锲子
开宗明义地讲，华夏文化应分为两个文化阶段，一个是在4000年前的良渚石峁陶寺氏族时代，即唐虞夏三代并存时期，史称夏华龙时代；一个是二里头殷墟国家时代(即大禹治水时期)，即殷商周联盟治水形成的早期国家时期，图腾总公式为“龙=唐日目+虞牛鼻+禹蛇身+殷鸟爪+商凤尾+周鹿角”，如图所示:
华夏文化史应为:
那么为什么这么判断呢？史记记载不准吗？真的不准，因为考古证明，陶寺及二里头一期为尧舜鲧时间(3800年)；石峁皇城台及二里头二期为大禹纪年时间(3700年)；二里岗商代纪年时间为3600年。
故夏商周是三族并存，王权前后更迭的，三代时间都不会超过二里头一期…而史记的夏商周却是前后更迭关系，时间范围可达到公元前2070年。
但考古上根本找不到其存在的遗址，尤其进入夏代纪年的三星堆及二里头遗址，根本找不到甲骨文和铭文，所以殷墟甲骨文模式并不能解决夏代问题，而必须采取古墓中自证性*物文**断代，而上古图腾*物文**对比铭文模式才行…而这一点，当代专家认识并不全面！
因为汉代文字距殷商已经过去1000多年，经过商汤灭夏，武王伐纣，秦灭六国三大王权更迭，甲骨文字形字义都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经过焚书坑儒事件之后，先秦史册几乎断绝了…导致司马迁《史记》极端缺乏详细的先秦纪年，仅仅停留在公元前841年的国人*动暴**/周召共和时间…
而许慎《说文解字》也如此，因极端缺少殷商甲骨文及铭文的会意对比，仅以小篆解字，故逐渐远离了甲骨文原义，使国人无形中进入了司马迁许慎编造的历史观及人文观和民族观…并经过2000多年的“温水煮青蛙”，彻底掩盖了夏代历史的真相…导致广大民众对上古历史认识十分模糊而混乱，仅仅道听途说，人云亦云！并产生了中国人对自己的民族历史问题漠不关心，甚至嗤之以鼻的现象…
也由此导致了断代专家不遵守民族图腾纪年原则，轻信所谓天象记载；过度依赖《说文解字》鉴定甲骨文，出现层出不穷的孙子解爷爷的现象；并因为迷信《史记》对先秦历史的理想记载，使并行的唐虞夏氏族史混淆成殷商周王权更迭的国家史…出现了没有《史记》和《说文》就不会解读，没有甲骨文或铭文就不会断代的“依汉软骨症”专家现象。
症状就是过度迷信碳十四鉴定，忽略断代误差±50年问题，不清楚一个50年就是一个时代过去……尤其对《史记》和《说文解字》把甲骨文本*解义**读成似是而非的引申义，造成近代甲骨文解读严重脱离殷商实际情况，把祭祀殷周先祖帝舜的甲骨卜辞翻译成祭祀商代鬼神卜辞，
包括在没有确凿大禹、夏启、商汤、后稷及文武各王的铭文、图腾、*物文**证据下，夏商周专家就匆忙断代，反映出极低的上古历史认知水平…出现“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可怕后果！
更不清楚中华文明五千年观念的最早提出者并非中国人…而是17世纪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在《中国上古史》中提出的伏羲时代为公元前2952年，时间跨度约为4500年左右…而清末梁启超、孙中山等维*党新**人，为了对抗满清和洋人压榨，实现“驱除鞑虏，复兴中华”政治目标，故利用了卫匡国的学说作为中华文明的起始点，并对黄帝陵进行祭拜，因与炎黄子孙、中华民族、四大文明古国等概念一并宣传…故使五千年文明说法十分深入人心。
而《史记》黄帝和帝喾系统并没有考古支持，因黄帝的最早记录出自战国时期的清华简，文献主要记载在《史记》及今本《竹书纪年》之中(2000多年)…而先秦诸史并无黄帝篇，尤其殷墟甲骨文至今未发现黄帝字样，而且甲骨文不仅没有黄帝记载，甚至连夏字也没有记录，只在战国清华简中提及黄帝与蚩尤是父子关系，又与《史记》记载两人为敌对关系完全相悖…史记华夏纪年只明确到周召共和的公元前841年(国人*动暴**)时间，根本无缘上古史黄帝纪年…
