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霉蛋”钱普的悲哀
□陈礼荣
钱普是谁？若是贸然一问，肯定没几个人知道；但若是提起明朝万历六年（1578年）内阁首铺大学士张居正回乡葬父时所乘坐的那抬超豪华的大轿，知道的人一定多；而钱普，则据说是这座“古今名轿”的设计者与监制人。
关于这轿子的传奇，知道其大致情形的人之所以多，是因为近几年来大众传媒上的“张居正热”一再升温：不仅有专家学者们在荧屏上开讲坛，又有《大明首铺张居正》的电视剧在热播，同时还另有若干不同类型的或正说、或演义、或穿越的文史著述与时鲜小说在网络上迅速窜红……那么，张居正在生活上那种大肆铺张、讲求奢华的作派，便通过这抬大轿演变成为抵赖不掉的事实。
其实，记叙这件事的始作俑者，当数明朝中晚期的浙江嘉兴士人沈德符。此人的祖父当年曾与张居正同朝为官，而他本人自幼即随侍父亲，陪同祖父客寓京师。家中每有来客与长辈在客堂交谈，他都悉心旁听，但凡对于那些评议时事，月旦人物的谈论，他不仅细究原由、且勤于笔录……年深日久，沈德符对本朝故实做到了条分缕析，烂熟于胸。到了晚年之后，他便将自己平生所见所闻撰著成书，因其所述朝野掌故偏重于万历一朝，故将此书题名为《万历野获编》。
作为一部笔记类著述，《万历野获编》的有些记叙，对于明朝中后期的历史研究有着极大的参考价值，而钱普、张居正与那抬大轿的相关记载，便出现于此书“内阁”一章的“谄附失利”词条当中。其文曰：
“戊寅，江陵自京师归葬，及自荆州还朝，其以异礼事之者，无不立致尊显。惟真定知府钱普以嗜味进，最为当意；又造步辇如斋阁，可以贮童奴，设屏榻者，江陵甚喜。将酬美官，以资浅稍缓。钱丁艰归里，比公除，则江陵已殁。次年癸未外讣，竟以不谨罢斥，毫不沾酬报也。”
作为一则名人轶事，沈德符的记叙原本无可厚非，因为明朝自嘉靖、隆庆之后，官风颓败，士习儇薄，无论是在朝显宦，还是在野乡绅，都靡漫着一钟侈奢习性和奉迎作风，更因其事涉权倾一时的当朝首辅张居正，所以尤为引人关注。
事情的原委大约是这样的：万历六年（1578年）三月，张居正获准回乡葬父。当他途经真定府时，当地知府钱普在这次接待上很是下了一番功夫：他先是以自擅厨艺，而亲自操刀特意做了几样时鲜莱肴，让张居正吃得深感爽口；再是他“造步辇如斋阁，可以贮童奴，设屏榻者”，以一座经过创制的轿子，给首辅大人带来了一份新奇与享用……随后，沈德符还特意说道，像钱普这样劳心费神地巴结了一通张居正，到头来却竹篮打水一场空，不仅什么好处都没有捞到，反倒惹人嗤笑：当张居正还朝后复职可作酬谢时，钱普却因丁忧守制而离职归乡；后来，到他“出服”能够还朝做官了，竟撞上了张居正撒手尘寰云云。
沈德符于《万历野获编》中所记人物及事件，若是细加辨析，也确可发掘出诸多颇具思想意蕴与文化内涵的深层次含义。然而，连他本人似乎也没料到的是，关于这座大轿的事后经多人的辗转传抄，而当到了美籍华人学者黄仁宇撰著的《万历十五年》笔下，便已被表述为：“张居正这一次的旅行，排场之浩大，气势之炬赫，当然都在锦衣卫人员的耳目之中。但锦衣卫的主管者是冯保，他必然会合乎分寸地呈报于御前。直到后来，人们才知道元辅的坐轿要三十二个轿夫扛抬，内分卧室及客室，还有小撞两名在内伺候。”
其更有甚者，是我国当代著名老作家李国文先生在前些时还发表了一篇题为《张居正返乡》的文章（20014年1月7月上海《解放日报》），乃至把这抬大轿的相关情节渲染得愈加出彩，并且针砭时弊、有的放矢地声称：“作为内阁首辅兼皇帝老师，他有资格不在乎，加之奉旨回乡料望父丧，他有本钱搞特权。这支队伍由京城出发，在真定（今河北正定）换乘这台由知府特为他供奉的既舒适，又宽敞的巨无霸，一路往南，经一千多里的行程，到达湖北江陵。”
