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共情
第2章 共情是怎么产生的：神经科学的三大发现
IT’S NOT
THAT EMPATHY ITSELF AUTOMATICALLY LEADS TO KINDNESS. RATHER， EMPATHY HAS TO CONNECT TO KINDNESS THAT ALREADY EXISTS.
共情不能自然而然地激发善， 只能与已经存在的善相联结。
想象一下你现在急需他人的帮助。也许你在开展一个慈善项目，正需要一批志愿者；也许你需要一个强壮有力的人帮你把沉重的空调搬到公寓里；也许你的孩子生命垂危，需要从陌生人那里筹集足够的资金来给他做手术。这些时候，你说什么才能让别人愿意伸出援手呢？
首先，经济学家可能会让你尝试激励的方法。最简单的就是直接给对方钱，当然，如果你需要的恰恰是他人的经济帮助，这个方法就不合适了。非金钱的报酬也有可能起作用，比如让对方获得好的名声。即使没有任何实验室研究你也会知道，人们在公众视线下会表现得更为友善。甚至还有一些研究发现，通过用某种微妙的方式来向对方保证他的善举会为众人所知，可以说服一个人捐献肾脏。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慈善机构会向捐助者赠送T恤或杯子，因为这些东西可以让大家知道他们的慷慨行为。
其次，风俗也有很强的力量。人都是社会性动物，因而我们的行为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身边其他人举动的影响。即便是一个孩子，能为有需要的人做出多少贡献，也取决于他所看到的他人的行为。因此，想要让别人伸出援手，可以告诉他们其他人都已经这么做了。
但是，有些组织对这种方法的运作机制产生了误解，于是就导致了事与愿违的结果。例如，有一次，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宴会厅看到了一个巨大的条幅，上面写着：“你是否知道，每年人们都会从这个宴会厅拿走1 000多个盘子和各种餐具？”工作人员的本意或许是想让大家感到震惊，进而停止这种行为。但至少对我而言，这个条幅引发的后果是让我也想偷偷顺走一副刀叉。如果你希望别人停止做一件事，那就别告诉他们人人都会这么做。
激励对人们身上自利的那部分起作用，习俗对人们身上社会性的那部分起作用，而第三个让他人伸出援手的方式就是引发他人的共情。在这类研究中，大量优秀的成果都来自丹尼尔·巴特森的实验。
共情研究室
巴特森及其同事将被试置于一个有机会做好事的情景中，比如可以捐钱、从他人手中接过一项令人不愉快的任务或者付出一定的代价与他人合作。对其中一部分被试，研究者不告诉他们任何信息，或者告诉他们应该保持客观中立。对另一部分被试，研究者则鼓励他们去共情，比如可能会对他们说“试着站在对方的立场想想看”或者“设身处地地感受一下对方的状况”。
巴特森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共情会促使被试做出更多良善行为——捐钱、接手令人不愉快的任务或者付出代价与他人合作。而且，即便是在匿名、有不帮忙的理由或者很容易拒绝的情况下，这种效果也依然存在。
巴特森发现，这些良善行为无法用希望提升自己的名誉、避免尴尬或者其他类似的原因去解释。恰恰相反，是共情引发了一种想去改善他人处境的普遍的渴望。
有很多可靠的研究都证实了这一点，它跟我们的直觉也非常贴合。想象一下这样的情形：你跟一个只要牺牲一下自己的利益就能救活你孩子的人相遇了。一开始，你的行动很可能就是想要引发他的共情，让他感受到你孩子的痛苦和你自己的痛苦。所以，你的开场白可能是：“如果这是你的孩子，你会有什么感受？”
慈善机构一直都是这么行事的，用照片和故事让你对身处苦难的人共情。我曾经跟一位慈善机构的领导者说自己正在写一本呼吁大家减少共情的书，她愤怒不已，说如果不能激发共情，那她的团队募捐到的钱就会少很多，并且许多她们已经投入了很多时间和心血的孩子可能就会因此而死掉。
我们先把慈善问题搁置一下，退一步仔细考量一下共情的巨大力量。共情简直就像魔法一样，下面就来看看它是一种怎样的魔法。
如何用神经科学研究共情
今天，除非看到一张脑扫描的片子，否则很多人都不会严肃对待任何有关精神生活的话题。即便是本应该懂得更多的心理学家，也会认为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和功能性磁共振（fMRI）所形成的图像，要比其他心理学研究所发现的东西更具科学性、更真实。大家对定位有特别的癖好，就好像知道某项功能在脑中的位置才是理解这项功能的关键一样。
