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玉箫苒
编辑/玉箫苒
前言
在古代中国，自从建立了封建制度之后，边疆、*队军**就与罪人、刑罚有了联系。很多学者把秦朝的“移刑”和“谪刑”解释为“流刑”，认为二者都有“成守边疆”的意思。
但那时候，那些被发配到边陲的罪犯，并没有被征召入伍，所以沈家本并没有在《历代刑法考》中“充军”一条中，而是说：“他们在战场上服役，和军人没有什么区别，就是他们的子孙后代，第一种制度，就是另一种制度。”陈玉屏把这一制度叫做“谪兵制”，认为遣散*队军**的目的，就是要在保证兵源充足的情况下，尽可能地节约人民的力量。
但他说的谪卒制度，却是指“七科谪”的对象，并不是所有的罪犯都是罪犯，而不是那些被处死的人。汉朝有一种移边刑，这是一种死刑的减刑，罪犯也经常被征召入伍，但是汉朝的“边刑”只是对刑罚的一种灵活运用，而不是法律条文中所说的“正刑”。
以罪人为兵，是一种刑罚，在北魏时期产生并形成。沈家本与吴艳红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一定的调查。但在魏分东、西以后，这种分立和对隋唐刑法产生的影响，他们并没有特别注意，其它学者也没有特别的研究。这使得我们对这种制度演变的认识缺少了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本文从客观角度上，对此问题做些分析，浅谈隋唐时期的发罪人为兵之刑
北朝发罪人为兵的刑罚
北朝时期，“发罪人为兵”的刑罚始于北魏，这与军镇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早在北魏前期，就已开始在边疆建立军镇，以巩固自身的军事实力。军镇是一个集军事和行政于一身的地方政权，它的作用是等同于州。
军镇之下，则是一座城池，与郡城差不多。军镇实行的是*队军**统领人民、*队军**和人民的统一管理制度。在北魏建立了许多军镇，光是周一良就有96座。
军镇越多，防御任务越重，对士兵的需求量也就越大，所以才会有人把犯人送到军镇，充当*队军**。太安二年四五六年，刺史元贺上奏：“臣以为，这不是大逆，不是赤手空拳杀人，他的偷窃和过失，都是应该归死人的，都可以留在边疆。”文成帝接受了他的建议，认为“治民之法，治之于边军”，是一种很好的方法。
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得到很多有用的情报。首先，军镇中的兵员问题是设立“以民为兵”刑罚的首要目标。从那以后，这些罪人就成了镇城军的主力。其次，送到军镇的都是一些普通的死囚，用来当士兵的刑罚，就相当于死刑了。这是因为当时的刑讯逼供，与兵役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谷霁光指出：“籍隶边镇的死囚最多，称为军户，也就是官吏。没有皇帝的允许，任何人都不能解除兵役。”流放边疆，就是无期徒刑，而且还会影响到子孙后代。将“发罪人为兵”的量刑标准定为“减刑”，在量刑上，可以说是“刑”、“罪”相对应。
隋唐配防、配戍与罚镇刑
隋朝的“发罪人”为兵，其刑罚形式有“配守”与“配卒”两种。沈家人说：“布防之法，不甚明，恐为汉人屯兵之所也。”滕穆王的孙万寿，曾经被“配防江南”，“宇文述，召见典籍，一入军中，便垂头丧气”。配以*队军**为单位，担负防御任务。
因为人民的驻军是有一定的时间限制的，所以驻军也是一样。这与北魏时期的兵户、世代服役的情形是不一样的。比如孙万寿，史书记载，他“回到家乡，十多年都没有调离。”他能回到家乡，应该是因为他的服兵役结束了。
在这一点上，王颊的经历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史书记载，他被贬为防岭南。几年后，又被封为汉王议政。”“数载”是最长的一段，甚至可以说是一段防御期，再加上一段空闲期。
综合上述情况，建议在一至六年内进行配制。就象古代的刑期一样，判了六个月，就是十一个。若以一年为限，就是六等。对轻微的罪行和严重的罪行都可以适用。
这也是为什么开皇十三年，可以改徒、流为护卫的原因，将八级的刑罚融为一体。
刑期的减少，是北魏对罪人的惩罚和对罪犯的惩罚最大的不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北魏世世代代都在征兵，所以对罪犯实行了死刑。在隋唐，士兵在*队军**中服役一至六年，因此，与监禁、流刑等同。唐朝的刑法改革是根据实际情况而进行的，与体制联系在一起，不是刻意创新。
论隋唐有效刑
西魏、北周、隋代都实行了“从军自效”的制度，而这一制度的建立，就是对*队军**的管理和管理。
西魏时期，王悦将军受“配流远防”，于谨攻打江陵，因留镇之，以征善战。在隋朝，“除名为民”的太子滕穆王杨纶，在大业七年，炀帝亲自出兵辽东，提出了“上书，以求参军，以求为官”。从军自用，就是指罪犯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自动加入*队军**。