李国文先生是个受人敬重的文坛前辈，为了写好这属文章，他确实也研读了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但却似乎并没去找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乃至一厢情愿地将钱普所谓“造步辇如斋阁”的形制，依照黄氏之“要三十二个轿夫扛抬”的轿子，进而发挥起想象来。因为，这座大轿既是需要32个人来抬，那么各个轿夫所承重的负荷，就该考究个合理配备。于是，他老先生便依照想象，做了个设定，称之为“前八后八，左八右八”。
事实上，身为当代人的李国文先生根本就没仔细划算：以古时候青年壮丁在抬轿负重时的行为方式而予以考量，通常应当是每两个人抬着一根轿杠，以分担承重的份量；各人想要做到既插得下杠棒、又挥得开臂膀，那总得占用一定的空间。其“前八后八”，是说在大轿的前后，各有八个人。若是依常情而论，这16个轿夫因系只须顺着路走，所以行进之中不会有什么问题。倒是“左八右八”那16个轿夫所遇到的麻烦便是大了；试想，这轿子两侧的各八个人，既需插好杠棒抬起轿子来，又还要能迈得开腿、挥得动臂，那该得占多宽的路面！
或可，如今强求李国文先生去实地查看张居正当年返乡的途经之路，以考察是否能让占道如此之宽的大轿通行情况，显然是不合情理的。但是，敢请老人家在操觚为文之先，再多翻翻书，则应该不为苛求。好在案头正有一本“公安三袁”中老三袁中道所写《游居杮录》，而他在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的有关记叙中，正好写到袁中道、袁宏道兄弟结伴回乡，由京城抵达湖广公安的沿途行止。刚好，张居正当年走的也是这条道。于是，笔者不嫌琐屑，特地将该书中所记的每日行宿起止，依其居停处所，逐一照录于兹，以供李国文先生与读者诸君参阅：
第1日，“随中郎南归，辰出春明门”，晚抵良乡；第2日，至涿州；第3日，抵保定府清苑县；第4日，晚宿庆都尧母墓；第5日，晚宿庆都尧母墓；第6日，抵真定府；第7日，宿栾城；第8日，宿于柏乡；第9日，晚宿内丘；第10日，宿于关；第11日，晚宿于磁州；第12日，晚宿彰德府；第13日，晚宿于宜沟；第14日，宿于淇县；第15日，夜宿卫辉府；第16日，迂道往辉县、游百泉；第17日，以共城之秀美而更卜居；第18日，游九山；第19日，夜宿新郑；夜宿新郑；第20日，至禹州、晚宿官署中；第21日，襄城；第22日，叶县；第23日，裕州；第23日，抵南阳府；第24日，新野；第25日，樊城；第26日，宜城；第27日，夜宿丽阳驿；第28日，石桥驿；第29日，至荆门州；第30日，建阳（驿）；第31日，“晚过（荆州）郡城外，至沙市”。这就是说，依照当年正常情况下的旅行日程，从京城回荆州，一般要花费三十来天左右。
值得留心的是，当张居正于万历六年（1578年）回乡葬父时，他在途中曾给神宗皇帝上过一份奏疏，其中报告：“臣于三月十三日，蒙恩准假辞行，至间月初四日抵家。”（《请宽限疏》）依此而论，张氏的行期只有二十来天，故其每天所要走完的行程，几近于袁氏兄弟的一倍半。那么，这至少意味着张居正的此番归程，行色匆匆。若他真是坐着这座32人抬的大轿，其途中舒服则为舒服矣，但若要如期抵达，恐怕比登天还难！
其它姑且不论，就说抬着大轿的这32个壮汉的步子该怎么迈，就是个大问题；即使他们一个个全都训练有素，抬腿起步整齐划一，将大轿扛在肩头一路走来大步流星，亦即绝无可能——其日程如此之紧张，张首辅总该不会端坐于大轿之中，而同时另有一班民工或军卒在前面拓宽通道、乃至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吧！
