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雨楼.词苑
北宋词史二.（上）
在“花间词人”当中，影响最大的是温庭筠和韦庄。
温庭筠是晚唐著名的诗人和词人，本不属“花间”范围，但却被后人称之为“花间”鼻祖。《花间集》选录他的词有66首之多。他是中国词史上第一个大词人，有独特的艺术风格。他的词含蓄委曲，言尽而意不尽。后代对他的词评价也颇有分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的词感情比较深隐，意境比较朦胧，不大好懂。如《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娥眉，弄妆梳洗迟。 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又：“水晶帘里玻璃枕，暖香惹梦鸳鸯锦。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 藕丝秋色浅，人胜参差剪。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便具有这样的特点，前人的解释出入很大。温词之所以朦胧深隐，这是因为他的词主要借助于标举名物和客观形象的胪列，如前首词中的“小山”、“鬓云”、“香腮”、“娥眉”、“花镜”“绣罗襦”“金鹧鸪”等等，而不是靠主观感情的直接抒发。他的词画面密集，跳跃性很强，加之词语华丽，这就构成了一种深婉隐曲与华美秾艳的艺术风格。当然，温词也并非都是朦胧隐曲之作，他也有一些清疏明朗的词，如《梦江南》：“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萍洲。”但是，代表温词风格与特点的却不是后者，而是前面提到的那些词。温庭筠表现在词中之感受都是感官的，表层次的，仅仅是其享乐生活的一种表现，但其罗列精美名物的做法与所抒写的闺阁情思，“往往与中国古典诗歌中以女子为託喻之传统有暗合之处”。这既为后人的多种理解提供了空间，又为词的发展暗示出一条可供选择的道路。温庭筠在词的发展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这主要表现在：一、通过他的创作，扩大了词的影响，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开始成为新的诗体形式之一；二、开拓了词的创作道路，形成了婉约词派，对后世有深远影响。
韦庄生活于唐末与五代这一变乱时期，他59岁中进士，66岁入蜀，72岁时前蜀王建称帝，他当了宰相，75岁就死了。韦庄不仅是晚唐著名的诗人，也是五代著名的词人。在词史上温、韦并称，有人还把他们归为一派。其实，温、韦二人的词是有明显不同的。韦庄词的特点是以热烈的主观抒情见长，表现出一种率直劲切与清疏淡远的风格。如《思帝乡》（“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和《女冠子》（“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别君时。忍泪佯低面，含羞半敛眉。”）等。他著名的五首《菩萨蛮》也都具有率直显露的特点，其二说：“人人尽说江南好， 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炉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韦庄变温庭筠代闺中女子婉转言情而为直抒胸臆，与温词的朦胧深隐判然有别。韦庄词对李煜、苏轼、辛弃疾有较大影响。
五代词除西蜀以外，另一创作中心便是南唐。南唐拥有35个州，在当时号称大国。它凭借长江天险，与中原战乱保持一段距离。在中原各小国相互征伐的战乱时期，南唐没有遭受过战争的过多破坏，经济反而有所发展。在此环境中，君臣宴乐，各有创作，形成南唐词人创作群。南唐词人的作品，多数仍然是歌舞宴集环境中的产物。北宋陈世修为冯延巳《阳春集》作序，描述当时的创作环境说：“公以金陵盛时，内外无事，朋僚亲旧，或当宴集，多运藻思为乐府新词，俾歌者倚丝竹而歌之，所以娱宾而遣兴也。”在酒宴期间为“娱宾遣兴”而创作的歌词，内容一定是私人化的、享乐化的，格调一定是轻松的，如前面例举的两首李煜词。但是，面对后周的强大，继之又面对赵宋王朝的兴起，南唐国势倾危，君臣预感到国家必然灭亡的末日一天天临近，却又无力自振，心理上有摆脱不了的沉重没落感。于是他们便在歌舞酒宴之中寻求精神的寄托和暂时的逃避，那种沉重的没落感也渗透到词的创作之中，明显超出了“花间”的范围。南唐与西蜀的情况有所不同，南唐无人把词加以整理结集，因此保留下来的作品不多，有影响的只有李璟、冯延巳和李煜等少数几个词人。西蜀的词人，多数是清客文人，而南唐词的作者却主要是皇帝和权臣，所以，南唐词人也就更加关注国家的命运，那怕是潜意识的。
李璟是南唐中主，他在28岁时（943年）继位登基，在位19年。初期，他还能承乃父余威，扩境拓土，将原来的28个州拓展到35个。但自大保十三年（955）后就不同了，他奉表称臣于周；中兴元年（958）又去帝号，以国为周之附庸。最后的六年，他的处境十分危苦。李璟多才艺，好读书，身边聚集着一批文学之臣。可惜他的作品流传至今的太少，词只有四首，尤以二首《摊破浣溪沙》著名。其二云：“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 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无限恨，倚阑干。”将秋日的萧瑟凋零与闺中的思远念别联系起来，感慨无端，蕴涵深沉，王国维称其“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人间词话》）。
冯延巳曾经是一个身居相位的词人，但他笔下的词却很少有欢乐的歌唱。他的作品往往抑制不住地流露出一种淡淡的哀愁甚至是深情的叹惋。他善于以清丽的笔墨抒写时代的悲凉，他应该已意识到国家必将灭亡但又无法摆脱覆亡的悲剧命运。从艺术上看，冯延巳词既有温庭筠那种色彩丰富的客观形象的描绘，同时又有韦庄词中那种内心情感的直接抒写。不过，由于他所抒写的已不仅仅是一己之情的恋歌，而是揉进了家国兴亡的慨叹，所以，他的词具有更多的综合性与概括性。如《鹊踏枝》：“谁道闲情抛掷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 河畔青芜堤上柳，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可以看出，这样的词已与前面的温庭筠、韦庄有所不同了。这标志着五代词继温、韦之后在意境上和艺术手法上已大大向前跨进了一步，冯延巳对宋代的晏殊、欧阳修等词人有较大影响。王国维说：“冯正中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人间词话》）
