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
下面的这两个“故事”，都有着浓浓的人间真情。
人间真情——以诚相待；人间真情——互帮互助；人间真情——不求回报；人间真情——滴水涌泉。
在大灾大难面前，更需要人间真情，因为人字的结构就是互相支撑。
这篇文章中的第二个故事，是我这个系列文章第48篇文章的“续集”。
因为第48篇文章发出去之后，就有人说，你这个故事不完整。
前几天，我终于又找到了后面的情节，就补写了出来。因此，看第二个故事的时候，您如果看不太明白，就看看第48篇文章，这样，脉络就更清楚了。
大地震后，六户人家的集体生活
我被顾维中从废墟上背下来时，张桂秀已经自杀。
张桂秀是开滦医院的护士，和我住一个楼门，我们住二层，她们住一层。
张桂秀被两块倒塌的水泥预制板压住了大腿，血流不止。张桂秀的丈夫孟德忠叫来了六个人，一起去抬那两块预制板，纹丝不动。
张桂秀呼天抢地的哭嚎，我都听得清清楚楚。
我是唐山工程学院建筑系的老师。我知道，一块水泥板900公斤，两块就是1800公斤。水泥板上面还有砖石，这么大的重量压在大腿上，该有多疼，这绝不是常人能够忍受得住的。
张桂秀应该很清楚，这么大的重量，压在大腿上已经6个小时了，她的那条右腿肯定是保不住了。
所以，当丈夫孟德忠又找来一条很粗的尼龙绳，套在水泥板上，准备大家一起往后拽的时候，张桂秀一口咬断了自己的桡动脉，血一下子就喷了出来。
孟德忠赶紧找来一条床单，撕碎了绑在了张桂秀的手腕上。不管用，血像泉水一样往外涌。
孟德忠哭了，一个大男人，坐地废墟上嚎啕大哭。
二层住的退休工人万大中平安脱险，三个女儿却被砸死在床铺上，唯一的一个儿子在开滦矿上班，后来听说在宿舍遇难。
我家住在开滦职工住宅楼。住宅楼一共三层，我们在二层。
每个楼门12户。大家不习惯叫门牌号，就把12户人家，从1室到12室，排了个顺序，我们排在五号。
于是，孩子就称呼我们俩口子为“五室叔”、“五室婶”。
天气越来越热了，在废墟上扒人的六个青壮年，已经有两个晕倒了，其余四个人蹲坐在砖石上，大口喘着粗气。
我们全家老幼5口，全是邻居们抢救出来的。全楼门一共60口人，还有25口被埋在废墟中。
孩子的老姨金梅送过来一盆棒子面粥，妻子金燕却没舍得自己先吃，端给了废墟上抢救的人和从废墟上抬下来的伤者。
开滦煤矿工人耿小凤，兄妹三人，父亲因公早亡。地震发生前，小凤母亲去了外地姐姐家。
耿小凤从矿上回来，去找他已怀孕6个月的妻子。妻子在单位住宿舍。
耿小凤独自一人回到我们那幢楼的废墟下，对站在那里的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说：“你嫂子死了，你们去外地找咱妈吧，我也不打算活了。”
我妻子金燕赶紧走过去劝道：“小凤啊，可不能这么想，咱们要想开点，有你叔和你婶我呢，咱们就是一家人啊。”
小凤孩子般哇的哭了出来：“婶啊，惠云她死的好惨啊，还有那没见面的肚子里的孩子……”
“明天，婶陪你给那娘俩下葬。”
28日下午，我们几个人找了几块塑料布和几床被褥，用木棍搭起个棚子。
晚上，下起了大雨。顾维中一家四口，小凤和他弟弟妹妹，李大哥一家3口，还有小区几个没人照顾的孩子，共20多人，挤在一个棚子里。
六点多的时候，邻近空中机关院内开饭的号声响了。我让我女儿和小凤去那里，看看能不能解决点饭吃。
过了一会，俩个人，一人端着一块碎玻璃，玻璃上摊着几两米饭。
“等着米饭的人太多，就能解决这么点，”小凤说。
也没筷子。我找了一把改锥，让棚子里的人传递着，一人吃上两口。
雨中，西边的天空红了一片（后来，才知道是矿冶学院的图书馆倒塌后着火），一群人由西向东奔逃。
黑暗中，有人轻声问我：“他五室叔，外面传言唐山的地面会向下塌陷，会把人都吃了，要不，明天咱们也往外逃吧。”
“你放心吧，不会的。咱的地下，有的地方挖了煤，但都是在几百米，上千米的井下。话又说回来，要是地下空了就会塌，哪个城市不从地下抽水，也没看他们那里塌了嘛。”我耐心的解释着。
第二天下午4点，三辆吉普车停在了我们搭小棚子的路边。
我突然意识到，救兵来了。
由第一辆吉普车里，走下来一位中年人，向我询问周围受灾和抢救情况。
后来知道，这位同志叫高润田，是团副政委，一级战斗英雄。
