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西文中的称谓，历经我国春秋战国时期至中古的“*那支**”（China/Sina）和北魏以后的“桃花石”（Tawhgach）以及元时期的“契丹”（Cathay/Khitai）。那么，西文有关中国的各种称呼是如何起源的，又是怎样演变的，究竟涵盖了什么样的历史意义，中外学术界至今并没有清晰钩沉，各种说法莫衷一是。
China由“秦”而来
秦国在西域，领域之广大，除元朝之外，中国历朝版图都难以望其项背。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时期，秦的影响，远及印度、今中东一带，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上世纪初，有人指出，从发音辨认，China这个词由“秦”而来，但国外有汉学家认为秦完全统一齐、楚、燕、韩、赵、魏六国，建立强大的帝国，是在公元前221年，提前百年，这个词就已出现在古印度，有点不大可能。国内也有学者认为，从司马迁《史记》记载张骞出使西域之前，罕见中西有交通的史实，《史记•大宛传》曰：“张骞凿空”，言下之意史无前例。许多人都认为与西域交流，盖自汉始。
汉以后，中国人虽然以汉人自称，而西方人，很长一段时间一直以“秦”指称中国。这看起来似乎有些阴差阳错，但却具有历史的因果。秦在统一中国之前就已盘踞中国西方、雄霸中国内陆，此前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不管是在春秋时代还是战国时代，在诸侯国中，秦国都是最为强大的。《左传》载秦穆公据雍拥秦、称霸西戎，兼十二国，向西开地数千里，其势力范围估计远及中亚。当时西域诸国尽列拜其下，声名怎能不达域外。秦国在西域，领域之广大，除元朝之外，中国历朝版图都难以望其项背。其在西域的影响力，中国的文字历史不便追及，只能有待中亚、西亚史揭秘。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时期，秦的影响，远及印度、今中东一带，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先秦之秦，也是“秦王”之秦
《史记•大宛列传》载，汉张骞曰：“臣在大夏（中亚古国今阿富汗一带）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身毒，是以前国人对古印度的称呼。由此可知，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印度早就与中国大规模通商，古印度以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秦，即China指称中国，应该是合情合理的。在《大宛列传》中，西域诸国习惯上仍称中国人为秦人，汉代将士也默认或沿袭这种称呼。
古代梵文将中国称为“震旦”“*那支**”等，皆为China之读音。这个读音，在梵文佛教典籍中的流布，让我国僧人有时音译，对外直称中国为“震旦”“*那支**”“至那”等，有时也还原成“秦”的名号。
而人们在罗列“至那国”之证时，引述玄奘《大唐西域记》中所说的秦王之秦，已经不仅仅是指先秦之秦，也是指后来唐李世民被封的“秦王”之秦，不管怎样，都是以秦来指称中国。
宋赞宁和尚所著《宋高僧传•含光传•系》中这样论述：“秦人好略，验其言少而解多也。西域之人淳朴，何以知乎？天竺好繁，证其言重而后悟也。由是观之，西域之人利在乎念性、东人利在乎解性也。”他将东人以秦人统称，也就是将今日所说的汉人以秦人统称，由此看来，在宋代，受梵文影响的僧人仍以“秦人”统称中国人。
魏晋后，以“桃花石”（拓跋氏）指称中国