李煜是南唐中主李璟的第六子，是南唐最后一个小皇帝。在李煜嗣位的前一年，赵匡胤已在中原建立了宋政权。李煜在位的15年中继续执行其父李璟的政策，对宋纳贡称臣，妄图维持苟安局面。当然，这是必然要破灭的残梦。宋太祖开宝八年（公元975），宋灭南唐，李煜*国亡**被俘，在汴京过了三年囚徒生活，后被毒死。李煜早期的词多描写耽溺于享乐的宫廷生活，调子是香艳的。其中部分作品已经掩饰不住内心的悲凉与沉重，《清平乐》说：“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 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这些词的格调与冯延巳近似，带有一种无可挽回的没落感。*国亡**之后，由小皇帝沦为阶下囚，安危不能自保，感情陷于极度悲痛之中，调子是悲苦沉痛的。在现实生活中，他要戴上面具应付外部世界，在艺术世界里，他却是无比地真挚。生活巨变太大，内心的落差也就很大，所体会的痛苦也就极其深沉。当这种个人痛苦与国破家亡的经历联系在一起时，就别具一种动人心魄的艺术魅力。所以，李煜后期作品，意境阔大，感慨深沉，力量充沛，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举二首词为例：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独自莫凭阑，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
李煜的词，风貌天然，能以常人的感情去体验、观察和反映他所感受到的生活，故而能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他的词，清词丽句，锦心绣口，用语娴熟，纯净凝炼，擅长白描手法，不雕琢，不粉饰，恰到好处地反映了词人的本色。李煜在词史上有很大影响。虽然，前人认为李煜词不出婉约的藩篱，但是，他的词的意境，他那坦率的抒情，他那俊逸神飞、任纵奔放的风格，却又不是“婉约”二字所能局限得了的。他对后世的影响已不光是婉约词人，连被称为豪放词人的作家，如苏轼、辛弃疾也都程度不同地受到李煜的影响。
从温庭筠到李煜，词的创作从感情的深隐转到直接抒写*国亡**之痛，词的内容丰富多彩了，手法也多姿多样了，艺术上也臻于成熟了。所以，唐五代词不仅为宋词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做好了艺术上的准备，同时，也赢得了后世读者的喜爱和高度评价。
4、北宋文人士大夫词
两宋诗词的全盛期。词之所以独盛于宋，除唐五代词为宋词的发展做好了准备以外，主要是和当时政治稳定，经济、文化、艺术的全面繁荣联系在一起的。公元九六○年，赵匡胤代周而崛起，建立了赵宋王朝，结束了自安史之乱以来长达二百余年之久的战乱与分裂局面，进入了一百七十余年国家统一与政治上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经济发展，都市繁荣，人口增加，市民阶层在不断壮大。北宋都城汴京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的中心，它自然成为“新声”（即“曲子词”）创作的总汇之地。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全面记述了当时汴京的繁荣景象，并说：“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宋史·乐志》中也说：“宋初置教坊，得江南乐，已汰其坐部不用。自后因旧曲创新声，转加流丽。”上面这些文字，形象地描绘了宋代“新声”的发展和繁荣过程。
宋王朝在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以后，汲取唐代藩镇割据、臣僚结*党**、君权式微的经验教训，努力确立君主集权，削弱臣下势力。宋太祖赵匡胤不愿意通过杀戮功臣、激化矛盾的残暴手段来达到集权的目的，而是通过一种类似于金帛赎买的缓和手段，换取臣下手中的权力。宋太祖曾与石守信等军中重要将帅夜宴，劝他们自动解除兵权，“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宋史·石守信传》）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故事。所以，赵宋统治者不但不抑制反而鼓励臣下追逐声色、宴饮寻乐的奢靡生活。对待文臣，皇帝也采取类似手段，待遇格外优厚。仅就官俸而言，据考证，宋代比汉代增加近十倍，比清代仍高出二到六倍（详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生活环境的优越，就射得这些文人士大夫有了充裕的追逐声色享受的经济实力。与历代相比，宋人是最公开讲究生活享受的。文武大臣家养声伎，婢妾成群，已经成为社会风气。甚至在*场官**中、在上下级之间，也并不避讳。据《邵氏闻见录》卷八载：钱惟演留守西京，欧阳修等皆为其属僚。一日，欧阳修等游嵩山，薄暮时分才回到龙门香山，天已经开始下雪，钱惟演特地送来厨师与歌妓，并传话说：“山行良劳，当少留龙门赏雪，府事简，勿遽归也。”这种享乐的风气，就是宋词滋生繁衍的温床。
为了通过娱乐来消弭被解除兵权的贵族官僚的反抗，主动把五代十国留下来的歌伎乐工集中到汴京，并注意搜求流散在民间的“俗乐”，最高统治者乐此不疲，甚至自制“新声”。据《宋史·乐志》载：“太宗（赵灵，即赵光义）洞晓音律，前后亲制大小曲及因旧制创新声者三百九十。”又说：“仁宗（赵祯）洞晓音律，每禁中度曲，以赐教坊。”当时，许多达官显贵，或流连坊曲，或竞蓄声伎，在宴会及其他场合竞相填写新词。一时间，君臣上下均以能词为荣。宋人记载里以能词而得官爵、以能词而受赏赐的佳话，比比皆是，广为流传。如宋祁因在街上看见宫中车队内一女子，写了一首《鹧鸪天》，宋仁宗知道他曾与宫女相遇之事，便有内人之赐（详见《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三）。又，宋神宗时蔡挺在平凉写了一首《喜迁莺》，其中有这样几句：“谁念玉关人老。太平也，且欢娱，莫惜金樽倾倒。”神宗（赵顼）读此词后，批曰：“玉关人老，朕甚念之。枢管有缺，留以待汝。”不久，调蔡为枢密副使（详见《挥麈余话》卷一）。又如，《大宋宣和遗事》载，正月十五观灯时，一民间女子与家人失散，在赐酒时，她把金杯揣在怀里，被卫士发现，逮至御前。她即席填《鹧鸪天》词一首，说明窃杯的原委：“天渐晓，感皇恩，传宣赐酒脸生春。归家只恐公婆责，乞赐金杯作照凭。”这位女子当场得到金杯的赏赐。这说明，词，这一新兴的诗体形式，已经普及到一般妇女群众中去了。