得知解放军来救人了，大家激动得热泪盈眶，赶紧指认被埋人的具体位置。
该部八连负责扒挖一楼田大哥的七口之家。
天黑了，官兵们就打开汽车灯，起吊的钢绳断了，就用人力向下掏洞。
直到第二天傍晚，钻进洞里的战士，终于听到了下面微弱的呼救声。
废墟下埋压的人，一个个被战士们背了出来。
一楼田大哥的两个孩子惠敏、惠英，还有他的外孙女计芳、外孙子计磊都还活着。
12岁的惠英在担架上连声呼喊：“毛主席万岁，解放军万岁！”
过了一会，惠英又问：“五室叔、五室婶，你们在吗？”
我和妻子赶紧迎上前去，扶着担架，把惠英送到了急救站，妻子把一只鸡蛋塞到惠英手里。
惠英说：“婶，当时我在下面压着的时候就想，只要你们活着，一定不会不管我们。”
最后背出来的是田大哥夫妇和他们的儿子。可惜，三个人早已没了气息。
救灾部队还抓时间在人行道上，为我们搭了新的临时住处。原来的五户，加上新救出来的一户，大家一致要求搭一个大棚子，还是一起过热闹的集体生活。
1977年4月，高润田副政委来到唐山，出席抗震救灾双先表彰大会，还没去报到，就先到简易房来看我们，他还惦记着惠敏、惠英。
当时，负责抢救我们那幢楼的三营营长邱增涛，回到驻地后，专门给我女儿寄来绿军布做衣服。
因抢救惠敏等四个孩子而荣立一等功的八连指导员苏永江，恰巧分配到“五室婶”所在的单位——唐山市人大常委会机关。
顾维中一家和我们一家，仍如兄弟般往来密切。
曾救过我们一家的褚大哥，后来搬到了离我们很远的地方，但每年春节，我们全家都要去他那里拜望。
惠敏、惠英结婚时，请“五室叔”、“五室婶”当主婚人，她们各自的小女儿，把我们这里当成了姥姥家。
如愚公移山般
子子孙孙无穷匮的感恩
大地震发生后，以前宽阔平坦的唐古路，像一绺被小姑娘揉过的棉布条，变得褶皱不堪。唯一不同的是，布条上的是褶皱，公路上的是裂纹，大大小小，横七竖八。
我走得很小心，18里的路，用了五个多小时，到开平时，已是傍晚时分。
费了很大周折，我才在开平南门外找到了我二哥的家。当时，二哥是开平区武装部政委，地震时回家打了个照面，就回去组织抗震救灾了。
母亲正在防震棚里熬粥，见我走进来，一时间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搓着手，过了好一会才念叨了两句：“活着就好，活着就好啊！”
后来，母亲又问：“她们娘几个都好吧？”
我说：“我们三口和我岳父家都还好，就是秀珍没了。”
母亲轻轻的叹了口气：“多好的姑娘啊，可惜了。要说咱们老孟家可是积了德啊，这么大的天灾，都平平安安的。”
二嫂说：“地震时，我们住的三层楼房像劈劈柴一样，从中间一分为二，西边的倒了，东面的还立着，如果再多倒半间，妈住的那间靠西的卧室，就会掉下去。”
母亲又接着说：“你说，这是不是神仙保佑，我看咱家是上辈子烧高香了。”
“您这句话在家里可以说，在外面千万别这么说，有伤亡的人家，听了反感，”我连声叮嘱母亲。
在二哥家喝了两碗棒子米粥，也是震后的第一顿饭，我连夜又赶回到市里。
当晚，妻子和儿子朝朝住到了报社搭的大帐篷里。我嫌那里太乱，在帐篷外来回溜达。到后半夜实在困的不行，就靠着路边的一棵大树打了个盹。
天亮的时候，有一辆*用军**卡开了过来，车上响着刺耳的高音喇叭：“今天还会有大地震，希望父老乡亲们尽快离开唐山！”
帐篷里的人们纷纷走了出来，直着脖子听完，很多人就骂开了：“这他妈还让不让人活，还不如死了省心。”
说归说，活着的人总还是有求生欲望。没过多久，路上就出现了很多拦车的人。实在拦不住车的，就一家老小拎个破布包，匆匆忙一路向北而去。
对于解放军的广播，我并没有害怕，只是想着如何把妻子和刚满周岁的朝朝安顿下来，我好尽快投入到抗震救灾中。
想到我和妻子都在迁西工作多年，那里人情熟，因此，就决定把他们娘俩送到迁西去。
一路步行到了西北井，正好碰上迁西县委的一位同志开车返回，我们一家仨口就坐上了开往迁西的卡车。
公路上的汽车一辆接一辆，到丰润50里路，就走了三个小时。
到达迁西铁厂镇的时候，车又停了二十分钟。我们遇到的是一个四十辆车的军车车队。
朝朝把脑袋探出车窗外，向对面车上的几个护士打招呼：“阿姨好！”
一位大眼睛的女护士边向朝朝挥手，边和身边的人说：“你们看看，人家这孩子多可爱，收拾的多干净，比我们一路上看到的包着裹着的孩子好看多了！”
我听了，心里却是一阵莫名的酸楚。
