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乃至贵州，历史上是多个系统的少数民族走马灯般入主过的地方，因此其文化极为多元。最终，在明清改土归流的浪潮中，贵阳成为汉族为主体的城市，中原文化的影响居于主导地位，但各族文化的因子则让贵阳更加丰富多彩。
说到全国最没有存在感的省会，贵阳无疑是其中的热门备选项，即使是贵阳人自己，在谈到贵阳时，通常也不清楚贵阳的历史，就连贵阳这个名字本身，外地人通常也以为是因为贵阳当地阳光稀少，其实，贵阳是因为位于贵山（今六广门外的关刀岩）的南面才得名贵阳。
百越系的獠人诸国及其败落
故事开始于一个叫且兰国的地方。《后汉书·西南夷传》在记载楚顷襄王派遣庄蹻进入云南时说“遣将军庄蹻船溯沅水，出且兰，以伐夜郎，牂牁郡，系船于且兰。”战国时的且兰大概就是今天贵阳的位置。
贵阳在汉代属于牂牁郡，汉武帝在西南地区的扩张活动中，派遣唐蒙为中郎将，从今天的四川乐山、宜宾南下入夜郎，为建立对西南地区的统治，唐蒙上奏“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牁郡”。
此时，因汉匈战争吃紧，公孙弘“数言西南夷害”，汉武帝暂时搁置了对黔中地区的征服，仅在夜郎旁的小部落中置南夷、夜郎两县，归犍为郡管辖。直到元鼎六年，南越王赵胡举兵反汉，汉武帝从福建、江西、湖南等多地发兵进攻南越，又命令讨伐南越国的大军顺道进入夜郎国，还命令夜郎国派出自己*队军**，沿牂牁江（今北盘江）向南越进攻（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牁江，咸会番禺）。
夜郎国的仆从国且兰国国君担忧远征失败，畏惧不敢出征，抗命反抗，进攻犍为郡，杀使者与犍为太守。南越覆灭后，南越降将何遗受封驰义侯，率兵返诛且兰国，顺道兵入夜郎。面对汉军，夜郎国与其诸多的仆从部落投降，夜郎王入朝，汉在夜郎故地与其旁小国设置牂牁郡，而且兰君的命运不得而知，大概率是毁灭于汉朝的利刃之下。
西南大国夜郎国
两汉时期，牂牁郡一直以且兰故地为郡治。接下来，贵阳则见证了两个民族的兴衰。
黔地是西南部省份中平原最少，山势最绵延陡峭的省份，再加上土地贫瘠，多为红土，在明朝玉米、土豆传入黔地以前，除少数河谷的地带能够满足当地的文明发展，大抵上黔地并不能养育多少人口，因此即决定了黔地并不能出现一个广泛而强大的政权，随之而来的就是政治势力犬牙交错。
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央集权的衰落，使得地方势力开始膨胀，人口也出现大规模迁徙，贵州当地的夷汉大姓主要有龙、傅、尹、董、谢五大姓。
其中，龙、傅、尹、董四大家据传原本居于川西平原、川南高原一带，除谢氏为贵州本土大姓，其余四姓皆有川入黔迁徙而来，具体的迁徙过程迁徙时间，已不可考，只能猜测很可能是为避祸而分批迁徙至黔，而本土谢氏，其势力范围估计在今贵阳清镇与安顺一带。
魏晋南北朝时，西南地区主要有以下几大蛮族势力，贵州中西部以及云南东部、广西西北部、四川西南部属濮人，川西与云南为氐羌，而在贵州的东部，当时被统称为“南蛮”。汉武帝将且兰地设置为牂牁郡后，“移豪民，田南夷”，开始了贵州的第一批移民浪潮。这使得西南地区的民族状况更加复杂了。
