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静，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研究生，当代文学专业，从事大众文化与网络文学研究。曾获得北大校长奖学金。文化评论《从<奋斗>到<欢乐颂>：十年之间，时代精神已变》《妇女节：我选择和污名站在一起》等一度引起广泛关注。
岛读：两年前的今天，北京大学博士生薛静的一篇题为《一位博士生的妇女节：我选择和贬义词“三八”站在一起》引起广泛共鸣和击节称赞、拍桌叫好，刷屏朋友圈。
薛静以自己的出生故事、升高中的经历，以及后来读博的遭遇，讲诉了“三八”这一词汇的污名、女性从小就被不公平对待的现象和整个社会对大龄女性的偏见。
从一路默默忍受，到三八节这一天，她选择和贬义词“三八”站在一起，为女性公平的地位发声和代言，呼吁全社会能够正视女性的身份，不管年龄是大是小，颜值是高是低，都能够被充分尊重和无差别对待。
一位博士生的妇女节：
我选择和贬义词“三八”站在一起
文章首发公众号“媒后台”
薛静/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我出生在3月9日的凌晨，我的妈妈告诉我，原本她在3月8日就已经进了产房，但是坚持到第二天才生下了我。我有点好奇，问她为什么，她扬扬眉说道：
“三八嘛，总是感觉怪怪的……”
人的直觉，有时候是非常敏锐的。就在我长大成人的这些年间，“三八妇女节”在官方话语和民间文化两个层面上的分裂，逐渐从潜藏的裂痕演变为明白敞亮的各走一路。
一方面，各种“三八红旗手”的评选仍在进行，“妇女节”的庆祝仍然一年不落，单位发发洗衣粉和热水壶，媒体拍拍参会的民族风和女代表，有条不紊，十分和谐。
另一方面，随着港台文化的入侵，“三八”一词迅速变成“搬弄是非的女性”的代名词，而“妇女”也越来越多地让人联想到围着锅台和娃娃团团转的大妈大婶，她们被暗示为年老色衰、丧失吸引，不再是被男性注视的对象，而仅仅成为社会中的工具化存在，“三八”与“妇女”的相连，更加剧了这一节日在民间被污名化的程度。
于是，妈妈在我出生之时的那点小小盘算，仿佛成为了一个巨大的隐喻：一个母亲，不会去算良辰吉日、以求飞黄腾达，只想在她能力所及的范围内，让她还未出生的孩子，尽力避免被污名化的命运。
对于很多女性来说，逃避那些污名，实在是人之常情。
同样在80年代末期，山东大学在妇女节的相关活动中，率先提出了“女生节”的概念，并选定在“三八妇女节”前夕的3月7日加以庆祝。“女生节”的提出，迅速获得了全国各大高校女生的芳心。一个既能享受男生们的问候、赞美与关爱，又能避免“妇女”这种称呼的节日，让姑娘们如何拒绝呢？
“女生节”踏着轻快甜美的脚步，从一校传遍全国，从高校进入中学。在我初中的时候，学校已经流行在3月7日互致问候、甚至递送贺卡了。我们班上还有一位男生，会在每年的“女生节”带来一大包进口糖果，分给班级的女生们。我们享受着充满水果甜味儿的节日一天，也从未觉得有何不妥。
直到三年后的中考，我考入本校的高中部，因为发挥并不太好，所以对能不能进入实验班心里没底。我和那个发糖果的小男孩相约一起去看分班结果，出人意料的是，他的名字在实验1班的名单里，而比他高7分的我，却落到了实验2班。
他很肯定地安慰我说，一定是名单搞错了，因为他知道几个成绩比他还低的哥们儿，同样在实验1班。他拽着我去招生办公室找老师，那位女老师非常淡定地告诉我们：为了实验1班男女比例平衡，确实男女生分数线有所差别，因为“女生没有男生后劲足嘛”。
15岁的我不知道该如何消化这个消息，眼泪刷地一下流了出来。身边的男孩同样满脸意外，非常尴尬。我们默默地走出办公室，在回家的路上，他掏出一颗糖递给我：