在面向普罗大众的演讲中，我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我被问到的最多的问题是“这是在脑的哪个区域发生的”，但一般情况下，提出这种问题的往往是对神经科学一无所知的人。我其实可以回答一个捏造的听起来很滑稽的脑结构，比如“发生在脑的基底扯淡节（flurbus murbus）(17)上”，这样肯定会让大家满意。其实大家问这个问题的初衷是想要确保我们真的是在讨论科学，并且所讨论的现象都是真实存在的。对有些人而言，这就意味着我必须指出发生在脑的某个特定区域。
这种假设其实反映了一种对心智的本质以及如何研究它的非常重要的误解。毕竟，对任何不是脑神经研究者的人来说，有关脑特定区域的活动的事实都是极为无聊的，比如在做某种特定的道德决策时，脑的后扣带回是活跃的。无论如何，道德意志肯定在脑的某个地方发生，但有谁真的会在意准确的位置呢？
虽然定位本身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但很显然，它已经成了神经科学的基本工具，并且能给我们带来很多关于心智如何运转的洞见。
神经科学家采用了很多机敏的方法来研究共情。在典型的实验中，研究者会让被试经历某种体验。比如，他们可能会观看一些人脸部或手掌的照片，或者一些描绘不同行为或情绪反应的影片；他们可能会被施加轻度的疼痛，或者观看他人忍受轻微的疼痛；他们可能被告知一个故事，或者被要求对某个人或情景采取特定的立场，比如客观中立的立场或者去共情。
在大多数研究中，研究者都会在被试体验这些情景、感受的过程中对他们进行脑扫描，但现在也有了一些其他的研究方法。例如，经颅磁刺激（TMS），即用电磁能量对脑进行刺激，可以被用来研究当脑的特定位置受到刺激或者麻木时会发生什么。另外，通过研究脑损伤的个体来考察特定损伤与特定功能损失之间的关联，这也是一种由来已久的脑神经研究方法。
这些研究的本质目标就是探究脑用哪个部位进行哪种活动。这就是那种被我冷嘲热讽的定位研究，但并不是脑神经研究的全部。最好的研究是那些对各种心理活动进行比较对照，告诉我们心智的各个面向如何相互作用以及受到哪些因素影响的研究。
如果你也是只有看到在脑中发生了才会相信某件事真实存在，那你大可以放心，因为共情确实存在。共情确实能够点亮脑的某个部位。实际上，乍看上去，共情似乎在脑中无处不在。有位学者将之称为“脑中的共情回路”，但这个回路包含了10个主要的脑区，其中有几个脑结构的体积比婴儿的手指还大，比如内侧前额叶皮质、前脑岛和杏仁核，而且这些脑区在与共情毫无关系的其他体验和行动中也会被激活。
之所以会得出整个脑都在共情的结论，是因为脑神经科学家对共情的定义太过松散了。有些研究者考察的是我所认同的共情，即当感受到自己认为另一个人会有的感受时，脑中发生的事情；有些研究者考察的是认知共情，即试图理解他人的感受时脑的活动；还有些研究者考察的是共情的某些特定的实例，比如当看到一个人因为恶心的感觉而面孔扭曲时脑的反应，当一个人决定做好事时脑的反应。当你开始对这些不同的现象进行区分时，事情就会变得更加有趣，你可以看到这些不同的能力之间是相互关联的。
在经过了很多年的时间，耗费了成百上千万美元的研究经费后，对共情的研究终于有了三个重大发现。不过，这些发现并非让人耳目一新的全新发现，实际上是确证了几百年前的哲学观念，同时也为我们的知识体系增加了非常有价值的内容。
发现1：共情是镜像神经元在起作用
神经科学研究的第一个发现是，对他人的体验共情所动用的脑区与自己经受同样的体验时所激活的脑区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能感受到你的痛”并不只是一种腻腻歪歪的比喻。从脑神经角度而言，事实确实如此：他人的痛苦真的能够激活与你自己的痛苦所激活的同样的脑区。或者更普遍地说，关于自我与他人之间的一致性，是存在神经科学上的证据的。
这个领域最声名卓著的发现大概出现在十几年前的意大利，出现在贾科莫·里佐拉蒂（Giacomo Rizzolatti）教授的实验室里。
共情研究室
科学家在豚尾猕猴的一部分前运动皮质处连上导线，记录猴子运动时所发出的神经活动电波。他们发现，当猴子观察科学家在实验室里抓握或者摆弄物体时，虽然它们没有任何动作，但依然会产生同样的神经活动。也就是说，有一些神经元似乎并不区分猴子自己的动作和它们看到的他人的动作，都会产生反应。这些神经元被恰如其分地称作了“镜像神经元”（mirror neurons），继而变得家喻户晓。
有一种理论认为，镜像神经元能帮助猴子理解如何操纵、摆弄物体。也就是说，基于这些神经元的镜像特质，它们能帮助猴子通过观察他人的动作来修正自己的行为。但是，对里佐拉蒂和他的同事们来说，这只是一个开始。这个团队以及之后迅速加入的大批人马开始更深入地研究镜像神经元，将其作为理解他人心智状态的理论基础，随后又将其融入了有关共情的理论。归根结底，这种某些神经元对自己和他人的感受不加区分的理论简直就是为共情量身定做的，天衣无缝地解释了我们为什么能够感受他人的体验。
很多人都非常追捧镜像神经元。一位地位尊崇的神经科学家曾经说过，镜像神经元对心理学的作用就好比DNA对生物学的作用；另一位神经科学家则把它说成“让我们赖以生存的小小奇迹”。根据我的经验，不管是什么讨论，只要提及一些心理功能（包括共情），过不了多久就会有人说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完美无缺的理论来解释这一点——这都是镜像神经元的功能。
