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学习】
唐宋以来，广州一直以繁荣的海外贸易大港著称于世，各国商人云集，异域文化在此汇集，对于此种现象，中外史籍不乏记载。广州在中国回族史、中国伊斯兰教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我们在唐宋时期的官私史料中不难发现居留在此的穆斯林身影。但是，在“回回人遍天下”的蒙元时代，穆斯林在广州反倒“难觅其踪”。与同一时期的泉州、杭州穆斯林的欣欣向荣局面相比，广州的局面不能不谓之“寂寥”。与此同时，泉州、杭州，特别是泉州海外贸易盛于广州，被中外旅行家称之为“世界第一大港”。这不禁令人心存疑问，元代广州穆斯林罕见史载，是否与其海外贸易之衰落存在某种关系？本文试图就此作一探讨，匆匆草就，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唐宋时期广州的穆斯林
史载：“永徽二年，始遣使朝贡”。[1]《旧唐书》中的这段记载一般被看作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开始。近年有学者提出，广州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最早的城市之一，时间上可能要早于史籍所载的永徽二年。[2]伊斯兰教的传入与穆斯林的东来密不可分。沿海路来华的穆斯林商人数量较多，他们大多居留于广州。《中国印度见闻录》就记载了穆斯林留居广州的情形。[3]据范邦谨研究，从大历至天宝年间，每年来往居住于广州的外国商人近万人，规模空前。[4]由此可见，唐代穆斯林主要留居于广州，并在广州聚成聚居区——蕃坊。[5]唐末大食人李彦升，以外国人之身份考中进士而留名于史册。[6]
宋代阿拉伯国家与中国的双边交往非常密切，见之于汉文史料记载的大食使节非常多。加之宋政府实行“招诱奖进”的政策，更是吸引穆斯林商人通过海路来华，通商贸易。马建春详细统计了宋代入贡的大食使节。[7]不过，白寿彝先生认为这些所谓的朝贡使节大概都是商人。[8]从宋代史料来看，这些所谓的使节往往是“舶主”，换言之，即商人，他们应是以商人身份兼领使节之命。
两宋时期广州的穆斯林蕃坊比唐时更加繁荣。对此记述最为详细的当推朱彧。他于崇宁初随父到广州，因之亲历许多与广州蕃坊有关之事，对我们了解这一时期广州蕃坊穆斯林民事纠纷的处置、饮食、娱乐、经典等均有重要价值。[9]岳珂则为我们留下了关于南宋时期穆斯林蒲氏家族在广州建有豪宅，生活奢侈，特别是关于光塔、怀圣寺的珍贵记载。蒲氏家族的豪奢使年幼的岳珂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以至于多年以后与王兴翁等人还提起该家族，只不过此时的蒲氏家族“其富已不如曩日，池匽皆废”，并感叹“积贿聚散，自有时也”。[10]
宋代留居广州最有名者为蒲希密与其子蒲押陀黎，还有辛押陁罗、陁婆离、蒲亚里。蒲希密曾两次来中国朝贡，第二次居留广州，因老病不能至京城，遂委托其国使者李亚物代进方物。除此之外，他还进表宋太宗，云自己是应广州蕃长之邀而来，表文言辞典雅，绝非出自蒲希密之手，应是由中国文人代笔。至道元年（995），其子蒲押陁黎进献土物，并奉母命前来广州寻其父。[11]关于辛押陁罗，史载其为蕃商，“居广州数十年矣，家赀数百万缗”。[12]可见辛押陁罗非一般商人。熙宁中（1069－1077），他向朝廷上奏，请求允许他负责广州蕃坊之事。而且，他还请求朝廷准许他捐资修建广州城。对于前奏，宋廷回复由广州自己决定；而对于后者，宋廷直接拒绝。[13]辛押陁罗财力之雄厚由此可见。正因其此，有传闻云其返国而被国主所杀，从而引发了一桩诉讼案。[14]辛押陁罗还被授怀化将军。[15]陁婆离也曾多次来华进贡，俱见《宋史·大食传》所载。陁婆离当为Tabrizī之音译，意为Tabriz人，元代译为桃里寺，即今伊朗之大不里士。有学者指出，陁婆离又作陁婆罗，是波斯人，被授为归德将军，为广州穆斯林首领，因其政治与经济上的巨大优势，故能够兴建光塔，从而将伊斯兰建筑风格传入广州。[16]蒲亚里于绍兴元年（1131）作为进奉使东来，他也是腰缠万贯的富商。绍兴四年来华贸易时，在广州遭遇盗贼，四名仆人被杀，蒲亚里也受伤。此事受到宋廷高度重视，除令“广州火急捕捉外”，还将当职官员降级处理，并要求限期一月处理此事，如若处置不当，“重行黜责”。[17]蒲亚里留居广州，有官员慕其巨财，故将其妹嫁于蒲亚里，因之不归。这件事也引起宋廷注意，命广东经略安抚使连南夫劝诱蒲亚里归国，继续从事海外贸易，南宋政府对市舶贸易之重视、穆斯林在海外贸易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18]
