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像在中国十分常见，在各地的寺庙和博物馆里都能看到那一尊尊形态各异而又比例适当的造像，这些造像有的是铜制，有的是石雕，还有一些是陶塑，可无论什么材质制作出来的佛像都精致美观，透露着佛的庄严和慈祥。这些佛像之所以这么传神，是因为古人为了求得一个统一的佛的标准像，在雕塑佛像时，用手指测量佛像各个部位的指数，这就被称为量度，而专门记录量度的书籍便是古印度时期释迦牟尼佛的首席弟子舍利弗所编撰的《佛说造像量度经》，也正是这部书揭开了佛造像的制作之谜。
佛教自东汉时期传入中国后，佛像和佛经也随之传入。此后，历代都有一些高僧将梵文佛经翻译成汉文，成为释林盛典。《佛说造像量度经》虽然成书较早，但直到清乾隆年间，蒙古官员工布查布首次将这部经译成了汉文，并由康熙皇帝的第十六子庄亲王允禄在北京刊刻流传，这便是有名的庄亲王刻本《佛说造像量度经》。
佛教东传 说法授量度
公元前六世纪，佛教在印度产生。大约到了东汉初年，佛教开始传入中国。而在中国，信仰佛教的第一人便是汉光武帝的儿子楚王刘英，刘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并开创了中国最早的佛寺——浮屠祠，将佛教传至江南以及全国，刘英也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的第一位佛教信徒。
光武帝去世后，刘英的弟弟刘庄继位，刘庄便是汉明帝。汉明帝永平十年（67年）的一天晚上，明帝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看到一位神仙，金色的身体闪闪发光，且身上有日光环绕，从远方飞来，降落在大殿前。汉明帝非常高兴，认为这是祥兆，于是就在第二天上朝时将自己的梦告诉众大臣，询问是何方神圣。太史傅毅博学多才，他告诉汉明帝，说这是西方天竺国一位得道的神仙，号称佛，能够飞身于虚空中，全身环绕着日光。汉明帝听后十分认同，于是便派使者羽林郎中秦景、蔡愔和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余人前往天竺国。天竺国的人听到中国派来使者求佛经，非常欢迎。当时，天竺国有两位沙门摄摩腾和竺法兰，他们帮助蔡愔和秦景得到了一些佛教的义理。后来在蔡愔和秦景的邀请下，二人决定前来中国。三年后，他们一同来到洛阳，带回经书和佛像，开始翻译一部分佛经，相传就是现在的《四十二章经》。同时在首都洛阳建造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即今天的洛阳白马寺。这一寺院据说是以当时驮载经书佛像的白马而得名，而白马寺也被称为佛教的“祖庭”和“释源”。佛教传入中国后，先在宫廷传播，后来才在民间逐渐得到传播。
首先传来中国的不是佛经，而是佛像，东汉中晚期以后才有了佛经的翻译，而佛经的翻译和流传标志着佛教正式在中国传播。在佛教传入中国的早期，那一尊尊形态各异的佛像尤其引人注目，看上去比例协调，匀称自然，而这便需要掌握造像量度的知识。三国时期，被誉为“佛画之祖”的曹不兴已经精确地掌握了佛像的人体比例，能够画出精美而又准确的佛像，可见造像量度的知识已为中国的造像家所掌握和运用。然而，这门技术一直都是口耳相传，并没有成文的汉文典籍，只是在印度流传着梵文《佛说造像量度经》，而这部经的作者便是释迦牟尼的弟子舍利弗。舍利弗是舍利弗多罗的简称，意译为鹙鹭子或秋露子，他是古印度摩揭陀国人，属婆罗门种姓，他的母亲出生时以眼似舍利鸟，便取名为舍利，因此舍利弗便是“舍利之子”的意思。舍利弗“自幼形貌端严，及长，修习诸技艺，通晓《四吠陀》。年十六即能挫伏他人之论议，诸族弟悉皆归伏”，不久改学佛法。由于他步行稳重，忍辱谦让，持戒多闻，且敏捷智慧，善讲佛法，因而被誉为佛弟子中“智慧第一”，很快成为释迦牟尼的首座弟子。有一次，释迦牟尼在舍卫国祗树给孤独园为母亲说法，这时，舍利弗“向佛敬礼”，并说：“世尊不住斯间，若有善人不胜怀慕，思睹世尊，愿造容像者，则其法如何为之?”释迦牟尼听后，回答说：“我今暂*天升**土，未旋斯间，或示无余涅槃之后，若有善人，思睹瞻仰，及为自他利益作福田故，愿造容像者，则须遵准量度法为之。”舍利弗愿为释迦牟尼制作容像，释迦牟尼便让舍利弗“须遵准量度法”，并提出了一条准则：“以自手指量，百有二十指。肉髻崇四指，发际亦如此。面轮竖纵度，带半十二指。分三为额鼻，及颏俱得一。下分四指半，颏身只二指。广向十六足，深分径四指。上唇长二指，宽有其半矣。中显频婆形，边角各一指。口长度四指，贤者须要知。”于是，舍利弗将释迦牟尼所授的这些内容汇为一编，最终编成了一部《佛说造像量度经》。
