都带着些沧桑，但却没有使读者阅后有感伤。
余光中的散文，常是以自我为中心出发的。从不少文章中看到，他的“情”是处处留的。从小时启蒙、至家人散落天涯海角、自己游历住过的城镇、执教的日子等，他都把心放下去了。
常于文中，他诚实地向读者倾吐心意，那段难忘记忆、那段人情、那段不舍等。青壮年时期的作品，如《逍遥游》、《望乡的牧神》等篇章，气魄雄厚，色彩灿丽，更被称为“余体”。
余光中的评论，正是见证了他为人从不马虎、万事从谨的态度。因为他要求自己的评论文章以经验为基础，记下所见所闻所感，又用自己的感触与悟解，令所论的主体带着古典主义的明晰说理或浪漫主义的丰盈意象。
余光中的翻译作品产量极为丰富。有中译英的中国现代诗、也有英译中的英美诗歌、小说以至戏剧。他在教授翻译时，常主张要译原意，不一定要译原文。这使他的翻译作品带着信实和忠贞的寓意。
余光中的文学创作起步于四十年代末，历时将近半个世纪……他的创作道路比较符合进化的规律，从一个不错的起点开始，缓慢地但不停顿地前进着，既没有显著的断裂，也没有显著的跳跃。
然而，把早期作品和晚期作品加以对照、即可清晰地感觉到后期作品已达圆融无碍的境界，文字冼炼老到，精神从容幽默。
不少文学史和文学评论著作如此评价余光中的文学成就：早年受“新月派”浪漫主义诗风影响颇大，五十年代中后期则全力投入对现代艺术和诗风的探索、实验，六十年代初他逐渐“回归”民族传统。到致力于开创简明而准确，生动而独特的艺术形象和语言新局面。
在台湾的现代诗星空里，诗人余光中是一颗光芒万丈的“指极星”，声誉崇隆具有指标地位。
余氏的诗，早期深受英美诗影响，特别是济慈、雪莱等十九世纪下半叶唯美主义的诗歌风潮，在余氏早期作品中，留下鲜明痕迹，例如“饮一八四二年葡萄酒”、“火星大使的演说”。
中期“莲的联想”诗集以后，诗风逐渐回归中国诗歌传统。对于诗的题材，诗人余光中不受欧美诗歌囿限，能东西文化并置，相互参照援引入诗，具有这等国际视野，不仅是胸襟开阔，更重要的是俯瞰中外古今的气度和远见。
从余光中的整个文学创作过程看，并不存在着退缩到特定的或封闭的民族传统模式或道路上去的意向或趋向。
实际上，余光中的创作从一开始就根植于民族传统的土壤，他深谙古诗声韵和各种艺术手法，这在他初露锋芒的早期诗作中便十分明晰；然而，他又是一位不甘固守传统和自我而不断求新变异的诗人。
他对“现代派”艺术和诗风的追寻是建立在他对浪漫主义诗风的厌倦和超越的基础上的，1961年他《掌上雨》中写道：
现代诗是反浪漫主义的，因为浪漫主义的诗人在体验生活时，既缺乏适度的清醒的客观（没有作家可能绝对的客观，也无此必要），在处理这些体验时，又缺乏适度的酝酿过程。因此浪漫主义的诗（像徐志摩的大部分作品）往往是情感的发泄，而不是进一步经升华作用后的有所选择的美的创造。
如果说，五十年代对现代诗的探索和实验存在着人文环境和时代风尚的影响，那么对余光中来说更为重要的则是，通过这种探索和实验来丰富和发展自己。
一个能够站立的和成熟的诗人必定要吸收各种养分，不论是民族的还是外国的，不论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
余光中对“现代派”的否定或批评似乎不存在一种质的蜕变，因而也无须用“回归”这样的词句来描述这种发展轨迹。余光中自己有两段话似乎更为确切些：
“保守的人士，一进入传统即不可出，崇洋的呢？未及传统之门就要推倒传统，真正的认识传统，是入而能出。”（转引自《现代台湾文学》，P519，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论者或谓我是艺术的多妻主义者，我受之欣然，在风格上追求各种美，原是文坛艺苑一切野心家共有的野心，……”（《余光中诗选·自序》，台北，洪范书店，1981年8月版）
这短短的两段话表达了余光中在艺术追求上所坚持的通达，求变精神。他的创作则更体现了这种贯穿始终的文化精神，以他在不同时期所写的绝大部分诗歌来说，往往是融传统于现代，既追求完美工整的结构，和丰满的艺术风格和境界，又不断地超越传统和自我。