在一定意义上，这与北魏、北周时期的“义众”、唐朝的“义征”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资治通鉴》记载了太宗在太宗攻打*句丽高**时的一段话：
“有一人，不经征召，以*服私**参军，数千人，都说，不求功劳，只为辽东效力”
唯一的区别就是，“私装从军”的是平民，“自效”的是罪犯。
虽然自立强调的是自愿性，但也是迫不得已，为了应对*句丽高**之战，李子雄被“除名”，“从军自效”，就像是一个自告奋勇的将军，被封为“白衣领将”。
隋唐发配犯为兵刑的缘由
兵员短缺是造成隋唐“罪人为兵”刑罚的直接根源。文帝在建国之初，就提出了“移民于北方，实为边疆之地”的理念。但是，由于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到边境地区，存在着很大的政治风险，最后被杨勇的建议给放弃了。
《隋书》卷五十三，《贺娄子干传》中记载：
“高祖因寇掠，甚是忧心。彼时不设村落，诏令干勒民筑城，营田积谷，未雨绸缪。”
仍是从“民”的观点来处理问题。贺娄子干写了一封信：“与其驻扎之地，所得甚少，但使镇城相连，烽火遥遥，百姓虽四散，却可放心。”主张将政策重心从百姓改为*队军**，从屯田改为守备。
这个提议得到了文帝的首肯，但是这样做的话，镇戍镇城的*队军**必须要有一个稳定的*队军**，而那个时候，*队军**的结构更适合*队军**的战斗，而不是用来防守。虽然军士们也有防城的职责，但他们只是边军的一员，并没有太大的作用。
随着边疆开发和对外战争的日益频繁，防御工作日益繁重，边防兵的兵源紧缺问题日益突出。继承了西魏、北周的军制，已经不能适应这种情况，于是在武德三年六月，颁布了一份圣旨：“自不废刑律。兵卒繁重，军旅兴盛。元元是无辜之人，死在了他的手中。”过度征召平民，是一种政治上的危险，所以将犯人送到*队军**中，也是合情合理的，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制度。
结论
综合以上资料，我们可以知道“以人为兵”之刑是魏朝所创，其终极目标在于军镇兵源不足。因为北魏实行的是世袭制，所以在刑法体系中，这是一种降低死刑的惩罚。
太和年间，把以前的习俗正式化、法律化，在正刑的意义上建立了“流刑”。魏分东西之后，这种体制出现了分裂，东魏、北齐的刑律是直接沿袭北魏制而来的，是“赦免”和“发配”的。
而北周的“流刑”，则是将“徒边”和“固守”两大因素彻底抛弃。由于北周的*队军**制度，所以在实施流刑时，采取了与之相配的措施。
隋朝的“发罪人”为兵，其刑罚形式有“配守”与“配卒”两种。配兵是从北周时期开始的，持续时间为一至六年。因为《护卫》并未纳入律法，而实际的需求又使得它成为一种常态，这就是文帝在开皇十三年改徒为护卫的原因。与之相配的，还有驻军制度。这可比配合防御，要复杂得多。
唐代建立后，沿袭隋制，实行了充成制，永徽之后，效用制的普及，充成制的消失，开元年间，兵员紧缺，罚镇制现罚镇的时间为二至五年，从强度和级别上来说，与监狱差不多。
唐朝有一种叫“效力”的死刑，是普通的流刑的一种灵活运用，比充成和罚镇更严重。
开元时代，效力五年以上。兵员短缺，又没有根本性的办法，这是导致隋唐“以犯为兵”的刑罚存在的直接原因。中国历史上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农业和游牧区的需求不均衡，从而导致了资源的竞争。自秦汉以来，农业地区建立的帝国制度和游牧地区为了“长城内外”的资源而进行了一场争夺，这使得中原王朝不得不将大量的*队军**部署到了北方的边境。
但是，因为农业社会的劳动力供应也是稀缺的，不管是什么兵法，中原帝国都无法保证足够的兵力来维持这样的资源，这也是为什么要用罪犯为兵的原因 。
而且，新的五刑制度也有一个很大的缺陷，那就是废除了罪犯为兵的本质，使得死刑和生刑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从而使得罪犯为兵的刑罚得以恢复。
在传统社会，由于法律的刚性不足，皇帝的权威高于法律。而在皇权的作用下，这个可能性也就变成了现实。
参考文献：
《隋书·贺娄子干传》,第 1352 页
谷养光:《府兵制度考释》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2年版
王饮者:《米本册府元龟》卷四二《帝王部仁熬》
《旧唐书·魏少游传》,第 3377 页
王钦若:《府元龟八五《帝王部·第四》
《新书·贾曾附宽至传》,第4298 页
王钦若:《册府元龟》卷八九《帝王部·数有第八》第10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