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文|木木

编辑|观星

当格奥尔基·阿波罗诺维奇·加邦自己的原则与正统的教义不一致时。

妻子劝他：“反对是没有必要的，最重要的是忠于基督，而不是东正教会，他是人类牺牲的榜样。至于教会的标志和仪式都仅仅具有象征意义而已。”

这让加邦再次决定成为牧师。在与妻子相处的那段时间里，加邦对自己的工作很满意。

他说：“在我看来，这些可怜的人，他们在我这里得到了唯一的安慰。特别是在给大家做弥撒的时候，想想基督牺牲的意义，我对我的工作感到高兴。”

另外，受过良好教育的妻子对俄国革命者和革命者的理想也有一些了解，她愿意和丈夫讨论这些。

一、加邦的认知

在妻子帮助下，加邦开始阅读地下文学，他初步了解了俄国的革命者，产生了朴素的革命兴趣。

他说：“我当时虽然对他们知之甚少，但我已经学会了对他们一定的尊重。”但妻子的不幸去世使加邦惬意的生活戛然而止，为了悼念妻子，他住的地方很接近她的墓地。

对妻子的思念使加邦产生了近乎病态的影响，他开始相信*命论宿**，相信生者与死者之间的某种协调。正是为了尽早结束这样的日子，他选择了去首都发展。

而在从波尔塔瓦去圣彼得堡的路上，加邦乘机游览了一些俄国的名胜古迹。

当他见到当年诺夫哥罗德的议会钟时说：“我并不反对独裁统治，但我无法控制自己对这个曾经的自由国度流露出悲伤和遗憾，这个国家已经完全屈服于莫斯科政权的摆布。”

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加邦最初的政治观，他并不反对独裁*制专**。整体来看，加邦的知识体系、社会认知与行事风格多来自农民和牧师这两个领域。

出生于农民家庭的他一直在接受神学教育，在托尔斯泰主义影响下与部分教会人士相抵触。

而对于俄国政治和俄国革命只有初步认识，这些都对他之后的人生和俄国1905年革命产生了影响。

19世纪后半期，俄罗斯帝国伴随着迅速工业化， 大量农民开始进入城市，俄国社会结构中产生了无产阶级。

工人从迈入城市那一刻起，就不得不面对陌生的城市生活、微薄的工资、糟糕的工厂环境、粗劣野蛮的工厂管理制度等诸多问题。

广大农民和工人仍处于弱势地位。但是大量农民进城之后帝国政府和社会并没有给他们提供相应的社会福利和社会救济以及政策帮助。

这就导致了俄国社会时不时出现工人的不满与骚动。为革命的产生埋下了种子。 总体而言，解决工人问题一直困扰着*制专**政体。

加邦是1905年革命前期重要的工人领袖，他试图通过组建工人组织“俄罗斯圣彼得堡工厂工人大会”来维护工人合法权益。

二、俄国的工人问题

俄国工人群体出现于1861年解放农奴法令颁布之后。在这之前，虽然俄国出现了工厂，但是工厂的劳动者是广大农奴。

他们要不是为农奴主无偿服务，要不就是为了向农奴主支付免役税而赚取工资。他们地位卑微，农奴主对他们拥有极大权威，可以合法控制他们。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农奴在城市里劳动，但只是暂时呆在城里，当自己的村社需要他们回去劳动时又会返回家乡。

所以，在1861年农奴解放前，俄国工厂的工人很大一部分是“季节性工人”， 他们在农闲时期进城打工。

即使他们工作和生活在恶劣的环境中，微薄的工资相比于乡下困厄的生活，仍旧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工人像奴隶一样遭到残酷剥削，却得不到救济。

解放农奴解决了束缚农民流动的问题，农民开始进入城市。随着快速工业化，俄国人口出现了增长。

1863年俄罗斯帝国共有7400万人口，而俄欧省份人口刚刚超过6100万。但到1897年人口普查时，俄欧人口达到9378万，1905年时则达到1.074亿。

从1863年到1905年，俄欧人口增加了大约70%，平均每年增长1.5%。在这些增加的人口中，城市人口增长最为明显，尤其是工人人数。

1863年，俄欧人口中的城市人口为630万人，到1897年上升到1200万。 这期间农村人口增加了48.5%，而城市人口增加了97%。

19世纪60年代农民人口仅仅占据圣彼得堡总人口的35%，但截止到1900年，农民人口占城市人口比例成为63.1%，另外仅19世纪90年代圣彼得堡人口就增加超过25万。