认知神经科学教授格雷戈里·希科克（Gregory Hickok）在其著作《神秘的镜像神经元》（The Myth of Mirror Neurons）(18)中提到，如果在谷歌上搜索“镜像神经元”，你会搜到同性恋镜像神经元、老板是如何利用镜像神经元窥视你内心的、神如何通过创造镜像神经元让人类成为更好的物种，以及其他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他对科研文献的综述研究发现，镜像神经元被认为与很多事情关联紧密，比如口吃、精神分裂症、催眠、吸烟、肥胖、爱、领导能力、音乐欣赏、政治态度以及药物滥用。
希科克对这些有关镜像神经元的说法持批判态度，同时还有很多学者认为镜像神经元的作用被夸大了。关于镜像神经元能够解释道德、共情和语言的观点，有一个很强烈的反对意见，那就是大多数有关镜像神经元的发现都源自猕猴，而猕猴并没有多少道德、共情和语言方面的能力。即便镜像神经元与这些功能可能存在某些关联，但它肯定也不足以支撑这些复杂的功能。
无论如何，这一发现，即存在一种对自身和他人的体验、行动一视同仁的神经系统，的确是心智世界的一个重大发现。
这个领域的多数研究都聚焦于痛苦感受。有研究发现，脑的某个部位（包括前脑岛和扣带回）在自己感到痛苦和看到他人忍受痛苦时都会被激活。在这种实验中，被试接受的痛苦有可能是电击、手指上的针刺、耳机里的巨大噪声或者高温。他人的痛苦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阐释，比如让被试观察他人被电击、被针刺、忍受噪声或者忍受高温的过程，让被试在这些事情发生时观察对方的面部表情，或者只是给被试看对这类事件的文字描述。虽然这类研究大多是针对成人的，但对儿童也有类似的研究结果。而且，不论用何种方式做实验，都会发现存在一些对他人的痛苦与自身的痛苦一视同仁的神经表达。
还有一些研究考察的是恶心。在你感到恶心以及看到他人感到恶心时，脑中的前脑岛都会被“点亮”。
这种自己和他人的感觉重叠在进化上是很有意义的。作为社会性动物，为了活得更好，我们必须能够对他人的内心世界保持敏感，精确地揣度他人的思想、欲望和感受。因为没有心灵遥感的能力，所以我们就不得不依靠自己能从感觉器官里收集的信息来进行推导。而想做到这一点，一个方法是，用理解大自然中其他现象的方式来理解他人，就像理解植物如何生长或者夜空中的星辰如何运行那样。另一个方法是，充分利用自己的心智，将自己的心智作为一个实验室，来模拟他人遇到某种情况时会做何感想、如何行事。
想要理解这种方式如何运转，可以试着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下面两个英文单词中，哪一个的意思更容易被大家知道：fish（鱼）还是transom（横楣）？
你可以衡量一下这两个词哪个更常见，在什么场景下会更快地学到这两个词，这两个词在日常生活中出现的概率，等等。但是还有一个更灵巧的办法：如果真的去回答这个问题，你可能会直接想一下哪个词对自己而言更容易，然后推己及人认为大家的情况跟自己差不多。
对于主观体验，我们也可以如法炮制。要理解对一个陌生人而言，脚趾被踩更痛，还是手被门夹更痛。你当然可以从零开始慢慢分析，就像生物学家对一个全新的物种进行研究一样。但是，更聪明的办法是去回忆自己疼痛的经历或者想象自己在这两种情境下的感觉，然后假设他人也跟自己有一样的感受。
当然，这种推导方法也有局限性。它背后的假设，即别人与你一样，并非总是一个正确的假设。例如，很多人认为狗狗喜欢被人拥抱，因为我们喜欢被人拥抱。但事实并非如此。狗类专家告诉我们，狗狗并不喜欢被人拥抱，只是默默忍受了这个过程。这个世界上的很多痛苦和失败，都源自我们自以为是地用自己作为理解他人的模板。例如，这件事对我来说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我假设你也不会介意这件事；我对这个东西情有独钟，所以我假设你也对它爱惜不已。但这种假设有时是大错特错的，就像古语所说的：“吾之蜜糖，彼之*霜砒**。”
对于那些跟自己大相径庭的人，我们的理解只是偶尔能侥幸蒙对。这说明，推己及人的假设、模仿肯定不是理解他人的唯一手段。希科克指出，我们能够解读猫和狗的心智，理解它们发出叫声、尾巴摇摆或者尾巴高高竖起是什么意思，但我们并没有去模仿它们的做法。生来就四肢瘫痪的人也能够理解他人，能够基于各种动作来判断他人的心智状态，比如一个人甩门而去，肯定是非常生气，但这些瘫患者也丝毫没有模仿他人的动作。另外，虽然我对奶酪非常不感兴趣，但我能理解他人为什么会对其情有独钟；我很善于给两岁的小孩买礼物，但这些礼物肯定不是我喜欢的。