至于民间所有炎黄蚩尤的地望，都是有陵无墓，有传说无*物文**情况…而《史记五帝本纪》及尧舜禹禅让和“禹生启，家天下”问题，基本与《竹书纪年》记载完全脱勾…也导致考古连续翻车，出现如今的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申请遭国家*物文**局驳回事件，三星堆断代持续搁浅局面，殷墟司母戊鼎改名后母戊之风波！
包括二里头C14测年上限为3800年，根本没有甲骨文出土，如果二里头是夏，那么《史记夏本纪》的夏代各王的记载，从大禹治水，夏启建国，太康失国，后羿代夏，寒浞代羿，少康中兴，商汤灭夏，夏桀*国亡**共17代王的文献从何而来呢？
考古上根本找不到相应遗址及*物文**，而史记拥粉绞尽脑汁提出的龙山说，夏桀说及文字石刻说，骨刻说，结绳说等等又无法自圆其说，甚至搞出莫名其妙的“记号笔乌龙案”，简直把徐旭生教授的一把好牌打得稀烂…
殷本纪也出现状况，契13先王至今没有着落，自近代王国维及当代张光直先生和唐际根教授，执行“商丘计划”50余年，除了古宋城址和洹北商城，就剩下缺头断尾的岳石文化，传说中的先商13王至今未果，他们根本不知道殷汉文字已有1000多年的会意误差，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们早已无形中“掉进”汉字及汉史陷阱(包括普罗大众)，导致文字解读失败…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手中的青铜器上面早已“刻”满了图腾符号，而且一刻三千多年，只不过没人识读罢了…或许因为熟视无睹，反而进入“灯下黑”的思维盲区之中…
如果我们主动改用商代金文对标二里头三星堆*物文**解读一切，放弃史记标准和汉字解读，换个角度观察，也许就豁然开朗了…二里头没有文字恰恰证明二里头是夏不是殷，否则遍地甲骨文，还是夏吗？俗话叫“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用自家的钥匙开自家锁”，运用商代铭文对比三星堆图腾，开启上古史解读，天地一定开朗！不信？请看大名鼎鼎的二里头青铜鼎与金文“其”字PK对比，如图所示:
是不是一样？如果仔细观察青铜鼎表面的网格纹饰，类似甲骨文网字，再仔细观察各个组成部分，也许还能得到“毋/母，田/甲，义/爻”等等字样…也就是说从文字笔划“横竖撇捺折"来讲，已经完全具备了文字雏形…
很多二里头网友嘲笑我故弄玄虚，说“天下这么多专家难道都瞎了？都没发现？就你一个大聪明？”
其实这就是看图说话的解读法(幼儿园教育)，完全运用出土*物文**来解字，完全不用汉字解读…从这个意义上说，二里头不是没有文字，只是没有刻在甲骨上，而是铸在青铜鼎上而已。尤其针对殷墟甲骨文来说，夏墟文字更象金文符号！甚至可以说一图生百字，打尽甲骨文！甲骨文之母就应是图腾符号，比如‘王网’谐音，既符合二里头网格鼎的王权含义，也符合甲骨文的祭祀卜辞之属性…
诸位网友千万别以我在胡说八道，俗话说得好“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如果我们能主动改变自己的思维模式，“运用三星堆*物文**对比二里头和殷墟铭文来解读甲骨文”，也许会出现“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意外结果！
不信请看1959年徐旭生先生发现的二里头遗址，虽然也一波三折，徐老初期怀疑是汤西亳都，但夏鼐后发现符合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太康居斟鄩，羿又居之，桀亦居之。
今本《竹书纪年》记载：仲康即帝位，据斟鄩…《国语》记载：昔伊、洛竭，而夏亡。
并得到《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证明：“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十分类似二里头…
