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蓬勃发展的社会企业家运动

我认为新近对社会企业化经营的关注是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并存的表达。一定程度上它是由失望的理想主义者推动的，这些人对大型政府项目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大失所望。

——格雷戈里·迪斯，《社会企业化经营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The Past,Present,and Future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2001年春天，克里斯托弗·富克斯（Christopher Fuchs）和泽维尔·赫尔格森（F.Xavier Helgesen）从美国圣母大学（Notre Dame）毕业，分别获得了机械工程和信息系统的学位，正盘算着接下来要干什么。当时，互联网泡沫刚刚破裂，如果要创业打拼的话，前景似乎相当暗淡。

与此同时，富克斯环顾他与泽维尔和另外一名大学生合住的公寓，对他们三人积累的很多现在已经没用的旧教材大伤脑筋，现在它们就堆放在角落里。它们的确有价值，当初他可是花了不少钱买来的，现在已经不可能把它们再卖回到校园书店去。但若想收回它们的实际价值，机会渺茫，但富克斯知道新兴的网络市场提供了这种可能性。

富克斯回忆说：“泽维尔告诉我有关‘Half.com’的事，确实，我把书卖了出去，每本大约卖20～30美元，否则，这些书就只能当作垃圾处理了，有时还会烧掉，这正是我认识的很多学生感到沮丧时要做的事。”

结果，富克斯卖掉了自己的书，赚了差不多400美元，泽维尔也用他自己的书和室友的书取得了差不多的战绩。如果他们也能从校园里收集旧书并卖掉它们的话，情况会怎样，它会变成一种生意吗？

“我们跟在罗宾逊社区学习中心工作的一位朋友谈及此事，了解到他们正在筹集资金，以便开展课外阅读项目，”富克斯说，“我们提出一个想法，那就是如果学生同意把废旧图书交给我们，跟我们开展合作，我们肯定会用它们做善事的。”

他们把这一想法告诉了学习中心的主任杰伊（Jay）。杰伊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富克斯和泽维尔负责旧书的收集、储存和销售，然后，将收入与学习中心平分。2001年冬天，富克斯和泽维尔就开始募捐旧书活动，在校园四处策略性地张贴广告，半年内他们共收集了大约2500本书。

“整个暑假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干这事，”富克斯说，“暑期我会做家教，并旁听几门课程，因为我打算重回医学院进修。泽维尔正在几个国家旅游。因此，开列书目、存放图书并出售花费了我们大量的时间，基本上占据了我们暑期打零工的全部时间。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是如何尝试了四五次才把书一摞一摞地排好，又把亚马逊网站上的货品展示弄好，长话短说，最后我将2100多本书上了架。几分钟之后，我收到了一封订购图书的电子邮件，我走到存货系统标注的那个书架，抽出那本书，跑向我的住所，告诉新室友我卖出了一本书。当我返回时，我已经卖出10本以上。那一周送书的具体情况记不清了。”

暑期结束时，富克斯和泽维尔在一个月内卖掉了2万美元的书，同时把其中的1万美元送给罗宾逊社区学习中心。

现在看来它真的可以成为一种生意。成功让他们备受鼓舞，这事有可能产生的潜在影响也让他们感到兴奋，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他们自己和罗宾逊社区学习中心的收入，而且还表现在培养人们读写能力的公益事业上。于是，在同学杰夫·库兹曼（Jeff Kurtzman）的帮助下，富克斯和泽维尔起草了一份商业计划书。2003年4月，三位创始人将他们的计划书提交给圣母大学的商业计划竞赛（BPCs），结果赢得了“最佳社会创业奖”的第一名，并获得了7000美元奖金。他们以此为本钱创业了，“读书以求更好的生活”（Book Drives for Better Lives）在全美的校园里变成了现实。

“那2万美元让我们备受赞誉，而且信心大增，”富克斯回忆道，“公司创建后的头几年，我们资金严重不足，那7000美元帮了我们大忙。”