我们不能过分夸大对他人镜像反映的程度。神经科学研究确实显示了一些重叠的部分，但同时也呈现了差异的部分。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的证据显示，自己的手被针刺和观看他人的手被针刺的人的脑部活动有所不同。因为每个人的内心世界是各不相同的，所以存在这种脑神经活动的差异是再自然不过的了。看到他人被扇耳光并不会让你感到脸上火辣辣地疼，看到他人享受按摩也不会让你的背痛减弱、消失。我们能够感受到他人的痛苦，但这种共鸣的程度是有限的，而且在有些情况下我们也可能会完全无感。总的来说，情感共鸣实际上是苍白无力的。
亚当·斯密早在几百年前就指出了这一点，说共情体验与真实经历之间的区别不是程度的大小，而是性质的截然不同，我们对这些体验并非真实发生在自己身上这一点心知肚明。
发现2：共情体验受个人判断影响
共情可以是非常迅速的自动化反应。例如，如果看到一个人不小心用锤子砸到了自己的手指，你可能会不由自主地把手缩回来，就像条件反射一样。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论能否意识到，共情都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自己的信念、期待、动机和判断的影响。这恰恰就是神经科学研究的第二个发现：共情体验会受到我们对共情对象的看法以及对对方处境的判断的影响。例如，与曾经欺骗过自己的人相比，我们更容易对公平对待自己的人共情。同样，与跟自己有竞争关系的人相比，我们更容易对跟自己有合作关系的人共情。
共情研究室
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让被试观看他人忍受痛苦的视频，比如艾滋病患者忍受痛苦的视频。视频中的一部分人被描述成因静脉注射*品毒**而感染艾滋病，另一部分人则被描述成因输血而感染。
研究中，部分被试说他们对因注射*品毒**而感染艾滋病的人较少共情，他们的神经活动也证实了这一点：当在视频中看到这类人时，他们脑部与疼痛相关的区域，也就是前扣带皮质的活动较少。还有更多被试直言不讳地说吸毒者感染艾滋病是咎由自取，他们对这类人的共情越少，呈现的脑部活动就越少。
第一个指出对他人的感受和态度会严重影响我们对其共情的程度的人依然是亚当·斯密。他注意到，如果一个人一夜暴富，那周围的人通常不会对这个人有任何共情的积极感受，因为强烈的嫉妒会阻碍其他情感。如果认为一个人的痛苦是自作自受，那我们就会认为没什么大不了的，也就不会有共情的感受。如果一个人总是不停地抱怨，那我们也很难去共情。亚当·斯密举了个例子：如果一个人抱怨说当自己对兄弟诉苦的时候，他的兄弟却哼着小曲毫不在意，那么，你肯定不会对这件事共情，反而可能会觉得很滑稽。
共情也受到每个人所属群体的巨大影响，即想到或看到的人是“我们”的一分子还是“他们”的一分子。
共情研究室
欧洲的一项研究考察了男性足球球迷的共情。在研究中，研究者会先电击一下被试球迷，然后让被试观看另一个球迷接受同样电击的过程。当告诉被试，另一个被电击的球迷跟他是同一个球队的粉丝时，被试的共情神经会有强烈的反应——自己的痛苦与他人的痛苦重叠了。但是，当告诉被试，另一个被电击的球迷是对方球队的粉丝时，被试的脑部就没有这种共情反应。
再考虑一下人们对背叛自己的人的反应。拉萨娜·哈里斯（Lasana Harris）和苏珊·菲斯克（Susan Fiske）让被试观看瘾君子和无家可归者的照片。被试认为这些照片令人作呕，并且他们的内侧前额叶皮质活跃程度有所下降，也就是脑中负责社会人际推理的那部分。虽然这个实验并没有直接考察共情，但它显示，当与某些被去人性化的人接触时，人们会关闭自己的社会和人际理解功能。
人们会把自己的偏见、偏好和评判投射到包括共情在内的所有对他人的反应中去。也就是说，共情未必会让人更道德。事情远比这复杂得多，因为是否会去共情还取决于你之前的一些决定，比如你更关心谁、谁更需要帮助、谁更重要等，而这些都是道德选择。
共情并不能决定你对他人的道德评价。恰恰相反，是你对一个人的道德评价决定了你是否会对他共情。
发现3：理解不等于感受
神经科学研究的第三个重要发现是，感受和理解之间有所区别。
我在本书使用“共情”这个术语的时候，指的是感受他人的感受。你或许会质疑，这种对他人感受的感受与对他人心智状态的理解之间有什么关系吗？我在前面已经指出，这种对他人心智状态的理解也被称为认知共情，但有人会问这两者是不是一回事。
如果这两者真的是一回事，那么我对共情的质疑就出问题了。毕竟，如果想要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就必须或多或少地拥有理解他人心智的能力。如果感受他人痛苦所用的神经系统与日常人际理解所用的神经系统是一样的，如果两者紧密相连、不可分割，那放弃情绪共情就会让我们损失太多了。
有些学者并不区分感受和理解，而是把两者放在一起，称之为“投射共情”（projective empathy）。“穿他人的鞋走路”是个非常流行的比喻，说的就是将两者合而为一，既知道他人的想法，也明白他人的情绪感受。
