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晔旻
永乐三年六月十五日（1405年7月11日），一支规模庞大的大明船队从苏州府刘家港（今浏河入长江处）启航，出长江口驶入东海，这便是“郑和下西洋”的首次远航。船队向南至福建长乐港停泊，然后由五虎门（今闽江口）扬帆穿越台湾海峡，破浪前进，进入南海，经过十来个昼夜的航行，终于到达了途中的第一个中转站，位于今天越南中南部占城国的新州港停泊。今天的地图上已无“占城国”，“新州”亦变成归仁（ Quy Nho’n）；但是，无论名称如何变换，古代越南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渊源，已永远留在史册上了……
从“交趾”到“安南”
现代越南的主体民族自称“京族（Kinh）”，意即住在京畿里的人，有点“城里人”居高临下看“乡下人”的味道。住在京畿之外的少数民族自然不喜欢这个说法，因此越南北部的岱依-侬族（Tay－Nung，与壮族同源）和傣族（Thai）传统上都称呼京族为“交（Keo）人”，这个名称来自历史上的“交趾”。按照《礼记·王制》的说法：“南方曰蛮，雕题交趾”，交趾注曰“足相向”，就是盘腿。
最初的“交趾”指的是南岭以南。秦始皇时，秦军排山倒海般南下，投入这个燠热难当，到处恶雾毒虫的原始地带，结果遇到顽强抵抗，“伏尸流血几十万”。以至秦人将这里称为“陆梁（陆地上的强梁）”，极言土著民族的强悍善战。直到公元前214年，经过苦战的秦军终于将岭南纳入帝国版图，并设置桂林、南海、象三郡，其中的象郡疆域已经延伸到今天的越南北部。
公元前111年，汉军三路起兵，灭亡在秦末战乱中割据岭南的南越，在其故地设置7郡，其中的交趾（治在龙编，今河内东北）、九真（治在胥浦，今清化）、日南（治在西卷，今广治）三郡在今天的越南境内。“交趾”首次成为中原政权正式行政区名标志着越南的历史也进入“郡县时期”（公元前111年至公元939年，越南称“北属时期”）。
南越国的首都在番禺（今广州），而汉代统治开始后，整个岭南的经济和政治重心移向更南方的交趾。这是因为从交趾北上至不远的合浦，就可沿漓江至桂林，顺着秦始皇开掘的灵渠进入中原，较之从番禺翻越险峻的南岭北上要方便许多。当时交趾三郡的人口之多可能出乎现代人的想象，按照《汉书》的记载，在公元前2世纪，交趾的户数（9.2万户）是广州所在南海郡的４倍，甚至九真郡的人口（3.6万户）也大约为广州的两倍。实际上当时的交趾人口比成都还要密集！正因如此，当三国时期的许靖选择从会稽（今浙江绍兴）上船躲避战乱时后，一路经过今粤、闽两省，在其眼里却是一片蛮荒，只有到达了“土广人众”的交趾才算是重新见到了“汉地”。
支撑这一繁荣景象的基石，一是红河三角洲的富庶稻米产区，交趾是水稻的最早培植地区之一，很早就掌握了双季稻的种植技术，东汉杨孚的《异物志》就记载有“交趾稻，夏冬又熟，农者一岁再种”，收获颇丰。另个则是繁忙的对外贸易。“交趾在东汉时为南方对外通商一大口岸，其地位与敦煌相等，不过一在陆路，一在海路而已。”汉和帝时，天竺国因西域反叛，陆路交通断绝，只能改走东南亚沿海到达交趾的海路，“至桓帝延熹二年（159年）、四年（161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
不仅南海、东亚诸国来华朝贡经商需途经交趾停泊、上岸；汉商也多由交趾出海采购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带去交易的是中国盛产的黄金和丝织品，故常有中外商贾云集交趾交易，“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因此，三国时期控制交州（辖交趾、九真、日南三郡）的东吴仰仗这里的海外贸易之利，“以益中国”。当晋朝从蜀地出兵夺取交趾之后，东吴朝野立时惊呼，“交趾沦没”，乃国朝之厄会”，不惜动用10万大军劳师远征也要夺回这个海外贸易港口，而东吴的总兵力不过只有23万人而已。