在各族的频繁交往与战争中，贵州贵阳这片土地，逐渐变换了主人，贵州原本的居民是百越族系的獠人，在两汉时经历了数次大的衰落，第一次大的衰落即是文初所写的汉武帝伐且兰，而第二次则是王莽代汉后，将濮人系的句町王邯贬至牂牁郡，又阴令太尹周歆讲起杀害，“邯弟承起兵攻杀歆”，王莽发动*队军**，对獠人所在的广西、贵州进行进攻，獠人的力量再一次遭到削弱。
东汉末年，獠人已经被分割为若干彼此互不联系的政治势力，至魏晋南北朝成汉政权建立后，成汉皇帝李寿为了充实成汉地区的人口，开始掠夺四川、贵州的獠人作为奴隶劳动力。
咸康六年，李寿派遣李奕征牂牁，“寿既篡位，以郊甸未实，都邑空虚，乃徙旁郡户三千以上实成都。又从牂牁引僚人入镜，自象山以北尽为僚人居。”
成汉引獠入蜀
獠人入蜀之初，主要是居住在成都的郊区，而后扩大在四川广汉、简阳、资阳等地，獠人前后被掠夺的人口大约“十余万家”，即使按现代的核心家庭一家三口来算，人数也大概有三四十万，何况古代社会，家庭成员数量较现代为多，实际上应不少于四五十万人。
这次大规模的人口掠夺活动，更加的削弱了獠人在贵州的力量，面临灾难的獠人还不知道，再过三百年，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将彻底被一个新民族所征服。
氐羌系的彝族入主贵阳
黔中的彝族，源于《华阳国志》中所记载的“叟人”，叟人在秦汉时期，一直处于“随畜迁徙，无长处，无君长”的状态，距离夜郎及其附属国能够冶炼青铜器及青铜*器武**的水平较远，对獠人系势力无疑是没有威胁的。
根据水西安氏彝族自己所编写的《安氏世纪》，黔地的彝族先民在春秋、战国时先迁移至四川汉源一带，后因避洪水之难，度过金沙江，迁移至云南东北部的会泽、东川一带。部落首领渎母吾娶妻三人，生育有六子，其中五子慕克克、六子慕齐齐最终迁移到了黔地。
慕克克一部传至第十七代，逐渐将安顺、清镇一带代獠人征服，因古代安顺原为獠人普里部落的地盘，所以这一支彝族先民又被称为普里部。
慕齐齐之子济火，本居于云南东川故地，因诸葛亮南征时，曾为其纳粮开道，有功受封，到第二十世时迁至贵州大方地区，到第二十五世（估计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妥阿者征服了贵州西北地区的仡佬族先民，史称阿者部，至第四十七世时，已经在贵州西北部建立了的统治秩序，部落首领内附于唐，因彝族先民被称为“罗罗”，所以受封“罗殿王，史称为罗氏鬼国或罗甸鬼国。
但从零星的史料估计，罗氏鬼国应该不是一个稳固的王朝，罗氏鬼国的内部应当有大量拥有相当独立性的部落存在。
而原先的獠人，根据估计当时仍然占领着今天贵阳的核心地区，直到北宋初年，濮人完全被彝族先民赶出了贵阳，历史上除且兰外，贵阳即将获得一个新名字，而这个名字演变为了“筑”，贵阳人也自称为“筑人”。
唐末时贵阳属矩州，这一代仍属前文所提獠人谢氏家族的统治，五代时黔地西北部的罗氏鬼国阿者部落中的一部落首领主色发兵攻打矩州，将獠人彻底从贵阳驱逐，主色将矩州更名为“黑羊箐”，而“箐”据说在彝语里，意为山间的大竹林。
贵阳的竹是有名的，明代所著《贵州通志》（万历）记载，贵阳出产的竹子共计十五种，有紫竹、绵竹、丛竹、凤尾竹、罗汉竹、筋竹、水竹、白竹、苦竹、实竹、刺竹、潇湘竹、画眉竹、斑竹、箭竹。明在贵阳设贵竹长官司，清则设过贵筑县。
竹与筑读音类似，在文教落后的黔地，应当是将竹误以为筑，故后称贵筑县，筑城、筑人的名号因此流行开来。
贵阳筑城广场
宋太祖开宝七年（974年），占据贵阳的主色部首领普贵进京朝贡，赵匡胤有《敕普贵书》，其中说“唯尔贵州，远在要服”，同时又“赐王爵，以镇一方”，然而主色一部在975年却遭彝族另一支系宋氏彝族击败，退出贵阳，退守至鸭池河一带。