包括《史记夏本纪》记载后羿为东方某部落的首领，入驻斟鄩执政。太康去世后，扶持仲康登基，仍在斟鄩建都…
当代许宏、王巍等教授也支持“夏桀斟鄩”评价…但是唯一硬病是缺乏自证性*物文**(甲骨文或铭文)的支持，故导致夏都断代暂时搁浅…
然而很快峰回路转，2002年在二里头3号宫殿南院发现的贵族墓(2002VM3号)主人，因怀抱绿松石龙入殓方式引起专家强烈关注和争议…尤其是此墓主人怀抱龙葬之礼被许宏教授鉴定为禹贡，即金文“禹”字抱虫式结构，同时此墓也被何驽，蔡运章和杜金鹏教授称为“地位低下，身份比较特殊”与大禹有关的伶官巫师墓…佐证二里头虽然没有自证性文字(甲骨文/铭文)，但有自证性的氏族图腾及入葬方式。如图所示:
尤其符合二里岗出土的牛胛骨卜辞“又乙”含义及殷墟妇好墓出土青铜斝“网纹手”含义，并得到三星堆“青铜大立人”(抱蛇礼)及湖南长沙岳麓山禹王碑证据支持，二里头即为大禹治水工地(伊阙)兼病亡墓地(巳乡斟鄩)，图腾为绿松石龙…如图所示:
指出大禹治水主要发生地在黄河中下游平原，因黄河长期改道形成巨大泛滥区(包括河北/河南及安徽等省)，所以治水遗址包括濮阳(西水坡遗址)，中游晋南(陶寺)、豫西(二里头)、关中(太平)及三门峡(平陆)地区，即先商东下冯及下七垣文化带…而这些地区正是治理洪水的核心地带…也是史载“昔三代(夏商周)之居，皆于河洛之间”地带也，如图所示:
尤其二里头二期已进入氏族联盟时代及青铜器普及时期…青铜工具的使用客观上为大禹治水成功提供了技术保障…也佐证了史载“契长佐禹治水有功，受司徒封商地”之夏殷结盟史实。说明大禹治水成功并不在于规模大小，而在于治水能力及青铜技术出现，当然二里头二期已经进入洪水干涸期，客观上为大禹治水成功提供了环境保障…
而当年良渚治水(类似共工/鲧治水)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不仅赶上了洪水鼎盛期(4000年前)，而且因为没有青铜工具的全面普及，无法快速开山/凿石/通渠/燧山/浚川，故导致洪水过早冲毁堤坝而前功尽弃…甚至连盗息壤(帝墓陵土)也没能挽救失败的命运！
由此类推，陶寺为平阳尧墓，图腾太阳(圭表)，陶文易。
殷墟为亚长舜墓斟灌，图腾仆牛(圣水铜牛)，铭文启长。
二里头是禹墓斟鄩，图腾为蛇，铭文又乙。
濮阳是颛顼墓帝丘，图腾龙虎(牛鳄)。
石峁是后稷(周弃/妇好)墓神木，图腾鹿，铭文弃。
周口鹿邑长子口墓为契(钧)墓，图腾鼎/鸮/牛簋，铭文长子口(其)。
三星堆是商汤灭夏的夏社，也是武王伐纣的八国牧誓之地…
目前根据铭文对比图腾解读有:
这就是我运用商代铭文对比三星堆*物文**解读之结果，归纳为六大解读公式，如图所示:
洛阳二里头地区地层考查分期与年代:
二里头地层一期证明，上古洪水发生期在4000~3700年前，到二里头二期(即公元前1700年)明显进入衰弱期及干旱期(水井变深)，专家通过碳14测年，发现二里头遗址的年代，大约公元前1880年至公元前1521年，从兴到废，时间跨度为359年。
遗址环境和古代水文:
二里头遗址位于洛河南岸，在距今7000-4000年，伊河和洛河分别从二里头遗址的南北两侧流过，这段时期水系较为稳定，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先民，曾在这一时期在此生活，当时的气温比现在高四度左右，降水也较现在丰富得多。
随着大暖期结束，从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气候总体开始逐渐转凉、转干。
孢粉分析显示，二里头遗址从一期末开始不断干旱，直到四期才有所缓解，井的深度也与之一致，二期三期的井深达9米，而四期则只有7米。故《国语·周语》上有“伊洛竭而夏亡”的记载。
