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立元 || 小镇传奇之杠头

杨立元||小镇传奇之杠头

杨立元||小镇传奇之杠头

“杠头”也叫“杠精”,就是说话好“抬杠”。“抬杠”就是指故意和对方作对、找茬,于是人们便把那些专好“抬杠”的人称为杠头或杠精。据说“抬杠”一词是起源于我国北方的习俗。在每年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这天,都要举行“抬杠会”,以增加节日的欢乐气氛。由几个身强力壮的人用杠子抬着轿子在人群里穿梭,在轿子里坐着一个伶牙俐齿、能说善辩的小丑。围观的人则和那个小丑随机式地比赛斗嘴,于是人们就把这种互相争辩的对话形式称为“抬杠”。民间还有关于“抬杠”的有趣的故事,传说古时候有个专门和人们“抬杠”赌输赢的“抬杠铺”。有一次,孔子周游列国来到这里,见到“抬杠铺”。他心想自己满腹经纶还斗不过你一个小小掌柜的。他让掌柜先开口。掌柜恭恭敬敬地问:“请问夫子,‘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这句话可是你说的?”孔子傲然承认。掌柜见孔子那副得意洋洋的模样,不禁冷笑道:“您现在周游列国,到处游,游哪儿算哪儿,也没有一定的准方向,那么再请问,您高堂还健在吗?”孔子哑口无言,最后也只好输了银子离开。文人则称“抬杠”为“打口水仗”,文学史上也有很多爱“抬杠”的高手,并留下许多关于抬杠的轶闻趣事:清初文学家毛奇龄是个爱抬杠的人。《清史稿》这样说他:“他人所已言者,必力反其词。”苏轼有一首诗,其中有一句“春江水暖鸭先知”。毛奇龄看后梗梗着脖子,撇着嘴说:“春江水暖,定该鸭知,鹅不知耶?”可惜苏东坡早谢世几百年,无法与之抬杠。再如《儿女英雄传》第三十三回这样写道:“只看孟子与告子两个抬了半生的杠,抬到后来,也不过一个道得个‘食色性也’,一个道得个‘乃若其性,则可以为愈矣’。”鲁迅先生也是“抬杠”的高手,爱与人论辩,如与钱玄同等人,但鲁迅先生与人论争则有理有据、言辞犀利,让人信服。其实,这“抬杠”是一种引申意,本义是指用杠抬运灵柩。如农村死了人,用十二道杠或二十四道杠将棺材抬入坟地埋葬。在棺材上罩上棺罩,棺罩绣有龙凤等,男性时龙在前,若女性就要凤在前。在《儿女英雄传》第十七回中这样写道:“那四个长工里头,有一个原是抬杠的团头出身,只因有一膀好力气,认识邓九公 ,便投在他庄上。只听他说怎样的‘安耐磨儿’、‘打底盘儿’、‘拴腰拦儿’、‘撕象鼻子’、‘坐卧牛子’一口抬杠的行话。”上个世纪的*革文**则是“抬杠”的高潮,不同观点的人各执己见,滔滔不绝地进行辩论,试图驳倒对方,引得众人围观。我在农村劳动时常常看到在公众场合或地头歇烟(也称歇畔)的时候两个人指手画脚、争论不休、唾沫四溅,各持己见,不争论出高低誓不罢休,于是引得众人哈哈大笑,活跃了气氛。可见,在日常生活中,适当地抬抬杠、斗斗嘴,增添一点生活乐趣,就如民间的花会一样,也不失为一种有益的调节。

杨立元||小镇传奇之杠头

现在我们说说这篇小说的主人公抬杠的事情,小镇人给他起了一个外号:杠头。他长得比较特殊,一副抬杠的样儿:两眼突凸,似乎眼珠子要从眼眶子里面滚出来;脖子脑袋一般粗,头发扎扎着,像钢丝一样直立;脸黢黑,像打铁的铁匠,墩粗个儿,是个典型的车轴汉子。杠头在农村是个好劳动力,因为好抬杠,说话犟眼子,爱凿死理,所以不招人待见。他这个毛病似乎是胎里带来的,从小就与众不同,让他赶狗他赶鸡,让他上东他上西,好与人对峙、干架,并以此为乐。有人说,他不是他爸的种,他爸是个八脚踢不出个屁来的人,而他是见人就吵吵,遇事好分辨理由,可谓有理搅三分,得理不让人。这样,他在小镇也算是一个奇人。