这些数字中，78.1%的人口出生于圣彼得堡之外，1902年圣彼得堡登记的工人人口中90%是从其它省份迁来的。

尽管俄国在19世纪90年代的工业发展速度很快，但该时期的俄国依旧是一个农业国。最晚到1914年，85%的人口仍旧居住在农村。

工业雇佣劳动力仅占全国劳动力的5%，工业收入仅是政府全部收入的1/5。反观农业，雇佣劳动力占据了2/3，农业收入占据政府一半的水平。

一战之前，农业产值仍旧是工业产值的两倍多。即使工业强劲增长，但农业仍旧比较落后，显然与人口增长不相匹配。

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工业化政策给农业和农民增加了负担。农民被束缚在公社中并课以重税，缺乏资金投入的农业想得到改良几乎不可能。

农民的剩余产品都被国家用税收方式转移到工业发展上。 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更加剧了农民的不幸，这是俄国为应对落后所付出的代价。

用帝国工业化政策推动者维特的话说：“俄国农民为工业发展支付了必需品而不是剩余品。”农村过剩人口使农民生活更加困苦。

面对贫困，农民只能选择到城市里寻找工作。而困苦的工厂生活又进一步加深了他们对社会的不满。

俄国工业起步较晚，资本家用劳动力优势来抵消其它劣势。他们进口了大量操作简单的机械设备。

因此，俄国工业广泛依靠大量非熟练工，而只有一小群熟练工人使用复杂机器。但由于缺乏技能和教育，工人劳动力的构成很不稳定，他们容易旷工和无视工厂纪律。

这就出现了一种自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现代化工厂林立，另一方面大量产业工人处于落后状态。

伴随这种生产方式，工人群体出现了分化现象，出现了高收入的熟练工人和低收入的非熟练工人。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在开始之初就存在着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差异。

三、最初的无产阶级意识

1904年俄国工人年平均工资是213.9卢布，但工资因地区与行业类型差异较大。

大型机械工厂的平均工资普遍高于纺织业与食品加工业，在金属和印刷等技能型行业的熟练工挣得最多。然而，即使是这些吃香的行业，工资也无法保障他们的生存。

据调查，俄国最大的工厂普梯洛夫工厂每天的平均工资最高为1.85卢布，但该厂74.84%的工人每天工资不到1卢布，女性与儿童更少。

工作时间长，卫生条件差以及缺乏安全防范措施，加剧了20世纪初工人的苦难。

熟练工人拥有更加舒适的生活环境，随着越来越多的工人成为城市的常住民，俄国渐渐出现了一个城市化的工人精英团体，他们构成了工人劳动力中的4%，每年平均赚600-700卢布。

熟练工与非熟练工不仅在经济上有巨大差异，这两大群体对待革命宣传也有着不一样的观点和态度。前者比较激进和同情革命。

后者极端保守和落后，非熟练工中的大多数对陌生的工厂环境感到不安，他们与身俱来的农民价值观不能很快适应城市工人的新角色。

工人精英早已对工人理论熟悉不过，但非熟练工却对此非常麻木。非熟练工人需要群体共同努力来改善环境，单一个体难以适应新生活。

而工人精英由于受过教育以及拥有活跃的思维，已经开始自觉产生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无产阶级”意识最早由工人精英带入，在革命宣传的熏陶下，熟练工最终相信他们只有加入政治组织才能实现工人阶级的经济目标。

1901年的一次工人骚乱中，工厂监察员对参与工人有这样的描述：“这次骚乱的参与者大多是机械工人，我们把他们叫做‘工人贵族’。”

俄国一些官方文件和官员回忆录都充分说明了工人贵族在俄国工人运动中扮演的角色。而苏联历史学家显然对“工人贵族”带有偏见。

列宁说他担心工人贵族由于适应城市生活、有过良好教育、拥有技能、工资较高而带有小资产阶级倾向，他们最终会放弃政治斗争。

在他后来的作品中也提到，工人贵族是马克思主义事业的叛徒和资产阶级的劳动助手。

苏联时期的历史学家普遍强调工人阶级的整齐划一，对工人阶级中的不同阶层各自的特点与矛盾采取漠视态度。

他们更喜欢将俄国工人阶级描述为从农民原始状态向无产阶级先进意识转变这样的一个单线过程，该过程由布尔什维克*党**带领完成。

苏联历史学家也倾向于淡化工人阶级的农民传统。而当时加邦也深受到工人阶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