但当时气候总体要比今天温暖湿润，距离二里头不远的皂角树遗址的发掘者推定，当时人们生活在亚热带北缘，年均温16℃左右，年降水量1000mm左右，气候湿润，不同于现在的洛阳属于温暖带半湿润气候。
野生生物 植被方面:
遗址中发现的木炭主要是栎树，说明古人可能用栎树作农具柄、门框、薪柴等。根据自然剖面的孢粉分析，当时的植被以木本植物为主，其中松树最多，属于森林草原。但文化层的孢粉却以草本植物为主，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人口增加、城市建设导致的局部环境破坏引起的，并不是气候变化使当地森林消失变为草原。
当时还生长有竹林、柳树、朴树、云杉等植被，属于针阔混交林。 动物方面，当时生活有以圆田螺、文蛤等各种贝类，鲤鱼等各种鱼类，雉、雁等各种鸟类，证明当时的遗址附近有相当范围的淡水环境；最常见的哺乳动物是梅花鹿，还出土有麋鹿、兔子、虎、猪、犀牛等动物的骨骼。但不一定所有这些动物都生活在当时的二里头附近，它们也可能是外地来的，比如犀牛。
聚落遗迹
早在仰韶时代，遗址就有若干小型聚落，到了龙山时代晚期，这里人烟稀少。在二里头遗址二至四期的兴盛时期，可以分为东部的“中心区”和西部“普通区”。
“中心区”位于遗址的东部，地势较高，一宫殿区为中心，周围分布有贵族居住区、祭祀区和围垣（有围墙的）作坊区，建筑大都是较大的地面建筑，有夯土台基。
“普通区”位于遗址西部的低洼地带，建筑大都是半地穴建筑和小型的地面建筑，文化堆积较少，保存较差，发现不多，这和历年来的发掘工作集中在遗址中心区域，发掘不均匀、不平衡也有关。
宫殿区建筑
宫殿区的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二里头一期人们开始在宫殿区生活，到了二期宫殿区迅速发展。在四周形成了四条20m宽的大路，成“井”字形，把整个遗址分成了九宫格，宫殿区位于中央。
从1959年~1999年，二里头共进行了20次发掘，发现了1号和2号宫殿的夯土地基，还发现了其他的夯土地基、墓葬等。发掘了铸铜、制骨作坊，中小型房基、墓葬，祭祀遗存等，出土了数量可观的铜器、玉器，还有海贝、绿松石等奢侈品和远距离的输入产品，还发现遗址聚落形态，如排水设施、城市主干道网、宫城围墙和作坊区围墙等重要城市结构。显示出二里头遗址不同于一般的普通城市。
而到了二里岗时期，这里已沦为一处普通聚落，如10号基址，建在原来的宫殿区南侧的大路上，显示出这里早已不是以前的布局了。每组建筑之间还发现了一些宽5-6米的卵石小路。
手工业遗存:
制陶作坊在二至四期共10余座。陶容器组合包括：
炊具有罐、鼎、甑，后来出现少量的鬲，甗非常少见；
食器以豆为主，三足皿也常见，圈足盘仅见于一期，簋出现于三、四期；
酒器以觚、爵为主，在流行管流、夹砂陶爵，后来流行槽流、泥质陶爵；
斟灌器有早期有鬶、盉，后期只有盉；盛储器有盆、尊、瓮，盆的沿一开始是折沿，后来变成卷沿，二期以后流行大口尊。
此外还有陶拍、陶纺轮、陶网坠、陶动物等其他生产生活用品。
遗址二里头时期的陶器主要是在还原气氛下烧制的，颜色主要是灰陶，有少量的黑陶，陶器总体颜色是早期深晚期浅，到了四期晚段乃至二里岗时期，出现一些在氧化气氛里烧成的带有岳石文化风格的褐陶。
此外，二里头遗址还出土一些白陶和印文硬陶。 本地的陶器原料主要是常见的普通黏土。
根据ICP-AES对出土陶器样品的化学成分进行分析，发现遗址不同区域出土的陶器各自聚为一类，说明不同区域的陶器可能由不同的陶窑专门供应，不同区域可能分布着不陶窑专门供应，不同区域可能分布着不同的氏族，各自有各自的制陶作坊。
陶器的质地可以分为夹砂陶和泥质陶，泥质陶越来越少，夹砂陶越来越多，夹砂使用的羼料都是岩石矿物。
制作方法以泥条盘筑为主，也有轮制、模制，这和陶器功能有关。
制骨作坊在宫殿区4号地基南侧和遗址北部的祭祀区等多处地点有发现，生产骨角牙蚌器，主要生产骨镞和骨簪。这些作坊所在位置显示出它们与上层贵族有密切关系。