他在上小学的时候调皮捣蛋,不好好学习,考试总是不及格,教数学的女老师见他脑袋仁疼,批评他是花岗岩脑袋。他听后立刻站起来与老师分辩:“老师,什么是花岗岩脑袋?”“就是说你笨,不开窍。”“老师,我问问你,*安门天**广场浮雕上的人物是不是花岗岩雕成的,唐山烈士陵园英雄的雕像是不是花岗岩的?”“是啊,怎么的?”“这些人也是花岗岩脑袋,他们也是顽固不化吗?你这是污蔑革命先烈!”“你这是强词夺理!”“你这是滥用词汇!”于是杠头气不服,到校长那里告状,结果那个女老师被校长批评了一通,告诫她以后要尊重学生。从此,老师们都不敢批评他了,他很是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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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文**起来以后,杠头辍学劳动,就像没有笼头的牲口,没有了约束和管教,爱抬杠的嗜好越来越上瘾了。有一天,家里来了客人,他父亲让他去小镇的肉案子上割半斤肉炒菜招待客人。他于是去小镇卖肉的肉案子上买肉。这卖肉的号称“一刀准”,他父亲过去就是杀猪卖肉的,子承父业,练就了一刀准的手艺。买肉的卖少量的肉,不用上秤,他一刀下去,几乎不差分毫。这手绝活被小镇人所称道,所以买个斤八的肉也就不称了。杠头走到肉案子前对卖肉的说:“买半斤肋板肉。”“好咧!”卖肉的手起刀落,一条肋板肉应刃而落,随之,要包好给杠头。杠头不接:“且慢,你这一刀下去,也不用秤称称,准吗?”“别的斤两不敢说,一斤半斤的差不了!”“差了怎么办?”“差了我不要钱!”卖肉的也被杠上了火,结果拿秤一称,多了半钱。他对杠头说:“多了半钱,就给半斤的钱吧!”“我不能给你钱?”“为什么?”“因为你砍得不准,多了半钱也是多了!”“多了还不好?”“多了也是不准!你说差了不要钱。我不能给你钱。”卖肉的翻了翻白眼无话可说,自认倒霉。后来,他父亲知道了这件事,把买肉的钱给了“一刀准”,替儿子向他道歉。

