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苏氏所论述的第二个问题，是明刻本《西游记》的作者署名问题。现存的各种《西游记》的明刻本，没有一部是署吴承恩作的，连各种清刻本也都如此。我们认为：正因《西游记》各种刻本均未署吴承恩作，天启《准安府志》的著录又不足以证明吴承恩就是百回本《西游记》的作者，所以，若无其他证据，目前尚不能肯定百回本《西游记》为吴承恩所作。对此，苏氏从三个方面作了论证，以批评我们的看法。现在逐一加以考察。
首先，苏氏说：“中国古典通俗小说在刻本上不署作者名字的尽多，岂独《西游记》？著名的《*瓶金**梅》、《儒林外史》、《红楼梦》以至《镜花缘》等皆如此。这些著名说部的作者名字（真名或笔名），有的由别人序文道出，有的从作品行文中透露，有的见其他记载。今天的人们对它们的作者为兰陵笑笑生、吴敬梓、曹雪芹、李汝珍无异议。吴承恩乃百回本《西游记》的作者，由第一个问题的查考与分析，应该说它与《*瓶金**梅》等作品一样，对它没有在刻本上署名，可以不必大惊小怪。”按，苏氏所说的“第一个问题的查考与分析”，即本文第一部分所介绍的他的论点与论据，其难以成立已如上述。所以，我们只能说：《儒林外史》等书虽与《西游记》一样地没有在刻本上明署作者姓名，但我们在今天已有过硬的证据证明《儒林外史》等书的作者是谁，从而在这方面可说已有定论，但关于《西游记》，却直到今天还没有过硬的证据证明其作者即为吴承恩。因此，我们固然“不必”“对它没有在刻本上署名”而“大惊小’怪”（实际上也没有人大惊小怪），但却还无法在日前就肯定百回本《西游记》为吴承恩所作。
其次，苏氏说：“今见的万历二十年世德堂本虽然没有署作者名，陈元之的序却透露出作者为何等样人的消息。此人与吴承恩的身份恰合。陈元之的序说：'（《西游》）一书，不知其何人所为。或曰：“出天潢何侯王之国”，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这说明万历二十年时《西游记》作者为谁某是有传说的。首先曰是一位某藩王府的八公之徒，其次曰是王自制。……荆府纪善不等于准南王刘安手下的八公（门客），但明代藩府的纪善……实际是封建国家安排的闲员，和王府门客没有实质区别。陈元之说的'八公之徒’，应包括纪善类闲宫的吧。陈元之的信息未必就是'《西游记》作者乃荆府纪善吴承恩’，惟是王府的'八公之徒’则似无疑。由此，这也是吴承恩同时代人的记录，为《西游记》作者是吴承恩添一重要佐证。”
按，如以陈元之的序为依据，我们只能认为陈序所透露出来的作者的消息“与吴承恩的身份”并不相合。第一，关于“八公”，虽有一些不同的说法（如《楚辞章句》为《招隐士》所撰的《序》，谓八公为淮南王刘安门下能“著作篇章，分造词赋”的“俊伟之士”；而《神仙传》则说“安好儒术方技，八公诣之，化为十五童子”，则是道法之士），然而为诸侯王的门客当无疑义。这些门客都是诸侯王自己所招致，并非朝廷派遣，亦无官职。以明代的情况来说，如唐寅曾应宁王宸濠之聘，为其门客（唐寅并无官职），这才称得上是“八公之徒”。纪善虽是闲职，但到底是官员，而且是朝廷派遣到王府去任职的朝廷的官员，岂是藩王自己招聘来的门客所可比？吴承恩虽曾被任命为荆府纪善，却并无任何资料足以证明其当过某一帮王的门客，然则“八公之徒”又怎能与吴承恩挂起钩来？第二，陈元之的序明明说，或曰出天潢何侯王之国，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其中的后两个“或曰”是从属于前一个“或曰”的。在这种说法中，其前提是“出天潢何侯王之国”。正因此书是出自王府，所以才进而产生了“出八公之徒”和“出王自制”的歧说。那么，《西游记》跟明代哪个王府有关呢？根据现在所掌握的资料，仅有鲁王府与《西游记》有关。周弘祖的《古今书刻》（此书著录的都是刻本）曾著录过鲁府本《西游记》。据日本岛田翰氏的《古文旧书考》，《古今书刻》编成于隆庆、万历之际。