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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广义的礼数指的是礼的规矩。俗话说，一个人有礼数，是指一个人懂礼仪。狭义的礼数，则是具体数量、等级在礼制中的体现，如物品的数量、仪式的规格等。

礼数的规定

礼数的首要作用，在于明确了社会分层的行为方式和器物规定。爵命确定了各级官员应获得的待遇。如秦实行二十等爵制，根据战功授予相应的爵位。爵位越高，待遇就越高。

现代*队军**中，既有军衔，也有职务，二者大致对应。每晋升一个级别，会有一个新的任命，职位与待遇也相互对应。古代通过赐命晋升爵位，赐一次爵，位加一级，因级别的不同，在待遇上便呈现了出等差之别。

周代专设“典命”一职，掌管诸侯的五等礼仪和臣子的五等命数。《周礼》中列举了诸侯的五等礼仪。天子九次赐命的贵族，爵位为上公，职务为方伯，为一方诸侯之长。方伯的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九为节。其中的九命之礼，在后世演化为九赐之礼。

曹操进封魏公时，汉献帝即以九赐之礼加之，象征其位极人臣，离皇帝只有一步之遥。方伯之下是侯伯，为诸侯国君，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都以七为节。子、男接受五次赐命，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以五为节。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的差别，主要确定于受命的次数，表现在居所、车马、旗帜、器物、礼仪等形制上。

周制，在朝廷工作的官员相对于诸侯低一等，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朝廷官员的爵命相对于地方诸侯而言低一层，是因为诸侯出封要加一等，以示信任。公的孤卿四命，卿三命，大夫二命，士一命，侯、伯的卿、大夫和士也是一样。子、男的卿二命、大夫一命，士则不再接受赐命。

爵命对应的待遇，表现在封地面积、宫室规格、仪仗的规格、服饰的样式上。以不同规格区分人的不同等级，既是礼数，也是身份地位的差别。贵族的每一次赐命，都有相应的礼数与之相配。

《周礼》对九命之礼进行了清晰的描述：“以九仪之命，正邦国之位。壹命受职，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赐则，六命赐官，七命赐国，八命作牧，九命作伯。”每一次赐命都有特殊的意义：一命时接受职务，进入仕途。二命时接受服饰，有了身份。三命时有自己的职位，诸侯国中的卿多为三命。四命成为大夫，有资格接受祭器祭祀先祖。五命时接受治理国家的法则。

周成王封康叔于商墟，告诉他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封唐叔于夏墟，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六命赐官，可以任命官员。七命赐国，可以出封。有了封地，就成为诸侯。八命作牧，诸侯再次被赐命，意味着能够成为一方之长。九命作伯，以上公之职，可以担任左右二伯，成为天子的重臣。《左传》中记载齐桓公、晋文公打败了楚国，周襄王先后册封他们为方伯，以示尊崇。

周礼中设有专门的官员，负责掌管礼制的具体数量。如宰夫，管理朝觐、会同、宾客等礼节中要用到的祭品、饮食、活牲以及它们的陈列摆放。其所掌管的牢礼，还有太牢、少牢等不同规格。陈数，是不同等级所用祭品、食品的数量和种类。

酒正的职责，是准备祭祀用酒，按照常法准备五齐、三酒，装满八个酒缸，祭天地时三次加满酒，祭社稷时两次，祭先祖时一次。每次祭祀所添的勺数也有规定，齐酒不需要再添加，但每次酌酒有定量。

掌客掌管四方宾客的牢礼、饩献、饮食的等级、数量以及因祸减礼等具体事务。周王款待诸侯、诸侯献食于王，同样依照礼数行事：王合诸侯而飨礼，则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备，诸侯长十有再献。王巡守、殷国，则国君膳以牲犊，令百官百牲皆具。从者，三公视上公之礼，卿视侯伯之礼，大夫视子男之礼，士视诸侯之卿礼，庶子壹视其大夫之礼。

周王会合诸侯举行飨礼，要准备十二份太牢及百种珍馐美食，诸侯之长方伯进献十二次。周王巡守天下或在邻近国家接见诸侯时，所到之国的国君应该以牲畜、牛犊为餐食进献，下令为王的百官准备百牲。随从周王的人要隆重接待，三公比照上公之礼，卿比照侯伯之礼，大夫比照子男之礼，士比照诸侯的卿之礼，庶子比照诸侯的大夫之礼，既体现在礼器的规格上，更体现在具体的数量上。

大司徒负责都城与疆域的规模，按照封地内的户数设置不同等级、数量的基层行政单位。再根据土地的肥瘠程度分配土地：每年都可以耕种的土地，每家一百亩；耕种一年休耕一年的土地，每家二百亩；耕种一年休耕两年的土地，每家三百亩。都城营造、土地分配、居住人数都有固定的数量。