宋氏与主色部则以鸭池河为界，宋氏自称为水东宋氏，而主色部这一支则自称为水西安氏，也是这一年贵州逐渐出现于公文之中，而当时的贵州则主要指现在的贵阳地区，
元至元十六年，元军占领贵阳，将贵州城更名为顺元城，然后民间甚至官方的《招捕总录》仍以贵州为其称呼，贵阳直到明初，“贵阳”“贵竹”逐渐开始成为今日贵阳的名字。但即使在崇祯末年，徐霞客游贵阳时，仍将贵阳称为贵州城。可见贵州城在当时的确是称呼现今贵阳的主要称呼。
驿道搬来的贵阳城
北宋时期，贵阳应当只有土著城墙，居民主要是仡佬族、苗族、布依族、彝族的先民。元军占领贵阳后，也带了蒙古人与西亚的仆从军。
元统一中国时，贵州之地分属四川、湖广、云南三省。贵阳的发展状况远落后于黔西北、播州、思州，而元代为巩固统治而大兴“站赤”，全国以大都为中心，设站1500处，其中在湖广、四川、云南三省共设站赤400多处。
在今贵阳地区，元朝修筑了五条驿道，一是由湖广至贵阳的湘黔驿道，二是由云南至贵阳的滇黔驿道，三是重庆至贵阳的川黔驿道，四是由贵州至广西的黔桂驿道，五是经宜宾、毕节、威宁、曲靖、昆明的川黔滇驿道，除第五条驿道外，其余四条均过贵阳。
驿道开通后，落后的贵州被纳入全国驿道交通网络，干道由元朝统一修筑、养护、经营、管理，贵阳可与内地联通，并可通往缅甸。明代进一步在元代所建的五条驿道上加设更多的驿站，设置关隘，派驻重兵于沿途把守。
贵州古驿道
这反映在贵阳的城市地名中，现存于贵阳地址中且经常为贵阳人所去的地点尚有蔡家关、鹿冲关、汤粑关。
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令傅有德、蓝玉、沐英率大军进攻云南的元朝梁王，朱元璋让他们率一支精锐从四川叙永出发，依川滇黔驿道，进入贵州威宁，然后从威宁进入安顺，在沿安顺进入曲靖相机于元军决战。
朕尝览舆图……当自永宁选遣骁将别率以军以向乌撒（贵州威宁）大军继自辰、浣以入普定（贵州安顺），分据要塞，乃进兵曲靖。曲靖，云南之喉襟……出奇致胜正在于此。
如今的安顺屯堡人就是明军留在当地的江南部队，明初江南汉人的方言与服饰被屯堡人较大程度的保留了下来，而其命运的开始是从黔道开始的。
除去满足军事用途的驿站，明朝丰富了其驿传制度，驿站开始精细化，“传官文书为驿，运粮饷为站，递军报为铺。”驿道的开通极大的丰富了贵阳的文教与文化。
1382年，明军将元梁王从云南驱逐以后，同年，即在今贵阳建立贵州都指挥使，贵阳城开始拓建，第一次，矮小的土城被替换为砖石城墙。随驻军与驿道而来的，是被强制移民的江南与中原的工匠、农户，虽然他们的来路上充满了苦难，但最终彻底奠定了贵阳的格局。
1382年的拓建，贵阳第一次大规模的新建城垣、道路、河道、桥梁，包括大批衙门、寺庙，为满足驻军需求还需要打造*器武**、制作农具，据估计当时贵阳匠户不下数千家。
至晚清，贵阳的工商业已形成“七十二行”，穿着如绸缎行、纱布行，生活必需品如盐业、米谷杂粮业，手工制品如金银首饰行、瓷器行，西方新传入的行业如照相业。
除工商业外，看明清城市是否发展起来还有一个必要指标，即会馆数量，只要有外地商人在某地扎根，必建有会馆。
伴随驿道的发展，贵阳最早出现的是两湖客民于顺治年间所建的两湖会馆，后分为湖南、湖北会馆， 之后是江西会馆，后四川人流入贵阳，始有川会馆，然后是江苏、安徽商人所建的江南会馆，浙江商人建浙江会馆，福建人建福建会馆，广东广西人又合建两广会馆，山西陕西人又合建山陕会馆，云南人又建有云南会馆。共计11省，9个会馆，可以窥见，贵阳已经完全融于全国商贸网络。