交趾的繁荣一直持续到隋代。直到8世纪以后，安南（唐代改交州为安南都护府）这个商业中心开始走向衰落。728年，贯通南岭的大庾岭通道开通，使得广东和内陆的联系较交趾更为便利，货物再也不需要“以载则曾不容轨”的羊肠小道来“以运负之以背”了。这意味着来自中国南方腹地更为丰富的商品聚集于广州而非安南。而造船技术的进步也使得中国海船可以撤开北部湾直趋南海各地；这样，交趾的海上交通中转站地位也被广州取代。唐玄宗天宝七年（748年）鉴真第五次东渡日本未成，漂流到海南三亚一带，后北上广州，已见珠江停靠外舶不知其数，满载香药、珍宝，一派繁华景象。
到了9世纪后期，南诏两次出兵侵占交州，战乱所及，“交趾湮没十年……人不聊生”；交州在海外贸易上的鼎盛时期遂一去而不复返了。这从今天对河内地区“汉墓”的考古发掘中略见一斑：公元1—6世纪的墓葬庞大并装饰有绚丽的砖；唐时期其大小和装饰日益相形失色；而唐朝末年的幕葬更显小气，不足为观。
大越与占城的建立
唐朝末年，中州板荡，对安南的控制已是鞭长莫及；939年，安南豪族吴权即在白藤江之战击败了南汉*队军**。虽然吴权死后安南陷于四分五裂，但丁部领终于能够在968年翦平“十二使君”，建立丁朝（968－980年），国号“大瞿越国”（后改“大越国”，“瞿”亦作“大”解，系汉语与本族语同义叠置，类似的大韩民国的“韩”亦“大”之义）；是为越南自主政权的开始。随后，宋朝承认安南为“列藩”，册封丁部领为“交趾郡王”，到1174年，南宋朝廷正式册封“安南国王”，连名义上的郡县地位也放弃了。这往往被后人诟病为宋廷的软弱，但赵宋官家既能借口“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吞并临近的南唐与吴越，又能玉斧划大渡河“此外非我所有”，与偏远的大理为界，某种程度上也是体现了宋廷的现实主义态度，放任被视为“无用之地”的安南自在情理之中。
反过来，如越南历史学家陈重金在《越南通史》所言，“中国统治我国1000多年，有时还派40多万兵，则必然是我们旧的苗裔已与中国人混血之后，才形成了今天的越南人”。以边藩自立的大越国尽管远离中国封建王朝统治的中心，却全方位模仿和移植了中国文化、经济、政治制度。李朝（公元1010－1225年）的官制分文武两班，各九品，地方有知府、判府、知州，中央还有太师、太傅、太尉、太保的重职。李朝建立之初就修文庙以供奉孔子和周公，师法唐宋的科举制度；文章皆用汉字，汉音亦渗入越语而形成反映唐代中叶以后汉语音的汉越音，以至每个汉字都有对应的汉越音念法，用汉越音诵读佛经的传统一直保持在当代越南僧侣之中。
2010年为庆祝*都迁**河内拍摄的部电视剧《李公蕴——到升龙城之路》在最后时刻被越南当局*播禁**，理由是太过“中国化”，这实在是以今非古了，在李公蕴（越南李朝的建立者）的时代，大越国所担心的大概只会是“华”化犹嫌不足，而不是自外为夷狄了。曾率兵入侵广西并与宋军交战的李朝大将李常杰（1018－1105年）曾作过非常有名的一首诗，内有“南国山河南帝居”之句，战后越方在归还宋朝的俘虏里20岁以上者皆刺“投南朝”字样。此时的越南已有自己的正式国号“大越”，但无论是李常杰的诗句还是俘虏的刺字都不用大越自称，而以类似中国古代的南朝北朝看待两国关系，实质也隐含着双方平等并立但同属于华夏文明的意味。
在“大越”看来，越南与中国只是同属于“华”的大小国，并没有从属关系；但是在东南亚，“唯我大越之国，实为文献之邦”，越南对除中国之外的邻国负有“用夏变夷”的道德使命。以*力武**扩张领土并追令“蛮夷”臣服，建立本国主导下的中南半岛“华夷秩序”遂成为历代大越国统治者孜孜以求的目标。
当时的大越，北面是宋朝，东是大海，西有湄公河与长山山脉的阻隔，在其侵略下首当其冲的便是南方的占婆补罗（ Campapura）；其中的“补罗”是梵文“城邑”的意思，故中国和越南史籍亦称之为“占城”。此地原是汉朝日南郡的属县，在公元2世纪就已建国。占城的领土范围在最大时从现今越南北部的横山山岳沿着中部海岸延伸到南部的藩切与柬埔寨（扶南／真腊／高棉）接壤，路途近1000公里。