所以，这当是现在所知道的最早的小说《西游记》的刻本（曾有学者怀疑，鲁王府本《西游记》乃是戏曲《西游记》。对此，日本太田辰夫氏指出：据现存《杨东来先生批评西游记》卷首总论，戏曲《西游记》在万历四十二年之前从未刊刻过，而鲁府本《西游记》乃是刊本，其刊成显然在万历四十二年之前，故不可能是戏曲。详见其所著《世德堂本西游记考》，收于其论文集《西游记の研究》中）。由此看来，陈元之所谓“出天潢何侯王之国”，实是指鲁王府。另外，太田辰夫氏说，陈元之序既见于世德堂本《西游记》，也见于清白堂本；世德堂本此序末署“壬辰夏”，清白堂本则改作“癸卯夏”；世德堂本的陈序中有“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国”语，清白堂本陈序则仅作“出天潢何侯王之国”，无“今”字。太田氏认为，刊《西游记》的鲁王当是鲁恭王朱颐坦，其人于嘉靖二十八年即位，万历二十二年薨。世德堂本所署壬辰为万历二十年，其时朱颐坦尚在，所云“今天潢何侯王，犹言“现在在世的某一位天潢的侯王”，清白堂本序所署癸卯为万历三十一年，其时朱颐坦已去世，故于序*特中**地削去“今”字（亦见其《世德堂本西游记考》）。则“天潢何侯王”之为鲁王，更可无疑。序中的“八公”既是指《西游记》所由出的“今天潢何侯王之国”的“八公”，自当为鲁王的门客。而吴承恩为鲁王门客的事，到现在为止还是一无资料。所以，陈元之的序不但不能“为《西游记》作者是吴承恩添一重要佐证”，反而对于把百回本《西游记》视为吴承恩的作品颇为不利。
第三，苏氏说：“明刻本《西游记》又都署'华阳洞天主人校’”，“据汪浚和我的查考，华阳洞天主人是吴承恩好友、有明一代宰辅李春芳的别号。其证据是：（1）号华阳洞天主人者应是句容人（一般看法皆如此）。李春芳的祖籍是句容，五世祖由句容徙兴化。清代的句容县志都收李春芳。（2）李春芳可能别号华阳洞天主人。吴承恩于李春芳状元及第时赠诗有句：'移家旧记华阳洞，开馆新翻太乙编。’点出了李春芳与华阳洞的联系。罗洪先也在李春芳状元及第后赠诗，说：'曼倩金门身是隐，白沙衡岳老难忘。’两句指李春芳与李的老师湛若水，以东方朔比李春芳，直是说李春芳别号为华阳洞天主人的了。东方朔别号华阳洞主，见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三《玉壶遐览》。可见罗洪先知道李春芳状元及第前曾有华阳洞天主人这个别号。（3）李春芳与通俗小说有关一事，明末熟被人知，《西游记》刻本所以要特意标上华阳洞天主人，不过以李春芳的名头为号召以增重书籍的声价而已。”在提出了这三个证据后，苏氏总结说：“我从三个方面论证了华阳洞天主人是吴承恩的好友李春芳，假如认为有点道理的话，则所谓明刻本《西游记》的不署作者名而只有校者一节，实不足以否定吴承恩的撰著权，倒反而替吴承恩作了撰著权的印证。”
按，苏氏想证明华阳洞天主人是李春芳，但其证据实在很难成立。第一，所谓“号华阳洞天主人者应是句容人”，这本身就有问题。当然，华阳洞在句容，但《西游记》的校者是否因他是句容人才取了这样的一个号？关于这一点，太田辰夫氏有一种解释。他说：苏轼的《杨康功有石，状如醉道士，为赋此诗》中有这样的句子：
楚山固多猿，青者黠而寿。化为狂道士，山谷这腾蹂。
误入华阳洞，窃饮茅君酒。君命囚岩间，岩石为械扭。
松根络其足，藤蔓缚其肘。苍苔迷其目，丛棘哽其口。
三年化为石，坚瘦敌琼玖。……