共叔段不断扩建城池，祭仲评价道：“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诸侯国内的大都城，不能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等城池，不能超过国都的五分之一；小的城池，不能超过国都的九分之一。这表明周代的城市规模有着严格的数量规定。

城池一大，人口就多，实力就强；城池若小，人口就少，实力就差。各地的城池都不能超过都城，以防尾大不掉。现在的城市规模与等级并不挂钩，有些普通城市的面积、人口、财政收入多于省会城市。但在古代，都城的规模、城墙的高度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孔子担任鲁国大司寇时，季孙氏的费邑、孟孙氏的郕邑、叔孙氏的郈邑城池规模逾制，孔子强烈主张隳三都，试图毁掉三桓的三座私邑，来巩固鲁君的地位。

礼数的差别

礼数的差别还体现在器具不同上。《周礼·考工记》记载了车的六等形制：车有六等之数：车轸四尺，谓之一等；戈柲六尺有六寸，即建而迤，崇于轸四尺，谓之二等；人长八尺，崇于戈四尺，谓之三等；殳长寻有四尺，崇于人四尺，谓之四等；车戟常，崇于殳四尺，谓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于戟四尺，谓之六等。

按照车厢的大小确定规格。一等车的车轸为四尺。戈柲长六尺六寸，斜插于车上，高于轸四尺之车是二等车。八尺高的人立于车上，高于戈四尺，属于三等车。殳长一寻四尺，高于人四尺，是四等车。六等之分形成了大小不同的车，给不同级别的人乘坐。现在公务用车也有排量规定，同样是用数量来确定规格。

数量规定还体现在礼仪活动之中。如士大夫相见，“至于庙门，揖入；三揖，至于阶，三让。”以三为数来行礼。以下而乐阕。升歌《鹿鸣》，下管《新宫》，笙人三成，遂合乡乐。若舞，则《勺》。在以乐纳宾时，所奏乐曲种类、数量、次数会随着主宾身份的差别、礼仪环节的不同进行相应调整。

古代的行政秩序以不同礼数表示不同身份者的不同待遇，构成了严格的分级管理制度。不同地位者所穿的服装、使用的器物的差别，体现在数字上，就成为成数，如三沐三熏、三番五次、三叩九拜、三臡八菹等成语，都是对礼数的描述。百姓日用而不知，多记得礼数的规定，不深思其中蕴涵的礼义。

《礼记·郊特牲》言：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故其数可陈也，其义难知也。知其义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礼义是礼的原则，礼数是礼在实施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种种具体规定。

在秦汉时期，普通的祝官和史官虽然知道这些礼数的规定，却并不懂得这些规定背后所体现的礼义。只知道礼数而不知道礼义，是守住了形式而忘记了原则，只知道要怎么做，却忘了为什么要这么做。儒家认为，治理天下靠的是礼义，而不是简单的礼数，但礼数通行日久，成为了稳定的文化传统和社会风俗，就延续着礼义的精神。因此，在不同的朝代修订礼制时，主要按照礼义来调整礼数，使得礼制有代际，而礼义恒坚守。

礼容的体现

礼容是礼仪活动中所呈现出来的仪容。婚礼中喜气洋洋，葬礼中悲愁垂涕，分别时恋恋不舍，相见时载笑载言，都是广义的礼容。在重大礼仪活动中体现出来的状态和美感，使得礼仪不仅是事务性的程序运行，更成为精神生活的方式和社会审美的展现。

我们可以通过晋悼公姬周的言谈举止，来观察周王室对贵族子弟的礼仪训练。姬周是晋襄公的曾孙、桓叔捷的孙子、惠伯谈的二儿子，也是晋厉公的堂侄。姬周少时至周王室，跟随单襄公学习诗书礼乐，养成了君子修为。

“文”是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道德伦理、行为规范、文明形态，体现为礼义，表现为礼仪，展现为礼容。礼容既是礼仪活动的整体氛围，也是一个人在社会活动中体现出来的教养，更是一个人心性修养的展现。《论语》中多次记载孔子的容色，以展现其个人修为。

一是日常之容。平时的孔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温和又严厉，威武却不使人恐惧，恭敬而安详。孔子认为，君子应该做到“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养成内外合一的修养。他解释说：“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衣服穿得很庄重，看东西时目光稳定不斜视，举止庄严而安详。

二是祭祀之容。在祭祀时，孔子表现得恭俭庄敬。孔子平素“不语怪、力、乱、神”，表现出人文理性的态度。但在祭祀时，却能做到“祭神如神在”，仿佛神就在面前，表现出恭敬的姿态。这既是孔子对未知世界的敬重，也是对民间信仰的尊重。

