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华夏文明之始。
西安，古称长安、京兆，世界四大古都之一，中国四大古都之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早确定的“世界历史名城”，也是中国唯一的“世界历史名城”。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时间最长，建都朝代最多，影响力最大的都城，有“十三朝古都”的美誉，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华文化的杰出代表。美国国家地理频道纪录片将西安称作mothercity城市之母，誉为不朽之城，与永恒之城罗马合称“东长安，西罗马”。
早在100多万年前，蓝田古人类就在这里建造了聚落；7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这里已经出现了城垣的雏形；2008年，西安高陵杨官寨出土距今6000余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城市遗迹，当选年度中国考古发现之首，这是迄今中国发现最早的城市遗址，也将西安地区城市历史推进到6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
建国以来，作为中华文明最杰出的代表，全世界已经有200多位国家首脑和政要到访十三朝古都西安，其中包括联合国秘书长、美国总统、俄罗斯总统、法国总统、德国总理、意大利总理、加拿大总理、南非总统、澳大利亚总理、巴西总统、印度总理、英国女王、日本天皇、韩国总统等。
2011年，国务院颁布《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西安是中国唯一一个被定位“历史文化基地”的城市。
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并不是单元的、直线的，而是“多元一体”、“满天星斗”。我国现*考代**古学的泰斗，全国考古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中国考古学教育的主要创办者苏秉琦，创立了考古学上许多具有指导意义的学说和考古学基础理论，提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找到了中国文明起源“破密”钥匙。
苏秉琦认为我国数以千计的新石器遗址可以分为六大板块：一是以渭水河谷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二是以泰山地区大汶口文化为代表的山东、苏北地区的文化；三是湖北及其相邻地区，其代表是巴蜀文化和楚文化；四是长江下游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是浙江余姚的河姆渡文化；五是西南地区，从江西的鄱阳湖到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六是从陇东到河套再到辽西的长城以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是内蒙古赤峰的红山文化和甘肃的大河湾文化。
这六大原始文化在中华大地上都曾熠熠生辉，起源于陕西、甘肃的华夏族东进后，和主要活动于山东半岛的东夷族、主要活动于江汉地区及河南南部的苗蛮族彼此碰撞、交融，融合成一个以华夏族文化为主的新文明——华夏文明。
在一般人的印象里，从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第一个王朝是夏，其后商周相续，这三个王朝一一承继，华夏文明由此而生，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上古时代，中华大地分布着成千上万的部落、方国，彼此血缘和文化差异极大，即所谓“夏万国、商千国、周百国”。在漫长的岁月里，这些部落和方国间不断发生各种冲突和战争，彼此融合，胜利一方会彻底同化和取代对方的文化，不存在妥协的空间，这从有虞氏和夏后氏众多遗迹中，代表祭祀法器和权力礼器的各种玉制品或被改制或被损毁就可以看出。同时，敬仰先祖和神灵，是一切事物重中之重，所谓“国之大事，在戎与祀”。