西语中，除了用China一词指称中国外，六世纪末拜占庭历史学家泰奥菲拉克特•西莫加特（约582—620年）在《历史》（又称《莫里斯皇帝大事记》）中，称中国为Taugast，人们遵照汉语旧称将其译为“桃花石”。所谓汉语旧称，最早应来源于丘处机弟子李志常所撰《长春真人西游记》一文，该文记述丘处机途经阿利马城（今*疆新**霍城县境内）所见当地情景：“农者亦决渠灌田。土人惟以瓶取水，戴而归。及见中原汲器，喜曰‘桃花石诸事皆巧。’桃花石，谓汉人也。”
为什么以此指中国人，“桃花石”具体因何而得名，学人说法各异。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意见比较有代表性，他认为，这个发音应为北魏皇族“拓跋”的称谓：“元魏占领中国北部，而在中亚以土姓著名，遂使中亚的人概名中国为拓跋。”（见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我认为准确地说，Tabgha?（桃花石）一词应由汉语“拓跋氏”一词音译而来。
北魏版图广阔，到孝文帝*都迁**洛阳，南朝北朝政权对峙的时间长达一百四五十年之久。在如此长的一段时期，南朝偏安江南一隅，对西域的影响几乎微乎其微，而对中亚、西亚影响最大的中国政权无疑是拓跋鲜卑人建立的北魏。对西域之外的诸国，中国人以“拓跋氏”自称或西域诸国将中国人以“拓跋氏”称呼，应该是准确的。
为何元代时中国被称为“契丹”
谁拥有了命名权，或谁被拥有了命名权，就标志着谁拥有了最具影响力的权威。
奇怪的是，到了元代，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称谓突然逆转，开始用Cathay、Khitai等音名来指称中国。上世纪初的汉学家及中西交通史学家几乎一致认为，从元*开代**始，西方人对中国的这些称呼，“皆是从契丹名称转化而来的”（见冯承钧译伯希和《*那支**名称之起源》）。早在八世纪的突厥碑文中，契丹被记为Kytai。契丹国或辽国就是契丹部族曾经在中国北方建立的庞大政权，后被金所灭。金、宋后又被蒙古人所灭，蒙古人铁蹄踏平欧亚，世界各国不是用元来指称中国，整个世界都几乎用早已灭亡的“契丹”国号或部族名称来指称中国，这应该是没有道理的，但是这样的事实又是存在的。元代，西人对中国的指称确实与“契丹”的发音完全重合。
从历史资料来看，在元朝，蒙古人也确实是以类似“契丹”的名称来指谓中国地区。不过，“契丹”在明代翰林译员们看来，仅仅是“乞塔”的同音标记。比如在《蒙古秘史》第250节中，翰林译员的汉语记音：“成吉思 合罕 帖列 秣骊剌黑三突儿 乞塔惕 亦儿格讷 阿勒坛 合阿泥额勒薛兀勒周。”（参见同上）这一段可直译为：成吉思合罕这一次出征，使契塔惕百姓们的金国皇帝投降。“乞塔惕”是乞塔（与契塔同音）的复数形式。“乞塔”，在元代泛指中国或中国北方。
契丹政权或辽政权最为强盛时，无迹象显示西方世界曾用类似“契丹”的发音来指称过中国。可是到了元以*力武**向外扩张时，用此音指称中国这件事情才开始流行起来，面对让整个世界发抖的蒙古人，这只能说明一种可能，与历史上所有朝代不同的是，如果没有元的命指，谁也不会用一个所谓与辽政权同音的国号来指称中国，除非元政权用这一名称来命指中国。
明代时，葡萄牙人耶稣会牧师鄂本笃于1602年于印度启程，经中亚、西域进入中国，1607年病死在肃州（甘肃酒泉）。他来中国最大的疑问，就是要探讨传说中的契丹（音译）与*那支**到底是什么关系。他遗留的日记，经另一位旅行中国的西方著名传教士利玛窦整理，编写为《鄂本笃访契丹记》三章，其中记载：“契丹（音译）者非他，乃*那支**帝国之别名。其国都，回教徒所称为康巴路（Cambaul）者，乃即北京之别名。事已证实，毫无疑窦。”Cambaul准确翻译应为汗八里，元代北京的称呼。在该记中，利玛窦总结道：“至是时，鄂本笃心中最后怀疑始全去，契丹（Cathay）即*那支**（China），同地异名而已。”由此可见，以前所有外国传教士的游记中或西文中用Cathay、Khitai指称中国时，上世纪以来的学术界都将其翻译为“契丹”。元代果真是以“契丹”来指称中国吗？