与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大越”不同，占城独立后曾受到印度文化的强烈影响，有“印度教化王国”之称。在政治方面，印度教神化王权，并按照印度模式组建占城的国家机构和制定典章制度。在社会方面，印度文化的传入使占城国上层社会仿照印度的种姓制形成婆罗门和刹帝利等级。宗教方面，印度教盛行，广建寺院，供奉印度教神灵，湿婆神地位突出。影响所及，占城人在日常生活中也不再吃牛肉，寡妇不再嫁人，原来贵女贱男的旧俗随着印度文化的到来而有了改变。
虽然占城同样算得上是个文明古国，但是其印度化的婆罗门文明与越南的中国式文明格格不入，始终在越南式的“华夷观”中被目为蛮夷。越南历代封建王朝，无不希望将占城变为自己的“藩属”。早在公元982年，篡夺丁朝王位的黎桓挫败宋朝的军事干涉伊始就以占城寇犯边境为借口，率大军进攻。越军摧毁了占城首都因陀罗补罗（在今越南广南省升平县），迫使占城于1000年*都迁**至佛逝（ Vijaya，现在越南中南部的平定）。此后双方的战争更是史不绝书，仅李朝就对占婆实施了5次征伐。其中李太宗以占城“十六年来不修职贡”为借口发兵于1044年破佛逝，斩占城王；1069年，李圣宗擒占城王，俘获5万人，并迫令占城被迫割地，称臣纳贡……无怪有人认为“一部越南史，实一部越占交争史”。
占城稻·回辉人
促使大越侵略占城的也不乏经济上的原因。“对占城进行征伐的背后，存在着一场争夺南中国海支配权的斗争……占城所处的地理位置会阻断升龙政权到达南洋市场的通道”。在经济上，由于占城的领土狭促，再加上东西向诸河流对长山山脉的切割作用，致使地形支离破碎，“各府无路径可通，凡从一港所入尽可通之地为府，别府则为另一港”，缺乏像南北两个邻居（越南和柬埔寨）那样大规模发展农业的条件，《明史》称之为“国无二麦，力穡者少，故收获薄”，就追使占城人去开发他们的丰富矿藏、森林资源并加强沿海贸易及从事其他海上活动（包括捕鱼和海盗……）来保证其经济收入，樟脑、檀香木、糖、铅和锡等土产成为占城的主要出口商品。
当时的占城不但海上贸易很活跃，而且也是中国与阿拉伯、印度等国商品交换的中转站。佛逝的港口尸利皮奈（今之归仁港）是其重要商港，亦是外国商舶会聚之处。大约在10世纪中至13世纪中是占城中转贸易最繁盛的时期，宋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一书中指出，占城是“海外诸蕃国”中西南诸国的“都会”之一。与宋朝有密切贸易关系的阿拉伯等国商船东来时往往在占城逗留（同时也把伊斯兰教传入占城，9世纪末占城南部己存在一个穆斯林商人的聚居区），然后从占城出发，走海路的话若顺风半个月就可以到达广州，往江浙一带也只需要一个月。当位于北部湾的交州港在唐末衰弱后，作为巨大贸易据点和商品产地的占城越来越显示其重要的地位。
占城与宋朝的官方贸易，仍是以传统的通贡方式进行的。两宋三百多年间，双方通使凡74次。占城以进贡为幌子卖到宋朝的商品，主要有香料、药材、犀象、玳瑁、绢、绸、布、金银器等，其中以香料为大宗，建隆三年（961年）占城“入贡”，其中乳香一项就达“千二百斤”。香料既是宋代上层社会的奢侈品，又是重要的药用原料，所以进口量很大，以至“中州人士但用广州舶上占城、真腊等香。”不过占城并不是香料的原产地，显然是转口贸易港
海外贸易也是宋朝主要的财政来源之一。北宋朝廷从海外贸易中获取的收益已占国库收入的2％，到了南宋渡江之初，“东南岁入不满千万”，然海外贸易收入不降反增，“岁得息钱二百万缗”，竟已占全部岁入的20％，这对“经费困乏”的南宋朝廷的意义不言而喻。占城政府对宋朝商人前往当地贸易也极为重视，对于中国商船，只征收20％的进口税。《诸蕃志·占城国》卷上载：“商舶至其国，即差官摺黑皮为策，书白字，抄物数，监盘上岸，十取其二，外听贸易。”