“你别哭了，吃点甜的心情会好……”
我知道他并无恶意，但是那一刻，我实在无法接下那颗糖。
我非常想告诉他，我并不想要什么糖果，我只想和你坐在同一间教室里，接受最好的教育。那是我应得的。
回家以后，我问妈妈该怎么办，她沉默良久，最后告诉我：孩子，你是女孩，所以你要更努力才行。
半学期后的期中考试，我考进了年级前十。
那次考试，我们班有8个姑娘，考入了年级前45名。
后来，我高考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进入北大，然而这种“比他们更努力”所抚平的性别差异，并未因此彻底解决。而且，随着我从本科念到博士，我周围喧闹的声音也越来越多。
很多人忧心忡忡地为我的年龄、前途和婚姻做打算，觉得一个好好的小姑娘竟然成了“女博士”，她的人生简直要完蛋了，还是快点拴住一个不怕死的男人，或许生活还能获得救赎。某次被迫和传达室大叔进行寒暄，他语重心长地跟我说：“女孩子，读书差不多就行了，读个博士，四年以后可就二十八九啦……”
“可是大叔，就算我不读博士，四年以后照样还是二十八九啊！还不如多读点书，免得等到年纪大了，还是一副没见识的样子。”
但是口舌之胜终归是口舌，我还是无可救药地掉进了“女博士”这个魔鬼化+污名化的身份之中。
这个25岁的我，和彼时15岁的我，面临的困境其实是一样的。十年，无论我多努力，所能做的，无非是从一个污名化的境地，逃离到另一个污名化的境地。这不是因为我后劲足或不足，成绩好或不好，而是因为，我是女性。
我们身在中国的知名学府，大多出自典型的中产家庭，收拾打扮一番，样貌也都还算体面。作为一群年轻的知识分子、未来的精英阶层，我们有100种方式，可以逃离“污名”，可以不被叫“女博士”而被称为“青年学者”，可以不被叫“老学姐”而被称为“白富美”，可以不被叫“妇女”而被称为“女生”……
可是，那又怎么样呢？
我们年轻，所以我们可以过“女生节”，享受男生的礼物和赞美。
我们貌美，所以我们可以过“女神节”，享受屌丝的膜拜和跪舔。
我们有钱，所以我们可以过“女王节”，享受商家的服务和吹捧。
然而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再年轻、不再貌美、不再有钱，我们是不是就不配再做女性？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再能成为供男权社会和商品经济觊觎的猎物，我们是不是就只能成为那个“阁楼上的疯女人”？
并且，现实比假设更残酷的是：当你过于年轻、过于貌美、过于有钱，他们一样会窃窃私语，质疑你的身家背景、感情生活、能力道德，然后继续把一盆又一盆污水泼在你的身上。
其实，污名，是无法逃离的。
当他们向这个位置泼污水的时候，我们逃走了。但是他们转而找到另一个借口，向我们现在的位置泼洒污水，我们只能再次逃走了。我们一直奔跑，永不停歇，直到有一天精疲力竭，跪倒在他们面前，要求加入他们，成为递送污水的一员。
我只是想趁自己还有力气的时候，停下来，站到那个已被污名化的“妇女”的位置，和一百多年前芝加哥勇敢*工罢***威示**的女性一起，和二三十年后容颜老去、鬓染风霜的自己一起，告诉那些向我泼来污水的人，他们是错的。
无论男女，我们都可以在停止这场泼污水的无聊游戏之后，变得更好。而这个中止的开关，需要我们共同拉下。
我想要的，不只是今天的爱心早餐，还是二十年后，我在厨房切菜的时候，你在旁边打着鸡蛋和我聊天。
我想要的，不只是你摸着我的脸、赞美我的容颜，还是你拉着我的手、我们彼此讲述光环背后的艰辛。
我想要的，不只是清空了购物车的“买买买”，还是此后一生，无论事业谁强谁弱、薪水谁高谁低，都能够彼此尊重、彼此支持、彼此欣赏。