驿道的建设也彻底将贵州乃至贵阳变成了一座移民城市，明代迁入贵州的军屯、民屯、商屯已经历时两百多年，形成了本地人的认同，他们将清代新迁入贵州的汉民称为“客民”。
到乾隆年间，迁入贵州的客民已达八万户，如按一家五口算，大约四十多万人。而据道光年间的《黔南职方纪略》，整个贵阳府（不包括过去的水西领地修文和水东领地开阳）客民应当一万户以上，《黔南识略》说：
会省五方杂处，江右、楚南之人为多。世家大族率敦名节，土习彬雅，人户栉比鳞次，承平日久，渐习繁华。
而贵州和谐的民族关系也使得整个明清乃至民国时代，基本没有民族冲突。
改土归流与末世首都
唐宋时的土司制度为羁糜制度，土司所控制的州郡被谓为羁糜州，遵守“世袭其职，世守其土，世长其民”的准则，羁糜州除部落首领需要定期至首都朝贡外，普通民众并不需要负担中央政府的赋税。
从元代土司制度开始，地方土司要向中央政府缴纳赋税，但并非是中央政府的税务官直接征收，而是由土司自己收缴赋税完毕，由土司交由中央政府。
元代贵州已经形成了四大土司家族，除去播州杨氏土司与思州田氏土司，其余两大家族即为上文所提到的水西安氏与水东宋氏。
元依照土司力量与控制地盘的大小，将土司分为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贵州共计有大小土司300多处，而贵阳之地即在顺元路军民安抚司下设有众多的小土司。
明朝的土司制度更为严密，土司所辖民众被分别登入“民户”“军户”，分别受布政司与都指挥使的管辖，明军在驿道沿线修建的卫所很多位于土司辖地，两者互不统帅。
洪武五年（1372年），水东安氏与水西宋氏共同入朝，明将水西水东合二为一，为贵州宣慰司，安氏世代为宣慰使，宋氏世代为宣慰同知。永乐十一年（1413年），贵州布政司成立后，田赋制度逐渐与全国接轨，但土司地区所有粮差仍由土司认领，然后再由其所属土目、土民逐级分摊。
水东宋氏的马头寨
天启元年（1621），明朝欲调水西安氏一万兵助战，因恐引矛盾而止，又预备调与水西安氏素来相爱相杀的永宁奢氏领兵三万援辽，永宁奢氏头人奢崇明与其女婿樊龙谋反，天启二年，水西安氏的安邦彦挟持其侄宣慰使安位响应奢崇明叛乱，史称奢安之乱。
崇祯三年（1630）安位请降，将水西安氏直领水外六目地（现贵阳清镇）改流，崇祯四年，又因水东宋氏阴助奢、安叛乱，将贵州宣慰同知宋嗣殷革职，将水东宋氏直领洪边十二马头地改流置开州（现贵阳开阳）。
清占北方后，自崇祯十七年（1644）到弘光二年（1646），明朝旧臣先后在南京拥立福王成立弘光政权，在绍兴以鲁王为监国建立绍兴政权，在福州以唐王为帝建立隆武政权，在广东肇庆以桂王为帝建立永历政权，在广州以唐王弟称帝建立绍武政权，除永历政权在明朝旧臣与大西军残部帝的支持下坚持到永历十五年（1661）才被清军消灭外，其他各个政权，或忙于争夺正统，或拥立者之间争权夺利，在满清的攻势下，很快都失败了。
在见证明朝最后衰亡时刻的短短十五年永历十五年里，有四年（1651—1656），贵阳作为南明永历王朝的首都而存在。
1646年，弘光王朝与隆武政权相继败亡，原明两广总督丁魁楚、广西巡抚瞿式、巡按御史王化澄在广东肇庆拥立桂王朱由榔为监国，又得湖广总督何腾蛟支持，正式在1646年的十月十四日拥立桂王为监国，不久称帝，以1647为永历元年。