那么，其历史的真实情况，应该是这样：就在张居正返乡途经真定府时，知府钱普“造步辇如斋阁”，让他坐在这座大轿里，行进了一两天；因这段路恰好纵贯华北大平原，那即使路宽点儿，也不算什么，但倘若有如李国文先生所言：“一路往南，经一千多里的行程，到达湖北江陵（即今荆州市）”，那便只能说是他老先生身为作家的一种想当然了。
其实，李国文先生好像根本就没在乎张居正坐没坐过这抬轿子，也不在乎这轿子到底是沈德符所称真定知府钱普“造步辇如斋阁”、还是黄仁宇所言“要三十二个轿夫扛抬”，总之是他老人家另有话说。这也就是如先生在文章中说的那样：“因为‘公车’是一张待走着的名片，官有多高，权有多大，车也就有多好，这大概也是大多数官员对座驾十分在意，十分在乎的原因”——这完全是指着秃子骂和尚，只不过是老先生要拿死了四百多年的张居正来做“炮灰”，以期轰一轰眼下某些贪图享受、奢侈腐化，肆意耗费民脂民膏的贪场蛀虫罢了！
大约，也正因为李国文先生只是翻了翻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而没去检视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以查证这则信息的原始出处，所以在他看到神宗皇帝想要彻底清算张居正时、朝中御使杨四知所胡编乱造的一段话，此即所谓“归丧沿途，五步凿一井，十步盖一庐”等，也视为有力佐证，来为自己一向执张居正稳坐32人抬大轿“一路往南，经一千多里的行程”之说而张目。殊不知，恰在《万历野获编》中，沈德符正好据此而对那个极擅捕风捉影、造谣生事杨四知予以了无情的唾弃与鞭挞：“如杨御史四知者，追论其贪，谓银火盆三百架，诸公子打碎玉碗、玉杯数百只，此孰从而见之？又谓归葬沿途，五步凿一井，十步盖一庐，则又理外之谈矣。”李国文先生上了杨四知的当而不自知，也真可惜了的。
其实，真正对张居正在返乡时乘坐32人抬大轿的奇闻轶事而刻意大肆渲染者，当属明朝万历十七年的科考状元焦竑。在由他撰著的《玉堂丛语》一书中，即于“汰侈”目内，列有一条专文，特述此事：
“张居正奉旨归葬……传居正所坐步舆，则真定守钱普所创，前重轩，后寝室，以便偃息，旁翼两庑，各一童子立，而左右侍为挥箑炷香，凡用卒三十二舁之。始所过州邑邮，牙盘上食，水陆过百品，居正犹以为无下箸处。而普无锡人，独能为吴馔，居正甘之，曰：‘吾至此仅得一饱耳。’此语闻，于是吴中之善为庖者，召募殆尽，皆得善价以归。”
焦竑祖籍系山东日照，后来寓居顺天（即南京），因其自幼聪颖好学，十六岁即释褐中了秀才，廿五岁举乡荐，算是明朝中后期一位学力极健的硕儒耆宿。可是，他自中举后，一直煎熬过了25载寒暑，直到人至半百时才在春闱中脱颖而出，一举高中榜首、名扬天下……由此，他始终认为，自己此前所遭遇到的一切厄运，都跟诸子连中高甲的那位前内阁首辅大学士有关；毕竟，他这困顿场屋的年份，居然有一半便是笼罩在张居正的阴影底下。所以，他对张首辅恨之入骨，不仅数度亲自撰文詈骂，同时还在其耗费了大半生心血的《国朝献徵录》中，几乎搜全了万历一朝所有官员及士大夫诋毁、咀咒、贬损、怨恨张居正的一切文字。
焦竑到了晚年，息影林泉，在家乡过着读书、讲学和著述的生活，以被士人推许为“士林祭酒”、“一代儒宗”而久享盛名。在事涉“真定大轿”问题上，焦竑与沈德符所述虽同为一事，两相比较，即可看出但焦竑的着眼点，是在于张居正的“汰侈”；而沈德符的视角，却直指钱普的“谄附失利”。考虑到焦竑对张居正衔恨太深，而他在士林中所从事“一代儒宗”活动的时间，又正是对张“举朝争索其罪而不敢言其功”（时任东阁大学土于慎行语）的非常时期，故其《玉堂丛语》的相关记叙，应当没有如沈德符那样置身事外者说的客观与公允。