殷墟在民国初年发现，迄今已有八十多年的历史，是公认的商文化代表，在如此漫长的发掘和研究过程中，殷墟甲骨从未发现过一个“夏”字，也无“商汤灭夏”的记载，更无祭祀“炎黄”的只言片语。相反，却有祭祀蚩尤之文。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上古时代，先民因文明的低下无法理解自然界各种变化莫测现象的因果关系，从而产生恐惧感和神秘感，认为在他们周围的各种事物中存在着一种能够主宰或影响他们生活的超自然的力量，于是便将这些自然物和自然力人格化为神灵加以膜拜，并企图用咒语、祷词、舞蹈、音乐等手段对其施加影响。当这种伴随着咒语、祷词、舞蹈、音乐的巫术仪式被组合成有一定格式的礼仪性祭典，在特定时间和按特定方式反复举行，它就会成为部落内部的一种制度和习俗。这种现象在世界各民族原始时期都曾普遍存在过，而在中国，就是贯通殷商的巫觋文化。
殷人的精神生活还没有完全脱离原始状态，其思想行为完全取决于外在的祖先神、自然神及天帝。殷人崇信神鬼，无事不卜，事无大小都要请示神鬼，礼乐方面的用乐，甚至用多少乐工，也常常要卜问神鬼才能决定，这就是殷墟出土的甲骨数量如此巨大的原因。殷人利用宗教维持统治，全然以神的威严来压制恐吓人民，着眼于处理人与神鬼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属于原始宗教文化。
殷人的文化内核是巫觋，野蛮、血腥、残暴，殷墟发掘之初，考古学者就发现了一百多座杀人祭祀坑，出土人骨将近600具，其中的两个坑内还埋有17具惨死的幼童。一起出土的甲骨文显示，他们死于殷商血腥的祭祀典礼。而大规模的人祭，贯穿商代始终，稍有规模的墓葬，几乎都有人殉人祭的现象。这种文化，显然不是我们所熟悉的“礼仪之邦”的印象。
《礼记·曲礼》载：“祭非其所祭，为淫祀。”所谓“淫祀”，指祭祀那些不该由自己祭祀的对象，这种祭祀是非法的，是大逆不道的行为。殷人根据“神不歆其非类，民不祀其非族”的信条，认为不是自己的祖先是不会保佑自己的，没有理由去祭祀别的部落的祖先。殷墟没有祭祀炎帝黄帝的一言半语，却有祭祀蚩尤的祭文，这样的事实表明，殷商并非炎黄之后，否则很难理解，将巫觋文化融入血液、动辄*杀屠**奴隶祭祀的商人认炎黄为祖先，却不祭祀，或祭祀后不勒铭于甲骨之上。几十万片甲骨，八十多年的研究，从未发现过一次！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商非华夏，非炎黄之后。殷墟甲骨的蚩尤祭文，则更加印证了殷人崇信蚩尤为先祖，而非炎黄。
同理，殷墟没有出现过一次“夏”字，更无“商汤灭夏”这样彰显自己统治合法性和正义性的记载，说明殷商不是夏文化的承继者。
那么，今天的中国人所熟悉的“礼仪之邦”来自何处呢？
“礼仪之邦”、“礼乐文明”来自——“周礼”，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周公姬旦创建于西周王都丰京，今陕西西安，即《史记·卷三十三·鲁周公世家第三》所载：“成王在丰，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别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说。”
“夏”最早出现在西周的金文中，字形收录在《金文编》里，也就是说，“夏”是周人所崇信或创造的，“炎黄”也是如此。而周人，兴起于陕西宝鸡周原，以地名为族称，故曰周人。
《礼记·表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
武王灭商，商纣七十万大军临阵倒戈，统治一朝崩溃。殷商统治者敬畏天象，而草菅人命，是其灭亡的重要原因。武王灭商从政治和军事上对殷商进行了彻底革命，周公制礼作乐从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对殷商进行了彻底革命，根绝了传续千百年巫觋主导国家一切事务的体系，从此，华夏真正步入了文明时代，这就是传承至今，我们所熟知的“礼乐文明”，也是我国号称“礼仪之邦”的缘由。
王国维在《殷商制度论》中叙述：“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商晚期，巫觋失宠，流散民间，是“道术将为天下裂”的一个前兆。
傅斯年名著《夷夏东西说》中论述：三代及三代前，古族有东西二系，夏与周属西系，夷与商属东系。殷周间的剧烈变革“盖民族代兴之故”，是两个民族，两种文明之间的交替。