唐宋时期留居广州的穆斯林身份为侨民，有自己的聚居区——蕃坊，并有蕃长[19]管理侨民内部的民事纠纷，对外则负责招邀“蕃商”前来贸易。这些穆斯林侨民为了过宗教生活而修建了清真寺——怀圣寺，且建有公共墓地。[20]他们的后裔被称作“五世蕃客”“土生蕃客”，依然属于“化外之人”。
- 二、元代广州的穆斯林移民
李兴华先生指出，蒙元时代广州伊斯兰教的发展北比不上大都，南比不上泉州，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21]据现存史料状况来看，这种说法不无道理。
作为中世纪四大游历家之一的鄂多立克于1318年开始他的东方之旅，1321年抵达西印度，由此经海路来到中国。他到过广州，说广州是一座很大的城市，百姓为偶像教徒，该城有数量极其庞大的船舶，此外还记录了广州人喜吃蛇肉的风俗。[22]鄂多立克还游历过杭州，并记录杭州有“四火撒剌逊”，[23]但他在记述广州时并没有提到广州有穆斯林。
在鄂多立克游历中国二十多年后，伊本·白图泰由德里国王派遣来到中国。他先到达泉州，然后从泉州来到广州。我们从他的笔下了解到广州有穆斯林聚居区，建有清真大寺和道堂，并有摄思廉和哈的，分别管理穆斯林事务与民事纠纷。伊本·白图泰本人寄居在当地富商敖哈顿丁·希札雷家中，共十四日，每天都有穆斯林前来赠送礼品。[24]
我们都知道，泉州与杭州发现了许多元代穆斯林墓碑，与之相比，广州所存元代穆斯林墓碑极少，迄今所发现的只有三方，分别为《哈马德墓碑》（伊斯兰教历712年，皇庆元年，公元1312年）[25]、《阿拉丁墓碑》（伊斯兰教历727年，泰定四年，公元1327年）、《剌马丹墓碑》（伊兰教历751年，至正九年，公元1349年），其中《阿拉丁墓碑》由杨棠阿洪译成中文，云其为“一位阿拉伯青年武官，在七百二十七年八月的战役中牺牲”。[26]此次战役所指为何，目前尚不清楚，姑存待考。《剌马丹墓碑》为汉、阿文合壁碑，1985年发现于先贤宛葛思墓园。该碑虽只有两行汉字，但却保存了关于墓主较多的信息，因而引起学者们的关注。陆芸就剌马丹信仰伊斯兰教的方式提出了疑问，但限于史料，这个问题尚未能解决。[27]韩国学者朴现圭曾亲自赴广州找寻并研究了这方墓碑石。他认为“当时在中或在韩的高丽人是通过穆斯林知道伊斯兰教的，或是认同伊斯兰教的真理从而信仰伊斯兰教。剌马丹也当是如此。”[28]这显然是将剌马丹看作是信仰了伊斯兰教的高丽人。帅倩从高丽与元朝关系的大背景下对入仕于高丽的回回人进行了讨论，在此语境下推测剌马丹生平，因缺乏更多的史料证明，故该研究并无实质性进展。该文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剌马丹才被任命为“边疆大员”。[29]按，墓碑石右侧汉文中有“大都路宛平县青玄关住人剌马丹，系高丽人氏，年三十八岁。[令][30]除广西道容州陆川县达鲁花赤。于至正九年三月二十[三日殁后葬于广州]城北流[花桥畔]。”[31]无论如何，一个县的达鲁花赤也不能称之为“边疆大员”。而且，该文在论述在高丽的回回人部分，尤其是关于张舜龙和闵甫时，其内容不出喜蕾研究范围，有些文字明显来自喜文，而作者对此未着一言，更没有出注，显然是不应该的。喜蕾曾研究过高丽史籍对回回人这一群体高度关注的历史背景，以及出仕高丽的代表性人物张舜龙。结合其研究，笔者认为剌马丹本身即为回回人，元代有史可查的剌马丹共有五人，[32]其名为波斯语Ramadān之元代汉语音译，并非改信伊斯兰教的高丽人，他可能是被高丽朝廷派到元朝的使臣，入元后居于大都路宛平县青玄关，后被任命为广西道容州陆川县达鲁花赤，但在赴任途中殁于广州，并被葬于先贤古墓园中，终年仅三十八岁。
李兴华先生谓20世纪80年代前设及元代广州伊斯兰教有关人物的史料有三宗，即《重建怀圣寺记》中提到的马合谋等人、《伊本·白图泰游记》中提到的敖哈顿丁·希札雷，以及《广州府志·回回坟》中提到的萨都剌十七家。李先生说这些人论人数也不算少，但其生平事迹都非常简单，难以像唐宋时期那样展开。[33]这些确是事实。除此外，笔者尚找到一位名答失蛮的广州穆斯林。他于至元三十年十二月（1293）到任香山县达鲁花赤。[34]成化《广州志》对他的记载只有这寥寥数语，光绪年间所修府志则要详细一些，称他“为政尚宽，惠而不扰”，因此于元贞二年继任，深得百姓爱戴。[35]另外还有蒲里翰，字文渊，其先西域人，祖为鲁尼氏，宋末流寓到广东。蒲里翰参加了泰定四年的科举考试，中进士第。[36]萨都剌也参加了这次考试，由于史料缺乏，未知蒲里翰与萨都剌是否相熟。他于至正四年由漕运副使知溧阳，任三年，他以“敬以持身，廉以报国，俭以济贫，勤以初拙”作为自己的座佑铭，在当地发展教育，颇有声誉。在离开溧阳前往去南任廉访司佥事之时，当地百姓“遮道攀辕，不能留，乃共立碑儒学及城隍庙，以志去思云”。[37]蒲里翰以广州籍穆斯林而任职外地，因为官清廉而留名于史。罗香林先生结合方志与家谱，对蒲里翰作了考证，可资参考。[38]