那次比赛还为那些年轻人做了另外一件事，让他们结识了裁判戴维·墨菲（David Murphy），他是一位值得信任的指导者和辅导老师，他可以针对企业发展提供非常有用的建议。他们邀请墨菲加入自己的团队，担任首席执行官。2004年，墨菲正式上任。

富克斯、泽维尔和杰夫介绍了几个人到企业帮忙，使得该公司在大学校园里迅速扩展开来。他们还通过向非洲赠书协会（Books for Africa）提供书籍以支持全球扫除文盲的活动，让这些国家的学校获得所需的教材。

后来，泽维尔发现全国各地的图书馆都在致力于解决一个永久性的难题。显然，当新的流行书籍出版并添加到图书馆的书目清单之后，图书馆常常要为它们腾出书架，无奈之下就会舍弃旧的馆藏图书。富克斯说：“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他们会在半夜的时候把书扔到垃圾箱里，因为图书馆没有地方存放它们了。”

他们意识到要与图书馆合作，收集那里打算丢弃的旧书，将有用的书和销售收入捐献给世界各地致力于扫除文盲的组织。现在他们有自己的“三兼顾”了，他们支持了扫除文盲的公益事业（人），让有价值的书不再被当成垃圾填埋（地球），并且利用这个能提供公平分享和富有竞争力福利的商业模式筹集到资金（利润）。

2003年9月，他们的公司注册为美好世界书店（Better World Books），它成为业内第一家使用碳平衡购物车（Carbon Neutral Shopping Cart）的企业。顾客每次结账时它都会积攒几分钱，用于支付可再生能源配额和重新造林计划。

虽然公司增长迅速，现在已有130名员工，而且还有200多万册新书和二手书等待出售，但它仍然坚守着当初的使命：收集人们不要的旧书，销售之后再用所得的收入促进世界范围内的扫盲运动。尽管美好世界书店已经与各地大约1000座图书馆建立了伙伴关系，销售它们的旧书，然后返还一定比例的收入，大量的书籍还是不断地从全美国1200多所大学校园涌来。全国各地的社区里安装了绿色的旧书捐赠小箱，收集人们愿意舍弃的所有书籍，而无法出售的就会被回收。每周收集的书籍大约有40万至50万册，经过美好世界书店设在印第安纳州米沙沃卡的大型运营中心的处理，借助非洲赠书协会和饥饿儿童救济会的渠道，它们每年要向非洲各地的学校送去约500万册图书。

“我们的网站每售出一本书，我们就会捐出一本书，这是我们的承诺，”富克斯解释道，“当我们销售图书时，它就能让我们持续经营下去；为了维持正常运营，我们要承担运输、处理和其他的所有费用。”

据富克斯讲，2011年11月，美好世界书店抵达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因为自从公司创立伊始，它已经为扫盲组织和图书馆筹集了1000万美元。“我们正在寻找另外的途径把我们拥有的大量好书送到买不起或接触不到它们的人手中。”

美好世界书店的商业模式已经赢得了很多奖励和嘉奖，包括2008年《快公司》和摩立特集团（Monitor Group）社会企业家奖、2009年《商业周刊》的年度最具发展前景的社会创业家、《时代》杂志2009年（美国）25名责任先锋之一、环境保护署美国有害物减量计划2009年纸张减少金奖和2010年气候改变金奖、2010年《互联网零售商》顶级网络零售商、商业内幕网站数字100的第96名、2010年世界最具价值新创企业、2012年公益实验室（B Lab） 6位“新经济摇滚之星”之一和2012年公益实验室公益公司年度报告“最益于世界”的20佳公司之一。

社会企业经营浪潮

今天，美好世界书店被看作是社会企业化经营领域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它赶上了潮流。但是，正如富克斯很快指出的那样，“人们已经认识到我们是领先的社会企业之一，而我们却对自己所产生的影响一无所知。我们真正知道的是我们可以让书充分发挥余热，并因此让某些人受益。”