铸铜作坊靠古伊洛河南侧。遗址在二里头二期以前，有一些分散的冶铸地点。
到了二期以后，冶铸活动便集中到了此处作坊。此处作坊面积达1.5-2万平米，发现有冶铸场、陶范、铜渣、预热场，住房、窑址等。
在遗址处发现的陶范上刻有兽面纹，而且残余范上推测出所铸造铜器直径最大可达30厘米以上，是中国最早的青铜容器铸造作坊。
二里头一期便开始出现铜器，至今共发现铜器250余件，还发现有坩埚等铸造相关遗物。铜器主要是小型的工具。随着时间推移，纯铜器占比减少，青铜器占比大大增加(属于大禹治水时间)。第三期出现了铜爵，这是最早出现的青铜容器，也是二里头遗址最有特色的铜器。到了第四期，铜制品种类最为丰富，此时出现许多新器型，如铜鼎、铜盉等。
遗址出土铜器种类有：容器（爵、角、斝、鼎、觚等）、乐器（铃）、*器武**（戈、钺、戚、镞等）和工具（小刀、凿、锥、锯、纺轮、鱼钩等）；还有镶嵌绿松石的铜牌等。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器都是浑铸的， 没有分铸的。简单的片状器使用双面范浇注，复杂的容器则采用组合陶范的方法。根据炉渣分析，人们并不在遗址内炼铜，而是用其他地方炼好的粗铜来加工。
绿松石作坊位于围垣作坊东北，面积有千余平米，发现的遗迹主要为料坑：H290灰坑出土了数千块绿松石原料、半成品、残次品等，显示了清晰地绿松石操作链，证明这是一处专门的绿松石作坊。
考古学家发有围墙将铸铜和绿松石两个作坊围住，称之为“围垣作坊”，墙垣现只剩北段和东段的北部一点。围垣作坊始建于二里头二期，废弃于四期。
墓葬
二里头遗址至今共发现墓葬500余座，早于二里头文化的墓葬，仅发现王湾三期类型的瓮棺葬1座。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墓葬共400余座。
根据随葬品的内容和墓葬的规模，考古学家把墓葬分为了I~V个等级，青铜礼器、玉器、白陶的有无是墓葬等级的重要表现。铜器只在I等级墓中出土，而III等级以下的墓葬只随葬一些日用陶器，V级墓葬则是一些乱葬坑。
随葬品的内容有历时性的变化，比如二里头二期时，I等级墓的铜器主要是铜铃，到了三、四期则以铜爵为核心。
在宫殿区南侧的路上发现了距今3700年的车辙，是中国发现的第二古老的车辙。遗址范围内至今共发现二期至四期的水井10余座，宫殿区的水井从二期到三期明显减少。
还发现从仰韶时代至二里岗时期的众多“灰坑”（主要是垃圾坑，少数是取土坑、窖穴、或者乱葬坑之类的）等遗迹。2012年在围垣作坊西侧又发现一道墙，编号为Q7，在大路的西侧，可能是另一处围垣建筑的东墙。
除二里头时期遗迹外，在围垣作坊区还发现有相当于大河村三期的仰韶文化房屋遗址。
纹饰方面:
主要是动物蛇头双身纹、篮纹、方格纹、绳纹、云纹、雷纹等等，可能与早期鲧蛇图腾有关。
玉石器:
二里头遗址出土了从二里头一期到二里岗晚期的石器千余件，包括砍伐用的石斧、石钺，收割用的石镰、石刀，加工食物用的石杵、石臼，挖掘用的石铲等等各种各样的石器，二里头三期发现了一件乐器石磬，三期出现了*戈石**、四期出现了石矛这样的新式*器武**。
二里头遗址中出土玉器百余件，主要出土自I、II级的中高级墓葬中。二里头二期出土玉器仅有柄形器和钺；三、四期墓葬中，则常有柄形器、非实用*器武**（璧戚、钺、戈）和非*器武**类礼器（圭、铲、牙璋、多孔刀）。
绿松石器是遗址出土玉器*特中**殊且重要的一类。出土的绿松石器物主要有两类：
一类是穿孔的管、珠，另一类是镶嵌在物品上的嵌片。
1980年代出土了3件嵌绿松石片的铜牌饰；
2002年在宫殿区一处墓葬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被誉为“中华第一龙”，由2000余片不同形状的绿松石片镶嵌在不明有机物（已腐）上。也有一些玉器上嵌有绿松石片。
漆木器、纺织品