广州怀圣寺是中国最古老的清真寺之一，关于其始建年代，学界主要有唐建说和宋建说两种观点。元代遭毁，至正十年（1350）重建，寺内立碑以记其事。遗憾的是，原碑在*革文**中被毁，只存碑额；[39]幸运的是，其碑文在地方志中保存下来，我们因此得以了解其重建事由与经过。通过碑文我们可以知道，碑文是由当时任广东道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经历郭嘉所书，政议大夫同知广东道宣慰使司都元帅撒的迷失书丹，中奉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僧家讷篆额。碑文云“寺之毁于至正癸未也，殿宇一空”，此处未明究竟何因导致寺毁，只说怀圣寺是由僧家讷鼎力相促而得以重建。建成之后，僧家讷请郭嘉撰写碑文。李兴华先生认为郭嘉、撒的迷失、僧家讷皆为穆斯林。[40]对此，笔者有不同看法。
郭嘉，字元礼，其祖昂，父惠，均以战功而留名史册。[41]郭嘉祖父曾任广东道宣慰使，有二子，郭嘉父郭惠为次子，佥江西廉访司事，豫知宁都州。[42]可见郭嘉出身于官宦世家。无论是《元史》还是《蒙兀儿史记》都未说其为穆斯林，此其一。从碑文的字里行间也可看出，郭嘉并非穆斯林。他说怀圣寺重建完工后，僧家讷向他征文，在他还未得闲暇撰写之际，马合谋到来，向他介绍了关于怀圣寺的历史，郭嘉因此将马合谋所讲写进碑文。如果郭嘉是穆斯林，且在广州任职，他不可能不了解怀圣寺的历史，此其二；从字里行间可看出，郭嘉对伊斯兰教这种域外宗教能够在中土获得传播的事实是感到震惊的，因此他说：“兹教崛于西土，乃能令其徒颛颛帆海，岁一再周，堇堇达东粤海岸，逾中夏，立教兹土，其用心之大，用力之广，虽际天极地而犹有未焉者。”[43]此其三。在有关伊斯兰教的表述方面可看出郭嘉非穆斯林。这方面可从郭嘉与马合谋对伊斯兰教的表述上看出来。马合谋在给郭嘉讲述怀圣寺历史时，他是这样表述的：“此吾西天大圣擗奄八而马合麻也，其石室尚存，修事岁严。至者乃弟子撒哈入，以师命来东兴教……”，而郭嘉则云“今观其寺宇空洞，阒其无有像设，与其徒日礼天祝釐……其所以尊其法，笃信其师教，为何如哉？”马合谋称先知为“吾西天大圣”，而郭嘉则称“其”，教内与教外一目了然。此其四。从行文来看，郭嘉一直在用佛教来比附解释伊斯兰教，如“且其不立象，[44]教惟以心传，亦仿佛达摩”，而且他将掌教哈只哈散称为“住持”。[45]此其五。在碑文最后只列了“当代住持”哈只哈散和马合谋两人之名，从这一点也可以判定郭嘉非穆斯林。结合这几方面来看，笔者认为，郭嘉当非穆林。 至于僧家讷，又作僧家奴，字元卿，蒙古人，在重建怀圣寺前一年即至正九年（1349）任福建廉访使。[46]至于僧家讷为何以蒙古人之身份而重修清真寺，这其实并不奇怪，泉州清净寺的重修也是在畏兀人偰玉立的主持下完成的，以示其作为父母官的“大公至正之心”而已，与信仰无关。可见，僧家讷之举并非孤例。他还用篆书为石碑撰写了碑额，因碑额尚存，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僧家讷遒劲有力的书法。为碑刻书丹的撒的迷失，又作撒迪弥实，字正德，至正七年（1347）由海北佥宪同知广东阃帅。为政期间，整肃贪民，抗洪救灾，深受百姓爱戴。[47]刘鹗为撒的迷失所做德政碑中未提及其族属，元代名撒的迷失者较多，其中有畏兀儿人、怯烈氏、不花剌氏，还有笼统称西域人者，[48]故殊难判定此撒的迷失族属，但从碑尾未列其名来看，当非穆斯林。从时间上来看，他和僧家讷在广州上任伊始就重建了怀圣寺，并勒石为记。从僧家讷的篆书、撒的迷失的书丹以及二人均取字来看，他们的汉文化水平应是比较高的。碑文中提到的马合谋为穆斯林已属无疑，他取字德卿，至正七年任福建闽海道廉访副使。[49]怀圣寺重建之时他已到广州，任广东道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元帅。[50]而《广州伊斯兰古迹》收录该碑文作“副都元帅”。[51]从任职方面来看，他与僧家讷当在未任广州之前就已相识。关于掌教哈只哈散，我们只知他是在怀圣寺重建完工后由广州穆斯林推选出来的，从他的头衔可看出，他是完成伊斯兰教五功之一——朝觐的穆斯林。另外从碑文还可看出，郭嘉将怀圣寺修葺一新，归功于僧家讷；将广州穆斯林从此有归所之功归于马合谋。
此外，从原碑额来看，其名为《重建怀圣寺塔记》，这一点已有人指出。[52]这方碑刻为汉、阿合壁，在碑额下方有三行半阿拉伯文，已由杨棠阿洪译成中文，从译文来看，除引用《古兰经》经文外，还记录了重建清真寺者的名字，其中之一就是汉文碑文中提到的马合谋，另一位是马斯欧德，未名何人。李兴华先生推测可能是僧家讷的经名，[53]僧家讷为蒙古人，非穆斯林，不可能指他。此外在《广州伊斯兰古迹研究》一书中录有阿拉伯文碑文，在译为汉文的题名部分有“（哈吉·艾德）嘉 撰文”字样，而在所录汉文碑文中僧家讷之家字用中括号标识为[嘉]。[54]编者只是在前言中说对有疑问字进行如此处理，但笔者以为在以原碑拓片进行抄录时，“家”和“嘉”应该是可以区分的。如此一来，阿文译文中的“嘉”令人疑惑。或许因为这一点，李兴华先生认为指郭嘉，所以说他“既通阿文又通中文”。[55]