但是，投射或者穿他人的鞋走路仅仅是一个比喻。当真正跟他人相处的时候，你会通过感觉器官获取信息，比如看到他人的面部表情、听到他人发出的声音，继而会影响你的信念和感受。这些信息会通过两种方式来影响你，第一种方式是，告诉你对方的心智状态，比如你认为对方正处于痛苦之中；第二种方式是，引发你身上某种特定的感受，比如让你自身也感到很痛苦。当然，有可能同一个神经系统同时负责这两件事，理解和感受来自脑的同一区域。但也有另一种可能，即理解和感受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即使在没有感受到痛苦的情况下，你也依然有能力理解对方的痛苦。
事实上，这种相互分离的双过程理论看上去更正确。雅米尔·扎基（Jamil Zaki）和凯文·奥克斯纳（Kevin Ochsner）在一篇文献综述里提出，关于心智，数百项研究都支持一种双系统理论。一个系统负责共享他人的体验，即共情；另一个系统负责对他人的心智状态进行推理，即心智化或心智解读。虽然这两个系统可以同时被激活，并且常常一起工作，但它们在脑中占据的位置并不相同。例如，位于额头后面的内侧前额叶皮质参与了心智化的过程，紧贴在它后面的前扣带回则参与了共情的过程。
这种分离产生了一些非常有趣的结果。想象一下如何理解精神病态的罪犯吧。克里斯琴·凯泽（Christian Keysers）和瓦莱里娅·加佐拉（Valeria Gazzola）有一篇科学研究论文，在讨论精神病态的罪犯到底是共情能力极强还是共情能力极度缺乏方面反反复复，无法得出确定的结论。凯泽和加佐拉觉得这两方面都有很多证据：“在诱惑受害人上当时，精神病态的罪犯往往显得魅力十足且善解人意，这说明他们共情能力很强；但在之后对受害人进行*力暴**伤害的时候，他们却又如此铁石心肠、麻木不仁，也就是说呈现出共情能力缺失的状况。”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面对这种明显自相矛盾的现象，凯泽和加佐拉试图去区分能力（可以进行共情的能力）和倾向性（想要这样做的意愿）。两人认为，这些精神病态的罪犯具有正常的共情能力，但他们能够像调节收音机音量一样对共情加以控制。例如，当想要用魅力吸引他人并获得信任的时候，他们就把共情调高；当要攻击他人的时候，就把共情调低。
这个区分是正确的：两个人可能具有相同的共情能力却选择不同的运用程度，而且共情可以被人们与对方的关系激发或保持。或许，这种程度变化确实就是精神病态罪犯内心活动的一部分。
不过，神经科学研究有一个更简单的解释。如果你认为理解他人心智状态的能力（对施展魅力非常重要）和感受他人体验的能力（能够阻止人们施暴）是一回事，那么对你而言，精神病态者的精神世界就是一个完全不可理解的谜团。当然，这两者其实并不是一回事。精神病态的罪犯并不需要按下那个“共情按钮”：他们很擅长理解他人的心智，却不能体会他人的痛苦。他们的认知共情能力很高，但情绪共情能力很弱。
这一点并没有否定理解和感受之间的联系。就像嗅觉、视觉和味觉是相互分离的，但享受美食的时候它们能协调运转一样，用不带感情的“冷血”方式去理解他人的处境，或许会让你能更真切地体验他们的感受，反之亦然。无论如何，理解和感受都是不一样的过程，所以把共情的优势和劣势铭记于心非常重要。
共情的动机本质上是自私的吗
神经科学的研究让我们对共情有了更多的了解。但我也不会忘记本章的出发点，那就是探究共情的巨大力量。不论是在实验室还是在真实的世界，共情的确有时会让我们变得更好。这也是一个必须解释的神奇现象。
那么，共情为什么会使人更善良呢？大多数人立刻就会想到的一个答案是，共情会让人将原本自私的动机扩展到他人身上。例如，如果将他人的疼痛当成自己的疼痛，你就会去帮助他人，让自己的疼痛也消失。这种情形在卢梭的《爱弥儿》中被描绘得淋漓尽致。
如果我在面对自己同类时心中产生的汹涌激情恰恰是人之异于*兽禽**之处，例如，我感到不能让他承受痛苦正如我自己不想承受痛苦，我关爱他人正如我关爱自己一般，并且这种律令是与生俱来的，跟我对幸福的追求一样无所不在地驱动着我的生活。
这种理论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简单直接，用显而易见的事实来解读共情的道德力量，也就是共情的道德力量源自几乎没有人愿意承受痛苦。归根结底，这一理论认为共情的动机在本质上是自私的。
但是，关于共情为什么能驱使人做出善举，这一理论并没有解释清楚。毕竟，当共情让人感受到痛苦时，人们往往更想要逃之夭夭，就像乔纳森·格洛弗（Jonathan Glover）所讲的这个故事一样：有一位女士住在纳粹德国的集中营旁边，她在家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到集中营里的*行暴**。于是，她给当局写了一封充满愤怒的信件。
很多时候人们被迫成为这种残酷*行暴**的目击者。我经常感到恶心，这种场景让我的神经系统不堪重负，长此以往我肯定会崩溃的。我要求当局有所作为，停止这种惨绝人寰的行动，或者采取措施让大家看不见这些事情。