殷商强调“天命神授”，代表神意的殷王朝却被*翻推**的无情事实给周初统治者以深刻教训，使之逐步认识到人民的力量，对传统的宗教神学作了修正。其重要标志是提出了“德”，强调“敬德保民”，认为“德”体现上天意志，“敬德”即“敬天”。从“天命神授”到“敬天保民”，体现了神权政治观的发展和演变，体现了西周统治者重视总结历史教训，借鉴前代统治经验，简言之，就是三千多年前的“以人为本”。
周人并非生来就是无神论者，他们也信神鬼，只不过采取了“事神敬鬼而远之”和不为神鬼所惑的理智态度，周人的这种态度是中国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出现的“神权”让位于“政治”的历史规律，是华夏历史进程的伟大进步！在西周时期，人殉现象基本得到杜绝，只是到了东周时期，周天子已经无法约束诸侯，人殉现象才死灰复燃。
周人灭商后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以周族极少的人口来统治广袤的中原大地，面临的是如何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而非人与神鬼之间的宗教关系。因此，周人首先在政治上实行了封侯建国制，即分封制，在所封诸侯中，姬姓宗族约占三分之二的比例，这是“周人贵亲而尚齿”，试图用血缘关系来划定贵族的等级地位，维护宗周统治的一种政治措施。上至周天子，中至诸侯卿大夫，下至士和庶民，各有其等级尊卑秩序，各安天命。
与这种政治措施相应的，周人在意识形态领域方面对传统礼乐进行了改造：将各种礼仪和音乐作了严格的等级规定，并且，各种礼仪所用的音乐主要是“雅乐”——即宗周丰镐（今陕西西安）的京畿之乐。对礼乐作如此改造，其目的是要用周人的标准来规范各族和各代礼乐的内容，并通过制度的形式推行到各个不同等级的统治阶级中去；其意义在于扩大周文化的影响，加强周人血亲联系和维护宗法等级秩序；其本质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这同样是一种政治手段，是从意识形态方面对周族小宗和外族实行统治的一种治国方略。
此即谓——“礼乐治国”。
“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
“周礼”是在根绝殷商文化内核的基础上，重新创造了华夏文明核心要素并绵延至今，其所确定的法统的根本宗旨，是在人间秩序效法天道秩序的基本原则下，把天道法则及其价值落实在世俗立法中，把君主、大臣，普通人民的行为全部规导到一个秩序中来运作，即所谓“天人合一”。
古人认为，“礼”是人的道德、伦理、修养的体现；“乐”是人的情感、思想、欲念的表现。将人的道德、伦理、修养和情感、思想、欲念这些抽象的、内在的、无形的东西，外化为有形的“礼”（礼仪）和“乐”（音乐），也就是将无形有形化，将抽象具象化，将意识形态化。
周公创建了一整套具体可操作的礼乐制度，包括饮食、起居、祭祀、丧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纳入“礼”的范畴，潜移默化地规范人们的行为。周公制礼作乐，就是要让人的精神世界坦露出来，并将它们规范于用礼和乐编制成的网络中，通过这张有形的网络来约束和控制人们的道德、伦理和修养以及情感、思想和欲念。礼乐制度的推行使得西周王朝表面上看起来像是一个彬彬有礼的和谐国度，一个雅乐缥缈的神圣世界，但是，在用礼和乐编织起来的这张有形之网的下面，却透露出森严的等级秩序和宗*伦法**理。社会的政治关系（君臣）和人际的血缘关系（父子），完全被束缚在“礼乐”的绳网中。这就是礼乐从神坛伸向世俗人间的实用效应，是周公发明的“礼乐治国”的实质。
周公的理论，是中国文化由以神为本发展为以“人”为本的关键所在，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质如“崇德”、“人本”等从此基本定型。周人由崇拜天神转而宣扬“天命”，以政治伦理意味较多的“天命”取代了殷人神话色彩浓厚的“天帝”，提出了“以德配天”、“敬天保民”的思想，认为商亡、周兴是周人“敬天保民”缘故，要人们遵循周礼，用伦理道德的原则来维护“尊尊”、“亲亲”的统治秩序，一切经济、政治、宗教的原则都必须服从它，这也是“敬天保民”的核心，出于这种伦理政治的需要，于是周人的宗教观就由殷人的对天神与祖先的双重崇拜，逐步转向偏重于祖先的崇拜。这就是第一伦理“孝文化”的肇始。