就其文字语言而言，无论在散文还是诗歌中，尤其是在他的晚期作品中，对欧语、口语、文言的兼容并蓄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
实际上，余光中达到了他锲而不舍所追求的一种艺术境界；不随意拒斥任何一种艺术形式或发展可能，也不固守任何模式或自我，在传统与现代或民族与西洋之间穿梭往返，进出自由，得心应手，得天独厚。
从《与海为邻》——余光中的自选集，到《舟子的悲歌》、《夜读曹操》（一生八百余首作品的六分之一尽在其中）来看，最初仍是“歌”大于“学”，从《万圣节》一集开始，诗风一变。
余光中是台湾诗坛有名的善变诗人，这个“艺术的多妻主主者”一生中都在追求转变，在“塑我”、“毁我”始为真我的过程中“与永恒拔河”。
在不断的变化中，有种亲切而熟悉的东西从模糊变为清晰，在《莲的联想》中终于晶莹剔透起来。“莲”的意象和以上的古典主义诗歌王国的营建，代表着余光中诗艺的一个高峰，从这里衍生出了《白玉苦瓜》和《隔水观音》这样的集子。而这两本集子中的诗艺精妙，也正是余光中至今仍让读诗之人迷恋的原因。
已经进入中年，还如此迷信/对此莲池，我欲下跪/想起爱情已死了很久/想起爱情/最初向烦恼，最后的玩具。
唯美的绝对和智性的奇异的交织，音节和旋律的营建，对古典诗词资源的利用使余光中的诗在整体上呈现出纯美的维度，在文化的框架中也极有意味。
从“给我一瓢长江水呀长江水，酒一样的长江水”到《乡愁》时，余光中已非一般的乡愁作家。“乡愁”更多的是文化上的无根之感与漂泊无定，对余光中而言，归属感的失缺让汉语成为观照对象，而古诗成为他以及台湾很多诗人的精神家园。
古诗意象的再度运用让台湾诗走出“现代主义”(主要是诗歌)运动带来的迷狂，回归到汉语诗歌这个命题中。
《白玉苦瓜》的出版给当时台湾诗坛带来的震动，我们已无法重温，但悠然的诗句经年历月仍然有珠玑之光，“似醒似睡，缓缓的柔光里/似悠悠醒自千年的大寐”。极老到的语言功力映射着汉语之光，光下是诗人的思考，对诗、对语言，对历史乃至道德：“在时光以外奇异的光中/熟着，一个自足的宇宙/饱满而不虞腐烂”。
甜美的，豪放的，多变中的单一似乎是某种缺陷。缺失、无根之感成就了余光中，却也恰恰是他的致命处。
当汉语成为写作中的对象，反思的彻底性便立刻成为问题。由于对汉语的信赖──信仰，余光中丧失了一个诗人最重要的语言洞察力，虽然，他仍然是极有魅力的诗人。
每一次爱情的结局是别离/每一次别离都始自相遇/云只开一个晴日，虹只驾一个黄昏/莲只开一个夏季，为你/当夏季死时，所有的莲都殉情
铭文似的语句和速度，纯美的语言，这些始终是余光中作品中一以贯之的手法。而体式上的齐整，承自古诗中的起承转合，则映像着余光中作为诗人的功力，美的、愉悦的，深信不疑的。
成长于战乱的四十年代，经历过动荡的五十年代，尝试过异乡漂流的六十年代，选择返台定居的七十年代，体验台湾政治转型的八十年代，身在二十一世纪的现在，对于台湾文学的未来，身为”诗坛祭酒”的余光中也就有着深切的期许。
他认为，台湾的文学存在着两难的局面，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之间挣扎，他强调”不能一味的本土化，那会造成偏狭，而一味的全球化，更会失去在地的精神”，他希望所有的作家都可以在作品解决这样的问题，达到融合的地步。
在余光中的文学写作和发展脉络中表现为既反感于浪漫主义的直露和宣泄，也厌弃现代派的虚无和冷僻，讲究字句韵律的工整规范和情感的沉淀及净化，因此在文中有诗意，诗中有画意，这是他的散文和诗歌的精髓所在。
一个民族语言和文化的成熟往往是在出现了一两个大诗人以后，汉语的蹒跚之旅上走着许多登攀的人，余光中，其中之一，也许是不可缺少的其中之一。追问意义是一个梦魇，在路上、在行走却是值得寄托的归宿，它证明着诗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