此外，有些词人还因有名篇佳句传名而成为词林佳话。如宋祁因《玉楼春》中有“红杏枝头春意闹”而被称为“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张先因在三首不同的词里分别用过“影”字而被人称为“张三影郎中”；秦观因《满庭芳》中有“山抹微云”而被称为“山抹微云秦学士”；贺铸在《青玉案》中有“梅子黄时雨”而被人称为“贺梅子”。这些都说明，词，在当时是如何深受士子平民的喜爱和重视。宋词的创作比起唐五代来已有更大的群众性。如果没有这样的大普及，没有这样广泛的群众性，词的繁荣便不会出现。
当然，宋词的发展和繁荣是有个过程的。它的发展、繁荣和宋代的政治、历史、时代风尚、思想感情以及美学情趣的变化密切相关，并由此而形成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
就北宋词发展过程来看，依据创作模式的转移与词风的嬗变，大体可以分为四个创作时期。即：晏欧词风盛行的小令繁荣期；柳永词风崛起的慢词兴起期；苏轼词风崭露头角的豪放词创制期；清真词风风靡一时的词律规范期。经过这四个阶段词体、词风、词品的演进，歌词的诸多令慢近引长短形式、婉转或奔放的创作风格、美人江山等丰富多样的题材内容，已经大致具备。这就为南宋词的创作高峰期的到来，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然而，这种划分方法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就一个时期的主要创作特点（不管是内容方面，还是形式方面）而言的，其中有许多相互交错的复杂情况，并不是短短几个字可以完全概括得了的。此外，还有别具一格的李清照创作，不是那一种创作倾向可以简单归纳得了。
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
下面就准备按照上述四个阶段对北宋词的发展过程和重要作家作品进行必要的分析和阐述，以梳理和描绘出北宋词史发展的基本轨迹和轮廓。
第一章晏欧词风与令词创作群体
燕乐作为一种新兴的音乐体系，人们对其必须有一个熟悉的过程。尤其是燕乐中相当部分来自外域，即所谓的“胡乐”，与中原文人的创作也有一个逐渐适应配合的过程。在这初始的熟悉、适应阶段，文人的创作也遵循着从易到难的原则，最先引起人们注意并得到广泛喜爱的是那些篇幅短小、精练含蓄的小词，就是“小令”体式。
小令首先获得广泛喜爱，还与它的特殊创作环境有密切关系。据夏承焘先生考证：唐代小令出于酒令。作为酒宴之中演唱的歌辞韵语之特殊称呼的“小令”，最早见于白居易的《就花枝诗》：“醉翻衫袖抛小令，笑掷骰盘呼大采。”这句诗涉及两种酒令形式：抛打令与骰盘令，再加上律令，这是唐代酒令的三种基本形式。酒令是用来侑酒助觞的，酒令的语辞内容如果陈陈相因，失去新鲜感，就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所以，为了酒宴之间的助兴取乐，文人们往往喜欢各显才能，争奇斗艳，不断地为旧的酒令形式填写新的内容。文人的这些即席创作当然要交给歌舞乐妓当宴表演，才能获取预料中的侑酒助觞之效果。而这种创作趋势的出现是在“安史之乱”以后，当时宫廷的教坊歌舞声乐逐渐被各类官家与私人的宴席妓乐所代替，在这种酒宴游戏之中文人的即席创作与乐妓的即席歌舞演唱相结合，就促使普泛的酒令向专门化的小令演变。酒令的目的既然落实在“侑酒助觞”之上，因此必须选择“短歌悦耳，无致人厌”（清张荩《彷园酒评·酒德》）的篇幅短小的歌舞形式，于是，酒令中具有宣腾急促音乐风格的酒令形式首先获得文人的青睐，如《回波乐》、《倾杯乐》、《三台》、《抛球乐》、《荷叶杯》、《上行杯》、《酒泉子》等等，这就奠定了小令精练含蓄的形式特征。曲子词的兴盛，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适应了人们对生活享乐的追求。由酒宴上游戏之作的酒令演变而来的小令，当然首先引起文人的注意，很快在文人中寻觅到众多的知音。
北宋前期，百废待兴，内忧外患交织。太祖朝，既要平定国家内部后周遗留势力与跋扈军人的不满与反叛，又要抗击契丹入侵、消灭割据势力、统一全国。太宗朝，国家将主要精力转向对付外族契丹，太宗企图凭借*力武**收复五代时候割让给契丹的失地，多次发生大规模战争，但是却以宋廷的大败告终。太宗朝对契丹的战争，改变了宋、辽之间军事力量的强弱之势，真宗朝前期北宋就始终处于契丹的军事威胁之下，一直到真宗景德元年（1004）宋辽订立“澶渊之盟”，北宋才相对获得国际与国内的安定平静的社会环境。所以，在北宋建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达官贵人、文人士大夫还没有充裕的时间、闲暇的精力，去彻底享受生活，从容领略醇酒、美女、歌舞。这一时期，词坛上的创作也是相对孤寂的，只有个别作家的零星创作。
然而，赵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长期动荡混乱的政治局面，全国除西、北部分地区外，实现了统一，封建社会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历史发展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里，社会生产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农业、手工业，特别是矿业、造船业、煮盐业以及采茶、酿酒业日益兴盛，商业经济空前兴隆，大城市也随之兴起，市民阶层也因之不断壮大。这些，都是宋词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也就是说，北宋前期社会财富的积累与“太平盛世”社会局面的逐渐形成，为宋词的兴盛做好了准备。当宋词全面的繁荣局面到来时，已经是仁宗（1023－1063）朝的事情了①。仁宗在位期间，励精图强，致力于国家内部的各种矛盾之治理，社会的繁荣因此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仁宗在位42年，“号为本朝至平极盛之世”（叶适《水心别集》卷十一《财总论》）。就是在这样一种“太平盛世”的社会环境中，流行于酒宴之间的小令再次受到广泛阶层的关注，引起文人士大夫的浓厚创作兴趣，北宋词创作的第一个春天也就来到了。
