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反应系统(rapidresponsesystem，RRS）是多学科团队合作的复杂系统，其实施初衷是通过及时识别病情恶化并早期干预，从而减少普通病房住院患者心脏骤停发生率和病死率。
RRS通常包括快速反应小组（RapidResponseTeam，RRT）/医疗急救小组（MedicalEmergencyTeam，MET） 及急救设备、激活标准、质量改进及行政管理。
自20世纪90年代，RRS开始在澳大利亚及欧美国家广泛实施，目前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国内外文献均有描述RRS如何在ICU以外的普通病房住院患者中应用，一项多中心队列研究发现，拥有完善成熟RRS的医院患者院内心搏骤停（in-hospitalcardiacarrest，IHCA）发病率较低。
然而， 医院公共区域如候诊区、走廊、检查室等区域常有非住院患者（包括门诊患者、访客、家属及员工等）突发意外或病情加重，鲜有报道RRS在该人群中的应用获益。
另外，很少有文献提及RRS在胸痛中心建设中的作用。研究旨在通过观察快速反应系统在非住院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探讨其临床意义。
应急预案规定院内抢救由急诊科、心内科门诊及麻醉科共同分片区管理，其中门诊区域由心内科门诊负责，一号住院部由麻醉科负责，其他区域由急诊科负责。
该预案存在以下问题：1.分管区域不明晰，分区并未详细划分界限，交界处往往容易成为盲区，加之有不了解责任分区的人员，会导致应答延迟，甚至会发生推诿；
2. 责任人不明确，急救团队不确定，派出抢救人员一般为责任科室值班人员或者应答人员，并非固定搭配的抢救团队，这可能导致抢救力量的不足或者过剩；
3.抢救设备不齐全，在RRS成立之前，并未明确规定所要携带的抢救设备种类和数量，一般是在呼救电话中简单评估患者病情后决定所携带物品，这可能造成抢救设备不能满足现场的急救；
4.呼 叫标准不明确，以员工担忧为主，这导致了相当一部分呼救的患者未达到急救干预标准，造成了医疗资源的浪费，另有一部分已达激活标准的患者却激活延迟；
5.反应速度慢，首先是责任区域划分不明确，影响通知急救团队时间，其次，责任人不明确导致人员准备时间有延迟，最后抢救设备不齐全可能导致物品准备时间较长；
6. 急救团队以及呼救人员存在明显的培训不足问题，并没有明确的培训计划和质量改进方案，应急演练尚有欠缺。
RRS的急救成员通常是一个多学科团队，不同国家和医院的组成差异可能很大，RRS有效性本质上与它的组成有关，最有效的团队配置尚不确定。
医疗急救小组（MET）更倾向于表示由医师主导的医疗急救团队，而快速反应小组（RRT）则可能是非医师领导（通常是护士）的快速反应团队。 一项荟萃分析发现团队组成对医院IHCA发病率和死亡率并无影响。
有研究显示，在美国、韩国及沙特阿拉伯等国家，RRT通常由ICU医生、ICU护士和呼吸治疗师组成，其中研究RRT由ICU护士与呼吸治疗师主导。
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北欧等国家，典型的模式则是MET，常由ICU医生主导，至少包括一名ICU护士。
研究结果中152例非住院患者的激活有20例直接住院，13例直接进入ICU，提示RRT需要富有经验的医生。
研究中13%的MET激活用于非住院患者，其中以门诊病人居多。国内MET通常由医生主导，这可能与国内医疗环境和法律法规有关。
由医院的MET成员根据最短路线距离分组， 由急诊、神经外科监护室、麻醉科、ICU医生和其科室高年资护士组成。
研究中RRT成员则包括急诊医生和急诊护士。考量安全与效益的最佳团队组成仍有待多中心大样本随机对照研究探讨。
非住院患者可能在院内任何位置发生危险，并不一定有触手可及的急救设备，RRS应该有完善的急救设备管理制度。
在韩国，RRT在执行病房外的急救任务时甚至配备了便携式呼吸机和便携式超声机等设备。 国内有报道描述就近使用医院为每个楼层统一配备的抢救车和除颤仪，这些设备通常由急诊科护士作为主要维护者。
激活标准是影响RRS利用率一大因素，而最佳呼叫标准尚存在一定的争议。
RRT的启动标准主要依赖于患者的客观指标，英国高风险患者应急小组建立的早期预警评分（EarlyWarningScore，EWS）由常规的生命体征组成，对于识别潜在的危重患者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在英国，大部分医院使用的呼叫标准是在早期预警评分基础上修改的。