我并不想当女生、女神和女王，如同我并不想要十几年前的那颗糖一样。我想要的，是成为一个可以被我们彼此都正视的性别身份。
“我们生下来时，社会是这样，是我们的无奈；我们的孩子生下来时，社会还是这样，是我们的无能。”
我选择和“污名”站在一起，只是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我的孩子降生的那刻，无论是光棍节还是妇女节，无论是三七、三八还是三九，TA都看到一个干净的世界，都能为自己的性别、身份与生日，感到骄傲。（完）
附：
丁玲：三八节有感
理想岛推荐语 ：薛静文章的精气神，几乎跟76年前丁玲的《三八节有感》一脉相承。1942年3月9日，丁玲在《解放日报》发表的《“三八节”有感》，具体透析了延安妇女的婚恋困境，道破了女性生存之道的真谛。
丁玲在文末提出的四点建议，时至今日，毫不不夸张的说，一丁点也不过时。温故而知新，让我们永远反思。
看文章之前，大家先看看两位文坛大家对丁玲的评价，了解下丁玲的才华。
1933年夏，丁玲被捕后，被讹传牺牲，沈从文写下《记丁玲》，寄托自己的哀思。
“（丁玲）这个作家生来如何不辜负自己的日子，如何爽直，勇敢，活泼，热情……她哭过，笑过，在各种穷困危难生活里将一堆连续而来的日子支持过，终于把自己结束到一个悲剧里死去了。她的作品与她的生活，皆显示天才与忍耐结合而放出异常美丽的光辉。她赠给年青人的希望和勇气，应当已经够年青人立起来做个结实硬朗的人的分量了……”
丁玲去世十多年后，王蒙曾在一篇专论丁玲复杂性的文章之末感慨道：
“她并非像某些人说的那样简单。我早已说过写过，在全国掀起张爱玲热的时候，我深深地为人们没有纪念和谈论丁玲而悲伤不平。”
下为丁玲文章全文。
“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代才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的被提出呢？
年年都有这一天。每年在这一天的时候，几乎是全世界的地方都开着会，检阅着她们的队伍。延安虽说这两年不如前年热闹，但似乎总有几个人在那里忙着。而且一定有大会，有演说的，有通电，有文章发表。
延安的妇女是比中国其它地方的妇女幸福的。甚至有很多人都在嫉羡的说：“为什么小米把女同志吃得那么红胖？”女同志在医院，在休养所，在门诊部都占着很大的比例，却似乎并没有使人惊奇，然而延安的女同志却仍不能免除那种幸运：不管在什么场合都最能作为有兴趣的问题被谈起。而且各种各样的女同志都可以得到她应得的诽议。这些责难似乎都是严重而确当的。
女同志的结婚永远使人注意，而不会使人满意的。她们不能同一个男同志比较接近，更不能同几个都接近。她们被画家们讽刺：“一个科长也嫁了么？”诗人们也说：“延安只有骑马的*长首**，没有艺术家的*长首**，艺术家在延安是找不到漂亮的情人的。”然而她们也在某种场合聆听着这样的训词：“*妈的他**，瞧不起我们老干部，说是土包子，要不是我们土包子，你想来延安吃小米！”但女人总是要结婚的。（不结婚更有罪恶，她将更多的被作为制造谣言的对象，永远被污蔑。）
不是骑马的就是穿草鞋的，不是艺术家就是总务科长。她们都得生小孩。小孩也有各自的命运：有的被细羊毛线和花绒布包着，抱在保姆的怀里，有的被没有洗净的布片包着，扔在床头啼哭，而妈妈和爸爸都在大嚼着孩子的津贴，（每月２５元，价值二斤半猪肉）要是没有这笔津贴，也许他们根本就尝不到肉味。
然而女同志究竟应该嫁谁呢，事实是这样，被逼着带孩子的一定可以得到公开的讥讽：“回到家庭了的娜拉。”而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个星期可以有一天最卫生的交际舞。虽说在背地里也会有难比的诽语悄声的传播着，然而只要她走到那里，那里就会热闹，不管骑马的，穿草鞋的，总务科长，艺术家们的眼睛都会望着她。这同一切的理论都无关，同一切主义思想也无关，同一切开会演说也无关。然而这都是人人知道，人人不说，而且在做着的现实。