我们最初并未打算涉足社会企业这一领域，因为它是一个时髦的新事物，而且很多公司都在一窝蜂地搭这一班车。我们的导师克里斯·斯潘塞在他的治疗中心成立时也没打算这样做。“我曾经是一家饭店的老板，”他在描述自己创建斯潘塞康复中心的动力时说，“由于跟我关系很近的一个人得了精神性疾病，我决定建立一家服务中心，帮助那些患有精神性疾病的人。我开发出‘河流社区’来帮助需要进行双重诊断的患者，治疗他们的毒瘾和精神性疾病，并提供住宿。”在斯潘塞意识到精神性疾病和成瘾之间的密切关系后不久，斯潘塞康复中心就开门营业了。

在某一时刻，斯潘塞一心想要将中心变成一个非营利实体，目的是在通过媒体继续提高人们对酒精和*品毒**滥用认识的同时，向需要接受治疗的人提供负担得起的治疗方案。然而，现在的情况是，营利模式反而让他具备了提供更有价值服务的能力。

“我认为，如果你做的事情能赚钱，而且能更快地赚钱，那就更容易积聚大量的资源。”泽维尔·赫尔格森说，为了与其他公益型的企业家一起将创业之火烧得更旺，去年他更多的是担任美好世界书店的顾问角色。“非营利模式不具备快速成长和筹集资金的能力。采用营利模式，你就有了快速成长的力量。你必须有创造性，并且决定如何实现利润的最大化。我倾向于开办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使得做慈善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副产品。我认为更要紧的是找到你真正想做的事情，弄清楚是否可以通过它来赚钱。如果不能，那就创办一个非营利组织，能够筹集慈善资金那也很不错。但我认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企业可能是谷歌（Google），因其自身的存在，而且绝对实现了利润最大化，社会企业才得以改善世界。”

至少在上世纪，做慈善和赚大钱就已经在携手并肩发挥着作用，似乎只在最近10年左右它才真正火起来，这大概是因为出现了像美好世界书店这样的公司。在媒体和因特网的助力下，它们获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能量，得以与大众分享它们的故事。

不过，最早的社会企业家是以下这些人：带头发起争取妇女权益的斗争，使得宪法第19条修正案赋予了妇女选举权的苏珊·安东尼（Susan B.Anthony）；自然主义者、保护主义者和作家约翰·缪尔（John Muir），他发起了保护约塞米蒂国家公园的斗争，帮助建立了国家公园体系和塞拉俱乐部；在儿童教育方面开创了蒙氏教育的玛丽亚·蒙台梭利（Maria Montessori）博士；被誉为近代护理创始人的罗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计划生育运动的领导者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她创立了美国计划生育基金会；被誉为美国景观建筑学之父的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ad）。

提供部分解决方案或承担社会责任可以体现为参与一部分企业经营或管理整个企业，甚至还可以当成是一种爱好。找到你喜欢做的事情，看看如何使之有利可图，以此回馈企业，这是你目前所需要做的事情。由于很多人对政府失去了信心，该是个人找到能让自己热情投入的事情，并发挥作用的时候了。

今天，某些最显著、颇具创新且受人喜爱的商人和公司都是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比如汤姆斯布鞋实行的是“卖一双捐一双”的商业模式，即每新卖出一双鞋，公司就会给需要的孩子捐赠一双鞋；户外服装零售商巴塔哥尼亚（Patagonia）积极地保护和监控环境；奥德瓦拉（Odwalla）拥有环保且就地取材制作的果汁和果汁吧，使得该公司能够向许多组织进行慈善捐款；本杰瑞（Ben&Jerry’s）是优质冰淇淋制造商，它广泛赞助了环保及人道主义方面的公益事业，并促进当地种植业的发展。

社会企业化经营的悠久传统似乎总是源自对现状的强烈不满，他们不仅是具有“事情应该更好”这样想法的人，还是能够让事情变得更好的人。对我们来说，情况确实如此。

或许这就是“社会企业化经营”作为一个概念和商业模式在最近十年以惊人的速度广为人知的原因：我们逐渐对政府解决问题的能力低下感到失望，并且对过去一如既往的问题解决原则不再抱希望，那些原则导致了华尔街的腐败，最终导致了大萧条，有可能会让美国例外论从此哑口无言。

