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1月20日，新德里陷入极度的惊惶之中，到处是恐惧和流言，说考尔将军已经被俘，中方的伞兵马上就要降落。

机场、车站、码头挤满了逃离的人群。银行忙着转移现金，把带不走的硬币投入湖里，引来许多人跳进湖里捞钱。

一名英国记者写道：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民众士气的瓦解。

尼赫鲁从神坛跌落下来，脸面无光，威望大损。惊慌失措的他，恳求美国立即进行干预。

然而，24小时之后，危机结束了。中方宣布单方面停火、撤军。

这场边境战事来得快，去得也快，短短一个月就终结了。

不过，对生活在印度的华人来说，苦难才刚刚开始。

6万印度华人，最终锐减到不足2千人。

驱逐华人

战争刚一结束，恼羞成怒的尼赫鲁马上修订《外国人法案》，系统性排斥华人。

修订后的法案规定，如果一个人的父母或祖父母，来自与印度的交战国，那么他将承担相应后果。

这次修订是专门为6万在印华人量身打造的。

尼赫鲁叫嚣：中方在印度背后捅刀子，在印华人必须付出代价。

这些华人多是来自广东的客家人，清末下南洋，漂洋过海，历尽艰辛，到了印度的加尔各答等地。

当时，加尔各答是英属印度的首都，商业和航运业一派繁荣景象，卢比比美元还值钱。

华人在夹缝中生存，摸爬滚打，逐渐站稳了脚跟，在此安居乐业，繁衍生息。

鼎盛之时，加尔各答曾有逾6万华人。

市区两处唐人街热闹而繁华，各大同乡会馆人气旺盛。上百家餐馆吸引了印度人来品尝鱼丸、烧麦、手打面等客家美食，300多家皮革厂占据了加尔各答皮革处理量的1/3。此外，还有十几所华人学校、三四家报纸。

然而，随着法案的生效，这些祖辈就已经迁居印度的华人，尽管操着一口流利的印地语和英语，却成了尼赫鲁宣泄失败和仇恨情绪的出口。

大量的华人工厂、餐馆、店铺、学校、报社被迫关闭。

在印度多元文化的画卷上，华人曾有过灿烂的一笔，如今却烟消云散。

近5万名华人陆续从陆路被遣返回国。

回国的日子其实也不好过。

当时，国内正是艰辛岁月，一无所有的他们回去后，等于多消耗家里一份口粮。

而在此之前，家里还眼巴巴地盼着他们寄钱回国。

对这些家庭来说，等于失去了收入的大头，负担却更重了，打击之大可想而知。

另外，还有许多人因为各种原因不愿回国。他们多是老弱病残，或在国内已经没有亲人。

这些留下的人被吊销了印度国籍，其中3000余人未经任何审判，就被列为“协助敌国对印度进行外部侵略的人”，关进集中营。

华人集中营

1962年2月4日，恰好是农历除夕，3000余名住在加尔各答、大吉岭、西隆、丁苏基亚和噶伦堡等地的华人，匆忙中只带了一些随身衣物，就被押上火车。

火车中途不准下车，开了七天七夜，终于到了沙漠深处、靠近巴基斯坦边界的迪奥里集中营。

由于火车上提供的食物太少，一些人在路上活活饿死。

集中营的日子尤为艰苦。

迪奥里是一个废弃多年的二战战俘营，条件极为简陋，尘土飞扬，夏天气温在44°C以上。

大批华人家庭，包括老人和小孩抵达后，被关进遍布铁丝网的狭窄营房里，每人每月领取5卢比生活费，过着战俘一样的生活。

集中营里只分发硬面包和茶，冬天也没有足够衣被。

由于生活艰苦，缺医少药，26人死在集中营里。这些死者多是老人，集中营甚至不肯发放死亡证。

这些人没有想到，这场战争仅持续一个月，他们却一直被关押到1967年——距边境冲突整整过了5年！

1967年前后，这些华人陆续获释，回到东北邦、加尔各答等地。

回到家中的他们惊恐地发现，不仅房产被没收，贴上了“敌方财产”的字条，自己还成了“无国籍人士”，每年都要更新居留许可。

他们还成了当地人歧视、排挤的目标，处处受到限制，只能做低种姓从事的工作。

面对印度人的强烈敌意，许多人被迫离开居住了两百年的故土，移居他国。

据统计，约7,500名华人自行离开，辗转到了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等国。

6万印度华人，最终锐减到不足2千人。

至今等不来一句道歉

直到1998年，留在印度的部分华人才恢复国籍。

但到目前为止，印度官方仍未公开提及迪奥里集中营一事，更别提道歉和赔偿了。

现在的加尔各答唐人街，俨然一个“贫民窟”，路边挤着低矮简陋的小木屋，雨季污水横流，垃圾恶臭阵阵。

培梅学校曾有1000多名学生，但2005年就锐减到了5个，学校不得不关闭。

留在唐人街的幸存者，也对集中营的遭遇闭口不谈。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大使馆也和我们说了，中印关系要向前看。”

有勇气说出这段历史的生还者，很少。

2010年5月，在加拿大多伦多，2百余名当年迪奥里集中营的幸存者聚会，成立了《印华集中营难友协会》，旨在“让印度打破沉默，正视历史，向印度华人正式道歉，并在迪奥里集中营竖立死难者纪念碑。”

2017年8月24日，他们向印度驻加拿大大使馆致函，但印度大使馆拒收信件，不予理睬。

印度作家迪力普认为：“这并非没有前例，美国和加拿大在二战期间，关押了十万多日本人。四十年后，两国先后向日裔社区道歉，支付了几十亿美元的赔偿。印度难道不应该给迪奥里集中营幸存者道歉吗？难道任凭这段历史在印度消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