由于时代*乱动**、改朝换代对词的创作形成冲击的缘故，北宋初期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没有更多地积累多少词的创作经验，对北宋前期词人来说，依然存在一个着熟悉燕乐、熟悉长短句形式、努力做好音乐与歌辞相配合的过程，所以，他们最初选择并喜爱上的也就仍然是短小精悍、易于驾驭的小令形式。就内容与风格看，这一时期的词人词作，大体上是继承“花间”、南唐二主和冯延巳的词风。其中，受冯延巳的影响更为明显。他们所写的，仍不外是春恨秋愁，伤离念远，恋情相思或咏物酬唱，但是，比起唐五代词来，已有很大的发展。北宋前期的文人士大夫大都*官高**厚禄，生活舒适，如寇准、晏殊官至宰相，范仲淹、欧阳修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等等。他们没有唐末五代文人之家国濒临困境的压抑和绝望，而是以一种朝气蓬勃、乐观向上的精神对待现实生活。政事闲暇，则又从容不迫、理所当然地享受生活。所以，北宋前期小令就没有了唐末五代的及时行乐、惟恐时日无多的急迫感和看不到国家与个人出路时的绝望感，而别具一种雍容富贵的气度、平缓舒徐的节奏、雅致文丽的语言。这一时期的小令创作尽管在内容上和唐五代小令相比没有大的突破，但词的风貌、词的艺术手法已与唐五代有所不同，尤其是两者在气质上呈现出显然不同的风貌。北宋前期的小令作家，社会地位不同、个性互有差异、爱好各自异趣，他们的创作也表现得千差万别，词坛上呈现出百花争妍的繁荣局面。小令创作在此一时期已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在小令创作方面给后人留下典范性的启示，在艺术上为宋词的高度繁荣做了充分准备。
这一时期小令作者为数众多，主要有王禹偁、潘阆、林逋、宋祁、范仲淹、晏殊、欧阳修、张先等等。晏几道的创作时代较晚，但他的成绩依然是在小令方面，与北宋前期的小令创作联系密切，所以也将他的创作集中到这一章节里面讨论。这一时期小令创作方面影响最大的当属晏殊和欧阳修，他们的作品比较多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创作倾向和艺术风格。从某一个角度来说，“晏欧词风”是这一时期的小令创作的典范性代表。
第一节北宋早期的小令
这是指晏殊登上词坛之前或者开始创作不久的一个时期，大约在真宗朝的后期与仁宗朝的前期（大约为公元1040年之前）。在两宋三百六十余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一阶段从时间上约占五分之一，流传至今的作品则仅仅只有十几位作家的数十首小令。即使是将创作时间较早的柳永与晏殊的部分作品也核计在内，也超不过一二百篇，与《全宋词》收录的二万余首作品相比，是很不成比例的。这一时期作家流传至今的作品大都只有一篇或三五篇，他们仅仅是偶尔为之。从宋人的史料、笔记等记载来看，这一阶段词的创作现状就是如此。这是宋词创作的一个萧条冷落期，或者称之为宋词创作的序幕阶段。这一阶段比较有特色的作家有王禹偁、寇准、潘阆、林逋、宋祁、范仲淹等人。以下分别加以介绍，并做一归纳总结。
一、王禹偁
王禹偁（945－1001），字元之，巨野（今山东巨野）人。 “世为农家，九岁能文”（《宋史·王禹偁传》）。据说少年时得济州从事毕士安的赏识，“留于子弟中讲学”。济州太守在某次筵席上出上句“鹦鹉能言争似凤”，坐中无人能对，毕士安“写之屏间”，苦思对句，王禹偁某日书其下说：“蜘蛛虽巧不如蚕”，毕士安因此称赞他有“经纶之才也”（详见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七）。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登进士第，授成武县主簿，次年移知长洲。端拱元年（988）被召赴京，任右拾遗、直史馆。王禹偁年轻得志，对赵宋王朝充满感激之情。他的报国方式就是直言敢谏，先后向太宗献《端拱箴》和《御戎十策》，得太宗赞赏，迁左司谏、知制诰。然而，王禹偁终因直言敢谏而屡屡得罪君王与执政大臣，曾三度遭贬谪，二次在太宗朝、一次在真宗朝。最后一次是咸平元年（998）贬知黄州，故世称王黄州。王禹偁特此作《三黜赋》以明志，表明态度说：“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谪而何亏！”咸平四年（1001）年徙知蕲州，到任后未逾月去世。王禹偁一生创作十分丰富，现存《小畜集》30卷，后来曾孙王汾又收集其逸文遗篇，编为《小畜外集》13卷。两集共存诗500余首，文200余篇。
王禹偁是北宋最早改革华靡文风的诗文家，他推崇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歌和韩愈、柳宗元的散文。后人据《宋诗钞·王禹偁小传》的舛误，说王禹偁反对过“西昆”形式主义诗风。其实，王禹偁比“西昆”著名诗人杨亿年长二十岁，王禹偁去世时杨亿才二十八岁。《西昆酬唱集》编成于景德年间（1005－1008），此时，王已去世六、七年之久，他不曾见过这部诗集，更谈不上反对和批判这本诗集了。王禹偁以诗文名世，“独开有宋风气，于是欧阳文忠得以承流接响”（吴之振《宋诗钞·小畜集钞序》）。但他又是北宋初年较早的填词者之一，传世的作品只有《点绛唇》一首，在词史上却有着不可忽视的位置：
雨恨云愁，江南依旧称佳丽。水村渔市，一缕孤烟细。 天际征鸿，遥认行如缀。
平生事，此时凝睇，谁会凭栏意？
平生事，此时凝睇，谁会凭栏意？
这首词反映了作者积极用世的政治抱负，具有清新旷远的风格，与五代、宋初剪红刻翠、遣兴娱宾的作品截然不同。词的上片借细雨浓云来抒写离愁别恨，既描画出江南多雨多云的特点，又写出了词人对水乡的喜悦之情。词一开始就捕捉住江南水乡的特异风光，突出了多云多雨这一地区性和季节性特点。尽管这“雨”使人添“恨”，这“云”使人生“愁”，但在作者眼里却仍然感到这一切都有迷人的魅力。所以，下面禁不住用赞美的语气写道：“江南依旧称佳丽”。“佳丽”，讲的是风景优美宜人。南齐诗人谢朓《入朝曲》中有“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之句。那么，这“佳丽”，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下面“水村渔市，一缕孤烟细”，对此作了形象的补充和描绘。“孤烟”一句，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王维的“大漠孤烟直”（《使至塞上》）。作者把王维的诗句略加改造，并使之与遍布江南的“水村渔市”相结合，江南水乡的特异风光便跃然纸上了。当然，作者并不只着眼于“水村渔市”的刻画，他内心想的是更加远大的事情。所以，下片宕开一笔，以“征鸿”做旁衬，暗写滞留异乡不能振翼高飞的感慨。当“征鸿”从“天际”掠过之时，作者便止不住产生了振翼搏斗的遐想。《史记·陈涉世家》载：“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作者以鸿雁奋飞来跟自己“平生事”相对照，于是便“凝睇”注视，免不了发出世无知音，“谁会凭栏意”的深长慨叹。