然而，这部《佛说造像量度经》却是用梵文写成的，在中国并未流传。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的工匠在制作佛像时并没能直接参考这部书，而是根据经验代代相传，口授心记。直到清乾隆年间，时任西番院总管的蒙古官员工布查布第一次将这部梵文《佛说造像量度经》译成了汉文。从此，工匠们在制作佛造像时就有了专门的理论参考了。
慧月外照 亲王刻译经
舍利弗编撰的这部《佛说造像量度经》为梵文，在中国很难普及，很长时期以来，制作佛像的工匠们都是师傅传徒弟，一代传一代，并不完全知道这部经的要旨。到了清乾隆七年（1742年），一位精通汉、满、蒙、藏文且自幼喜欢佛典的蒙古官员终于将《佛说造像量度经》译成了汉文，而这位译者便是成吉思汗的第二十三代孙工布查布。
清代乾隆年间，由蒙古族官员工布查布翻译的《佛说造像量度经》成为后世雕塑佛像的必读物
工布查布出生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博尔济吉特氏，属于蒙古乌珠穆沁部人，从小就在北京生活。他的五世祖曾被封为和硕车臣亲王，领乌珠穆沁旗。清朝入关后，他的祖父察罕巴拜承袭了和硕车臣亲王。顺治十五年（1658年），他的伯父素达尼承袭和硕车臣亲王，那时他的父亲乌达喇协理旗务。工布查布自幼被康熙皇帝抚养长大，深得康熙帝的喜爱。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清太组努尔哈赤的玄孙奉国将军威塞将第五个女儿嫁给了29岁的工布查布，并称工布查布为“仪宾”，也就是宗室的女婿。工布查布博学多才，精通蒙、藏、满、汉四种语言文字，且学问颇佳，既通达于史语学科，又精湛于佛经的翻译，声名日渐远播。因此，到了雍正时期，“因其通西土之语，世宗皇帝特留帝都，以为西番学总管，兼营翻译之事焉”。当时，西番学就相当于藏文学校，在此期间，工布查布用蒙文撰写了一部蒙古编年史《恒河之流》。到了乾隆时，他又被封为“大清内阁掌译番蒙诸文西番学总管”，并用藏文撰写了《汉区佛学源流》《元音字母与辅音字母》《藏语易学书》等著作，而《藏语易学书》还成为了编撰藏蒙佛教名词术语对译词汇集《海比忠乃辞典》的底本。从乾隆六年（1741年）开始，工布查布作为主要修撰官将《丹珠尔经》译成蒙文，这部经主要收录的是佛弟子及后世学者对释迦牟尼佛语录的注疏，在清代影响深远。书成之后，博得了乾隆帝“深通五明，精习三倚，心珠内含，慧月外照”的赞誉。在译经的过程中，工布查布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就为他翻译《佛说造像量度经》打下了基础。
《佛说造像量度经》中的无量寿佛（左）、佛祖造像
清代乾隆七年（1742年），洮州禅定寺崇梵静觉国师来到了北京，并带来了藏文本《佛说造象量度经》，“国师赠经之模本并图像五篇，俱择日而程其功”，并鼓励他将此书翻译成汉文。工布查布曾和几位著名的喇嘛高僧学习佛像梵塔的尺寸图象，还在广智法王那里学习时“并得佛像及塔之尺寸”，但他也深感《佛说造象量度经》历代仅凭口授，不便记忆，于是他潜心研究，仅用一个多月时间，就把它全部翻译出来，同时撰写了《造像量度经引》《佛说造像量度经解》和《造像量度经续补》各一卷，自称“仰赖佛力，已获垂成”。
书成之后，深得学佛之人的赞赏。到了乾隆十三年（1748年），庄亲王允禄对此书加以校刻，并亲自作序，题名“爱月居士”，并在序文中说“余乐其有善因也，为之订鱼亥，剃繁重，更付剞劂，流传四大”，于是付梓流传。允禄是康熙帝的第十六子，原名胤禄，雍正帝胤禛即位后，为了避雍正帝的讳，就改为了允禄。康熙末年，曾掌管内务府，一时位高权重。雍正年间，被封为庄亲王。乾隆元年，任总理事务大臣。允禄精通数学，曾参与撰修《数理精蕴》。
工布查布译为蒙古文的《丹珠尔经》。这部经主要收录的是佛门弟子及后世学者对释迦牟尼佛语录的注疏