在澳大利亚的大多数医院，基于研究设定的生命体征参数仍是激活RRS的主要标准，呼叫标准内同时包含了工作人员担忧。
美国一项研究有225例非住院患者激活RRT，其中神经系统急症是最常见的触发因素，其次是心血管急症，呼吸急症，最后是员工担忧。
国内多数医院在借鉴EWS基础上，制定了自己的呼叫标准。浙江大学附属邵逸夫医院呼叫标准中包括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 其中呼吸系统4项、神经系统3项、循环系统2项共9项标准。
然而， 传统的EWS普遍存在灵敏度低、虚警率高的缺点，可能导致RRS激活延迟。 另外，如果激活次数过多，RRT可能会变得不敏感。为了改善这些局限性，一些研究开发了基于人工智能的算法，以实现触发RRS时的高灵敏度和特异性。
研究对象是非住院患者，激活RRS的患者并不一定受到生命体征监测，这使得RRT面对的情况更加复杂多变。
质量控制需要使用适当的客观度量标准对RRT的功能和有效性进行定期评估，以指导其持续质量改进。
在非住院患者激活RRS时收集的数据包括位置、患者类型（门诊病人，访客或员工）和年龄、激活原因、干预措施、事件持续时间以及事件后的患者处置。
另外，RRS被认为是为了提高患者满意度，鲜有研究直接评估这一结果，患者满意度及其意见建议或许是持续质量改进的新突破口。
同时，国内外研究均显示应重视对员工的教育和培训，情景模拟训练可能是培训RRS团队的有效工具。一些国家正试图使用标准化的RRS流程来达到质量管理目的。
如澳大利亚卫生保健安全和质量委员会（ACSQHC）2010年发布了关于RRS的标准化国家指南建议。
在国内，非住院患者临床资料收集完善明显难于住院患者，持续质量改进需要收集RRS启动过程中每一步的详细资料。
描述浙江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在制订持续质量改进制度同时，专门设计了《急救事件资料收集表》，记录包括呼叫原因、启动人员、RRT到达现场时间，现场采取的急救措施等，并建立了RRS数据库。
行政管理主要负责协调医疗资源、相关资金支持、快速反应成员的培训教育。还包括定期对RRT进行理论和技能的考核，组织定期的模拟演练， 此外，需要进行定期审核来对RRS运行和失败因素进行评估以指导质量改进。
当非住院人员在院内发生紧急情况时，RRS可以缩短抢救的反应时间，并提供更充足的医疗资源。
快速反应系统（RRS）在西方国家已被广泛采用，主要针对ICU以外的普通病房住院患者，在其病情恶化前进行早期干预。 然而，紧急事件可能发生在整个医院，并常涉及非住院患者。
研究结果显示，非住院患者激活RRT次数呈逐年上升趋势，且RRT可以更短时间内到达现场进行干预，使患者得到及时救治。
研究要求RRT在5min内携带抢救设备到达抢救现场，并作为质量控制指标之一。当院内非住院患者发生意外或病情恶化，并达到激活标准时，第一目击者迅速通过电话专线通知RRT，报告患者基本病情及位置信息。
RRT团队及抢救设备24h待命状态，接到通知会迅速携带抢救设备赶往现场，研究的非住院患者的快速反应系统模式相似。
保证救治速度的策略主要有三方面，首先是干预组成立了专业的训练有素的RRT团队，设立了呼叫专线，该团队成员为急诊值班医生组组长与护理组组长。
而对照组则是分布在麻醉科和心内科门诊的非急救专业医护团队，分片区负责整个医院的院内抢救，同时导致呼叫电话并未统一，这有可能导致激活延迟。
其次干预组有完善的培训计划和定期的情景模拟演练，包括每季度培训一次的急救流程，每月一次的急救模拟演练，并且对全院人员每年宣教一次激活标准，以促进RRS的成熟，缩短RRT反应时间，而对照组尚缺乏有组织的统一培训；
最后是干预组有系统的质量控制措施， 由医务处、护理部及门诊办公室联合制定质量改进措施， 每季度对《RRT院内急救记录表》进行质控分析，质控专家包括2名高级职称医师和2名高级高级职称护理专家。
对激活原因、出诊速度、现场处置、胸痛流程、急诊分级、急诊病历和患者转归等各环节进行分析讨论。
并将改进意见反馈给RRT，持续的自我评估以促进整个系统的完善和成熟，而对照组执行抢救任务的并非固定团队，应急预案也未指定统一的质控部门。
对照组实施的现场干预主要是生命体征评估、抢救药物及心肺复苏等基本急救措施，而干预1组及干预2组除上述基本急救措施外。
还可提供开放静脉通路、静脉采血、气管插管及吸氧等抢救措施。这可能得益于训练有素的RRT团队及其按流程携带的处于待命状态的抢救设备。