漆木器和纺织品很难在二里头遗址的遗址环境中难以保存。至今出土漆器近百件，主要出土自高等级墓葬。种类包括：觚、豆、钵、盒、匣、匕、勺，漆觚最为常见。还有漆鼓这样的乐器，以及漆棺这样的葬具。髹漆颜色有红、黑、褐、白四种。
在墓葬的其他随葬品上，如绿松石龙，也有发现红漆；北部祭祀区的一处柱洞里也发现了红黑两层漆。
遗址出土的纺织品或者纺织品的痕迹都是附着在铜器和玉器上。纤维粗的可能是麻布，也有纤维细的织物。大多数是平织，也有绞经的织法。
骨、角、蚌、牙、贝、螺器 本遗址中发现了数千件（包括半成品、残次品等）此类器物。成品中，骨镞、骨簪最多，占了⅓。角器主要使用梅花鹿的角，骨器主要使用黄牛的掌骨和跖骨这种长型管状骨，一般采用切割技术，把两端切齐，用中间的一段。发现的蚌、牙、贝、螺类器物相对较少，主要是装饰品，还有蚌刀、牙锥等工具。
卜骨是一类特殊的骨器，至今发现二里头至二里岗时期的卜骨六百余件，原料是动物的肩胛骨，以黄牛为主，还有猪、羊和少量的鹿。
农牧业遗存:
二里头遗址浮选出数万粒农作物遗存。
其中小米和水稻各占四成多，共占了九成以上；还有少量的黄米和极少的大豆。小米是当时人类最主要的食物，也是最主要的农作物。虽然黄米和大豆数量较少，种植规模不大，但在当时也是重要的农作物之一。
遗址内土了极少的小麦，主要出土于二里岗晚期，有十几粒。 二里头居民饲养了狗、猪、牛、绵羊、山羊。根据碳氮同位素分析食谱分析，羊主要吃自然界的C3类植物，属于放养；狗牛猪吃人类种的C4类植物，是人工喂养的；而狗的食谱与人类最接近，说明狗吃了更多的人类厨余垃圾。
根据羊的死亡年龄分析，考古学家发现不同时期人们对羊的利用方式不同：在二里头二期阶段，人们养羊主要是为了吃；而到了四期，人们则开始剪羊毛。
与其他地区的交流:
二里头遗址和其他地方有着广泛的物质和人员交流，住着外地人。
考古学家曾对遗址中的22个人类遗骸进行了碳氮同位素分析，发现其中20人以吃C4类植物即小米、黄米为主；
而有2人以吃C3类植物即水稻为主，此2人食谱具有典型新石器时代江南人的特征，很可能来自江南。
根据锶同位素研究，二里头遗址早期的牛羊也不是本地的。锶同位素等化学分析，还表明，遗址的一些白陶来自登封的南洼遗址，而印文硬陶则可能来自江浙一带。
虽然当时的气候较现代湿润，可以种植水稻，遗址中也发现了水稻田杂草，如稗草、萤蔺等等，说明当地确有种植水稻，《史记·夏本纪》也记载了禹让伯益教百姓种水稻的传说。
但遗址出土水稻占了近一半，数量过多、比例过大，远超当时其他的黄河中下游遗址。且浮选用的土样都是贵族生活区，说明大量的水稻很可能是从其他地方进贡来，特供贵族食用的。
到了二里岗时期，遗址沦为一般聚落，出土水稻的占比也下降到了正常值，间接证明了二里头时期的大量水稻出土可能是社会因素造成的。《禹贡》中也有向远方征收米的记载。
最新考古争议是:
第一，专家通过碳14测年，发现二里头夏都遗址的年代，大约公元前1880年至公元前1521年，从兴到废，时间跨度为359年。
历史记载夏朝有471年，而二里头缺100多年，故有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揭示的文化是夏代中晚期的“后羿代夏”及“少康中兴”时间。
那么早期夏都在哪呢？有学者提出在公元前2190年的河南龙山文化王城岗及新砦遗址，当然，这一杆子支到了龙山，彻底放弃了大禹图腾及国家三铁证断代方法(青铜\城市\文字)。
何尊铭文“宅兹中国”，即指夏商周三族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治水情况…甲骨文“口”即指二里头其鼎，也叫夏启龙鼎，不是汉义口(嘴巴)，如图所示:
甲骨文“中”字即指大禹开凿洛阳龙门伊阙记录，代表二里头大禹墓(洛邑斟鄩)，甲骨文“周”字即指二里头十字城市分布图，并非汉字井田/圆周义，形成以大禹墓(3号宫殿)为中心的青铜/城市/祠庙三大形态…甲骨文“雍”即雒，指玄鸟之邑，即洛邑！并不是指*都迁**(而是指祭祀)，