下午4点多，我们终于到达了迁西县城。
招待所的大院里已搭好一排排帐篷，住进了很多先期到达的伤员。我把娘俩安排好后，又搭车返回了唐山。
30日一早，我正准备去地委机关，乐亭县蔡各庄镇支部书记王文田，带着二十多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赶了过来。
蔡各庄是我随唐山地委第二书记刘琦蹲点的地方。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和那里的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战天斗地，建立起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王书记告诉我，大地震发生后，乡亲们都很着急，一直问你和刘书记怎么样了。后来问的次数多了，我就提议，大伙带上“家把式”，一起来看你们。这不，我们走了一百多里路，终于找到你了。
我当时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我把他们带到刘书记的办公地点——市抗震救灾指挥部，把情况和刘书记汇报了。
刘书记也非常高兴，对王文田说：“真的非常感谢你们，我和小孟你们也都看到了，身上没少零件，都好得很。”
王文田说：“我们哥几个来了，不能这么着就回去，刘书记，你给我们安排个任务，我们扒完人再走。”
刘书记说：“既然这样，就让小孟安排一下，跟着解放军的卡车接送伤员吧。”
两天后，王文田他们要回去了。我握着王文田书记的手，没说一句客气话。望着卡车车斗里，他们渐行渐远的身影，我又一次流下了眼泪。
8月3日，地委财务科发起了一项公款归还活动，有人和我问起，地震前，司机大郑支领200元油费的事。
我对那个人说：“钱砸在四楼办公桌里了，等挖废墟的时候，应该能够找到。”
后来，原地区农办副主任赵乃志悄悄对我说：“那200块钱的去向，有人怀疑，你心里知道就行了。”
我说：“天地良心，我昧心贪那200块钱，值得吗？”
不久，唐山地区抗震救灾指挥部决定迁往滦县。当得知我在第一批去的人员名单中时，我找到办公室的徐丽华大姐。
我说：“有一件重要的事，大姐你务必要想着，将来清理咱办公楼废墟时，我办公桌里有一个蓝色塑料皮笔记本，里面夹了200块钱，那是公款。”
我在滦县工作了三个多月，11月初返回唐山。
一到机关，徐丽华大姐就兴冲冲的赶了过来：“小孟，那200块钱扒出来了。”
说着，就把那个蓝色笔记本和200块钱交给了我。
当天晚上，为了给从滦县回来的同志接风，原唐山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史东升同志，在他家的简易房里搞了一次聚会，一共8位同志参加。
赵乃志端起酒杯说：“小孟啊，你原来不喝酒，但今天的酒，你必须好好喝。”
“此话怎讲？”我微笑着端起酒杯。
“就因为那200块钱找回来了，解除了有人对你的怀疑，也让同志们更清楚了你的人品，就凭这一条，你也要一醉方休。”
史东升同志说：“长相知才能不相疑，不相疑才能长相知，这是王昭君的名言，愿我们长相处，长相知，长相信，长相帮，来，大家一起干杯！”
当天晚上，两个人把我搀回到家中。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醉酒。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一般是不端杯的，因为，我对酒有一种特殊的反感。
但，也有例外。每年春节，我都要准备两瓶好酒，在家
恭候和我有特殊感情的两位客人。
每年的初三或初四，老田总要带着小保上门给我拜年，那句话也不知重复了多少遍：“到啥时候也不能忘了，孟叔是你的救命恩人。”
我说：“这点事，还能记一辈子不成？”
老田说：“那当然，别说记一辈子，就是记八辈子也是应该的。《愚公移山》里说，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我说，现在是计划生育，要是生闺女呢？”
我们一起高高举杯，开怀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