在瑞士信贷研究所的《为影响而投资》报告中，施瓦布基金会（Schwab Foundation）的凯瑟琳·米利根（Katherine Milligan）写道：“过去十年来，社会企业化经营已经从小众变成了主流。”

米利根引用了下述内容作为这种向主流发展的证据：

●欧盟最近发起了社会企业行动（Social Business Initiative），以促进这一行业的发展。

●加利福尼亚和纽约等州通过立法认可承担社会使命的企业（公益公司）具有特殊的法律地位。

●公益实验室是公益公司的认证机构，公益公司的身份由公益实验室授予，由它来证明企业是否达到符合社会和环境总体成效的标准，从而得到公益实验室提供的服务和支持组合。（摘自公益实验室网站）

●在施瓦布基金会大约有200家社会企业。2011年，世界经济论坛发起了一个全球杰出青年社区（Global Shapers），成员包括20多岁的创业家和领导人，由他们在世界各地150多个城市组建分社区。作为今年在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70位全球杰出青年之一，米丽亚姆·舍宁指出，他们中有40%的人声称将要创办社会企业。我们已经走得很远了，十年之前我们还不知道它是什么。现在这些被看作是世界上最活跃和最聪明的人才自己称呼自己为“社会企业家”。

●投资者开始欣赏社会企业模式，一种新型投资资本涌现出来，它被称作“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投资”，仅仅在最近几年里，就已经有200多个影响力投资基金获得了注册。根据2011年《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的文章《工商管理硕士课程投资社会公益》介绍，预期这一投资业务将在2014年增至5000亿美元。

教育共同体也开始接受社会企业创业，把它当成工商管理专业学生一条可行的职业道路。美国顶级的商学院都设立了社会企业创业、社会创新或社会企业管理方面的中心或项目，其中就包括哈佛商学院、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康奈尔大学约翰逊管理学院、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杜克大学富库商学院、耶鲁大学管理学院和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

2012年3月，《纽约时报》记者凯文·鲁斯（Kevin Roose）在其《华尔街最近的校园招聘危机》报道中称：商学院学生对将自己的才能贡献给高盛或摩根大通等大型金融公司失去兴趣。随着经济衰退的到来以及大量公司丑闻的曝光，这些大型金融公司开始被人们视为腐败或不负责任的公司。2008年，哈佛大学毕业生中有28%进入了金融行业，而到了2011年，这一比例下降到了17%。

鲁斯写道：“去年秋天，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的抗议人群站在银行招聘会外面，高喊口号，手持标语抗议银行的投机行为。”

同时，随着这些金融巨头一波又一波地裁员和降薪，聪明的商学院学生们意识到：在银行上班已经不再是最令人期望的职业了。他们转向突然出现的“全球网络影响”（Net Impact）这样的拥有改变世界想法的组织，他们可以将这种想法应用于非营利组织、社会企业或积极开展企业社会责任（CSR）活动的公司工作中。

全球网络影响是美国旧金山一家符合501（c）（3）条款的非营利组织，下设300多家由志愿者领导的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分社，它是一个由3万多人组成的社区，其中包括学生、执行官、社会企业家和中层管理人员，以及其他寻求服务于三兼顾原则的变革制造者。“几个来自不同商学院的朋友不想只是盯着如何赚钱，虽然赚钱是目前MBA被灌输最多的关键概念，”全球网络影响的首席执行官利兹·莫（Liz Maw）解释道，“这些人认为他们正在培养的商业技巧可以而且应当不仅仅用于为股东创造利润，也应当用于满足支持人、地球和利润的三兼顾原则。他们中的主要人员聚在一起，彼此提供支持和交流创意，并向其他校园发出邀请，最终大约有100名同样也对负责任的社会企业感兴趣的学生相聚于乔治城大学。这是全球网络影响的首场会议。”