这位女士很显然受到了集中营内*行暴**的困扰，但这并没有让她有足够的动机去救援这些受害者。相反，她可能还会想，如果这些行为发生在自己的视线之外就好了。这种想法对所有人来说应该都不陌生。例如，当在大街上看到衣衫褴褛的乞讨者，人们往往会选择走远一点以避免与他们直接相遇。这些人并不是无动于衷，因为如果真的无动于衷，他们就可以径直从乞讨者身边走过去了。他们依然被乞讨者的痛苦困扰，但并不想直接面对。一般情况下，逃避是最简单的。史蒂芬·平克曾经写道：
多年以来，一个名为拯救儿童的慈善机构一直在杂志上用饥寒交迫的孩子的照片做广告，让人唏嘘不已，标题写的是“每天5分钱，你就可以挽救胡安·拉莫斯的生命，当然，你也可以翻过这一页不看”。于是，大多数人就会翻过这一页不看。
还有一个例子，来自H. G.威尔斯（H. G. Wells）的作品《莫罗博士的岛》（The Island of Doctor Moreau）。书中的叙事者普伦狄克被动物们的惨叫声搞得心烦意乱：
就好像全世界所有痛苦都汇聚在了一起。我知道这些痛苦一直就发生在我隔壁的房间，只不过之前我一直沉默无声，直到那个时候，我一直以为我能忍受这一切。但现在，这些痛苦开始发出令人战栗崩溃的声音，令我不堪重负、难以忍受了。
但后来普伦狄克做了什么呢？他离开了。他出去遛了个弯儿，避开了这种噪声，在树荫底下找了个地方打了个盹儿。
因此，假如共情唯一的结果就是让人身临其境地体验痛苦感受，那么对帮助他人而言，这恐怕是最苍白无力的一种影响了。与想方设法地帮助他人摆脱痛苦相比，我们永远有容易得多的办法来摆脱对痛苦的共情，比如翻过这一页、转开视线、捂住耳朵、想想其他的事情或者打个盹儿。
如果是在一个能够轻易脱身的情景中，想要用共情来驱使人们主动帮助他人，那就必须换个方式了。但是，丹尼尔·巴特森和他的同事开发了一系列机敏的实验，让被试在实验过程中有机会选择脱身而去，但大多数情况下被试并没有这么做。恰恰相反，他们会去帮助那些让自己产生共情的人。而这就让自私动机理论难以自圆其说了。
我非常欣赏巴特森的解读：共情的力量取决于一个人的体验是否足够显眼以及是否能够为人所注意到，使人难以忽视。例如，如果我非常爱自己的孩子，而他正在忍受剧烈的痛苦，对他痛苦的共情就会让我把他抱起来并竭尽全力去驱逐这种痛苦。这么做并不是为了让自己感觉更好，虽然的确也有这个作用，但如果只是想让自己的痛苦消失，那最简单的方法反而是让孩子接着哭，自己出去放松一下。恰恰相反，共情让我知道自己所爱的人正在忍受痛苦，我非常爱他，所以就会尽力去让他感受更好一些。
这个视角跟通常所说的共情的工作机制有所不同。共情并不能自然而然地激发善。恰恰相反，共情需要与已经存在的善相联结。也就是说，共情会让好人变得更好，因为善良的人不喜欢他人受苦，而共情会让痛苦更加凸显。相反，如果让一个虐待狂变得更能共情，他就会变成一个更开心的虐待狂；如果我对孩子的痛苦无动于衷，那他的哭声对我而言就不过是一种噪声罢了。
共情也能为更广泛的道德准则提供支持。例如，如果有人扇我耳光，我肯定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都会感到不愉快，但这本身并不能让我意识到扇别人耳光是不对的。可是，如果我能对被扇耳光的人共情，如果我能感受到他们的感受，我就能更普遍地意识到：如果扇我耳光是错误的行为，那么把这个行为加诸他人也是错误的。
通过这种方式，共情能帮助我们理解自己的感受并非独一无二的。绝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不喜欢被扇耳光，他不喜欢，她也不喜欢，以此类推。继而，我们就会把这个认识泛化，即没人喜欢被扇耳光，最终就会得出一个更广泛的有关扇人耳光的禁律。
共情和道德可以相得益彰、相互强化：对共情的实践会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感受并非独一无二的，这就支持了公正的道德准则的观念，继而会让我们更多地与他人共情。
对共情的支持者而言，这也解释了共情为什么能够成为激发善举的一种力量。
共情能力可以测量吗
我们已经讲了共情的工作机制，即共情如何推动人们做好事。但是，在真实的世界里，共情到底是如何运转的呢？想要回答这个问题，一个方法就是考察一个人的共情能力与道德水准之间的相关性。总体而言，共情能力较强的人真的比共情能力较差的人在道德上表现更好吗？
或许你会觉得，在这方面肯定已经有很多研究了。但在深入讨论这些研究之前，可能要先了解一下这种研究有多么难做好。我们很难测量一个人有多好或者一个人做出的善举有多好，也很难测量一个人的共情程度。
我们具体来看看测量上的困难吧。肯定有些人比另外一些人共情能力更强，更有感受到他人感受的倾向性。原则上来说，有很多方式可以来测量一个人在某个连续谱中处于哪个位置，比如测量共情状态下脑的活跃模式，但这些方法既不方便又非常昂贵。因此，大多数大规模的研究会采用与评估自恋、焦虑、思维开放性等特质一样的方法来评估共情能力，也就是通过一系列问题来评估。研究者根据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来给每个人评分，然后再去考察得分与某些善举或恶行之间的相关性，而善举和恶行是通过观察、实验或者提问更多问题的方式来评估的。