傩礼是驱除各种各样不祥之兆的礼节，乡人相信傩礼可以攘除灾凶。在乡人举行傩礼时，孔子穿上朝服，站在台阶前观礼，以示尊重乡人的信仰。孔子参与重大礼仪活动，斋戒时一定要穿上正式服装，改换自己的饮食，迁出内室居住，以示敬重。

三是朝廷之容。在重大礼仪活动中，孔子保持着对国君的充分敬重，侍奉国君用饭时，主动为国君尝食。孔子生病时，国君来探望，他把朝服盖在身上，拖着绅带，以示恭敬。国君召唤孔子，他脸色庄重，脚步盘旋进退，非常得体。他向周边的人作揖行礼，向左右拱手，衣服随之摆动，风度翩翩。

孔子送别使臣之后，会向国君回报说：“宾客已经不再回顾了。”孔子进入朝堂之门，恭敬谨慎，好像没有他的容身之地。站立的时候不站在门的正中间，走路的时候不踩着门槛。经过别人位置的时候，脸色庄重，说话好像中气不足似的。到了堂上，孔子表现得恭敬谨慎，屏住气息，仿佛不呼吸一样。见完国君出来，下了台阶，神色才变得轻松。他一听说国君召见自己，不等待车马准备好，立即出发，体现出孔子的恭谨。

国君赐予食物，孔子一定要摆正坐席再来品尝。若是国君赐了生腥食物，他敬奉给神灵和先祖，若是赐了活畜，便饲养起来，以示庄重。这样，礼容见诸脸色，体现于行为，就可以约束个人的心性。

四是丧纪之容。这是孔子面对丧葬之礼时的仪容。孔子在有丧者的身边，从不吃饱，以示体恤。出于对逝者的痛惜、不舍，孔子在哭泣当天，不唱取乐之歌，以示哀悼。有时候见到朋友去世，无人安葬，他会主动提出帮助安葬。孔子看见别人穿着丧服，即便关系再好，也会改变脸色进行吊问。他见到戴冠冕、穿礼五是宾客之容，是孔子见宾客时所展现出来的礼容。

孔子在同乡人面前，容色恭顺，好像不太会说话一样。这是因为在朝为官，没必要对乡人夸夸其谈。他在宗庙、朝廷之中说话却明白畅达，态度谨慎。表现出孔子的人生智慧，专业知识应当用在专业领域，用专业去显示别人的无知则毫无意义。在朝廷中，孔子与下大夫交流时侃侃而谈，与上大夫说话则简明扼要，在国君面前则谨慎恭敬，无问不发言。

六是车马之容。孔子对车马的态度是：“朋友之馈，虽车马，非祭肉，不拜。”朋友馈赠的物品，即便是贵重的车马，孔子也不下拜。祭肉是用于祭祀祖先或神灵的，孔子会拜受。孔子乘车也注重威仪，上车后一定会站正，拉着扶手带，在车中不会回头看，不高声说话，不用手指指点点。

古人讲求礼容，孔子以身作则，给弟子亲自示范。贾谊则列举了诸多不雅仪容，以求禁止。如站立时重心偏移，坐下后身子歪斜。有的懒懒散散，有的志得意满，有的东张西望，有的容色不当，有的言谈举止不得体，有的随意咳嗽吐唾沫，有的高声吵嚷，有的气似不顺。这些都是不当的容色与举止。

在古代中国，君子修为的养成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贵族在孩子六岁时，就将其送去学习诗书礼乐，九年以后进行考核。若是没有改变言谈举止，予以流放，不得任用；学会礼仪，养成仪容，则授予相应的职务。晋悼公姬周正是因为言谈举止得体，才回到晋国继任国君，并得到卿大夫的拥护。因此，古代中国的教育将修身养性放在了知识传授之前，注重先涵养人的道德行为。

教育的真意在于相信人性本善，并发挥每一个人的善性。在教育行为中，老师要告诉学生做事的边界，让学生通过行为来约束内心之私欲，涵养其内心之善性。岳麓书院规定了学生每天应该做什么，养成何等心性，保持良好仪容，以此约束人的内心，使人心性完善，心态平和，心思缜密，容貌得体。

礼容是礼仪活动中所保持的容色神态，成为了士大夫言谈举止、待人接物的标准。宋、明时期的士人，整理了经典中的礼义礼节，制成学规、家礼，鼓励士大夫习用，成为古代中国读书人的行为规范，并形成了传统社会通用的礼俗。

参考文献：

《周礼注疏》卷十八《大宗伯》，《十三经注疏》本，第470—474页。

朱熹：《论语集注》卷五《乡*党**》，第122页。

《春秋左传正义》卷二《隐公元年》，《十三经注疏》本，第51—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