通过各地分社开展的活动和年度会议，全球网络影响将其成员联结在一起，并引导他们选择具有影响力的职业机会，其学生成员则通过商业计划竞赛磨炼自身的商业技能。全球网络影响为成员提供大量的服务机会，以便让他们将商业技能用于改变当地社会和环境。

全球网络影响的年度出版物是《非比寻常的企业》（Business as UNusual），它针对提供与影响力有关的职业培训方面的商业硕士学位课程进行相关评论，并反映社会责任感的转变。全球网络影响的高级内容经理杰斯·桑德（Jess Sand）说：“在我们出版《非比寻常的企业》的5年中，这一特色课程的销售数量增长了194%，增幅巨大，这表明在具有商业头脑的学生那里，这些问题已经成为主流。”

与之相似的另一个组织是重新就业（ReWork），它安排年轻的专业人士直接进入“破坏性”的、改变世界的组织，包括非营利组织和社会企业。在这里，年轻人的才华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重新就业的共同创始人纳撒尼尔·科洛茨（Nathaniel Koloc）说：“我曾经说过，60%～70%的人感觉他们的工作缺少了什么东西。”他的这句话见于2012年3月Co.Exist网站发表的一篇名为《如何发现有意义的工作》的文章中，这个网站是《快公司》关注社会责任感的网站。

科洛茨说：“我不知道十年前有多少公司能在收入、可行性、意义和工作价值之间取得平衡。”

真实的情况是，目前大多数人感觉不到工作带来的快乐感。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Conference Board）研究小组发现：2010年，在接受调查的5000名工人中，只有51%的人认为他们的工作有趣，只有45%的人对他们的工作感到满意。这一调查结果创下了该研究22年以来的最低纪录。

2009年，米切尔·马克森（Mitchell Markson）在《赫芬顿邮报》（The Hu昀ngton Post）上发表了一篇标题为《社会目标获得了新的社会地位》的文章，文中指出：70%的人喜欢住在一个对生态环境无害的房子里，而不是仅仅住在一个大房子里……68%的人感觉越来越不能接受他们所在的社区毫无作为，找不到它们对环境或健康生活方式的关注。

在全球接受调查的人当中，64%的人声称他们会推荐支持慈善事业的品牌，63%的人正在寻找更易于让他们产生影响的品牌或公司。

“当今的人们期待参与到积极的社会变革当中，”马克森写道，“而且他们期待自己支持的企业也能不断地将它辛苦挣来的钱投入其中。在这些期望达成之处，我们的世界就会呈现繁荣的景象——人和品牌之间建立起真正而持久的伙伴关系，并且彼此受益。”

“有趣的是，当今世界，年轻人确实具有社会责任感和环保意识，他们通常不想待在产生消极贡献的企业里，”泽维尔·赫尔格森说，“社会企业化经营是集致富、创造就业岗位和慈善于一体的商业模式。在创业家看来，尤甚是年轻的创业者觉得这是一个令人心动的想法。”

著名的心理咨询师乔恩·卡森（Jon Carson）教授推测社会企业其实是在9·11事件发生之后开始流行的。卡森是慈善拍卖网（BiddingForGood.com）的首席执行官和董事会主席，这是一家做慈善的电子商务公司，它将筹资者、有公益心的店主和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通过网上拍卖联系在一起。卡森称：为慈善而竞价的网站每月大约有100万的访问量，这使得它比从事这一行业的任何组织都要大3倍左右，其中就包括eBay网。另外，历经10年的发展，慈善拍卖网是坚持做慈善时间最长的网站。

基于在建立和发展追求社会目标的营利企业领域摸爬滚打了20年的经验，卡森指出：社会企业确实是在9·11之后获得了显著的增长。科恩通讯（Cone Communications）是一家真正创造出公益营销的广告代理公司，它与消费者调查机构洛普（Roper）一起做了一次调查。他们提出的问题是：“假如所有的条件都相同，你有多大的可能性会将一个品牌转变成致力于公益事业的公司？”奇妙之处在于，这个调查每年都会进行一次，而到了2001年，也就在9·11刚刚发生之后，同意转变的人数突增。之后，它才继续缓慢地上升。

