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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文
考古勘探的资料表明，在四周城墙上共发现11个缺口。这些缺口，推测有的可能与商代城门有关。该城的西墙和北墙西段破坏较重，残墙大部被埋在地面以下。北墙东段、东墙和南墙的大部分还保留在地面之上。由于战国及其以后各代曾利用商代城墙作基础，进行多次修补仍作城垣使用，所以现存城墙多被后期的城墙或扰土所覆盖。
从发掘现场还可以看出，城墙是用板筑法分段分层夯筑的。每段长约3．8米，每层夯土厚8—10厘米。在每层夯土面上，布满了密集的圆形尖底或圆形圜底的夯窝，这是用成捆圆木棍作为夯具夯打而成的结果，夯窝直径2—4厘米，深1—2厘米。城墙的横断面为梯形，中间层层夯平，两腰为夯筑倾斜面，壁面上端留有木板痕迹。
商城宫殿区基址发现于城址内东北部。以东里路为中心，北到顺河路，南至城北路南侧，西起黄河水利委员会科学研究所，东到医疗机械厂，总面积达375000平方米。在这样大的范围内，先后发现二十余处成组的或大型的商代夯土建筑基址。有的夯土基址面上，还保存有柱子洞或柱础槽和石柱础，证实了这里曾是商代的宫殿遗址区。其中的10号房基，现存南北长34米，东西宽10．6米，由十多层夯筑硬土堆垫而成，在房基地坪上清理出7排用料礓石块砸成的圆形柱础或底部为坚硬平面的柱子洞。房基内还出土有铜簪、玉簪等，这些遗物在郑州商城之外的发掘中基本不见。这说明这里居住的是大奴隶主贵族，是商代二里冈期奴隶主贵族们盘踞的宫殿建筑基址群。从16号大型房基看，这座大型宫殿还应当有重檐，四周有宽大的回廊，也可能是“堂”一类的建筑。此外，在城内还发现一些形制较小的房屋基址，以及相当数量的商代遗存，这可能是一些平民居住区。
近年来的考古发掘还证明，在郑州商城的中部偏东、偏南、偏西处，也有较大的夯土建筑基址。
除宫殿基址外，最能反映当时文化面貌的，便是在城址周围发现的铸铜、制陶遗址、制骨作坊遗址和窖藏坑了。
铸铜作坊遗址发现两处，面积都很大。一处在城址南墙外，发掘面积达1050平方米；另一处在城址北墙处，发掘面积275平方米。在这两处作坊遗址内，均发现有冶铸工作面，地面上粘附一层含有铜渣的硬土。遗址内出土有残坩埚、炼渣、红烧土块、木炭和数以千计的铸造青铜器的陶范。当时的生产规模之大，由此可见一斑。从陶范可以看出，器形有钁、铲、锛、刀、凿、锥等生产工具，约占一半以上；镞、戈等兵器较少；而方鼎、圆鼎、鬲、甗、觚、尊等容器占有相当数量，表明当时各铸铜作坊已有了一定的分工。所用的陶范则是一种“硬范”。商代用陶范铸造青铜器，已能铸造高达一米的方鼎，也能铸出精细繁复的花纹。当时已能用分铸法铸造各种礼器，其工艺技术已远远走在世界的前列，灿烂辉煌的商代早期青铜文明正是由此孕育而生的。
制陶作坊遗址在城址西墙外1300米处。在发掘的1400平方米的范围内，清理出14座排列有序的陶窑和小型房基。陶窑多为圆形，个别为椭圆形，陶窑分上下两部分，上面是窑室，下面是火膛和火门，中间以带圆孔的炉箪相隔，箪下有长方形土柱支撑，箪上放置陶坯，箪下可以烧火。陶窑和房基的附近，出土了数十件陶拍子和陶印模等制陶工具；还出土大量的残陶器和烧坏的陶器，也有未经烧制的陶坯。这些陶器有模制、轮制和轮模合制等，表明轮制技术己被广泛地采用。尤其是这里发现的陶器品种单一，多为泥质陶盆和陶甑，可见这座制陶作坊是专门烧制盆、甑的作坊。生产这么多的盆、甑，显然是为了商品交换。