这些设备包括具有监护功能的除颤仪、胸痛急救箱（内含静脉通路和抢救药物）、气管插管箱（内含插管物品及简易呼吸器）、氧气筒及转运平车，可以满足绝大多数患者的现场抢救，同时可以将患者快速转运至目的地。
患者进入心脏导管室的时间，更快的接受心脏介入治疗。目前暂无快速反应系统（RRS）在胸痛中心建设中作用的相关研究。
《2020AHA心肺复苏及心血管急救指南》继续推荐医院应建立和完善RRS，尽管研究结果尚存在争议。
院前急救、急诊科和心内科是胸痛中心建设的主要参与者，多学科协作是缩短救治时间、提高救治效率的关键。
研究发现三组非住院患者在进行现场处置后，大部分患者转运至急诊科进一步评估治疗，其中AMI患者有相当一部分直接绕行急诊进入心脏导管室行介入治疗，研究结果显示RRT可以提高院内非住院AMI患者的绕行急诊率，使其尽早进入心脏导管室。
通过培训， 以《急诊预检分诊专家共识》Ⅰ级和Ⅱ级的分级标准作为激活标准是具有可操作性的。
目前国内外尚无统一的激活RRT呼叫标准，最佳激活标准尚存在一定的争议。 RRS的激活标准已经从简单的生命体征标准发展到包括人口统计学、诊断、实验室数据等更复杂的机制。 有研究显示以单一生命体征作为呼叫标准较容易实施，但缺乏特异性，易导致不必要的呼叫，这与我们的研究结果是相似的。
研究对照组激活主要因员工担忧呼叫，干预组则参照《急诊预检分诊专家共识》（2018）急危/急重（Ⅰ/Ⅱ级）的分级标准。
干预1组及干预2组因员工担忧而启动RRT的次数明显少于对照组，说明以《急诊预检分诊专家共识》作为激活标准具有较好的可操作性，可以识别病情恶化的患者，减少因员工担忧呼叫的次数。
无效的呼叫可能增加呼叫者与RRT间的矛盾，造成急救资源浪费，而激活延迟可能造成患者病情恶化。
有研究发现，即使在成熟的系统中也存在激活失败，其发生率高达42%， 激活失败原因能是由于监测失败（未能监测到病情恶化）、识别失败（未能识别病情恶化）或未能升级（病情恶化但未激活RRT）。
研究中干预1组和干预2组中仍有部分因员工担忧而病情尚稳定的患者激活RRT，可能存在激活标准培训不足或呼叫过程沟通不足，激活标准有待进一步在全院范围内宣教。
研究中非住院患者的激活位置以门诊居多，其研究中门诊患者占激活次数63%，第一目击者的呼叫尤为关键，该区域应予以重视。
激活原因主要有 包括心血管疾病、意识改变、呼吸异常和部分员工担忧等 ，仍有部分患者经过RRT现场评估后认为是不必要的呼叫，虽然干预组有所减少，但激活标准仍需加强培训和宣教。
另外，研究中高危胸痛患者的呼叫次数逐年增多，有必要加强对RRT的胸痛流程培训。
值得注意的是，有部分非住院患者因心跳呼吸骤停呼叫RRT， 现场抢救措施包括有心肺复苏、电除颤、气管插管、静脉通路及使用抢救药物等， 符合《2020AHA心肺复苏及心血管急救指南》对成人院内心搏骤停（IHCA）干预的推荐。
三组全部非住院患者现场干预措施中心电监测均为100%，但干预1组及干预2组的现场处置措施表明RRT可以提供更丰富的急救资源，并且这些干预大部分需要医生的医嘱，其研究结果提示医生领导的RRT可以使非住院患者发生紧急情况时受益。
另外一项相似研究显示由ICU医生领导的MET中需要护士完成的干预措施有体格检查、静脉输液、给氧、给药及静脉抽血等。
非住院患者在现场干预后大部分患者转运至急诊科进一步检查治疗，研究结果相似。另有相当一部分患者直接绕行急诊进入心脏导管室行介入治疗，表明RRT可以较好的执行胸痛流程，使AMI患者更快地接受介入治疗。
综上所述， 尽管快速反应系统有效性的研究结果尚存在争议，欧美国家仍在广泛实施RRS。
研究结果显示当非住院人员在院内发生紧急情况时，RRT可以更短反应时间到达现场进行干预，并可提供更充足的医疗资源，这些干预大部分需要医生的医嘱，提示医生领导的RRT可以使非住院患者发生紧急情况时受益。
RRS可以缩短院内非住院AMI患者进入心脏导管室的时间，更早接受心脏介入治疗，多学科协作是缩短救治时间、提高救治效率的关键。 通过定期培训和宣教，《急诊预检分诊专家共识》（2018）Ⅰ级和Ⅱ级的分级标准作为激活标准是具有可操作性的。
非住院患者的激活位置以门诊居多，该区域应予以重点关注，激活原因则主要有包括心血管疾病、意识改变、呼吸异常和部分员工担忧等，提示培训处置流程对在以上病种应有针对性，现场干预后大部分患者转运至急诊科进一步评估诊治。
RRS是确保非住院患者院内安全的良好措施，可以使院内非住院患者发生紧急情况时更快得到救治，该系统应用可以使患者获益，应进行大力推广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