品词中之味，这首词应该是作于贬谪期间。王禹偁曾三度被贬，第一次贬为商州（今属陕西）团练副使，第二次出知滁州、改知扬州，第三次出知黄州（今属湖北）。宋代设“江南东西路”，辖境相当于今江苏、安徽二省，滁州、扬州皆在其辖境之内。况且，古人诗文中有以“江南”泛指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所以，这首词最有可能作于第二次贬官期间。宋代文人士大夫甚得皇帝尊宠，待遇优厚，政治环境宽松。象王禹偁这样出身贫寒、门第卑微的知识分子能够进入领导阶层，完全依靠朝廷的大力提拔，因此他们对宋王室感恩戴德、誓死效忠，即使仕途屡遭挫折，也此心不变。何况，宽松的环境使他们敢于有所作为，皇帝的尊宠使他们勇于有所作为。这就使得北宋被贬谪的文人士大夫的心境与前代类似处境的墨客骚人有很大的不同。他们虽有贬谪的困苦、失意的牢骚，但却轻易不沮丧、不悲观、不沉沦，仍然试图舒眉一搏，对前途保持着乐观的向往。宋代士大夫贬居期间的这种特殊心态，是王禹偁作此词时的特定心理背景。因此，即使被贬出京，词人依然对生活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有心情去欣赏“江南”的佳丽风光。在抒发“世无知音”的苦闷时，其基调是对鸿雁振翼的遐想，词的格调因此也不会显得悲苦沉闷，而有一种向上的引发力。
宋初小令大都作于酒宴之间，多是遣兴娱宾、风月留连之作，即使个别作品含有伤时感怀的内容，风格也大都雍容典雅、柔靡无力。王禹偁此词即事即目，登览抒怀，寓情于景，格调深沉，雄浑有力，艺术上完全臻至成熟，在宋初小令中是别开生面的。具体地说，这首词在宋初词坛的贡献集中在两个方面：在秾丽的氛围中以清丽取胜；在狭窄的词境中以开阔见长。过去，人们一般只注意了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其实，不论就思想内容，还是就艺术风格讲，这首词都很具特色，从柳永的《雪梅香》（“景萧索”）、辛弃疾的《水龙吟》（“楚天千里清秋”）和姜夔的《点绛唇》（“燕雁无心”）等诸名作中，均可看出受王禹偁这首词影响的某种痕迹。因此，王禹偁这首《点绛唇》应当被视为掀开两宋词坛帷幕的重要词篇。王弈清称赞此词“清丽可爱”，并因此推崇王禹偁“岂止以诗擅名”（《历代词话》卷四转引）。王禹偁是开北宋词坛创作风气的重要作家。
二、潘阆
潘阆（？──1009），字逍遥，或谓自号逍遥子，大名（今河北大名）人。早年在京师卖药为生，宋太宗至道元年（995）经宦官王继恩推荐，赐进士及第，授四门国子博士。继恩犯罪下狱，潘阆受牵连逃匿中条山。真宗后来释其罪，除滁州参军。晚年潘阆遨游大江南北，“放怀湖山，随意吟咏”（《咸淳临安志》卷六十五），过着逍遥自在的隐逸生活。存《逍遥集》一卷。
潘阆为人浪漫，性格豪纵，不拘一格。他的诗也多浪漫色彩，有诗句云：“散曳醉僧来蹴鞠，乱拖游女上秋千。”狂篇醉吟，于此可见。存《酒泉子》10首，最享盛名，均为回忆杭州湖山胜景之作，所以又名《忆余杭》、《忆西湖》。据说苏轼曾亲书于玉堂屏风之上，石曼卿使画师为之绘图。其十咏钱塘江潮说：
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 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尚心寒。
这首词描写钱塘江潮水雄伟壮丽的景色与弄潮儿英勇善泅的无畏气概，激荡着一种人定胜天的思想感情。首二句夸张潮水到来之前的气氛，用“满郭人争江上望”来描绘倾城出动、万人空巷的宏伟场面，为潮水的到来烘托环境，制造气氛，做好铺垫。后两句摹写潮水到来时的巨大声势和无穷威力。“来疑沧海尽成空”，是何等壮观！潮水奔腾澎湃，汹涌而至。这时，映入观潮者眼帘的是：万丈怒潮卷起无数冰峰雪壁，直向岸边扑来；又仿佛是把东海之水尽皆卷起，直向岸边抖落，一泻而光。这是写所见。“万面鼓声中”则是所闻，由于声速大大落后于光速，所以当人们眼见潮水奔腾跳跃而来之后才能听见那有如“万面鼓声”的轰然巨响。这气势再加上这巨响，不禁使人目夺神骇，心惊骨折。下片前两句写弄潮儿劈潮斩浪、英勇善泅的无畏气概。词人顺应观潮者目睹耳闻的自然进程，采取由远至近、由大及小的手法，逐次写来，终于把笔墨集中在挺立的“弄潮儿”身上。由于“弄潮儿”经过很好的训练，游泳的技艺十分高强，他们摸清了潮水的规律，所以，即使潮水汹涌，声势逼人，也休想把“弄潮儿”吞没。他们挺立潮头，如履平地，手中红旗招展。这磅礴的气势与宏伟的场面之中，有动有静，有声有色，色彩鲜明，对比强烈。结尾写梦中的回忆与感受，又是潮水的巨大声势和无穷威力的继续和延伸，是全词主题的进一步深化。
钱塘江潮是世界著名三大涌潮之一。古代记录钱塘江潮的散文和歌咏钱塘江潮水的诗词为数甚多。白居易《忆江南》中就有“郡亭枕上看潮头”之句。柳永《望海潮》中“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写得很有气势。苏轼《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也有“万人鼓嗓慑吴侬”与“吴儿生长狎涛渊”“冒利轻生不自怜”诸句。当然，上引诸诗词虽均各有自己的特点，但比较起来却不如潘阆此词笔墨集中而气势磅礴。这首词字句不多，词语有限，但却能大笔浓墨，挥洒淋漓，把钱塘江潮水写得有声有色，使读者有亲临其境之感。