弘光二年同年，张献忠被清所灭，余将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奇能归明抗清，永历三年，孙可望由重庆向贵州进兵，下遵义桐梓县，又击溃明军在乌江的设防，渡过乌江，再克与贵阳、安顺交界的黔西惠水县，之后攻克贵阳，本预计向广西进发与桂王的永历王朝汇合，共抗清军。
恰逢云南混乱，石屏土司龙在田求援，孙可望突然改变计划，进军云南，以孙可望首鼠两端的个性，计划的突然改变原因很可能是因为孙可望见到扩张地盘的机会，而他极可能一开始就仅是将桂王与永历朝廷作为自己手中的政治筹码。
大西军占领云南后，孙可望自称平东王，不久又自称“国主”，甚至以干支纪年，铸“兴朝通宝”，在明原云南副使杨畏知的谋划下，孙可望归命永历政权，奉表称臣，但仍坚持向永历朝廷索要“秦王”的封号。
而永历朝廷自1647年到1650年，何腾蛟被俘失败，桂林陷落，永历帝手上的明军部队已经丧失大半，而唯独剩下一个笑里藏刀的孙可望还在向他示好了。永历朝廷已经无处可去，永历五年十二月，清孔有德部进逼南宁，永历六年正月，桂王到达广南，孙可望派总兵王爱秀前往迎驾，上书称：
臣以行在孤处僻粤，再次迎请，未奉允行……臣再三思维，唯安龙所滇、黔、粤三省会区，城郭坚固，行宫修，一切粮储，可以朝发夕至，莫此为宜。
永历五年正月，永历帝一行从广南出发，经十多天跋涉，到达距离贵阳几百公里外的安龙（现黔西自治州，安龙并不在元所修的黔地五大驿道上，此一安置计划也可窥见孙可望对南明取而代之的计划是早有谋划），而孙可望则独坐贵阳，正式开始了永历王朝在贵阳的历史。
南明永历政权曾短暂定都贵阳
永历二年，为打破清军对云南贵州对包围，孙可望留守云南，李定国领兵十万向湖南进军，刘文秀领兵五万向四川进军。刘、李兵势强劲，刘部连克宜宾、乐山、成都、重庆，而李定国先兵分两路进攻湖南，继而合兵广西，攻下广西全境，逼迫孔有德在桂林*焚自**而死。
孙可望见李定国战绩骄人，心中猜忌丛生，忧心自己地位受到威胁，同年，孙可望调占领四川的*队军**入黔，进军湖南。永历七年至八年，李定国转战两广，屡战屡胜，而孙可望却多次设计阴谋袭击李定国部，未果。
孙可望又退回贵阳，预谋拿到他朝思暮想的皇位。永历八年春，永历帝派人急召李定国赴安龙入卫，遭孙可望觉察，将预谋此事的*八大十**臣以“盗宝矫诏，欺君误国”的罪名全部处死。除吴毓贞经永历帝说情处以绞刑外，其余全部凌迟处死。
同年六月，孙可望赶至昆明称帝，因皇冠尺寸狭小而未遂，永历九年，派关有才领兵前往南宁进攻李定国，李定国在击溃关有才部后，于永历十年到达安龙，护送永历帝自贵州盘县进入云南，结束了永历政权在贵阳的历史。
最终，永历政权被投降清朝的吴三桂攻灭，而随着清朝统治的稳固，西南土司也走到了尽头。
顺治十七年（1660），吴三桂以“水西土司安坤久蓄异谋，近闻刑牲祭鬼，将为不轨”请彻底改流水西，清议政王大臣会议决定“水西土司安坤、马乃土司龙吉兆、乌撒土司安重圣等，阳顺阴逆，中怀叵测。应如所请，悉心筹划，相机歼剿。”
康熙三年，清廷命吴三桂进攻水西，以十镇兵力*攻围**，将安坤、安重圣擒拿，彻底革除水西土司。四年，吴三桂奏请将水西以及乌撒土司地改设大定、平远、黔西、威宁四府，待吴三桂谋反，水西土司安坤遗腹子安胜祖得族人支持，领兵助清平叛，清廷恢复水西土司，而安胜祖无嗣，根据无嗣土司停袭的政策，水西土司彻底退出了贵州的历史舞台。
吴三桂政权败亡后，土司制度继续向有利于中央集权的方向发展，清初采取“滇黔土司暂从其俗”的政策，但为限制约束土司，仍实施四项措施：