“乞大”≠“契丹”
元朝强权到底为什么要选用Cathay或Khitai的音名来指称自己核心政权的所在地——中国呢？难道这个发音就是指辽政权的那个契丹称号吗？我想这在逻辑上无法通释，曾经何其独霸、具有无上尊严的元帝国，怎会用一个前朝的国号来命指自己的核心疆域？这种历史的玄机只有去历史的荒漠中发现蛛丝马迹，虽草蛇灰线，但并非无踪可寻。
在明翰林译员的汉字记音中，成吉思汗祖先的名字标记为“孛儿帖•赤那”，“孛儿帖”旁标释为“苍色”，“赤那”旁标识为“狼”，这是对其汉语意义的解释。孛儿帖即孛儿只斤，赤那即乞颜，复数形式后缀加“t”音，读乞牙惕，成吉思汗的历代祖先不仅以乞牙惕（赤那—惕）为自己的称号，也以孛儿帖（孛儿只斤）为自己的称号。元时期，蒙古人尤其是成吉思汗的同族，习惯上将自己称作是“乞牙惕”人，所以也有说法，认为蒙古人血管中流有狼血。
乞牙惕发音赤那惕、怯特、契塔，而同音“乞大”，与契丹发音相同。提出“乞大”一词，是因在乞牙惕的同音中，蒙古语尾音t，可发音“大”，另“乞大”一词与该词所指在元帝国的至尊地位相称，“大”，是元帝国最喜欢用的一个形容词，比如“大蒙古国”“大元”。在元帝国时代，以成吉思汗最亲近的部族代指自己核心统治区，这才是正常合理的历史命名途径。
但限于元突然败走大漠，再加上蒙语与汉语相隔，当时核心政治文献几乎绝迹，许多历史的细节无从考证。
峰回路转，1998年，韩国发现了元时期高丽人编写的学习中国北方汉语的古本教材《老乞大》，我认为，这可以作为以上历史事实的铁证。在中国汉语中，“老”是最古老的尊称，许慎说老者考也，考者老也；而“乞大”，显然是当时世界对中国的通称。但学界普遍认为，“乞大”就是“契丹”，是代指中国。以此音来代指中国，没有错，但说乞大即契丹，这是历史学界普遍的一种误解，这来源于利玛窦等传教士对元宗族谱系的不知，也来源于一些汉学家对元历史的含混不清，他们只知中国历史上有契丹王朝，却不知还有一个与其同名的核心部族。蒙古族人及当时中国通的高丽汉语专家不以“老契丹”指称中国，而以“老乞大”代指中国，看来“乞大”的确不是“契丹”，不然为什么这样正规的汉语教材，不用人人皆知的“契丹”，却要偏偏写成是“乞大”呢？这种语言事实却无人给出解释，那种牵强附会以讹传讹的习惯应到此为止。也由此可以确证，用来代指中国的这个“乞大”，不是契丹国的国号，而是成吉思汗的核心部族称号。在元政权看来，天下皆属成吉思汗部族所有，这在当时，绝对是历史的现实。
而随着元大势已去，主流世界逐渐以China（*那支**）称呼中国，但元的政治势力在中亚、西亚及俄罗斯等地的影响比较长远，因此这一带的语言中仍以“契丹”的同音代指中国，但此音具体所指，不是辽之“契丹”，而是蒙元之“乞大”。
一国之名，在国外的称呼，无疑来自于国际交流的历史，从国际交流的历史中去诠释，若明若暗的脉络终会毕现无遗。
作者简介石厉，原名武砺旺，生于1965年，著名诗人、学者、文艺理论家，现任中国作家协会《环球企业家》杂志社主编。九三学社社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理事、线装书局学术顾问、中国佛教图书*物文**馆学术顾问，在中国传媒大学等多所大学兼职教授。出版有诗歌著作《幻象集》《梦幻集》《走向彼岸》；出版《中国远古诗歌思想》《先秦人文精神史纲》《中华五千年史演义》《春秋公羊家思想考略》《诗歌的范式》等学术理论专著。学涉古今中外文史哲宗教诸学。
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世界历史，微信号：Hi---story。这里才是真正的历史：真实、有趣、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