除以上提述广州穆斯林外，一直在江南任职的舍剌甫丁也曾被授命为广州路治中，不过他并没有赴任。[56]究其原因，一方面与舍剌甫丁本人淡泊名利有关，另一方面恐怕与元末局势动荡有关。另外，笔者在成化《广州志》中还发现了一位名叫“散都剌”者，从名字来看，当是穆斯林，由于影印本不甚清晰，有些字看不清楚，在其名下有“进？校尉 延祐二年二月到任”字样。[57]光绪《广州府志》中为高文鼎作传时说“尝参广东元帅府事，萨都剌荐于朝曰：‘文兼六艺，武冠三军’。授广州同知。”[58]此外，清代史官在记录广州“回回坟”后有段按语，其中有这样一种说法：“迨元至正间留萨都剌十七家居粤看寺及坟。”[59]由于元代著名穆斯林诗人萨都剌的生年与卒年都存在争议，不知这里所提到的萨都剌是否为同一人，是否就是诗人萨都剌，此处存之待考。
最后想说的是，广州发现的《剌马丹墓碑》上有一句“死在异乡者，已成为殉教烈士了。”[60]这一格言也频繁出现在元代泉州、杭州穆斯林墓碑上，已成为中土穆斯林墓碑的一种范式而普遍存在。穆斯林通过这一格言来表达他们的家园情怀与宗教信仰。
- 三、穆斯林移民与广州港地位下降之关系
唐代在广州首设市舶司，对广州的海外贸易进行管理，这对进一步促进广州的海外贸易无疑有重要作用。而穆斯林之所以能够在唐代泛海来到广州，与当时航海技术以及海上交通的发展有极大的关系。
刘迎胜师根据贾耽（730－805）《皇华四达记》的记载指出，唐代从广州出航出珠江口，一路向西南方向行驶，最后抵达狮子国，经狮子国前往大食有两条航道，一条是沿印度西海岸北上，经至弥兰大河河口，复西北行入波斯湾，然后到达今幼发拉底河口；另一条是从狮子国西北横渡阿拉伯海至今也门亚丁湾，由此沿阿拉伯半岛南岸向东北方向行驶，绕阿拉伯半岛东北角到达今阿曼东北的苏哈尔，驶入波斯湾，沿波斯湾东岸而行，最后在今幼发拉底河与上一条航线汇合。[61]无独有偶，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Ibn Khurdadhbah，820或825-911）在《道里邦国志》中记载了与贾耽所记相反的航线，这条航线从巴士拉出发，到忽鲁谟斯、弥兰河口，沿印度半岛西海岸，到达细兰（斯里兰卡），然后横渡孟加拉湾到达婆露斯、箇罗，再经马六甲海峡至诃陵国，从此北行可至占婆，再向北就可以到达中国。[62]这两条海上航线即是唐代大食商人使节来往于中国与母国的线路。沿胡尔达兹比赫所记来往东方的海上航线就可以到达广州。唐时海路通畅，到广州进行贸易的外国商船很多：“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师子国、大石国……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海上航路的畅通，大食商人的东来，外国商舶的数量，均反映出唐代广州作为对外贸易港口的重要地位。唐代在广州设置市舶司来管理海外贸易，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广州海外贸易的繁荣。
唐、五代时期海船出洋前往今东南亚一带也有两条航线，其中一条就是从福建、广东沿东亚大陆海岸线南下，被称为“大陆航线”。[63]及至两宋时期，因长期与北方少数族政权作战，陆路交通因此而遭到阻绝，海上丝绸之路沿唐*开代**辟的航道进一步发展，涌现出一些关于海外诸国的地理著作，其代表为《岭外代答》和《诸蕃志》，向为治中西交通史的学者所重视。这两部著作记载了东南亚、西亚甚至东非的国家，其中就包括如白达、吉兹尼等穆斯林国家，而赵汝适的《诸蕃志》更是记录了二十多个大食国家。因此有学者认为，赵汝适之所以一口气可以举出如此之多的国名，反映出宋代福建海商对穆斯林世界已有相当多的了解。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穆斯林诸国与南宋贸易的繁荣程度。[64]宋人对阿拉伯穆斯林世界的了解并非单向，穆斯林作家也在相关著作中记载了他们对这一时期中国的认识。[65]
宋代继承唐代的市舶制度，除增设明州、杭州等地市舶司外，广州市舶司继续保持。与唐代相比，广州的繁荣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两宋中国与大食之间的海外贸易来往不绝，大食商人使节频频见诸史载。因之，留居广州的穆斯林人数也比较多。顾炎武云：“自唐设结好使于广州，自是商人立户，迄宋不绝。诡服殊音，多流寓海滨湾泊之地，筑石连城，以长子孙。”[66]因之，关于唐宋时期穆斯林的研究也较为丰富。[67]相比而言，元代广州穆斯林无论在史料方面，还是在研究方面，受到的关注度都很低。为什么在唐宋时期十分活跃的穆斯林在伊斯兰教普遍传播的兴盛背景下反而不得彰显呢？究其原由，笔者认为这与元代广州失港地位的下降有关。那么，元代广州为何会失去第一大港的地位呢？