离婚的问题也是一样。大抵在结婚的时候，有三个条件是必须注意到的。一、政治上纯洁不纯洁，二、年龄相貌差不多，三、彼此有无帮助。虽说这三个条件几乎是人人具备（公开的汉奸这里是没有的。而所谓帮助也可以说到鞋袜的缝补，甚至女性的安慰），但却一定堂皇的考虑到。而离婚的口实，一定是女同志的落后。
我是最以为一个女人自己不进步而还要拖住她的丈夫为可耻的，可是让我们看一看她们是如何落后的。她们在没有结婚前都抱着有凌云的志向，和刻苦的斗争生活，她们在生理的要求和“彼此帮助”的蜜语之下结婚了，于是她们被逼着做了操劳的回到家庭的娜拉。她们也唯恐有“落后”的危险，她们四方奔走，厚颜的要求托儿所收留她们的孩子，要求刮子宫，宁肯受一切处分而不得不冒着生命的危险悄悄的去吃着坠胎的药。而她们听着这样的回答：“带孩子不是工作吗？你们只贪图舒服，好高骛远，你们到底做过一些什么了不起的政治工作？既然这样怕生孩子，生了又不肯负责，谁叫你们结婚呢？”于是她们不能免除“落后”的命运。
一个有了工作能力的女人，而还能牺牲自己的事业去作为一个贤妻良母的时候，未始不被人所歌颂，但在十多年之后，她必然也逃不出“落后”的悲剧。即使在今天以我一个女人去看，这些“落后”分子，也实在不是一个可爱的女人。她们的皮肤在开始有折绉，头发在稀少，生活的疲惫夺取她们最后的一点爱娇。
她们处于这样的悲运，似乎是很自然的，但在旧的社会里，她们或许会被称为可怜，薄命，然而在今天，却是自作孽、活该。不是听说法律上还在争论着离婚只须一方提出，或者必须双方同意的问题么？离婚大约多半都是男子提出的，假如是女人，那一定有更不道德的事，那完全该女人受诅咒。
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们不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她们抵抗不了社会一切的诱惑，和无声的压迫，她们每人都有一部血泪史，都有过崇高的感情，（不管是升起的或沉落的，不管有幸与不幸，不管仍在孤苦奋斗或卷入庸俗，）这在对于来到延安的女同志说来更不冤枉，所以我是拿着很大的宽容来看一切被沦为女犯的人的。
而且我更希望男子们尤其是有地位的男子，和女人本身都把这些女人的过错看得与社会有联系些。少发空议论，多谈实际的问题，使理论与实际不脱节，在每个*产党共**员的修身上都对自己负责些就好了。然而我们也不能不对女同志们，尤其是在延安的女同志有些小小的企望。而且勉励着自己。勉励着友好。
世界上从没有无能的人，有资格去获取一切的。所以女人要取得平等，得首先强己。我不必说大家都懂的。而且，一定在今天会有人演说的：“首先取得我们的政权”的大话，我只说作为一个阵线中的一员（无产阶级也好，抗战也好，妇女也好），每天所必须注意的事项。
第一、不要让自己生病。无节制的生活，有时会觉得浪漫，有诗意，可爱，然而对今天环境不适宜。没有一个人能比你自己还会爱你的生命些。没有什么东西比今天失去健康更不幸些。只有它同你最亲近，好好注意它，爱护它。
第二、使自己愉快。只有愉快里面才有青春，才有活力，才觉得生命饱满，才觉得能担受一切磨难，才有前途，才有享受。这种愉快不是生活的满足，而是生活的战斗和进取。所以必须每天都做点有意义的工作，都必须读点书，都能有东西给别人，游惰只使人感到生命的空白，疲软，枯萎。
第三、用脑子。最好养好成一种习惯。改正不作思索，随波逐流的毛病。每说一句话，每做一件事，最好想想这话是否正确？这事是否处理的得当，不违背自己作人的原则，是否自己可以负责。只有这样才不会有后悔。这就是叫通过理性，这，才不会上当，被一切甜蜜所蒙蔽，被小利所诱，才不会浪费热情，浪费生命，而免除烦恼。