一是严格规范继承制度，以防争袭、冒袭土司。二是明确土司有“唯贡、唯赋、唯兵”的三大义务。三是用中央公务员对土司进行工作审核，“有功则叙，有罪则处”，每三年一次考核。四是颁布“苗疆禁例”，规定土司必受同级流官节制。另外规定无嗣的土司停袭，有罪的土司或降级或革除。
雍正四年，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上《改土归流疏》，改土归流总原则是削其大而存其小，土司田地一律清丈，人民一律入户，对于对抗中央权力的土司坚决废除。较之前代，黔、滇土司的政治势力已经衰落到了历史的最低点。
十一省混合的民俗
自明清移民后，贵阳已成一移民历史长达400年的城市，贵阳城的习俗是各省移民混杂的。
上述的十一省九大会馆，这些外地人将其本土的所有信仰全部带到了贵阳，而这其中并未有某省某地之人占据文化上的主导地位，这也是贵阳人始终不能感觉到贵阳这种城市具有文化的原因，因为移民城市中显性的民俗已经被城市所融化，而这不妨碍曾经移民者的文化静静的躺在贵阳的地名与曾经的历史中。
湖北会馆因湖北人崇拜大禹而建禹王宫，其地址在今贵阳的田家巷。
而贵阳老城区著名区域紫林庵，则是因为湖南人好建寿福寺，在当时贵阳的郊区建有“楚衡别墅”，因此地颇有田野风光，成为晚清年间贵阳文人雅士的第一聚会地，因此称为紫林庵。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移重庆，移民再次涌至贵阳，开辟紫林庵一带供外地人居住，田野风光的紫林庵遂不存。
今日紫林庵
而江西人的遗迹仍然存在，江西人崇拜东晋道士许逊，在贵阳各地大建有万寿宫，贵阳城中的万寿宫在太平街，贵阳青岩所建的万寿宫也是如此，至今犹存。
四川人崇拜李冰父子而好建祭祀李冰父子的川祖庙，在晚清的贵阳府中也曾遍布川祖庙。而福建人崇尚妈祖，在贵阳城中也曾建妈祖庙。
单从这一记载看，汉族在信仰方面也具有多样性，同时信仰在汉族人的精神世界中也占有极大的地位，否则断然不会离家万里，要在偏僻的西南腹地祭祀其家乡的神祀。
而对于老移民而言，他们则在贵阳扶凤山上建有阳明祠与尹道真祠。祭祀的就是曾在水西故地修文悟道的王阳明与东汉时期的黔地大儒尹道真，以纪念他们开黔地文教事业的大功。
除去多样化的汉族信仰，苗族、布依族以及贵阳周边所有的少数民族，其信仰也在贵阳城中同时共存。
过去最为人所知，而现在贵阳人甚至贵阳苗族人也一无所知的，就是贵阳苗族的“四月八”。
贵阳苗族传说，在宋代时，一个叫古鲁悲赞的首领带领苗族先民来到彝族占领的黑羊箐附近开垦，劳作过度而亡，其继任者赛陆玉玖，依旧劳作过度而亡，据传即葬在贵阳旧城的市中心大十字（喷水池一带，民国时是周西成铜像所在被称为铜像台，现在喷水池仍然是贵阳老城的金融中心，曾经的商品中心），苗族后人为记录前人开拓之功，约定贵阳附近苗族，不论远近、不论男女老少、不顾风雨，每年四月八，都要带糯米饭来铜像台、广东街一带扫墓，而后此活动在祭祀之外逐渐带有娱乐性质，四月八当天，贵阳苗族必聚于铜像台附近载歌载舞。
贵阳附近的青岩、花溪、龙里苗族也是中国人类学的福地。早在晚清时代，著名的人类学家鸟居龙藏，1902年只身来到西南地区进行人类学考察，在贵州停留了40天，拍摄了大量贵州青岩、花溪苗族以及沿途自然风光、风土人情的照片，回国后发表《苗族调查研究》。
鸟居龙藏考察贵阳苗族
后来一众中国人类学家社会学家随国府迁居重庆，在云南昆明建立“魁阁”，大批人类学家前往云南、贵州考察，吴泽霖写就《苗夷社会研究》，费孝通前往贵阳花溪的高坡苗寨进行人类学考察，及至20世纪80年代，台湾人类学魁首李亦园与大陆人类学大师费孝通共同于贵阳花溪高坡苗寨考察。