西周王朝能够摆脱神权的桎桔，用理性精神对待礼乐传统，这是社会的一大进步；西周统治者用礼乐制度这一文化*制专**手段来亲和并控制宗周与诸侯之间以及宗法等级社会中的政治关系，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明智选择。周公旦的天命随德行而转移的观念表明西周社会人生的重心，已经从天帝鬼神一边转移到人内在德行一边。周公旦的社会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敬天、明德、保民思想体系之中，对后世影响很大。他代表了君师合一的理想，成了后来儒家理想的政治楷模，天命随民心与德行而转移的思想成为后世儒家“天人合一”观念的滥觞，更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社会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成为各种社会思潮大爆发的滥觞。孔子一生以维护、恢复“周礼”为己任，他的各项政治主张都是从这一总目标出发而提出的。汉代以后，礼的适用范围和功能转变为社会生活层面秩序塑造和维持的机制，但礼的基本原则，亲亲、尊尊、长长和男女有别，并未发生改变，反而得到巩固和强化。
西周意识形态奠定中国古代社会意识形态的基本格局。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像周代那样，把礼仪和音乐抬高到用来治理国家的地位，周公姬旦的“礼乐治国”是一个绝妙的发明。这一发明，为“礼义之邦”的文明中国树立了一个历史典范。西周礼乐制度为后代统治者开创了一条具有典范意义的文治之道。后世历代统治者，一旦以武功获取政权之后，总不忘周公发明的这条文治方针，几乎都要振兴礼乐，并按周代“三礼”（《周礼》、《礼记》、《仪礼》）经典中所规定的繁缛程式来推行礼乐制度。
西周礼法还产生一个重大影响，即姓氏的产生。西周前只有贵族才拥有姓氏，宗法制直接导致了分封制，裂土分疆使整个天下分割成大大小小的诸侯国，诸侯国又产生了众多卿大夫的采邑。采邑又被分成无数大小的禄田。由于诸侯国、采邑（邑、关）、禄田（乡、亭）的地名直接转变成了“氏”（以国为氏、以邑为氏、以关为氏、以乡为氏、以亭为氏），从此中国人的姓氏遍地开花，骤然增多，姬姓族人的姓氏大裂变、大分化和大衍生，派生出2400多个姓氏，这就是宗法制度对中国姓氏产生的根本影响。中国人的姓氏之源，正是因为西周礼法。
周公制礼作乐，三秦大地文明昌盛。
“大一统”、“郡县制”、“三省六部制”、“科举制”均在长安诞生。
道家源出于此——春秋，楚国苦县（今安徽涡阳）人老子过秦函谷关，关令尹喜迎入终南山古楼观，留下洋洋洒洒五千言，从此道家显著人间。楼观台存有中国最古老的道教祖庭——老子说经台，距今3000余年，为道教发祥地，史称“仙都”。汉初三帝以黄老治天下，与民生息，道家作为治国方略第一次登堂入室，成就帝国时代中国第一个治世“文景之治”。唐高祖奉老子为先祖，于古楼观扩建宗圣宫，从此天下道门皆以“楼观之观”称观，最盛时观内道士逾万，称“天下第一福地”。宋代，京兆咸阳人（今陕西咸阳）人王重阳创立全真教，成为道教主流，门下七弟子称“全真七子”，丘处机一言止杀，救亿万性命于蒙*刀军**下。清初，满清政府强命汉民“剃发易服”，法命森严，唯全真道士死守古制，避居山林，刀耕火种，过着艰难的自耕自养生活。后满清统治者知人心不可移，且非多数，乃准道士着汉服古装。所以终清之世，满清统治者称道士为老民。
法家极盛于此——春秋战国，百家齐鸣，法家思想第一次被彻底的贯彻为根本国策，成就了华夏第一个大一统帝国秦帝国，和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帝的威名。而后，“外儒内法”从汉至清，两千年时间里成为国家政权实行的一系列国家政策的内在指导思想。
儒家首兴于此——西汉，孝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立五经博士，儒家经学的古文经今文经从此发端，儒学第一次成为独尊的治国理念，为后世两千年继承延续，成为治国之本。汉中郡城固（今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人张骞凿空西域，开辟以长安为起点的丝绸之路，促进了整个东西方世界的文明交流发展。