这首词的主要特点是恰当地运用了夸张的艺术手法。艺术夸张运用得适当，不仅可以充分反映客观事物的真实面貌，而且还可以使读者深刻感受到作者对客观事物的感情和态度，从而更好地发挥文学作品的艺术感染力。黑格尔在《美学》第三卷上册229页中说：“在这类艺术作品中形成内容核心的，毕竟不是题材本身，而是艺术家主体方面的构思和创作加工所灌注的生气和灵魂，是反映在作品里的艺术家的心灵，这个心灵所提供的不仅是外在事物的复写，而是他自己和他的内心生活。”诗歌创作以夸张而著名的作品甚多，但是在词里，潘阆以前使用夸张手法特别出名的作品并不多见。这首《酒泉子》成功地使用了夸张手法，把潮水描绘得栩栩如生，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例如：“满郭人争江上望”是从气氛上进行夸张；“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是从气势、场面和声响诸方面来加以夸张；“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是从“弄潮儿”的英雄气概方面加以夸张；“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尚心寒”是从潮水的影响与震撼人心的力量这方面来夸张的。而这一切都是写人，写“弄潮儿”与他自己，突出人定胜天的精神。由于有以上这一系列夸张手法的使用，这就很容易使人想到李白在自然山水诗中所使用的夸张手法。在北宋早期，小令当中，这首词是颇具浪漫特色的，同时也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潘阆另一首《酒泉子》描写杭州西湖，艺术上也别饶韵致：
长忆西湖，尽日凭栏楼上望：三三两两钓鱼舟，岛屿正清秋。 笛声依约芦花里，白鸟成行忽惊起。别来闲整钓鱼竿，思入水云寒。
这首词是通过回忆的手法来写西湖美景的。回忆，在艺术表现上有一个很大的优点，这就是经过时间的冲刷和记忆的筛选，把过去所历所见中的无关紧要的细微末节冲刷并筛选掉了，而那些感人最深的事物，却因此显得更加清晰、集中，同时也更加突出了。诗人感受最深的东西，一般说来，只要艺术表现得好，读者也自然会受到感染。这首词集中描绘了四个画面：一是湖面上来往垂钓的小船；二是岛屿上的秋光；三是芦苇丛；四是成群的惊飞而起的白鸟。这后两个画面又是和笛声交织在一起的。全词有完整的构思，而不是画面的机械罗列。其中“别来闲整钓鱼竿，思入水云寒”是串起全词的关键句，反映了作者对西湖的向往与爱恋。全词纯用白描，不饰彩绘，清幽而又淡远，是一幅淡墨勾勒的山水画。
潘阆虽然曾经一度出仕，但他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以及相当一部分生活经历，使他的身份更加类似于一位处士或隐士。在日常生活中潘阆追求逍遥自在的境界，在文学创作中也处处体现他的随意、淡泊、超脱。流传的这一组《酒泉子》，是他的生活方式、态度、经历的一种表现。他善于去发现湖山景色之美，除上述二词外，还有：“僧房四面向湖开，轻棹去还来”、“白猿时见攀高树，长啸一声何处去”、“举头咫尺疑天汉，星斗分明在身畔”、“庙前江水怒为涛，千古恨犹高”等等。这样的词，与那些雕缋满眼、剪红刻翠的作品相比较，的确给人一种清新明快的感受，在宋初词坛上仿佛是吹进一股新鲜的晨风，情调是优美的，健康的，说明宋初令词创作，在意境上、题材上的扩大和演进。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三、林逋
林逋（967－1028），字君复，钱塘（今杭州市）人。少孤力学，恬淡好古，不慕荣华富贵。他曾在江淮一带漫游，后隐居西湖孤山二十年，足不到城市。转运使陈尧佐以其名闻，真宗诏赐粟帛，长吏随时劳问。他终身未婚娶，喜欢种梅养鹤，人们说他“梅妻鹤子”。死后，宋仁宗赠给他谥号为“和靖先生”。存《林和靖诗集》四卷，《补遗》一卷，《全宋词》辑录其词三首。他的诗清淡高远，以《山园小梅》之咏梅最为有名，其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是家喻户晓的名句。这首七律还被当作《瑞鹧鸪》词来传唱。林逋存词中也有一首咏梅词，名《霜天晓角》：
冰清霜洁，昨夜梅花发。甚处玉龙三弄，声摇动、枝头月。 梦绝，金兽爇。晓寒兰烬灭。要卷珠帘清赏，且莫扫、阶前雪。
这是一首抒情词，侧重于写词人对梅花的赏爱。上片头两句用“冰清霜洁”形容梅花的品格。“冰清霜洁”四个字，现在看来已经有些俗滥不堪了，但在当时第一个用来形容梅花时，却是很有创造性的，因为这四个字形象地刻画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这一特点。后三句写笛声，通过“玉龙三弄”写人对梅花的赏爱和赞美。“玉龙三弄”即“梅花三弄”，又名《梅花引》、《梅花曲》、《玉妃引》等。传说此曲即根据晋桓伊笛曲改编而成，内容写傲雪的梅花。“玉龙”，是笛子的美称。全曲主调出现三次，故曰“三弄”。由于笛声嘹亮，连枝头的明月都被笛声打动，似乎要翩翩起舞了。下片写词人对梅花的情感，他珍视梅花的开放，从入夜直至天明，始终伴随着梅花，不肯稍离一步。为了欣赏银白世界里的梅花，拂晓以后，词人急不可耐地卷起珠帘，并叮嘱家人不要扫去阶前的积雪，而要这白雪与红梅相映成趣，构成一个“冰清霜洁”的琉璃世界。词写雪中的梅花，实际上歌咏的却是词人自己所怀有的那种梅花般高洁的品格。
林逋还有一首更加脍炙人口的《长相思》，流传甚广：
吴山青，越山青。两岸青山相对迎，谁知离别情？ 君泪盈，妾泪盈。罗带同心结未成，江边潮已平。
林逋终身未婚并不意味着他没有经历过男女情爱，这首词体验之真切、构思之新颖，确实是有感而发。词写两情相悦的男女双方难舍难分的送别以及别后的刻骨相思。上片写行人坐船离去，一程又一程，两岸青青山色在迎接着离人，它们那里知道这对情人内心的离别之情呢？敦煌曲子词中有《浪淘沙》写别情说：“看山恰似走来迎，子细看山山不动，是船行。”此词的构思从中脱胎而出，却更加含蓄精练，气质文雅。下片写分别时刻终于来到了，两人再也忍不住咽下无数次的泪水。“罗带同心结未成”，写美满的爱情终于落了空。罗带，是丝织的带子；同心结，指罗带打成结，象征定情，结成婚姻。潮平，指潮水涨满，正待开船，暗示不得不从此分别。词以抒情为主，词中的山水在词里只起比兴与暗示作用，并不是作者着意刻画的对象。词中叠句的节奏、比兴手法的运用、构思的巧妙，都汲取了民歌的风韵。这样的作品，在格调上与中唐以来文人学习民间所填写的小令相近，而与“花间”香软作风异趣。白居易也有一首传播人口的《长相思》，词云：“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 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两相对比，可以清楚看出二者之间的一脉相承关系。
四、寇准