郑州南顺城街铜器窖藏坑发掘现场制骨作坊遗址位于城址北墙外，遗物极为丰富。在一个长方竖井形窖穴中，出土上千件成品和带有印痕的骨料以及十余块磨制骨器用的砺石等。骨器的成品和半成品大多是骨簪和骨镞，也有少数骨锥和骨针。由此可见这是一个以生产骨簪和骨镞为主的作坊。骨料经鉴定，除牛骨、猪骨和鹿角外，半数以上是人骨。另外，在城址中部东侧一条壕沟中发现有商代遗弃的近百个带有锯痕的人头骨与牛骨、猪骨堆在一起。
在安阳殷墟曾发现过人头骨刻辞；《战国策》中曾有赵襄子用智伯的人头作为饮器的记载。因此，壕沟内的人头骨应是用来制作器具的。
除这些作坊遗址外，在张寨南街、向阳食品厂和南顺城街还分别发现了三处青铜器窖藏，出土了大方鼎、大圆鼎等商代王室的重器，铸艺精湛，纹饰繁褥，代表了商代二里冈期铜器的铸造水平。
从郑州商城已发掘的百余座墓葬来看，似乎没有集中的墓地，而是零星分布在商城城垣以外。依据墓的形制、规模、随葬品多寡，大致可分为奴隶主贵族墓、平民墓和奴隶墓葬。三类不同形制的墓葬，代表着奴隶社会奴隶主、自由民、奴隶死后的不同遭遇。奴隶主在墓中有珍贵的用品随葬，并且还殉有奴隶；自由民墓室狭小，随葬品寥寥，且多为生产工具；奴隶们则有的与猪狗同穴，有的被砍头致死，身首异处、甚至粉身碎骨，惨不忍睹。这些充满血腥的考古资料，为我们勾画出一幅极为残忍的奴隶社会面貌。
在城址内外曾出土了数以万计的*物文**，其中最为珍贵的如商代玉戈、玉铲、玛瑙等玉器，有青、白、淡黄和墨绿等色，光泽晶莹，反映了制玉工艺有较高的水平。其中的玉璋，通体淡青，后边饰有兽形纹，还保存有一些涂朱的痕迹。据《周礼·考工记》记载，最大的玉璋只有九寸，折合现在的尺寸不足30厘米，这件玉璋长66厘米，实为罕见。在城址内东北角的一个祭祀坑内，出土有一团极薄的金箔片，展开后却是一件罕见的夔龙纹金叶，很可能是镶嵌在某种漆器上的装饰。可知当时人们已经掌握了黄金的制作技术，还把它制成精美的艺术品。在城址西墙外今郑州市张寨南街杜岭土岗出土的两件铜方鼎，通高分别为1米和0．87米，重量分别是86．4公斤和64．25公斤。两鼎东西并列，端正地放在一起，鼎的腹部分别饰以饕餮纹和乳丁纹，鼎足为圆柱形，饰饕餮纹和凸弦纹。两鼎造型雄奇，制作精美，纹饰古朴，是我国青铜器中有代表性的杰作。从铜方鼎的形制和纹饰看，已具备了高超的冶铸水平。那时已掌握了冶炼铜矿、精工制范和浇注等铸造技术，因而才有这样杰出的产品问世。在年代上，“杜岭方鼎”比安阳殷墟出土的司母戊鼎要早，距今3400多年，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商代前期青铜器中罕见的重器。另在城址东南角外侧也出土了两件大型铜方鼎和一件大型圆鼎。三处青铜窖藏坑的发现，出土的铜器之多，规模之大，器物之华美，令人叹为观止。这些青铜重器，造型雄厚，纹饰华美，气势磅礴，再现了辉煌的商代青铜文明。在城西墙外一座商代墓内出土的～件完整的原始青瓷尊，高27厘米，轮制，饰席纹和篮纹，胎骨灰白，器表和器内通施光亮晶莹的黄绿色釉，火候高，质地坚硬，叩之清脆悦耳。这是我国最早的瓷器，它把我国生产瓷器的历史向前推到距今3500年前。因此，被誉为瓷的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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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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