卡森指出：9·11让人们看到了这个世界有多么地脆弱，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是多么地短暂，因此，许多人决定充分利用时间来做慈善。“自从2008年以来确实获得了发展，”卡森说，“现在感觉我们这个世界仍有很多事情进行得不是很顺利。不管你指的是气候变化指数、结构性失业，还是政治制度的崩溃……大量的系统失灵了。人们从各个层面考虑这些问题，一些人甚至声称他们想要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杰斯·桑德为全球网络影响写了一篇文章，题目为《追踪影响力MBA的兴起》，其中他引用了杜兰大学利维和罗森布拉姆创业研究所所长莉娜·阿尔菲里·斯特恩（Lina Alfieri Stern）的话。斯特恩说：“随着失业形势的日益严峻，年轻人逐渐意识到公司未必能很好地照顾他们，他们需要创造属于自己的机会……因此，很大程度上，该项目的崛起是由确实怀揣更多梦想的学生自下而上地促进……因为因特网的出现，我们得以与世界其他地方有了更多的接触，对其他人的苦难有了更多的了解，对于我们这个世界固有的问题更加清楚。而学生们正是要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

卡森说：有越来越多千禧年一代从事此项工作，调查揭示了在他们的工作中寻求社会使命的趋势更加明显。“这一代人伴随着9·11和经济衰退长大，因特网也在他们的生活中经常出现。他们看待世界的角度有所不同，他们想对自己生活的世界产生更多的社会影响，并且更加看重工作和家庭的平衡。”

榜样的力量

2012年3月，在为《赫芬顿邮报》撰写的专栏中，乔恩·卡森写道：“发展社会企业的气候已经成熟，它们在对社会福利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自身还能有利可图。”它并不只是等待解决方案却苦等不到的那些人的事，它也是尽其所能维持生存的那些企业的事。许多企业在经济衰退中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与此同时，技术的变革改变了人们经营企业的方式。旧的方式不再奏效，创新才是生存的根本。卡森还写道：“特别是在经济衰退之后，未来取得成功的将是那些将社会使命嵌入商业模式的企业。”

戴维·墨菲是美好世界书店的前首席执行官，富克斯和泽维尔曾经把他当成自己的导师，他指出“转而采用企业的形式解决社会问题”是符合逻辑的。

“经济可分为三部分，非营利组织、政府管理的企业和私营企业，”墨菲说，“在这个蛋糕中，私营企业占到了2/3。因此，在全国性的争论中，我们听到政府说的最多的是削减开支和赤字，面对日益增多的社会问题和环境挑战，年轻人说：‘我们不能只是指望政府和非营利组织来解决问题。它们囊中羞涩，总是没有钱雇用最优秀的人才来为他们工作。’因此，那些人会说：‘私营企业怎么样？它们的钱最多，人才最多，为什么不直接让它们来解决呢？’”

墨菲说：在这种背景下，它也促使我们看到了些许成功的案例。现在，像巴塔哥尼亚、星巴克、汤姆斯布鞋、格莱珉银行、美好世界书店和公益实验室这样的公司就是很好的例子，它们让我们看到私营企业能够做什么。对许多有抱负的社会企业家来说，熟悉社会企业化经营模式的导师队伍也在稳定增长，而且支持这一模式的人数也在逐渐增加。

我们深知，在计划开办企业的初期，我们遇到了良师：在成瘾康复和戒酒领域有斯潘塞；而乔希的父亲则给我们以鼓励，从他身上我们学会了无论面对何种困难都要继续前进，勤奋工作；还有罗伯特·清崎提供的财商教育，使得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变得切实可行，并掌握收入与支出、资产与负债的知识。在以上方面他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们是我们的首批老师，其指导意见和支持的话语成为我们成功的关键所在。

熟读深思

政府并不是为了向人们提供资金支持而设立的，而是旨在制定保护创业的法律。企业的目的是提供就业岗位、商品和服务，从而为国内生产总值添砖加瓦，并为人类社会和经济世界创造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