日本学者成田節男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发表论文，从四个方面讨论了宋末元初泉州的兴起与广州的衰落。他认为造成这一时期广州衰微的主要原因是与江南盗贼兴起、宋元战争、流民激增、富豪兼并等有关，并就此进行了详细论述。[68]邓端本先生也著文分析了这方面的原因，指出随着宋室南渡，政治中心的南移，使得从泉州出发比从广州出发到达都城的时间缩短一倍，这就就意味着运输成本的降低；宋金战争导致部分士大夫与宗室逃至福建避祸，这些人对蕃货的消费力很强，从而促进了泉州蕃货市场的繁荣；宋元战争也对广州造成很大影响，导致人口减少，贸易凋弊；宋室南渡，经济中心也随之南移，大都与大食、南洋诸国的往来也都以泉州为出发港口，泉州比广州在地理条件方面更占优势。[69]
对以上学者的观点，笔者基本赞同，但是，宋代广州之所以能够保持其大港地位，与朝廷的支持分不开，如：
熙宁中（1069－1077），始变市舶法。泉人贾海外者，往复必使诣广，否则没其货。海道回还，窃还家者过半，岁抵罪者过半。太守陈俑奏疏愿置市舶于泉，不报”[70]
政府通过没收商货并治罪的手段强制泉州贸易的商人由广州出入港，泉州太守希望在泉州设置市舶司的提议根本就没有被上报朝廷。不过在宋哲宗即位第二年（1087）就在泉州设置了市舶司。[71]事实上，宋代广州在海外贸易中并非一直独占鳌头，朱彧就说：“崇宁初（1102），三路各置提举市舶安，三方唯广最盛，官吏或侵渔，则商人就易处，故三方亦迭盛衰。朝廷尝并泉州舶船令就广，商人或不便云。”[72]从这条史料也可以看出，政府强令商人至广州贸易，这一规定使商人深感不便；另外也反映出广州、泉州，甚至杭州三路对外贸易各有盛衰。可见宋代政府的硬性规定是保持广州海外贸易大港地位的重要保障。
上引学者们的观点都认为宋室南渡，政治、经济中心南移，泉州到杭州比广州近，也是造成广州衰落的原因之一，但是元代的史料则显示从广州到大都路程也“不下十余日可至”，“何其速也”。[73]可见，交通方面的限制并非重要原因。
陈金林、齐德生二先生在考证《大德南海志》残本时从《永乐大典》中意外发现了残本中所没有的内容，其中“沿革门”关于元军攻取广州的记载尤其重要，为其他史籍所未载。从中可以看出，元军拿取广州并不顺利，导致三进广州，最终于至元十六年（1279）三月才最终平定广州。在这一过程中，韵州遭屠城，广州城内居民惧怕屠城，遂逃入深山，民居被焚，城外居民被屠尽。[74]可见宋元战争中攻取广州的残酷，对民生的影响。
战争造成广州社会动荡，户口凋弊，经济受到极大影响。经济的恢复需要一个过程，人口的增加也需要一个过程。这一时期外国旅行家对广州的记录远远比不上对杭州、泉州的记载，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根本就没有提到广州。虽然《伊本·白图泰游记》说广州有穆斯林居住区，但这已是元中后期了，而且他对广州的记载从篇幅上来看，也比不上对杭州、泉州的记述。这些都从不同侧面反映出元代广州在对外贸易方面的地位的确有所下降。这也是广州穆斯林在元代史籍中“难觅踪影”的一个重要原因。
《元典章》中记载了一件案例，云在至大四年（1311）广州路唐至明状告穆斯林之事：
回回番客五人。带领小厮及不得名贼人二十余名，各执枪刀，跳过船上，先将蔡梢等九人杀死，劫夺财物钞定等事。行移邻境官司根捕贼徒。其番禺县既于十月初七日拿获贼韩天祐等十一名及回回火者及等，追搜真赃仗到官，本县不即取问，反受贼人火者及饰词托病一分，保管出外，纵令在逃。为此，取讫番禺县达鲁花赤马兀台违错招状，拟解见任，别行求仕。[75]
这一案例反映的是，广州穆斯林火者及带着其他四名“黑回回”，[76]又纠集韩天祐等上船杀人越货之事，而地方官马兀台将他们抓获后，听信火者及生病托词，把他们释放，导致上级指责他让火者及“纵令在逃”的罪名，最后将他解任。这一案例不禁令人想起南宋时期广州穆斯林巨商蒲亚里之案。相反的是，那时是蒲亚里遭盗贼袭击，四个仆人被杀，他本人受伤，这一案件引起朝廷关注，处理了地方官，并下令限期抓捕歹徒。而这起案例中，穆斯林是盗贼，从事杀人越货的罪恶勾当。两起案件中穆斯林的地位天壤之别。这真实地反映出元代广州穆斯林社会地位的下降。我们从《重建怀圣寺记》中，郭嘉对于怀圣寺重建前凋弊的描述中也可看到元代广州伊斯兰教在唐宋时期的兴盛局面已不存，穆斯林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以至于充当盗贼。[77]