佛教首传于此——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西域大月氏使臣伊存来朝，在帝都长安向中国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从此佛教正式开始传入中国，史称这一佛教初传历史标志为“伊存授经”。正因为如此，经过中央有关部门的批准，中国佛教协会和中国宗教学会才在1998年举行了各种形式的“中国佛教两千年纪念活动”。东晋，长安迎来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佛教大翻译家、位列四大译经家之首的鸠摩罗什，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立译经馆草堂寺，所译经书成为后世中国佛教八宗经典，所以鸠摩罗什也成为八宗之祖。东晋，中国第一位到海外取经求法的大师法显从长安出发，经西域至天竺，游历20多个国家，收集了大批梵文经典，前后历时14年，将佛教文化引入中国，对中国历史、文化产生很大影响。隋唐，中土佛教终于摆脱印度佛教独立发展，其标志就是汉传佛教分门别宗。汉传佛教八宗中的六宗“法相宗”、“净土宗”、“律宗”、“密宗”、“华严宗”、“三论宗”皆起源长安。玄奘从长安出发，沿开辟于长安的丝绸之路前往天竺求取真经，归国后成为大慈恩寺第一任主持，兴建大雁塔，译经七十五部，共一千三百三十五卷，成为中国译经家著述最丰之人。即使藏传佛教，也是文成公主携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从长安入藏，得以熏养中原文明而生。西安广仁寺是中国唯一绿度母主道场，绿度母是文成公主的化身，寺内供奉有世界上唯二的两尊佛祖十二岁等身像，在佛教徒的心目中，见此等身像的功德如同亲见释迦牟尼，具有见佛本人之加持力。是故，陕西省佛协成立五十周年庆祝大会上，国家宗教事务局蒋坚永副局长盛赞陕西为“佛教第二故乡”；第27届世界佛教徒联谊会在中国宝鸡法门举办，系首次在中国举办。世界佛教徒联谊会会长潘·瓦纳密提，在大会开幕典礼致辞：“大约2，000年前，中国佛教在陕西起源，然后传播到其他省份以及邻近的国家，终于成为中国文化一部分和中国人的指路明灯。”
《诗经》开篇之作“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出自陕西合阳；“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出自陕西陇县。
*史大**学家司马迁，左冯翊夏阳（今陕西渭南韩城）人，鲁迅先生称赞“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其巨著《史记》位列“二十四史”之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大**学家班固、班昭是“投笔从戎”的班超的兄长和妹妹，三兄妹人称“班氏三杰”，扶风郡平陵县（今陕西咸阳东北）人。班固著《汉书》，未竟而卒，班昭奉旨入东观藏书阁，续写《汉书》。汉和帝多次召班昭入宫，命皇后和后妃视为师尊，号“大家”。
大书法家颜真卿，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大书法家柳公权，为京兆华原（今陕西铜川市耀州区）人。世称“颜筋柳骨”，为书法两大宗师泰斗。
大画家阎立本，雍州万年（今陕西省西安临潼县）人，设计和营造了千宫之宫——大唐皇宫大明宫，创作了《步辇图》、《历代帝王像》等多副国之瑰宝。
大诗人白居易，京兆府京兆郡下邽（今陕西渭南下邽镇）人，与唐朝名将张仁愿、宋朝名相寇准并称“下邽三贤”，长恨歌一出，艳绝天下。
大诗人杜牧，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阿房宫赋》一出，冠绝古今。
大诗人杜甫，自称杜陵野老、杜陵野客、杜陵布衣，以此宣示祖德流长。杜陵，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秦置杜县，汉宣帝筑陵于东原上，因名杜陵。
药王孙思邈，京兆华原（今陕西铜川市耀州区）人，应召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国家药典《唐新本草》，不朽著作《千金要方》福泽万代。
周礼秦制，*风汉**唐韵，道法儒释，数不尽万千风流。汉人，汉语，汉族，汉服……都源于定都于陕西的帝国，成为中华文明构成谱系中的主体符号。
五千年文武胜地，十三朝古今名城。
我是陕西，我是长安，我是文明之始，我是中国的“D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