箱底存有一张老照片，那是二零零二年我拍摄电视纪录片《天下凤凰》时的工作留影。凤凰不是别的什么凤凰，而是湘西的凤凰县，我长大成人的地方。
（与黄永玉老先生合影 。左一为作者，中为黄永玉老先生。图片由作者提供。）
那张合影是当年完成了对黄永玉老先生的采访后，在当时的凤凰县城郊喜鹊坡他的玉氏山房里面留下的。参加合影的人除了我们湖南卫视节目摄制组成员和黄永玉老先生外，还有时任凤凰县县长张永中先生。
照片由黄永玉老先生的五弟黄永前先生拍摄。黄永前先生是我的老师，他后来把照片寄给了我。随照片一同寄给我的还有一张便签，上面写道：“我还记得你小时候的样子。”
我与黄老师的渊源起于我少儿时代。那时候，我体质很弱，小病小痛如影相随，时刻让父母为我担心、操心。而我并没就此深刻反省。
我一如既往地不爱好体育运动，每次学校召开运动会，毫无例外我都是搬一张小凳子在运动场跑道线外面坐着，安安静静当一名观众，我没有丝毫想参与进去的冲动。
记得邻居小孩和我一样瘦弱单薄，也绝无可能在学生运动会上以优异的成绩赢得满场喝彩，但他却持之以恒、一次不缺地参加学校运动会，还自告奋勇报名跑长跑。他即使被人甩下几个圈后也要坚持跑完全程的精神，引发了我父母的无限感叹和大加赞赏。而他的行为却引发了我满脸的讶异和满脑子的疑惑不解——跑到最后，全场观众就看他一个人跑，他怎么还好意思旁若无人地继续跑呢?
后来不知哪根筋被撩发，我居然对打乒乓球表现出了一点兴趣，这让父母高兴得就像意外地捡到了一个宝贝一样。他们赶紧与熟识的黄永前先生嘀咕我的业余爱好，让在县体校工作的黄先生“开后门”将我往体校里领。他们认为我如果爱上了打乒乓球，或许就有机会获得较好的体质了。
大概是因为“走后门”进体校的“编外人员”，而不是公事公办从学校选拔出来的“乒乓苗子”，所以乒乓球拍子我得自己准备。记得父母给我买了一只正面贴着绿色弹力胶皮的乒乓球拍，这让我终于有机会显摆了，我像“乒乓苗子”一样把拍子别在身后的裤腰上，神气活现地四处晃荡，生怕别人看不见我身后的球拍。
由于裤子实在太旧，腰上的松紧裤带只能勉强保持裤子不致于滑落下来——露腚的发生率仅仅被控制在百分之五十以内。然而，乒乓球拍额外分量的加入让松紧带不能承受其重，其结果就是拍子不慎滑脱出来，被地上的石头重重磕了一下，崭新的球拍因一个深深的凹痕出现在拍子木质边沿而使其美观度大为降低。
短暂的懊丧、自责之后，惶恐不安随之而来。我清楚地知道，对于那时候的家庭经济状况而言，我那球拍来之不易，是全家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一笔“巨款”换来的。蒙混过关根本不可能，唯有赶紧给父母检讨自己的意外“过失”才有可能躲过责备。
记得我察言观色好一番之后，寻得一个机会端着球拍小心翼翼地面对着父母，在陈述事情过程中还用上了“损坏”这个在凤凰土话中并不存在的新鲜词，这是我刚刚在课堂上学会的一个词汇。我希望自己在课堂上认真听讲后获得的学习成果，能够顺利填平球拍上的那个凹痕——事实证明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免责手段。
我屁股后面别着一只乒乓球拍左顾右盼地进了县业余体校，而黄永前先生恰好是体校的乒乓球教练，这样我就顺理成章成了他的学生。印象最深的是乒乓球桌子不够用时，我就要接受另外一种训练方式，就是空中坠下一根麻绳，麻绳连着一个白色乒乓球，我要对着那只乒乓球用黄老师教会我的动作，反复不断地抽打。
或许我没有打乒乓球的天分，不像那些“乒乓苗子”，不断地进步，不断地引人注目，从凤凰打到州里、打到省里——但我的身体确实变得好了一些。并且，我和黄永前先生的师生关系就此成立和铁定了。
所以，那年到黄永玉先生家里采访，偶遇黄永前老师在场——也幸亏他在场，我这才免去了一桩麻烦事。
记得采访结束后，我趁热打铁向黄永玉先生提出撰写片名的要求，没想到他听说后不置可否，态度却因此变得冷淡。他独自走到离我们远远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沉默不语了，完全没有了接受采访时的和蔼可亲、神采飞扬。
我猜想老先生可能误会我了，以为我做了一个套让他往下跳。但我是由张县长带过来进行名正言顺的采访，即使我想做一个套，明察秋毫的地方官未必还看不出我的雕虫小技?