第四、下吃苦的决心，坚持到底。生为现代的有觉悟的女人，就要有认定牺牲一切蔷薇色的温柔的梦幻。幸福是暴风雨中的搏斗，而不是在月下弹琴，花前吟诗。假如没有最大的决心，一定会在中途停歇下来。不悲苦，即堕落。而这种支持下去的力量却必须在“有恒”中来养成。没有大的抱负的人是难于有这种不贪便宜，不图舒服的坚忍的。而这种抱负只有真正为人类，而非为己的人才会有。
三八节清晨
附及：文章已经写完了，自己再重看一次，觉得关于企望的地方，还有很多意见，但为发稿时间有限，也不能整理了。不过又有这样的感觉，觉得有些话假如是一个*长首**在大会中说来，或许有人认为痛快。然而却写在一个女人的笔底下，是很可以取消的。但既然写了就仍旧给那些有同感的人看看吧。
丁玲简介：(1904年10月12日—1986年3月4日)，原名蒋伟，字冰之，笔名彬芷、从喧等。湖南临澧人。1918年就读于桃源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预科，次年转入长沙周南女子中学。1922年初赴上海，曾在陈独秀、李达等创办的平民女子学校学习。
在长沙等地上中学时，受到五四运动思潮的影响。1923年经瞿秋白等介绍，入中国*产党共**创办的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学习（非今天之上海大学，当时有“文有上大、武有黄埔”一说）。次年夏转赴北京，曾在北京大学旁听文学课程。1925年与胡也频结婚，1927年开始发表揭露旧中国黑暗现实的小说作品。
1928年6月9日出版的《上海画报》封面。随着新女性的出现，十里洋场上演的风月故事里男人变成了弱势。
处女作《梦珂》于同年年底发表于《小说月报》，1928年，完成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引起文坛的热烈反响。1929年与胡也频、沈从文在上海合办《红黑》杂志。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完成第一部长篇小说《韦护》。1931年，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主编及左联*党**团书记(1932年加入中国*产党共**)。这时期她创作的《水》《母亲》等作品，显示了左翼革命文学的实绩。1933年被捕，被软禁在南京，1936年脱离禁锢，离开南京到陕北。
年轻时候的丁玲
始终坚持女性立场的作家。时代的鲜明印记。《莎菲女士的日记》描写“五四”退潮后叛逆苦闷的知识女性，是细腻大胆、感情饱满的人物心理刻画典型。其主角追求而无出路，伤感、自恋、颓唐的“时代病”体现在其身上，包括病态的反抗，都包含着深刻的历史批判性。
《韦护》通过其独特观察，捕捉出过渡性历史人物的特殊矛盾。《一九三○年春上海》则刻画了从个人主义走向集体主义的知识分子。《水》是“普罗”文学重大突破，着重于表现农民觉醒、反抗的群像，放弃了对个别典型的刻画。《母亲》则体现了封建大家庭的崩溃没落以及第一代新女性的坎坷路程。
老年时代的丁玲
丁玲在晚年，不顾体弱多病，勤奋写出了《魍魉世界》《风雪人间》等100万字的作品，创办并主编《中国》文学杂志，热情培养青年作家。 1986年3月4日，丁玲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来源于理想岛微信公众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