与其他方式相比，问卷测试确实方便得多，但也有不足之处。
第一，你无法确定，测量到的究竟是人们真实的共情水平，还是人们觉得自己应该具有或者希望自己具有的共情水平。直截了当地说，有些共情水平很低的人可能会觉得自己共情能力很强，或者是希望被人们认为共情能力很强，因而会在作答时给自己打高分。
第二，这些研究很少会提出可能与高共情相关的其他特质，比如智力、自我控制能力或者更宏大的同情观。举个例子，牙齿发育好的儿童比牙齿发育不好的儿童更有可能考上好的大学，任何一个这方面的研究都会发现这样的结果。但如果因此就认为牙齿发育状况与考大学相关就大错特错了——牙医可帮不上这个忙。实际上，牙齿发育好的儿童之所以更有可能考上好大学，是因为他们通常来自富裕的家庭，生长环境更具优势。同样，造成良好结果的也可能并非共情，而是与共情具有相关性的其他特质。
第三，标准的共情量表对共情的测量并不准确。最流行的共情量表确实测量了共情中映射他人情感的面向，但同时有些问题也涉及了其他的能力，比如善良、同情或者对他人的兴趣。
举例而言，马克·戴维斯（Mark Davis）开发的人际反应指针量表（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简称IRI）广为人知且被很多学者使用，我和我的学生也把它用在了一个与共情无关的对命运的观念的研究中。这个量表包括4个因子，每个因子的部分有7个陈述。用戴维斯的话说，这么设计是为了“测量‘共情’这个整体概念不同面向的情况”。这个量表的4个因子分别是：
• 想象力（Fantasy）：测量把自己想象成虚构角色的倾向；
• 观点采择（Perspective Taking）：测量人们用他人视角看问题的兴趣；
• 共情性关心（Empathic Concern）：聚焦于对他人感受的反应；
• 个人痛苦（Personal Distress）：测量一个人在观察到他人有消极体验时自己的焦虑程度。
想象力量表包括以下等陈述，被测试者需要用1~5的数字为每一个陈述打分，从“完全不符合我”到“非常符合我”，数字越大，与你越符合：
• 看到有趣的故事或小说时，我会想象如果这些事发生在我身上我会有什么感受。
• 我会非常投入地体会小说中角色的情感。
• 我经常幻想或做白日梦，想象自己身上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如果是为了评估对虚构文学作品的投入程度，那这些陈述是非常精准的。但这与我们所讨论的共情却没有什么关系：有些共情程度高的人对小说并不感兴趣，也有些共情程度低的人非常喜欢做白日梦或幻想。
观点采择量表确实有一些与共情密切相关的陈述，但它同时也测量了在意见不一致时人们的思维开放性，例如：
• 我认为每个问题都有两面性，因而需要同时考虑这两个方面。
• 如果出现意见不一致的情况，我在做决定前会试着去考虑每个人的观点。
同样，一个毫无共情能力，甚至连认知共情都做不到的人，依然可以非常符合以上这两个陈述。反之，一个完全不符合这两个陈述的人也可能有非常强的共情能力。
剩下的两个量表，即共情性关心量表和个人痛苦量表，被很多人看作反映了共情的核心。但是，这两个量表并没有在感受他人痛苦和关心他人之间做出足够的区分。举例而言，共情性关心量表中的陈述包括：
• 我经常被自己看到的事情感动。
• 当他人处于麻烦之中，我有时并不会同情他们。（反向计分）
• 我非常关心我的朋友们。
• 当我在一群人里看到一个孤独者时，我会感到难过。
这些陈述当然与人的道德情感有关，却并非共情倾向性的指标，而只是表现了一个人对他人有多么在意。
个人痛苦量表的问题更加严重，因为它测量的基本只是一个人在紧急情况下惊慌失措的程度。举例而言，这个量表包括：
• 当我发现有人境况危急且非常需要我帮助的时候，我会紧张得不知所措。
• 在紧急情况下，我会大惊失色、局促不安。
• 在危急时刻，我很可能会失去控制。
这些现象可能与共情有一点点关系。或许共情能力强的人更有可能在危急时刻感到焦虑不安，但这种状况与共情之间的关系并不确定，尤其是危机是否与他人的痛苦有关这一点很不清楚。例如，有人会在下水道爆裂或者龙卷风来袭时惊慌失措，但这与共情毫无关系，与同情、利他或者任何类似的能力都不沾边。
另一个被广为使用的量表就是由西蒙·巴伦-科恩和萨莉·惠尔赖特（Sally Wheelwright）开发的共情商数量表（Empathy Quotient），以巴伦-科恩著名的共情-系统化理论为基础。巴伦-科恩认为，就平均水平而言，女性的共情能力较强，男性的系统化能力较强，即分析和建构系统的能力较强。自闭症患者具有“高度男性化的大脑”，因而只会专注于系统化过程，表现为强迫性地聚焦于列车时刻表或拼图玩具等特定的领域；同时，他们的共情能力很弱，这可能就是他们很难与他人建立关系的主要原因。