他在乾隆年间校刻清《龙藏》时，曾总理藏经馆事务，而工布查布则为第一校阅官。由于庄亲王有着雄厚的财力，在刻印这部书时不计成本，因此这部《佛说造像量度经》的印制水平极高，全书有佛造像多幅，刊刻极为精整，而卷首所刊刻的佛像更是被后世所称道，以致版本大家郑振铎曾说这部书“是第一部有系统的见之文字研究人像塑造的书，其间的尺寸比较，最为精确”。这部书中的佛像人物造型大方，衣饰复杂，为清代版画中的上乘之作。到了同治十三年（1874年），位于南京的金陵刻经处又以庄亲王所刻的这部《佛说造像量度经》为底本，重新刻印了此书，成为了《佛说造像量度经》在清代的两个重要的版本。如今，这部乾隆原刻本就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长久以来，这部书人们难得一睹。可喜的是，在2016年12月，*物文**出版社据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乾隆刻本按原大影印了该书，一函一册，为线装，仅印了五百册，可传原版风貌。
王府佳椠 一纸绘佛像
清朝入关之后，历代皇帝和王公贵族都在努力学习汉文化，一些宗室成员更是醉心于汉文典籍，吟诗作赋，刻印书籍，许多人还成为了大藏书家。如康熙帝的儿子果亲王允礼就刻有《春秋左传》及《古文约选》等书籍、雍正帝的儿子怡亲王弘晓刻有《四书五经》、乾隆帝的儿子成亲王永瑆刻有《怡晋斋集》等。这些亲王由于财力雄厚，又雅好藏书，因此所刻书籍不论校勘还是版刻都属清刻本中的上乘之作，甚至与内府刻书不相上下。而庄亲王允禄所刻的这部《佛说造像量度经》即为清代王府刻本的经典之作，也是众多王府刻本中唯一一部讲述佛像制作技艺的典籍。
这部庄亲王刻本《佛说造像量度经》为上好的竹纸印本，字取方体，颇见精神，是典型的乾隆时期刻书所用的方体字。书中附佛像版图十幅，绘制精良。第一幅是释迦佛的裸体坐像，裸体像上有按量度划出的线格，第二幅是着衣坐像，这两幅是化身佛的通式。第三幅是无量寿佛的坐像，第四幅是文殊菩萨像，第五幅是多啰菩萨像，第六幅是佛游化乞食之像，第七幅是诸菩萨在佛旁列立像，第八幅是不动明王像，第九幅是如来满月面和菩萨鸡子面，第十幅是佛母芝麻面和明王四方面。这十幅图像是工布查布在得到经文的同时，得自崇梵静觉国师，藏文《佛说造像量度经》原本所未载。这些画像的面貌衣褶纹都带汉画风格，应当出于后人所补。
《佛说造像量度经》全书共分三部分，层次分明。第一部分为时人所作的序文，有庄亲王、大国师章嘉呼图克图、比丘定光界珠等，以及工布查布本人所撰写的序。在这部分经序里，每个人从各自角度，阐述了佛教造像的历史沿革、功能以及这部经的重要意义。第二部分为正文，讲述了佛、菩萨、诸天神、大圣、罗汉和人的等身像。全文共分六部分，即“十卡量度像相”，专讲佛陀、大梵天、天母等身像尺度；“九卡量度相”专讲大圣、罗汉、佛母等神形象的尺度和技法；“八卡量度像相”专讲以威怒为特征的各种护法神形象的尺度和技法；“七卡量度像相”专讲金刚力士等威严形象的尺度和技法；“六卡量度像相”专讲吉祥王菩萨及侏儒类身像尺度的技法。第三部分为“迎送残旧身像之仪轨”，是站在佛教立场上，对人物造像的审美要求，提出了具体标准，对所绘制佛像的不合标准者，对断裂残破佛像处理前所应做的宗教仪轨进行了论述。
这部汉文译本的出现，为工匠从事佛教艺术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而它的颂文非常流利通畅，比藏文本更为简洁明显。全文用偈语，一共525句。在翻译过程中，工布查布“译中有作，作中有译”，并“合我实际者译，融我独见于译”，因此这部译经读起来朗朗上口。此外，工布查布为了完善雕塑佛像的规范性，除翻译《佛说造像量度经》外，还撰述了《造像量度经引》《佛说造像量度经解》和《造像量度经续补》这三篇重要的著作。《解》对《经》中佛像各个部位的指数作了全面的分析，并“按西来专业像家量度法”作了必要的参考，比《经》的篇幅长五倍多。《续补》通过菩萨像、九搩度、八搩度、护法像等九个问题对雕塑佛的各个方面进一步作了阐述。“搩”为造像所用的基本度量单位之一，也称虎口尺，即拇指和食指张开时的长度。在异怪方面，作者还谈到“十一面千臂观世音”，《续补》比《经》篇幅长十倍。
佛以自己的手指为量度，讲述了自己的身躯各部位和各器官的造型比例，成就了这部《佛说造像量度经》。这部经不仅是一部关于佛教造像量度标准的经典著作，而且还是一部难得的美术经典，描绘了佛的身躯之美。
文／余闯 标题书法／夏薇 图片提供/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