寇准（961－1023），字平仲，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人。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进士，授大理评事、知巴东县。累迁枢密院直学士，判吏部东铨。真宗时官至宰相。因鲠直敢言，个性张扬，多次触怒皇帝，外放为地方官。又因其出色的政治才干和对赵宋王朝的忠心耿耿而两次再度入相。似寇准如此三度入相的，在宋代只有几位颇得恩宠的大臣才享有此殊荣。天禧三年（1019）封莱国公，次年遭政敌丁谓等诬陷，被贬官到相州、安州、道州和雷州，天圣元年（1023）卒于贬所，仁宗时谥忠愍。寇准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擅长处理中央政府繁剧的政务事务。景德初曾力劝真宗亲征以阻止契丹（辽国）的入侵。以后对付契丹的整个战争过程，以至签订“澶渊之盟”，都是在寇准的调度、领导之下完成的。所以，寇准遭贬谪后，当时京城民谣说：“欲得天下好，无如召寇老。”著有《寇莱公集》七卷，《全宋词》录其词四首，《全宋词补辑》另从《诗渊》辑得一首。其中《阳关引》较有特色：
塞草烟光阔，渭水波声咽。春朝雨霁轻尘歇。征鞍发。指青青杨柳，又是轻攀折。动黯然，知有后会甚时节？ 更尽一杯酒，歌一阕。叹人生，最难欢聚易离别。且莫辞沉醉，听取阳关彻。念故人，千里自此共明月。
这是送别词，用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诗意，但词人结合自身体验，将情景打并在一起，宛同己出。开篇把视线引向“故人”远去的边塞，并通过“渭水波声咽”从侧面加以烘托。中间改写王维诗语，错落起伏，跌宕有致。最后又用“共明月”一句，把相隔两地的真挚友情绾结在一起，构思较新颖，境界也较豪放开阔。词人以友人为思念的对象，情调凄悲但不哀艳，这在苏轼以前的北宋词坛上是比较少见的。《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九称此词“语豪壮，送别之曲，当为第一。”就是因为送别思念的对象不同带来的词风转移。经寇准的改写，王维的诗歌以长短句的形式出现，更易于合拍歌唱。此外，这首词不作代言体，直抒胸臆，近似南唐风格。寇准另外一首《甘草子》叹息年光流逝说：“堪惜流年谢芳草，任玉壶倾倒。”也是直抒胸臆、率情自然之作。
五、钱惟演
钱惟演（977－1034），字希圣，钱塘（今杭州市）人。为吴越王钱俶次子，随父归宋，授右屯卫将军。真宗召试学士院，改太仆少卿，命直秘阁，预修《册府元龟》，除知制诰。仁宗时官至枢密使。攀附垂帘的太后，仁宗亲政后遭贬，谪居汉东。卒谥文僖。著有《金坡遗事》、《玉堂逢辰录》等，《全宋词》录其词二首。钱惟演是“西昆体”的重要作家，在宋初诗坛上举足轻重，诗风趋于清丽。其词风与诗风相近，《木兰花》说：
城上风光莺语乱，城下烟波春拍岸。绿杨芳草几时休？泪眼愁肠先已断。 情怀渐变成衰晚，鸾鉴朱颜惊暗换。昔年多病厌芳尊，今日芳尊惟恐浅。
词人晚年情怀，衰颓困苦。钱惟演对仕途有浓厚的兴趣，一生以未为宰相而遗憾。他的阿谀奉上，其效果适得其反。太后听政时，钱惟演就因与太后攀亲备受舆*攻论**击，被赶出朝廷，仁宗亲政后更是屡受打击。难怪词人晚年心气不顺畅。这首词就是在这样心境之下的创作，是仕途挫折时内心困苦愁怨的抒发。春天来临之后鸟语花香、春意盎然的景色，都仿佛在搅乱词人的心绪、牵引出词人的愁怨。人生得意之际，面对明媚*光春**，意气风发，那是一种情景，词人当年在京城*官高**厚禄时也曾经领略过。相形之下，人生不得意之际的春色只能牵引出对往日的回忆与留恋，当然就增加了眼前的痛苦。情急之下，词人不禁无理地责问“绿杨芳草”何时了结，也就是说恼人春天什么时候才能过去，这一问也就问出了内心愁苦的深度。下片解释愁苦的缘由。词人将一切的根源都推托到岁月的流逝、容颜的衰疲上。每次览镜，都要为此惊叹。剩下惟一的解脱方式就是频频高举“芳尊”，借酒消愁。然而，只恐“举杯浇愁愁更愁”。依据词人眼前的心境，这是可以推想而知的。于是，语尽意未尽，绵绵愁意溢于言外。词人虽写愁苦之意，但与五代十国词人还是有很大的不同，词中没有那种绝望哀痛的没落感与沉重感，钱惟演只是平常叙述而来，毕竟词人生活在一个平和的年代。
六、范仲淹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生二岁而孤，母亲改嫁朱氏，从其姓。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登进士第，授广德军司理参军，次年复范姓。仁宗朝以龙图阁直学士与韩琦并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带兵同拒西夏，保证了国家西北边疆的安宁。庆历三年（1043）又与韩琦同时被召回朝廷，拜枢密副使，改任参知政事。范仲淹因此提出过许多改革政治的措施，主持了著名的“庆历新政”变革。后迅即被守旧派排斥出朝廷，历任各地方官。卒于徐州，谥文正。有《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全宋词》录其词五首。
范仲淹是北宋最为杰出的政治家之一，兼通文武，这在当时文人士大夫中极为罕见。尤其是范仲淹以名节自励，倡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成为宋代士大夫精神风貌的一种新写照。他不辞艰险困苦，在西北边地抵御西夏入侵先后达四年之久，就是他这种“先忧后乐”精神的具体体现。因此，范仲淹就对边地生活有了亲身体验与真实感受，他治军也很有成效，当地民谣说：“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这段军旅生活，进入了他的长短句创作，留下了千古名篇《渔家傲》，词说：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词中反映了边塞生活的艰苦和作者坚持反对入侵、巩固边防的决心和意愿，同时还表现出外患未除、功业未建、久戍边地、士兵思乡等复杂矛盾的心情。上片写边地风光，以边地的景象之荒凉烘托守边之艰辛。首句通过一个“异”字领起全篇，点出“塞下”地域性特征，为思乡怀归之情埋下伏笔。“衡阳雁去”是“塞下秋来”的客观现实，“无留意”也是北雁南飞的季节性自然规律，然而，词人却已经将守边将士思乡怀归的愁绪寄寓其中。雁归而人不得归，其情何以堪！在这些有着浓郁思乡情绪的将士们眼中，周围塞外之景色也就失去了宽广的气魄、欢愉的气氛，听到的是凄凉的边声四起，牧马悲吟；看到的是千山耸立，孤城紧闭，荒僻萧条之景象历历在目，画面上笼罩着一种旷远雄浑、苍凉悲壮的气氛。上片以写景为主，人物的主观情绪隐含其中。下片转而直接写将士厌战思归的心情。“浊酒一杯”，无法排遣思乡的愁苦；“燕然未勒”，归家更是遥遥无期。在白霜满地与“羌管悠悠”声中，将军与士兵都难以入眠，在边塞熬白黑发、滴尽思乡泪，却又不能抛开国事不顾。就是在这样的悲苦声中结束了全文。
