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1877: “小分流”?
彭慕兰的著作《大分流》不仅在中国史研究领域影响深远，也在整个史学界引发了一番辩论与反思。彭慕兰在该作中指出，在1750年乃至于1800年之前，英格兰、中国江南、日本关东等欧亚大陆最为发达的区域在生活水平、经济发展等方面大体相似。因此，欧洲经济与社会的腾飞更多是因为18世纪末、19世纪初较为幸运的外部变化与内因（例如煤矿的地理位置和在新大陆的殖民），最终造成了中国与欧洲的“大分流”。
（油画《夜晚的柯尔布鲁德尔》，英国画家Philip James de Loutherbourg作于 1801年。位于英格兰中部的科尔布鲁德尔是英国工业革命发源地之一，这里出产的煤矿纯度高，适合工业用途，被称为铁桥谷的科尔布鲁德尔一带因此成为早期炼铁业中心。来源：Wikimedia Commons）
分流这一概念似乎也可以用来形容19世纪中叶起的中国和日本。如上篇所言，两国在1850年代都遭遇了西方殖民主义的威胁，被迫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两国都经历了二百余年的繁荣稳定，农业、手工业、商业也因此得以长足发展。在外人看来，两国可以说是处在同一起跑线上，面临同样的危机与挑战。
让我们将时钟拨快半个世纪。此时，这场“比赛”的“胜负”已是一目了然。日本不仅在甲午战争中大胜清朝，还在十年后的日俄战争中战胜传统列强俄国，一时震惊全世界。日本在短短半个世纪间从几乎半殖民地化的弱国一跃成为世界屈指可数的强国之一。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日两国在19世纪末所暴露出的差距，并不是在短短几年间造成的。首先，两国虽然在文化及国际环境上有诸多相似之处，但在内部环境上也有着极大的不同。前者是有四亿人口、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帝国，后者是人口不过三千万的单一民族国家；前者有较为完善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度，后者则是更为封建的幕藩体制。这些差异所造成的不同历史路径早在1860年至1877年这短短十余年间就显露无遗，并最终决定了两国未来的走向。
（江户幕府治下的日本除了幕府直辖领地以外，由约270个藩分别管辖。各藩内部有一定的自治权。来源：Harvard Japan Historical GIS）
在清朝，这十余年是晚清一百年间少有的较为安定的时节。19世纪中叶撕裂整个帝国的一系列叛乱在1860年代逐渐得以平息；同时，清廷开始引进西方的技术、体制、教育，这就是洋务运动。对于平定叛乱和洋务运动居功至伟的是一批汉族地方重臣，例如大家耳熟能详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刘坤一、沈葆桢等人。曾国藩和李鸿章所组建的湘军和淮军虽然最开始只是乡绅领导的地方武装，却逐渐发展成为清朝19世纪后半叶最为重要的武装力量。同时，在这些地方重臣的主导下，各地开始兴办实业：1865年曾、李在上海筹办中国第一家军工厂江南制造局，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设立第一家造船厂福州船政局，1873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第一家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
1860年代末的福州船政局。来源：Wikimedia Commons
（船政局还设有福建船政学堂，教授专业知识和各类理科科目。学堂聘用外国讲师，使用外语教学，著名的毕业生包括思想家严复、北洋水师提督邓世昌、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来源：）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地方势力的崛起并不意味着中央权威的瓦解。虽然洋务运动将诸多实权及发展机遇下放给了曾、李等地方重臣，这些重臣仍然是忠于清朝的臣子，没有自立门户的私心。日本在这一方面却是截然不同：幕末崛起的强藩并不完全忠于幕府，最终甚至举起了倒幕的大旗。
如上篇推送所言，1850年代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江户幕府引发了各地信奉“尊皇攘夷”的浪人的高度不满，其中一些强藩决定自行攘夷，单方面试图挑战外国势力。1862年，几名英国人在江户郊外遇到了萨摩藩（今九州岛南部）的仪仗队，拒绝按照规矩跪拜，因此被萨摩藩士砍杀。1863年，长州藩（今本州岛最西段）*锁封**下关海峡（又名马关海峡），炮击外国商船。萨摩和长州的攘夷行为引发了西方列强的不满和*力武**报复。1863年，英国军舰驶入鹿儿岛湾，炮击萨摩藩主城鹿儿岛城；1864年，英、法、美、荷四国联军开入下关海峡，攻陷马关（著名的马关条约就是在这里签署）。受到沉重打击的长州和萨摩因此意识到攘夷只会自取灭亡，转而引进外国技术、改组*队军**、派遣留学生（长州派出的其中一名留学生就是日后明治日本的一代名臣伊藤博文）。
（法军在下关战争中缴获的部分长州*火军**炮现展出于巴黎荣军院。右下角可见长州藩主毛利氏的“一文字三星”家纹。来源：Wikimedia Commons）