“占城、大食之民，岁航海而来贾于中国者多矣”，许多占城商人来华之后流连忘返，遂在各地定居下来，繁衍生息。如富甲一时的广州蒲姓蕃商即来自占城，这家人有钱的程度实在可与西晋的石崇、王恺相颉颃，连食具都是金子做的。宋元时期，占城移民及其后裔已遍布东南沿海，其中以居住于海南者“尤有声价”。直到今天，海南岛上还生活着一支回族，与其他回族一般使用当地的汉话不同，海南岛的回族使用一种与岛上汉、黎、苗各族语言迴然不同的“回辉话”。这种独特的语言属于相距遥远的南岛（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最近的亲戚则是今天仍然存在于越南中部的占语（Cham），在汉语长期影响下仍保留了相当多的原有特点。比如“鱼”，在马来语、拉德语（ Rhade，越南占语的支）、回辉话中分别读作是ian、akan、kaan；数字“五”则为lima、ema、ma。这从语言学上证明，海南岛上的回族正是10个世纪之前从海路而来定居于海南岛上的占城商人的后裔。
市舶贸易的繁荣也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占城的农业虽不发达，但占城人耕种的稻米（“占城稻”）很有特点，据《宋史·食货志》记载：“稻比中国者，穗长而无芒，粒差小，不择地而生。”大约在唐末宋初，“占城稻”便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被引入了福建种植，随后这种农作物甚至得到了宋朝最高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宋真宗“以江淮两浙稍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种，*民择**田高仰者莳之，盖旱稻也”。在皇帝的亲自推广下，适应性强而耐旱的占城稻从最初的福建，推广至江淮、两浙地区，再逐渐传播到北方、岭南、湖南等地区，使“地多丘陵”的江西摇身一变为粮仓，对中国农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郑和下西洋与占城
贸易带来繁荣，而战争毁灭了切。1074年，占城*队军**洗劫了真腊（柬埔寨）的城市；引发了与后者的长期战争。当两国拼斗不休时，北方的大越国站在一旁，满意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当这场战争以两败俱伤而结束后，以逸待劳的越人前来获取渔翁之利了。
13世纪，大越国先后经历了改朝换代与蒙元入侵。1225年，陈守度篡李建立陈朝（1225－1400年）。陈朝建立后很快遭到了蒙古铁骑的3次入侵（1258年，1285年，1288年）。大越国的民族意识在残酷的战争中空前高涨。主持抗战的兴道大王陈国峻凛然表示“先断臣首然后降”，在《檄将士文》里直斥“蒙鞑乃不共戴天之敌”，普通士兵也在手臂刺上“杀鞑”二字，誓死不降。陈朝的顽强抵抗，加上炎热的气候、肆虐的瘟疫、复杂的地形，阻止了全世界最强大的蒙古军向中南半岛扩张的企图，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伟大的成就。
1294年忽必烈去世后，元朝停止对安南用兵。刚刚从自顾不暇的困境中摆脱出来的陈朝立即野心发作，矛头直指占城。1306年，陈英宗将妹妹嫁给占城王制旻，换取聘礼乌里两州（今顺化一带）；未及一年制旻去世，占城便不欲践约。按说这也无可厚非，结果陈朝竟以此为由兴兵夺取两州，更进兵掳获占王。
此后的占城突显回光返照，在不世出的国王制蓬峨的统治之下，占军如入无人之境，1371年，竟从海路攻陷升龙，大掠子女玉帛而还。1377年，陈睿宗御驾亲征，结果12万大军全军覆没。但是历史偏偏和占城开了一个玩笑，就在陈朝眼睁睁地看着制蓬峨攻势呈破竹之势而束手无策之际，由于叛将告密，制蓬峨在1390年的海战中阵亡，他的继任者很快就不得不放弃了制蓬峨所有的征服成果。