诗中猴仙因偷仙酒而被监禁，很容易使人想起孙悟空在蟠桃宴上偷仙酒而被监禁的事，猴子化为石，也容易使人想起《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乃是石猴这一点，苏轼诗中述及的这种传说，当与后来的《西游记》的故事有关。另外，据《梁书 · 陶弘景传》：“……于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宫，名金坛华阳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昔汉有咸阳三茅君，得道来掌此山，……”此即诗中“华阳洞”及“茅君”之所本（详见太田氏《南宋华南の西游物语》，《西游记の研究》66-67页）。也正因此，他认为“华阳洞天主人”之号具有游戏性质，乃是自比茅山君，意味着猴王在其掌握之中（见其《世德堂本西游记考》，《西游记の研究》239页）。我想，由于茅君是“来掌此山（华阳洞天所在的句曲山）”的，当然也就是“华阳洞天主人”，从而《西游记》的校者以华阳洞天主人的别号来表示其具有跟茅君同样的降伏猿猴的神通，也很有可能。因为，这与《西游记》旧序的“孙，狲也，以为心中之神”，“魔以心生”、“摄心以摄魔”（见陈元之序引）正相呼应。换言之，“华阳洞天主人”既意味着善于降伏猿猴者，而降伏猴猿也就意味着“摄心以摄魔”。倘若校者是根据这样的意义而取用此号的，当然就跟其本人的籍贯没有关系了。尽管太田氏此说也只是一种假设，但苏氏既要据“华阳洞天主人”之号丽确定其为句容人，那就必须先以确切的证据来否定太田氏的假设，然后才能使自己的推论具有可靠的前提。可惜的是，苏氏在这方面提不出任何证据。第二，即使华阳洞天主人确是句容人，但句容人很多，吴承恩的“移家旧记华阳洞”的诗句，也不过说李春芳的老家原在华阳洞所在的句容县，并未说他自号华阳洞天主人，那么，何以见得华阳洞天主人一定是那位从五世祖起就已由句容移居兴化的李春芳，而不是其他的句容人呢？回答恐怕只能是：根据目前的材料，在吴承恩的朋友中，跟句容有关的只有李春芳一人，所以为吴承恩校《西游记》的这位华阳洞天主人应该就是他。很显然，在作这种推断时，本来就是以吴承恩为百回本《西游记》作者之说为前提的。而我们现在要讨论的却是这个前提能否成立。如果从这个本身还有疑问的前提出发，推断出华阳洞天主人为李春芳的结论，再由这个结论反过来证明上述前提之能够成立，那在逻辑上当然是难以被承认的。第三，罗洪先诗中以“曼倩金门身是隐”来指李春芳，根本不能作为“李春芳别号为华阳洞天主人”的证明。请看李白的《玉壶吟》：
烈士击玉壶，壮心惜暮年。三杯拂剑舞秋月，忽然高咏涕泗涟。凤凰初下紫泥诏，谒帝称觞登御筵。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朝天数换飞龙马，敕赐珊蝴白玉鞭。世人不识东方朔，大隐金门是谪仙。
“凤凰初下紫泥诏”以下，是写李白自己在天宝初应征诏而供奉翰林的事，所以，“世人不识东方朔”二句，明明是以东方朔自比，说世人不理解他。值得注意的是，李白之自比东方朔，乃是从“大隐金门”这一点着眼的，显然不是因为他曾自号华阳洞天主人，而罗洪先之以东方朔比李春芳，其着眼点也在“金门身是隐”，与李白所述完全一样。那么，何以见得罗洪先的诗句“直是说李春芳别号为华阳洞天主人的了”呢？其实，据《史记 · 滑稽列传》的记载，东方朔曾有“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之歌，所谓“大隐金门”或“金门身是隐”，都不过说他们是跟东方朔一样地“避世金马门”而已，何尝是意味着他们跟东方朔同样地号为华阳洞主？第四，即使“李春芳与通俗小说有关一事，明末熟被人知”，但也必须有可靠的证据证明华阳洞天主人确为李春芳之后，才能得出“《西游记》刻本所以要特意标上校者华阳洞天主人，不过以李春芳的名头为号召以增重书籍的声价而已”的推论。总之，苏氏的这“三个方面”的“论证”都无法证明华阳洞天主人是李春芳，当然更无从进一步证明百回本《西游记》的作者为吴承恩。
现在把我对这问题的意见归纳如下：百回本《西游记》的明、清刊本都未署吴承恩之名，从此书的其他方面（例如序和校者姓名）也找不到作者为吴承恩的旁证。苏氏的有关论证又都难以成立。所以，此书到底是否吴承恩所作，仍然是个疑问。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