或者，以为我打着湖南电视台采访的牌子假公济私，以冠冕堂皇的理由索要他的墨宝——据说他老人家对此很反感，也很警惕。按照他的个性，他不可能让诸如此类的阴谋诡计得逞——老先生个性强世间有闻。
后来，我在纪录片《天下凤凰》中，选用了黄永玉老先生被釆访时说过的一段话。老先生说到凤凰城北享有盛名的印染大师刘大炮时，他是这样说的：“当大官的，有当大官的，我们的家乡人，回来了，叫他把印花布拿去给大官看看，他理都不理。”
显然，他极为赞赏刘大炮先生的不媚俗、不攀附的倔强个性。可以想见，黄永玉老先生对待鄙俗无聊的态度不会有异于刘大炮先生。
可我绝对不是老先生印象中的那种小人，我请他题写片名，不过是为了让电视观众欣赏到他的书法艺术，并借机提升片子的格调。要将题写好的条幅拿走，是因为受制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写好的字必须将原物拿回台里，在有关设备上去做抠像处理，然后才能制作出其他特技。只是他老人家当时并不知道个中原委而已。
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尴尬局面，而我往往是应付不了这种尴尬的，只会是手足无措、笨口拙舌，因为我从来就不善于做思想工作，不管是对老年人还是对小孩子。老先生不搭理我，我也就没敢主动去与他搭讪。
张县长即便是经验丰富的一方领导，他也是头一次碰到这种莫名其妙的事，大概一时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况且他也不大清楚我的意图——我认为请被拍摄对象题写片名的要求很正常，所以事先也就没跟张县长通气。
可能是黄老师看到氛围不对替我着急，所以就不声不响去找他大哥。也不知道他过去给老先生说了些什么，老先生的脸色终于由阴转晴，并且答应了题写片名的要求。
当他经过最后的程序把个人印章盖好后，“天下凤凰”条幅就大功告成了。那几个字遒劲有力，对反映凤凰深厚人文底蕴的纪录片，无疑会起到加分的作用。
真是皆大欢喜，特别是我!我为黄老先生终究没有因为此事生气而高兴，为《天下凤凰》纪录片有“天下凤凰”几个珍贵题字加盟而高兴，同时，也为自己这次拍摄活动得到了一个值得炫耀推广的事由而高兴。
黄老师看到我们都很开心，恰好他带有一部照相机，就提出大家合个影，于是，就有了文章开头说的那张照片。
其实，那张照片还有一个重要的构成元素我还没说，就是黄老先生那墨宝。我们是端着“天下凤凰”条幅，和老先生一起合的影。
合影之前其实还有一个小插曲。黄老先生题写了片名后，他的一个助手看见我们的摄像师关闭了手中的摄像机，以为拍摄完毕了，就要顺手将那条幅拿走——后来我才知道，黄老先生随手留下的字迹，包括写坏了的草稿，所有东西都要就地收藏。
只听见黄老师大声对我说道：“那幅字你拿走，那是你的!”他那话与其说是给我听的，倒不如说是给那助手听的。
而今我还对黄老师大喝一声时的神气记忆犹新。而且，每当想起这一幕时，他中气十足的声音似乎还在我的耳畔回响。我想黄老师当时也不会知道我把那幅字拿回去有正当的理由，他那大喝一声，仅仅代表了老师对学生的真心维护。他不管别的，他只需要那幅字归我所有的结果。
很可惜的是，我那个时候还真没有收集名人字画的雅兴。片子制作完成后，那幅字我倒是拿回家了，但却没有在思想上给予足够的重视。搬了几次家，搬着搬着就搬得不见了。
丢了那幅字，是有些损失，特别是愧对黄老师对我的照顾、关爱，不过，在别的方面我还是收获了许多。纪录片《天下凤凰》获得了全国对外电视节目一等奖，中国电视彩虹奖、最佳摄影奖，等等。
如果想想我作为主创者，后来被邀请到中央电视台直播大厅参加了“彩虹奖”颁奖典礼，特别是节目在央视四套播出后，我的一些熟人、朋友、同学不断发来手机短信，说在电视上看到了我站在领奖台上。有了那份人生中不可多得的旖旎风光，我就没有什么可郁闷的了。
说句题外话，我去央视参加颁奖典礼，一身休闲打扮，在彩排时被视为衣冠不整——我居然忘了领奖者需西装革履赴会的事先要求。我只得急急忙忙在北京城里“病急乱投医”，就地找北京人借了一套行头。
衣服尺码不甚合适，我一百零几斤重的身板，经受不住宽大西装的松垮覆盖，尽管尽量挺胸抬头了，衣服下垂之势仍然势不可挡。或许，这是命中注定，就像凤凰老乡沈从文自嘲的那样，不管走得多远，只是一个“乡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