此时的占城与安南在实力上对比上，已经完全倒转过来。1400年，外戚胡季犛篡陈自立，建立胡朝，改国号为“大虞”。两年后，胡朝尽夺占城北部膏腴之地，设置升、华、思、义四路。就在胡朝企图征服占城的时候，明军攻灭胡朝，挽救了占城岌岌可危的命运
胡氏篡陈事体传到明朝，明成祖决定“兴灭继绝”。“顷因胡政之烦苛，致使人心之怨叛”，永乐五年，明军顺利俘获胡季犛，将安南之地重置为交趾布政使司（省）。与之毗邻的占城国随后成为明朝需要柔抚的最近邻邦，明朝与占城关系遂更为紧密。在永乐年间的海上丝绸之路全盛时期，占城国乃郑和的庞大船队出航后的首先访问的国家，新州港则成为郑和船队的首泊之所。郑和船队的历次航行，在进入南洋之前，都无一例外地首先在占城国停留。占城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南亚、西亚及欧洲海上交通的重要中继站。原因在于占城是一个重要的淡水供应地，一如越南人黎崱所撰《安南志略》所说：“占城国，立国于海滨。中国商舟泛海往来外藩者，皆聚于此，以积新水，为南方第一码头。”在前后长达二十多年的七下西洋中，郑和船队曾在占城设立大本营，以制定并实施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贸易与经济计划，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海上贸易的发展。
1433年，在进行了末次远航之后郑和下西洋戛然而止，明代中国实行海禁政策，对外部世界关上了大门，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由盛转衰。或许只是巧合，作为郑和下西洋第一站的占城的国运也在同一时期急转直下，死对头大越国摆脱了明朝郡县统治，卷土重来了。
自从丁朝以来，安南自立已有四百余年，加之中越史籍都提到明朝官员“重科厚敛”，令安南人的反抗不断。先是陈朝宗室相继起兵（后陈朝，1407－1413年），接着黎利在兰山举起义旗（1417年），“当义兵初起之时，正贼（指明朝）势方张之日；奈以人才秋叶，俊杰晨星”；而数年之后，明朝的统治已经局限在升龙等几个孤立据点之内。明宣宗即位后，一方面已有放弃安南之意，另一方面也派兵援救安南，意图在取得军事胜利的条件*体下**面撤军。结果也无法如愿，“两路救兵，既不旋踵而俱败；各城穷寇，亦相解甲以出降”，终于被追放弃安南（1428年），承认黎利重建“大越”；其谋士阮廌遂写作名篇《平吴大诰》，以彰其功。在
1470年，后黎朝（1428－1789年）皇帝黎圣宗以占城“不修职贡”为借口，征集国内15岁以上男子，纠合26万大军御驾亲征。越军攻破占城首都，生擒并*杀虐**占城国王茶全，将侵占的土地改为广南道。占城的残余势力作为越南的附庸苟延残喘了两百多年，由于失去了众多传统的重要海港，占人被迫离开海洋，“只事耕农，并无别业”。至1693年，命运多舛的占城历史终于以被北方强邻彻底鲸吞告终，或者用越南当代历史学家的话说“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而被吸收进一个更富有进取能力的邻近民族中去了”，所留下的痕迹大概只有国家守护女神浦那格（ Po Nagar）以海神天依圣母的形式在京族的信仰里延续了。
古代海丝的最后余绪
后黎朝在黎圣宗时代臻于极盛，但进入16世纪就由盛转衰，1528年以后更是出现了两次“南北朝”。先是莫朝占据北方，后黎朝在南方复辟；1592年莫朝被赶到越北高平一隅之后，号称“中兴”的后黎朝再次南北一分为二，北方郑松“挟天子以令诸侯”，南方阮潢与之相埒，自称大越国阮主，中日史籍则称之为广南国。1627－1672年，郑阮大战7次，结果人口多于南方3倍的郑主未能消灭阮主。最后双方约和，以灵江（十分接近北纬17度线）为界，南阮、北郑对峙的局面持续了二百多年。