贵阳的少数民族不仅保留其原生的文化，在文化上也将儒家文化的礼仪之道、为人处事完全吸收。
而少数民族的夷风在贵阳汉族中的遗存应当积聚于贵阳女生的个性中，贵阳女生个性火爆，敢于直接展现个人观点，在贵阳的高中课堂上通常的情况是女生是课堂讨论的意见领袖，男女恋爱时、结婚后女生大声斥责男生而男生低眉顺眼也较为常见且贵阳人习以为常，这应当是由于苗、布依、侗，女性地位较汉族女性更高，尤其体现在婚姻权自主中，个*权人**重相对较大，女性敢于表达自己意志。
贵阳汉族与少数民族时代杂居600年，女性应当或多或少耳濡目染少数民族女性大胆的个性，在明清儒学的鼎盛期，禁锢的女性观也许还未能被少数民族的女性观所动摇，而一旦清末民初后，贵阳女性无疑更敢于释放自己的天性。
所有这些混合的民俗无论汉文化或是少数民族文化，都在贵阳城中和谐的共生。作为一座移民城市，贵阳将两湖、两广、江右的民俗融化殆尽，从而形成无明显地域文化特征的贵阳，而细细品味之下，依然能嗅出空气中多样的文化。
目前，极速发展的贵阳确实欣欣向荣，在政策的扶持下，贵州可以说是西部受惠最深的省份，而贵阳则是西部受惠最深的省会，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风貌日新月异。然而也短板不少，贵阳人乃至贵州人都必须极力克服。
首要问题就是人才稀少，教育资源较为落后。晚清至民国，贵阳所出大人物仅张之洞（其祖父辈迁入黔地入仕，出生于贵阳原两湖会馆六洞桥之孔明桥侧，今贵阳博爱路一带，故名之洞，其15岁考出贵阳后，再未回到贵阳）、李端棻（1889年出任广东乡试主试官，极为欣赏一名叫梁启超的考生，做媒将其堂妹，贵阳人李蕙仙嫁给梁启超，后升任礼部尚书，为戊戌变法时“两品以上大员唯一言变法者”，去职后在贵阳创办贵阳一中，现贵阳一中为贵阳最好的高中）、严寅亮（贵阳本土书法家，颐和园牌匾、杜甫草堂等古迹书法皆由其所书）、朱启钤（营造法式一书发现者，营造学社创始人，北洋交通部长，祖辈康熙年间至开州，他出生时家族已在开州绵延七代，其父回黔参加科举时，溺死于黔湘道的贵州玉屏县，故长于母家长沙，受教于其二姨夫瞿鸿禨）四人而已。
严寅亮题写的匾额
而这四人全系青年外出求学者或长于外地者，贵阳乃至贵州并无能力培育他们，而如今贵阳一中即使较广西的柳高、南宁二中，也要逊色一筹，想要弯道超车而没有强大到威慑西南教育界的高中是后劲不足的。
第二大问题就是民风涣散，贵阳人惯于安逸，喜好嬉游，日常最好衣、食二物，精神面貌落后，甚至有时以“善于享受生活”的借口安逸于精神文化上的匮乏状态，目光短浅是贵阳人的常态。淘宝2018年所做的省会城市女性网购衣物消费排名，贵阳女生名列第七。
凡城市生命都如个人人生，自有发育成熟的阶段，当然也如个体人生一般，长成有快有慢，贵阳偏居高原山地，其婴幼儿的阶段营养一直不足，而贵阳如今才刚刚开始，宛若16岁的高中生一般，而在现代的科技条件下，这营养是绝对充足。
城市也如成人一样，长大成人焕发光彩无疑是需要时间的。贵阳人虽然安逸懒散，但这坐城市同样是产生了老干妈的地方。
那17世纪还是洪边十二马头地的开州不是还诞生了朱启钤，那1940年*开代**垦的南明区现在住房容积率甚至堪比香港，但凭现在充裕的营养与贵阳人隐藏的坚韧，发挥边地的蛮勇气概，贵阳自然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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