我认为巴伦-科恩的理论很有意思，但他用来测量共情的量表实在是令人不敢恭维。在这个量表中，有些陈述确实很好地把握住了共情，比如：
• 我发现自己很容易站在他人的立场上去感受事物。
• 看到他人哭泣的时候，我不太会受到影响。（反向计分）
但有很多陈述测量的其实是人际关系上的精明程度，跟共情或者同情没有什么关系，比如：
• 我善于了解他人是否愿意跟我谈话。
• 人们经常说我在谈话过程中过于固执己见。（反向计分）
• 我发现自己在社交场合经常不知所措。（反向计分）
巴伦-科恩是自闭症研究领域的专家，因而他的量表似乎也是为了捕捉某种与自闭症相关的特质而设计的，但想要测量共情显然有些力有未逮。毕竟，确实存在一些人虽然共情能力很强却不善交际，也存在一些人虽然在社交上八面玲珑却对他人毫无共情。
总的来说，现在所有用来测量共情的量表实际上测量到的东西五花八门——有共情，有关爱和同情，还有一些与共情无关的特质，比如在紧急情况下保持冷静的能力。
第四，那些针对共情和良善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在文章的发表上存在一些偏见。那些研究共情的效果的研究者当然希望能够发现共情的确有一些影响，毕竟没人会愿意花心思去做一个觉得毫无结果的实验。同时，那些没有发现共情确有效果的研究很可能不会被提交，这也被称作“抽屉问题”（file drawer problem）。而且，即便这种研究文章被提交给了杂志社，它被发表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因为对评审和编辑而言，所有证明了假设效应并不存在的研究都无聊透顶。
自我报告中的偏见、其他特质也可能与高共情相关、共情测量量表的种种不足以及文章发表体系的偏颇，所有这些问题加在一起，就让被发布的研究夸大了共情和良善行为之间的关系。那么，两者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你可能会觉得惊讶，因为尽管大家都很希望发现一些共情的积极效果或影响，但真正找到的证据却寥寥无几。现在已经有了数百个关于共情的研究，但总体而言，得到的结论是：似是而非。有些研究发现了一些微弱的关系；有些研究要么是完全无法得出确切的结论，要么就是得出了自相矛盾的结论；还有些研究用元分析的方法汇总、分析了以往的所有研究，要么是得出共情和善行之间没有相关性的结论，要么就是得出两者之间存在非常微弱的关系的结论。目前，效果最显著的可能是之前提到的巴特森的研究，但他的研究中，共情是在实验室里被引入的；那些用调查问卷来进行的研究发现的相关性则要弱很多。
行为升级：别把共情能力当成评价他人的标准
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共情与良善行为之间的相关性，但如果反过来，共情能力极弱的人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也就是说，我们不去讨论高共情能不能让人变好，而是看看低共情会不会让人变坏。
虽然对共情持怀疑态度，但我也会下意识地认为低共情与*力暴**倾向之间有些联系。很显然，共情能够阻止残忍。例如，如果我能感受到你的痛苦，那么在一开始就更不太可能去做伤害你的事，因为这也会让我自己感受到痛苦。而那些低共情的人身上没有这种阻碍因素，也就是说，不良行为与低共情之间应该存在一些相关性。
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还是夸大了共情的影响力。有一篇文献综述回顾了所有能找到的有关共情与攻击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其结论一目了然，就体现在标题上：“共情与攻击行为毫无关系：元分析的惊人结果”。根据这文献综述，攻击行为的变化只有大约1%是与缺乏共情相关的。这就意味着如果你想预测一个人的攻击性，并且能够获取他的大量信息，比如精神病理访谈、纸笔测试、犯罪记录以及脑扫描结果，那么你最没有必要花时间考察的恐怕就是他的共情能力了。
这篇综述的作者们显然是觉得这个结论太出乎意料了，于是在结论部分花了很多力气来讨论这个离奇的发现，更准确地说，他们离奇地一无所获。他们最终得出结论：我们太把共情当回事儿了。他们指出，当想象一个低共情的人时，我们往往会想象出一个麻木不仁、没有情感、不把他人的利益当回事的人，但这其实是个错误。用他们的话说：“除了共情，我们还有其他的情感，还有很多其他原因会让我们去关爱他人。”
共情能力强不能说明一个人是好人，缺乏共情能力的人也未必是坏人。你会在后面的章节里看到，善良其实与同情、关爱等更有距离的情感相关性更高，邪恶也更有可能是因为缺乏同情心、不会为他人考虑以及缺乏对自己欲望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