范仲淹虽然守边颇见成效，然而，北宋长期“积弱”、“积贫”，不是一二个人能扭转如此大局，当时在北宋与西夏的军事力量对比上，北宋处于下风，只能保持守势。范仲淹守边的全部功绩都体现在“能够维持住守势”这样一个局面上，时而还有疲于奔命之感。这对有远大政治志向的范仲淹来说肯定是不能满足的，但又是十分无奈的。所以，体现在词中的格调就不会是昂扬慷慨的，与唐人边塞诗“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高适《塞下曲》）的豪迈气概与乐观精神迥然有别。在范仲淹以前，很少有人用词这一新的诗体形式来写边塞生活。唐代韦应物的《调笑》虽有“边草无穷日暮”之句，但没有展开，且缺少真实的生活基础。所以，范仲淹这首词，实际上是边塞词的首创。不仅如此，这首词的内容和风格还直接影响到宋代豪放词与爱国词的创作。魏泰《东轩笔录》卷十一说：“范文正公守边日，作《渔家傲》乐歌数阕，皆以‘塞下秋来’为首句，颇述边镇之劳苦。欧阳公（即欧阳修）尝呼为穷塞主之词。及王尚书素出守平凉，文忠亦作《渔家傲》一词以送之，其断章曰：‘战胜归来飞捷奏，倾贺酒，玉阶遥献南山寿。’顾谓王曰：‘此真元帅之事也。’”遗憾的是范仲淹的边塞词均已散佚，只剩下这一首。然而正是这首词却成为词史上的重要词篇，它继王禹偁《点绛唇》之后，把词的创作引向多方面反映现实生活这一广阔的道路，使酒宴歌席上传唱的曲词，有了强烈的抒情性、形象性和现实性，对词的题材与内容的开拓有着积极意义。
范仲淹的另外四首词，也非常有特色，姿态各异。与宋代其他士大夫一样，出入歌楼妓馆，偎红倚翠，也是范仲淹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方面。姚宽《西溪丛话》卷*载下**：“范文正守鄱阳，喜乐籍，未几召还，作诗寄后政云：‘庆朔堂前花自栽，为移官去未曾开。年年忆著成离恨，只托春风管领来。’到京，以绵胭脂寄其人，题诗云：‘江南有美人，别后长相忆。何以慰相思，赠汝好颜色。’至今，墨迹在鄱阳士大夫家。”这种经历，使范仲淹对男女的相思恋情有了十分深入细腻的体会，所以，他的两首写男女恋情相思的作品，也特别真挚动人。《苏幕遮》说：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词写旅次乡愁与儿女之情、相思之恨。上片写景。开篇“碧云天，黄叶地”上下辉映，写出了秋日的天高气爽，渲染了澄碧的秋色。以如此广袤无垠的天地作为秋思乡愁的背景在宋词中比较少见，宽大深远的境界中所烘托出来的情感也显得格外深沉浑厚。《西厢记》“长亭送别”中“碧云天，黄花地”一段，明显地由此脱胎而来。秋色的渲染，已经融入了“悲秋”的情绪。秋色渗透了天地之间，那浩浩淼淼的秋水，带着无休无尽的秋意悠悠远去；秋江之上笼罩着一层翠色的“寒烟”，这是秋日特有的景象。词人由上而下、由小到大、由近及远，写出一派俊爽空灵的境界。歇拍宕开一笔：登高视野所及，都是凄凄连绵的“无情芳草”，这“芳草”阻碍了行人的视线、阻挡了游子的归程，铺天盖地，蔓延无边。这句从李煜《清平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中化出，抒情更加含蓄化。下片言情。过片两句承上启下，言相思愁苦都是因为离乡背井所导致的。以下句句用映衬手法：“好梦留人睡”，则除酣梦之外，整日为相思别情所困扰；“明月楼高”，则以美好景色反衬眼下的孤寂，所以自我劝告“休独倚”；结尾推进一层，暗用“举杯浇愁愁更愁”诗意。词人从“酒”联想到“泪”，并通过“愁肠”将二者做巧妙转化，构思新颖别致。这种“相思泪”中，一位佳人的倩影呼之欲出。《西厢记》“长亭送别”之“暖溶溶玉醅，白泠泠似水，多半是相思泪”曲词，就是从这里再度化出。该词格调绵丽细密，通篇即景生情，融情入景，并以丰富的联想烘托离愁别况，有时化用前人诗句却不露痕迹，是宋人写别情的名篇。
范仲淹另一首《御街行》写相思别情也很著名，词说：
纷纷坠叶飘香砌，夜寂静，寒声碎。真珠帘卷玉楼空，天淡银河垂地。年年今夜，月华如练，长是人千里。 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残灯明灭枕头攲，谙尽孤眠滋味。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
这首词写秋夜怀人。秋日里的落叶、银河、月光，构成一幅凄清、冷落、衰飒的画面，无不引起对千里之外的人儿的思念。“年年今夜”，从现在出发将相思时间推向无限；“人千里”，又将空间无限拓展。在如此巨大的时空阻隔中，注定相见无日，相思永远。下片，无论是醉中还是睡中，这种相思之情都无法摆脱。“酒未到，先成泪”，是词人经过多少次“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之后得出的铭心刻骨的经验。末尾三句秉笔直书，用平易浅近的口语诉说深婉曲折的恋情相思，具体而形象。李清照《一剪梅》“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明显受此词影响。
此外，范仲淹有《剔银灯》咏史，嘲笑三国时代的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显然是在倾诉自己仕途一再遭受挫折的牢骚愤懑。有《定风波》抒怀，“功名得丧归时数，莺解新声蝶解舞。天赋与，争教我辈无欢绪。”试图回到大自然中寻求抚慰。范仲淹存词数量虽然不多，视野却十分开阔，各类题材都可以入词，没有其他词人“诗言志词言情”的斤斤计较，是苏轼词“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先声。所以，不论就词境、词风的开创，还是就艺术表现而言，范仲淹在词史上均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介绍了北宋前期六位重要小令作家以后，可以对他们创作方面的大致共同点做一归纳。首先，这些词人的视野都比较开阔，多种题材都可以入词。其次，就沿袭发展而言，从直抒胸臆的角度来看，他们更多地接受了“南唐词人”的影响；从题材的活跃、语言风格的清丽平易来看，他们又接受了中唐文人词乃至敦煌词的影响，是二者的有机结合。再次，小令上片写景、下片抒情的情景交融形式，缅邈深婉的抒情风格，含蓄精练的表达方式，在这一时期都臻于成熟。
城上风光莺语乱，城下烟波春拍岸。绿杨芳草几时休？泪眼愁肠先已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