宋末元初政治的动荡，战争的影响，使得广州失去唐宋时期海外贸易大港的地位，被泉州所超越。在这种大背景下，穆斯林商人放弃广州，前往泉州，而穆斯林商人的离去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广州与阿拉伯伊斯兰地区海外贸易份额的减少，这对广州海外贸易经济来说不是致命的打击，但也严重影响了它在这方面的地位。因此，终元一代，广州也未能超越泉州，夺回其第一大港的地位。广州失去贸易大港的地位，使得它不能吸引穆斯林商人前去经商，而穆斯林商人的缺失，也致其大港地位不保，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需要说明的是，元代广州虽然失去了东方大港的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对外贸易从此衰萎。[78]《大德南海志》这样说：“广为蕃船凑集之所，宝货丛聚……故海人山兽之奇，龙珠犀贝之异，莫不充储于内府……而珍华之盛，亦倍于前志所书者”。[79]不过，从其所附诸蕃国名来看，均是交趾、真腊、三佛齐、马八儿等东南亚国家，而无阿拉伯国家。这又说明，尽管广州在元代海外贸易依然繁盛，但比起前代，规模上已缩小很多，而泉州则因蒲寿庚本人在海外穆斯林国家中的影响，吸引了大批穆斯林商人前往泉州，广州因缺少了穆斯林商人的身影而稍显黯淡。
四、结语
唐宋时期的广州被称作是东方大港，全国第一港，虽然这一地位在宋代一度有所波动，但始终未被憾动。因之，吸引着善于经商的穆斯林商人前来经略海外贸易，并留居于此，有些人还娶妻建田产，长留不归。两宋政府对海外贸易给予种种优惠，甚至授予对海外贸易有功的穆斯林商人各种头衔，以吸引他们前来贸易，可见两宋时期对海外贸易之倚重。但是广州这种优越地位在宋末元初逐渐不保，泉州后来者居上，越居广州之上而成为东方第一港。域外史料对泉州不乏记载，而且称赞有加。反观广州，马可波罗对它未置一词，即使是鄂多立克，只是对广州人喜吃蛇肉这种奇怪风俗进行记录外，对广州是否有穆斯林未置一辞；伊本·白图泰对广州穆斯林有所记录，但比起他对泉州、杭州穆斯林的记述来看，还是要稍逊一筹。史料的缺乏，使元代广州穆斯林处于一种模糊状态。笔者尽力搜集，只找出几例有关元代广州穆斯林的人物，并对他们的事迹进行了考证。
另外，元代广州地位的衰微与穆斯林人数锐减也存在某种微妙的关系。通过对有关史料的梳理，笔者认为二者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即元代广州穆斯林不彰，与其地位下降有关，而元代广州大港地位不保，反过来影响了广州穆斯林人口的增加。当然，广州在元代地位的下降是相对的，这只是对其与阿拉伯国家贸易的减少而言，它与东南亚国家的海外贸易还是保持着旺盛的势头。
[1]《旧唐书》卷198《西戎传·大食》，第5315页。
[2]李兴华《广州伊斯兰教研究（上）》，《回族研究》2011年第1期。
[3]《中国印度见闻录》，穆根来、汶江、黄倬汉译，第7页，中华书局，1983年。
[4]范邦谨《唐代蕃坊考略》，《历史研究》1990年第4期。
[5]马娟《唐宋时期穆斯林蕃坊考》，《回族研究》1998年第3期。
[6]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第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7]马建春《杭州伊斯兰教史》，第22-28页。
[8]白寿彝《宋时大食商人在中国的活动》，同氏著《中国伊斯兰史存稿》，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
[9]这些内容分别见于《萍州可谈》卷2《蕃坊蕃商》、《蕃坊象棋》、《孔雀明王经孔雀真言》、《白鹦鹉》，李伟国点校，第134－137页，中华书局，2007年。
[10]（宋）岳珂《桯史》卷11《番禺海獠》，第127页，吴企明点校，中华书局，1981年。
[11]《宋史》卷490《外国六·大食传》，第14119－14120页。
[12]（宋）苏辙《龙川略志》卷5《辨人告户绝事》，第28页，俞宗宪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
[13]《宋史》卷490《外国六·大食传》，第14121页。
[14]《龙川略志》卷5《辨人告户绝事》，第28－29页。
[15]道光《广东通志》卷330《岭蛮·外蕃附》，续修四库全书本，第675册，第714页。
[16]廖大珂《广州怀圣塔建筑年*考代**》，《南洋问题研究》1999年第4期。另见同氏《唐宋时期广州的波斯蕃商与怀圣塔》，《中外关系史论丛》第8辑，2001年。
[17]（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九三－九四，中华书局，1957年，第8册，第7760页。
[18]《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二0，第4册，第3373页。