广南背山临海、地瘠民贫，无法与北圻（越南北部）之红河三角洲媲美，故历代阮主无不致力于向南扩张。1679年，由明朝灭亡后南渡华人建立的河仙（原属柬埔寨柴未府）莫玖政权归附广南，河仙之地就此归属易手（今属越南极南部坚江省）。同年夏天，另一支抗清失败的明朝遗臣部队也前来投靠，阮主竟越俎代庖，将其安置在疆域之外的柬埔寨东浦地区（今天的湄公河三角洲）。经过华人胼手胝足的经营，东浦从荒蛮之地成为富庶之区。但“他们无法摆脱阮主利用他们实现侵略柬埔寨领土的圈套”。到了1698年，阮主坐享其成，设立嘉定府，“斥地千里，得户逾４万”；将东浦正式纳入自己的版图。
另一方面，继承了占城旧壤的阮主也意识到，海外贸易是“当地经济生死存亡的决定因素”。时值日本德川幕府实施朱印船贸易制度，却囿于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恶劣影响无法与明朝实行通商。地处中南半岛的广南毗邻中国，无疑具有先天的地理优势，阮主为了增加税收、增强国力，以各种名义向日本示好，“早在阮潢时期，阮氏就借各种名义，向日本表示通商的愿望。阮潢与德川家康有频繁的书信往来”。双方一拍即合，贸易关系日渐密切，广南地区也随之成为重要的中日贸易中介地。
“朱印船”实际上就是变相的中日贸易，到东南亚贸易的目的之一就是与这里的中国商船进行贸易，购买中国的生丝。1639年，幕府实行全面海禁，废止了“朱印船”，但华商和荷兰商人仍然延续了这条中国－广南－日本贸易路线。每年，来自宁波的船只在宪痡用书籍（这一时期书籍是免税的）交换黄丝，然后前往长崎（途中在宁波作短暂停留）换取铜和白银，返回中国后就开始储备货物为次年前往宪痡作准备，由此开始新一轮的三角贸易，如此周而复始。
公元1802年，阮主后裔阮福映平定西山起义（1771－1802年），统一全国，建立阮朝，今日的“越南”正是其从北京求来的正式国号。但阮朝皇帝在国内更中意的其实是“大南”；和越南历代王朝一样，这个政权虽在名义上向清廷称臣，但在国内毫不犹豫地僭越为“皇帝”。越南式“华夷观”于此时登峰造极，在阮朝皇帝眼中，唯有自己才是“华”，阮朝的官方史书《大南实录》比比皆是的“夏”、“汉”全数是指京族；至于清朝统治下的真正的中国人，只能称为“唐人”、“北人”甚至干脆是“清人”；在阮朝时期成书的《嘉定通志》写有“华民、唐人、高蛮杂居”，其中的“高蛮”是高棉人、“唐人”是移居越南的中国人，而“华民”指的竟是越南本国人。
阮朝延续了阮主时期的传统，允许西方商人在岘港通商；当局也经常派人向来商洋船采买货物，进行合法贸易。与此同时，在明命时期（1820-1840年）越南不断派出船只到东南亚等地远洋航行，曾行至东南亚的下洲（泛指槟榔屿、巴达维亚、马六甲海峡等地区）、吕宋（今菲律宾）、渤泥（文菜）等地。
但是，“华夷”观念支配下的阮朝统治者只把允许外国通商当作“怀柔远人”的手段，缺少经济目的。甚至有“若以利言，则国家所乏非财，又何必远求为哉“的说法，与乾隆拒绝马嘎尔尼通商的说辞何其相近！而“我越下海通蕃之禁特严”，禁止下海贸易的手段也同闭关锁国的清廷如出一辙。
正因如此，到了19世纪的中叶，往昔交州港、佛逝港的繁盛竟成久远往事，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贸易随着西方势力的东渐逐渐消逝。在当时的西方人眼里，越南人已经不是善于航海和从事海外贸易的民族。19世纪前期克劳佛（ John Crawfurd）曾说，“安南的对外贸易，全由中国人完成。他们包括商人、水手和航海家。安南本地人很少冒险越出海岸。”就连当代越南史学家陶维英也感叹，越南船只小，不能远离海岸，“最大胆的航海者也只是在中部、南部和北部的范围内，从此一地到彼一地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