据焦竑披露，钱普为无锡人。试查无锡钱氏家乘，可见钱普于隆庆二年科举及第，当年一榜同中的无锡同乡，有唐裔、华叔阳、施梦龙、贾应璧，龚勉等六人，这也算是明朝科举一郡同中数人的一大奇事。
有无锡当地的文史学者研究认为，在这六个人当中，唐裔、施梦龙和贾应璧等都算得上是“良吏”；而龚勉则简直可说是仕途坦荡、步步高升，最后官至浙江右布政使，成为了大明王朝的封疆大吏。除去史无明载的华叔阳，唯有钱普是个不折不扣的“倒霉蛋”——诚如沈德符于《万历野获编》中所称，由于他为张居正而“跟错人、站错队”，结果是官运不济、仕途颠扑，尤其是当其被万历朝中后期的“一代儒宗”焦竑在《玉堂丛语》中如此刻毒而又苛厉地挖苦了一通之后，连钱家的后代儿孙也瞧他不起，深以其擅长溜须拍马、乐于趋奉逢迎而不齿，故其家乘中关于他的记载极少。
公正地说，尽管沈德符对钱普的态度，是不屑中多少还抱有一丝鄙弃，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同一词条的后面，又写有这样一段话：“钱有文学，居官亦无秽状。”
如此看来，钱普应当是大明王朝万历时期一个很优秀的中层官员。他入仕之后，也不过就十来年时间，便官授北直隶真定知府，且又文才佳、无贪迹，故其称得是个清廉自守的能员贤吏。至于他接待张居正过境一事，说来也无可厚非：堂堂的当朝首辅兼两朝帝师路过辖境，身为一府官长，就算是出面接待一下，亦不为过。即或如焦竑所称其亲自下厨做点家乡菜招待招待上司，则似乎更能说明这个知府颇具人情味……怎么就因为其所接待的对象是为身后受到神宗皇帝彻底清算的张居正，而让这个完全无辜的钱普受到如此严重的伤害呢？
尤其值得一说的是，身为凭科考入仕的明朝士大夫之中一分子，钱普确也算得上是个超卓出众的“异类”。试想，同为读四书五经出头的士人，他却能将已经通行了上千年的步辇，通过自己的创制与改造令其“如斋阁，可以贮童奴，设屏榻”，这该有何等敏颖的创造力！若是将他与同时代士人中那些只知虚谈空议的孱头、只懂损公肥私的巧宦、只会任气使性的言官、只能一味奉迎的乡愿们比起来，这位钱普不知强到哪里去了！
可惜，钱普跟张居正一样，都算生不逢时。只不过张的厄数，在于其借用了皇室暂时寄放在他手上的权力，“以庇佑贫苦小民为政本，而一切法令皆以裁抑统治层，使之不敢肆”（ 熊十力《与友人论张江陵》）；而钱之霉运，乃在于其不过于正常的*场官**交往中，鬼使神差地错误接待了一位过境上司……乃致当他正在蒙受“一代儒宗”焦竑的极度鄙薄、挪揄之时，与其当年同科入仕的王家屏、赵志皋二人居然已先后入阁拜相了。
那座超豪华的32人抬大轿有欤无欤、是耶非耶，早就不重要了；就如同张居正身后“举朝争索其罪而不敢言其功”的下场一样，钱普的最大悲哀，则莫过于在那种“人治”的社会体制中，任何个人的功过毁誉，都会与其遭逢际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既无公正可言、也无公平可待。致于李国文先生现今想要对人们所普遍诟病的“公车问题”大发议论、而“揪”出这座32人抬大轿来说事，也不过是藉此以做炯鉴而已，就算有点“想当然耳”，也无伤大雅：反正，张居正和钱普遭后人詈骂四百余年，也完全可以不在乎多一次、少一次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