[19]廖大珂认为蕃长一词对应波斯语“沙班达尔”，见《唐宋时期广州的波斯蕃商与怀圣塔》，《中外关系史论丛》第8辑，第269－270页。
[20]（宋）方信孺《南海百咏·番塔》云：“始于唐时，曰‘怀圣塔’，轮囷直上凡六百十五丈，绝无等级。其颖标一金鸡，随风南北，每岁五六月夷人率以五鼓登其绝顶，叫佛号以祈风信，下有礼拜堂。”从礼拜堂的修建可以看出这些“夷人”即穆斯林，而“蕃人塚”即是这些穆斯林的公共墓地：“在城西十里。累累数千，皆南首西向。”刘瑞点校，《广州史志丛书》，第15、21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南首西向”也是穆斯林的葬俗之一。
[21]《广州伊斯兰教研究》，《回族研究》2011年第1期。
[22]《鄂多立克东游录》，何高济译，第70－71页，中华书局，2002年。
[23]《鄂多立克东游录》，第74页。
[24]《伊本·白图泰游记》，马金鹏译，第547页，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
[25]陈鸿钧《广州出土一方元代蕃客墓碑兼述广州阿拉伯文石刻》，网络搜索，ttp://www.360doc.com/content/09/0809/09/161879_4774807.shtml
[26]李兴华在《广州伊斯兰教研究（上）》，《回族研究》2011年第1期，第79－80页。
[27]陆芸《14世纪中国东南沿海伊斯兰墓碑石研究札记》，《海交史研究》2000年第2期。
[28]朴现圭《高丽伊斯兰教徒剌马丹》，《海交史研究》2006年第2期，第53页。另，该文云元代高丽人被编入色目人阶层，可与色目人一样受官为职，误，高丽人在元代与渤海人、契丹人等一起被列为汉人，见《辍耕录》卷1《氏族》，第13－14页，中华书局，1959年。
[29]帅倩《广州元代高丽穆斯林剌马丹墓碑补考》，《回族研究》2012年第4期。又李兴华《广州伊斯兰教研究（上）》一文提到帅倩与陈鸿钧合著《广州元代剌马丹墓碑再考》，但无出处，笔者尚未找到该文发表于何处。
[30]中元秀、马建钊、马逢达编《广州伊斯兰古迹研究》录有汉、阿碑文，作“令”，第70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而上引陆文、朴文作、帅文均作“今”，81页；52页；20页。按《广州伊斯兰古迹研究》的“前言”部分介绍，对于有疑问字予以订正并以[]号表示，第7页，可见该字到底是“令”还是“今”，尚存疑问。
[31]《广州伊斯兰古迹研究》，第70页。
[32]王德毅、李荣村、潘泊澄编《元人传记资料索引》，第四册，第2446页，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
[33]李兴华《广州伊斯兰教研究（上）》，《回族研究》2011年第1期，第79页。
[34]成化《广州志》卷14《香山县·元·达鲁花赤》，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978页。
[35]光绪《广州府志》卷105《宦绩二》，第733页下，成文出版社，1966年。
[36]光绪《广州府志》卷114《列传二》，第49页上。
[37]光绪《广州府志》卷114《列传二》，第49页上。
[38]罗香林《广州蒲氏源流考》，见《广州伊斯兰古迹研究》，261－262页。
[39]《广州伊斯兰古迹研究》，第3页。
[40]李兴华《广州伊斯兰教研究》，《回族研究》2011年第1期，第79页。
[41]《元史》卷194《忠义二·郭嘉传》，第4396页。
[42]屠寄《蒙元儿史记》卷92《郭昂传》，第604页下，中国书店出版，1982年。
[43]光绪《广州府志》卷103《金石略七·重建怀圣寺记》，第705页上。
[44]按，原文误，应为“像”。
[45]光绪《广州府志》卷103《金石略七·重建怀圣寺记》，第705页上。
[46]王德毅、李荣村、潘泊澄编《元人传记资料索引》，第四册，第2608页，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
[47]（元）刘鹗《惟实集》卷2《广东宣慰司同知德政碑》，第8页下－10页上，乾坤正气集本第26册。
[48]《元人传记资料索引》，第四册，第2600－2601页。
[49]（清）冯登府《闽中金石志》卷13《八都儿等乌石山题名》，第516页下，续修四库本。
[50]《广州府志》卷103《金石略七·重建怀圣寺记》，第705页上。
[51]《广州伊斯兰古迹研究》，第6页。另，《中国回族金石录》中亦写作“中顺大夫同知广东道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副都元帅”，第113页，余振贵、雷晓静编，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按，光绪《广州府志》中无“副都元帅”四个字。