与此同时，江户幕府也并未坐以待毙。幕府不仅于1860年和1862年两次派出使节访问美国与欧洲，也与法国接洽引进技术，在横须贺兴建造船厂和军工厂。可以说，幕府和萨长等强藩所采取的改革几乎完全一致，问题只不过是由谁来领导改革后的新政府。面对萨长日益强盛的实力，末代将军德川庆喜决定孤注一掷。1867年末，庆喜主动“大政奉还”，将最高权力交还给天皇。庆喜此举是为了夺走尊皇倒幕派的口实，在大政奉还后的新政府继续把持朝政。长州与萨摩因此铤而走险，率军前往京都，在鸟羽伏见之战中凭借引进的西方新式*器武**大败幕府军。1868年5月，眼见大势已去的庆喜最终决定交出江户投降，统治日本265年的江户幕府至此灭亡。
（此幅以萨摩藩士为主题的着色相片是由意大利摄影师费利斯·比特所拍摄。比特是最早拍摄东亚的摄影师之一，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来源：Wikimedia Commons）
在内战中胜出的新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拉开了明治维新的序幕。废藩置县废除了地方割据的各藩，改为由中央直接管辖的“县”（也即中文里的省）；1872年的教育改革开始在全国设立中小学； 1873年开始实施征兵制，建立新式*队军**。在改革浪潮中，新政府还派出了一支由维新领袖之一岩仓具视率领的高规格使节团周游欧美列国，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
（岩仓使节团主要成员，1872年摄于伦敦。左起：木户孝允（又名桂小太郎）、山口尚芳、岩仓具视、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来源：Wikimedia Commons）
在明治维新中逐渐淡出历史的不仅有旧制度，还有旧阶层。曾经积极参与倒幕的下级武士在明治维新的浪潮中大多陷入贫困与失业，因此对新政府有诸多不满。这些下级武士的领袖便是明治维新的功臣之一西乡隆盛。西乡隆盛本想发动一场针对朝鲜的战争，以满足下级武士对于建功立业的渴求，然而明治新政府认为国内建设更为重要，否决了西乡等人的“征韩论”。这场关于政策走向的争论最终演变成了1877年的西南战争。西乡隆盛率领的以一众下层武士组成的叛军的战败意味着明治新政府的根基已十分稳固。
（西乡隆盛因为领导叛乱而一度被剥夺生前的全部荣誉，直到1889年才因为民间舆论和天皇干预受到特赦。今日东京上野公园内有1898年落成的西乡隆盛铜像。来源：笔者）
同一时期的清朝也发生了一场关于政策的争论。1874年，中日之间因琉球与台湾问题发生小规模外交冲突，海防问题由此浮现。1870年代初，中亚浩罕汗国将领阿古柏在俄国支持下入侵天山南北的回疆，先后攻占喀什、阿克苏、吐鲁番、迪化（乌鲁木齐）等地。正所谓祸不单行，1876年起华北发生前所未有的重大饥荒，受灾人数达数千万人之众。面对海防、塞防、赈灾三重危机，国库告急的清廷最终选择以边疆为重，派遣左宗棠率湘军挥师入疆，成功在1877年收复南北疆，保卫了西北的安宁。在左宗棠等人的提议下，清朝在1884年裁撤伊犁将军，设立“甘肃*疆新**省”。*疆新**一词自此登上了历史舞台。
（1876-78年的“丁戊奇荒”在西方引起了广泛关注。传教士将饥荒的惨状记录入宣传册，呼吁西方民众捐款赈灾。该幅图的配文写道：“天上烈日炎炎，地上蝗虫遍地。田野间没有青草，民宅中没有炊烟。灾民或是捕鼠网雀，或是将麦秆磨成粉、将干草压成饼。唉！这岂是给人吃的食物！他们不得不忍受图中描写的惨状。每日在饮食上挥金如土的各位读者，你们不愿给这些灾民分一杯羹吗？”来源：MIT Visualizing Culture）
毫无疑问，清朝的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相比可谓是小巫见大巫。洋务运动仅止于器物，试图凭“中体西用”维持现有的制度。在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能臣的努力下，清朝这一整体得以延续，其领土得以保存。面对内外双重挑战，清朝力挽狂澜，不仅没有如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一样分崩离析，反而获得新生；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历史的一大奇迹。
明治维新则在文明开化的思潮下开始了全方位的改变。这不仅是因为明治维新是以*翻推**幕府旧制度为前提，更是因为当时的日本领导人亲眼目睹过西方的强盛，深知“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如当时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所言：
“昔鎖国の時に在ては，我人民は固より西洋諸国なるものをも知らざりしことなれども，今に至ては既にその国あるを知り，又その文明の有様を知り，その有様を我に比較して前後の別あるを知り，我文明の以て彼に及ばざるを知り，文明の後るゝ者は先だつ者に制せらるゝの理をも知るときは，その人民の心に先づ感ずる所のものは，自国の独立如何の一事に在らざるを得ず。”（文明論の概略，1875）
“虽然我国人民在曾经的锁国之时并不知道西洋各国为何物，现在既然已经知道了西洋各国及其文明，也知道西洋文明与我国文明相比更为先进、我国文明不能与之相提并论，更知道落后文明会受制于先进文明这一公理；引发我国人民思考的，必然是如何（在这样的情况下）保障本国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