杠头因为好抬杠,长得也砢碜一些,但他干活不落套儿。他大了要说媳妇,但好人家的姑娘没有人愿意跟着。恰巧小镇南面的毕武庄有个老姑娘因为家庭成分高,一定要找一个贫下中农的人家,心里追求个平衡。于是有人给她介绍杠头。介绍人说:“这个小伙子没有什么毛病,就是好抬杠。”姑娘说:“不嫌丑不嫌穷,就是喜欢贫下中农。”所以,介绍人两头一说就成了。姑娘的父母见杠头长得不怎么地,有些不太愿意,但一看杠头要个儿有个儿,还挑过海河和海挡(盐池子),是个壮劳力,干活是把好手,也就同意了。结婚后,新姑爷要去拜访老丈人。这一吃饭,杠头和老丈人就杠上了。老丈人说:“我们家虽然是富农,但都是靠勤俭劳动致富的。”杠头一听不愿意了:“我父亲、爷爷也勤俭劳动,怎么没有富起来?”“我们从来没有剥削过人,雇个长工也是与我们一样吃喝。”“不要说吃饭,雇人干活就是剥削阶级!”“你现在是我的姑爷,不应该与我争大白小!”老丈人不乐意了。杠头接着说:“毛主席说:什么人的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虽然我与你闺女结婚了,但阶级成分还是要划清的!”老丈人一听,气得酒也不喝了。闺女一看,赶紧调解:“什么阶级成分?我现在与你一样的成分。你对我爸也要另眼看待!”“你嫁给我,不等于你们一家子就不是富农了,阶级阵线一定要划清。你与你们家也要划清界限!”老丈人勃然大怒,这不是娶了一个白眼狼吗,赶紧轰他走!媳妇住在娘家也不回婆家了。最后,还是他父亲自带着他登门道歉,平息了矛盾。要不,这个媳妇就得黄了。有人与他开玩笑,他梗梗着脖子说:“就是媳妇黄了,也要划清阶级界限。”“要划清界限,你就不应该睡与你媳妇在一个床上。”“贫下中农就是领导阶级,我永远领导他,睡觉我都在她上边。”杠头仍仍然与人抬杠,喋喋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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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丰南盛行小垄密植和种“两杂”(杂交高粱和杂交玉米),但在下面推行有些困难。这样各个工委、公社的领导都要去强制推行。小镇是唐坊工委、公社所在地,自然首当其中。这一天,杠头这个生产队正在种春麦,唐坊工委副书记来到地头检查是否小垄密植和种“两杂”。提起这个副书记,在全县盛传这样一个笑话:在“三夏”(夏收、夏种、夏管)大忙期间,县里要求各级领导都要下到田间地头。这一天,丰南县委书记彭砚章背着粪箕子来到唐坊工委的大门口,可恰巧这一天这个工委副书记没有下去,于是他便从后窗户跳出去了。进了办公室,彭书记自然要询问工委秘书工委干部们下去的情况,秘书正在为难之际,只见这个工委副书记敞着怀,肩上扛着锄头,一边走一边用草帽扇风,嘴里叨咕着:“这天太热了!”彭书记见状,很是满意。后来这个笑话传开来,也传到了彭书记耳朵里,便把这个副书记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工委副书记见杠头他们不是小垄密植,便让种地的停下改小垄种。点种的生产队长无可奈何,随之洒化肥的、平垄的也停了下来,但扶豁子(扶犁)的杠头不愿意了。他走到副书记面前质问:“你为什么不让种?”副书记说:“种是让种,但要种小垄。”“垄小了不通风,像夹寨子似的,庄稼怎么长?”“没有种出来,你怎么知道不行?”“你听说过鸡多不下蛋吧,养鸡和种庄稼是一个道理,不懂不要瞎指挥!”“我怎么瞎指挥,我吃咸盐也比你多吃多少年呢?”“多吃咸盐还多喝水呢!那算什么本事?”“是你说算还是我说算?”“说算也得讲理!”“我怎么不讲理?”“你种过庄稼吗,你懂得怎么种吗?我们要以理服人,不是官帽子底下压死人!”生产队长走过来悄悄地劝解他:“工委副书记比公社书记官都大,我们要听上级领导的话!”“官?门插关吧!你不就是跳后窗户跑的那个官吗?今天又到这儿瞎指挥来了!”杠头大声地说,把书记气得直翻白眼,只得气冲冲地走了,一边走一边说:“你等着,看我怎么收拾你!”“我就等着你收拾了!”后来,公社书记知道了这件事找大队书记质问。大队书记说:“他是有名的杠头,谁也惹不起的主儿,“泥忒(倔强、执着)着呐!怎么招惹他了?”最后此事不了了之。这块按照常规办法种的地也没有毁掉重种。麦秋时,这块地的收成明显高于小垄密植的产量。

后来,杠头老了,但还是喜欢与人抬杠,不过很讲道理了。他说:“人活着要讲理,说话要占一个理字,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镇里有个大事小情,哪个家庭有个家长里短,还经常请他出面调节。看来,他在小镇还是很有威望的。

杨立元||小镇传奇之杠头

作者简介

杨立元||小镇传奇之杠头

杨立元,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二级),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唐山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新现实主义小说论》《河北“三驾马车”论》《创作动机论》《滦河作家论》等专著23部。出版长篇小说《滦州起义》,散文集《家乡戏》《姥姥门口唱大戏》《纪念与怀念》。作品获中国文联第一届、第五届文艺评论奖,第七届河北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第十一届、十三届河北省文艺振兴奖、第三届孙犁文学奖、第二届河北省文艺贡献奖等多项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