[52]《广州伊斯兰古迹研究·前言》，第7页。
[53]李兴华《广州伊斯兰教研究》，《回族研究》2011年第1期，第79页。
[54]《广州伊斯兰古迹研究》，第5页，第8行。
[55]李兴华《广州伊斯兰教研究》，《回族研究》2011年第1期，第80页。
[56]（清）阮元《两浙金石志》卷16《元舍剌甫丁墓碣》，第395页下，《历代碑志丛书》本，第19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关于舍剌甫丁，可参见郭晓航《元代首任“上海县达鲁花赤”舍剌甫丁考释》，《史林》2007年第4期。
[57]成化《广州志》卷14《元·主簿题名》，第971页下。
[58]光绪《广州府志》卷105《宦绩二》，第732页上。
[59]光绪《广州府志》卷160《杂录一·回回坟》，第783页下。
[60]《广州伊斯兰古迹研究》，第71页，杨棠阿洪译。
[61]刘迎胜《丝绸之路·海上卷》，浙江人民出版，第104页，1995年。
[62]（阿拉伯）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著、宋岘译注《道里邦国志》，第64－72页，中华书局1991年；另参张国刚、吴莉苇《中西文化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第65-66页，2007年；Hua Tao, IbnKhurdadhbah’s Description about the Maritime Route to China and its Position inthe Arab-Islamic Geographical Literature,《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
[63]刘迎胜《丝绸之路·海上卷》，第120-121页。
[64]刘迎胜《丝绸之路·海上卷》，第107页。
[65]如麻瓦子（Marvazī）用阿拉伯文所著《动物的本性》；伊德利奚（Edrisi）的《诸国风土记》等，关于这两本著作的版本情况，见黄时鉴主编《解说插图中西关系史年表》，浙江人民出版社，第248页，1994年。不过，关于《诸国风土记》成书年代有误，应为1153-1154年。
[66]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30，四部丛编三编本。
[67]邓端本《广州蕃坊考》，《海交史研究》1986年第6期；廖大珂《唐宋时期广州的波斯蕃商与怀圣塔》，《中外关系史论丛》第8辑；马逢达《广州蕃坊考》，广州伊斯兰教协会编《广州市回族、伊斯兰教文史资料选辑》第一、二、三辑合订本，2002年；王东平《唐宋穆斯林史实杂考》，《回族研究》2004年第1期；陆芸《唐宋时期留居广州的外国穆斯林商人》，《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等。
[68]（日）成田節男《宋元时代の泉州の发达と广东の衰微》，《历史学研究》第6卷第7号。感谢郭万平教授提供该文。
[69]邓端本《宋末元初广州对外贸易地位的变化》，《广州研究》1984年第3期。
[70]（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62《提举市舶》，第1868页，中华书局点校本，第3册，2011年。
[71]马端临《文献通考》卷62《提举市舶》，第1868页。
[72]朱彧《萍州可谈》卷2《广州市舶司泊货抽解官市法》，第132页。
[73]（元）陈大震《大德南海志》卷10《水马站》，第8445页上，《宋元方志丛刊》本，第8册，1990年。
[74]陈金林、齐德生《〈大德南海志〉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另可参见Lo Jung-pang, China as a Sea Power 1127-1368, p.231,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12.
[75]《元典章》卷57《刑部·杂犯二·番禺县官保放劫贼》，洪金富校定本，第三册，1611－1612页，中研院刊行，2016年。
[76]《元典章》卷57《刑部·杂犯二·番禺县官保放劫贼》，第1612页及注释2。
[77]（日）田坂興道《中國における回教の傳來その弘通》，第688页，东洋文库刊行，1964年。
[78]邓端本《宋末元初广州对外贸易地位的变化》，《广州研究》1984年第3期。
[79]《大德南海志》卷7《舶货》，第8431－8432页。
来源：《丝路文明》第三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