而甲骨文“国”是指商契佐禹治水有功受司其启位的“钧台之享”，即代表商地二里岗及殷墟(安邑斟灌)，如图所示:
而甲骨文“宅”即指禹舜二祖之墓地祠堂，甲骨文即亳，而“兹”即玄鸟双至，指代舜禹二族联盟之地二里岗及二里头。如图所示:
考古学界对二里岗商都进行C14测年时间大约为公元前1600年(这么凑整？很正点嘛！)加上夏朝471年，则夏代始年为公元前2071年(1600+471=2071)，故选择公元前2070年为夏的起始年。
网友质疑问，如果夏商周三大氏族是并行发展(中央与诸侯)关系，那么夏商周时间表不就象多米诺骨牌一样“系统性崩溃”了吗？
但关于武王到底在位多说年，目前不清楚，学术界有六七种观点。断代工程的专家“粗暴简单”地采用四年，涉嫌削足适履，先入为主，放弃寻找周武王陵墓及遗址*物文**鉴定…自然倍受质疑。
据2022年11月4日北大吴小红团队最新鉴定成果证明，三星堆器物坑C14时间为公元前1131~1012年之间…属于商周交会时间，符合2000年版《夏商周断代工程表》武王伐纣(前1046年)时间证明:
故“宅兹中国”即指公元前1131~1012年，周弃后人武王姬发伐纣，发起夏代八国牧誓(即三星堆八大祭祀坑)及孟津会盟，于朝歌牧*战野**胜商纣王。
并把周原甲骨文带入殷墟以祭祀舜帝，并铸何尊及妇好鼎和礼器109件，发出“余其宅兹中国，自兹司民”口号，以恢复虞夏殷三代之礼，何尊谓之宅兹中国，《礼记》载为“帝舜而郊鲧，祖文王而宗王武”“帝舜而郊冥，祖契而宗汤”。
第二，断代专家根据文献记载，进行天象推演…提出夏朝有“五星聚合”和“仲康日食”两个天象纪录可以利用。通过计算机以公元前2100年为基点(考古用计算机，也算现代化了？这是谁编定的程序？)，推演出了天象发生的具体时间，即“五星聚合”发生在公元前1953年；“仲康日食”发生在公元前2043年10月或公元前2019年12月(天道轮转，真的可以预约？)。
另外，通过专家用碳C14只能推断大概时间(±50年以上)，但是不能限制具体时间范围。古文中的“岁在鹑火”和“天再旦”的争议很大，时间范围不可限制…就算该天文现象的确是断代工程专家所认为的天文现象，但是也很难说不存在时间误差(取整数是不可能的)。
但古书根本没有商汤灭夏时期的天文现象记载，故断代专家大量抄袭史料记载原文…
根据《竹书纪年》的记载，“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断代人员认为，商朝建立到纣王继位总共496年，在加上纣王在位时间大约30年…可以推出商朝建立的时间为公元前1572年。
网友质问，商朝积年总数已经包括纣王时间了，为什么又加30年？不仅如此，专家为拼凑华夏传说5000年，又结合C14的测定数据，将商朝的时间增加28年，确定为公元前1600年，如此预设提前的断代方法，其误差之大已经超乎人的想象(但是真的好计算)。
网友质疑说“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只有小乙到帝辛的…二里头和殷墟根本没有一丝一毫的夏族痕迹…”
也就是说，夏朝直接用《竹书纪年》记载的时间471年，加上商汤前1600年，取整数为前2070年，根本没有考古证据支持，甚至C14测年也是造假…如此垒加一起的夏朝的时间表“厚颜无耻”地发表，真是考验专家道德底线及网友的智商底线呀…
他们根本不认识甲骨文“又羌”即舜牛符号，“又乙”即禹龙符号！“又其”即启鼎符号！“女母”即三星堆夏王及面具人符号！
更不知道陶寺即是尧帝及伯鲧居住之平阳，图腾太阳，二里头是大禹治水工地(伊阙)兼病亡墓地(巳乡斟鄩)，图腾绿松石龙，殷墟是舜帝的蒙难地(斟灌)，妇好墓为舜子商钧封启祭舜的“钧台之享”(舜祠)，亚长墓为舜帝被丹朱杀害的蒙难地(北蒙殷墟)，而三星堆石峁及金沙是商汤灭夏及武王伐纣牧誓八国之遗址(夏社)…
最后网友质疑断代工程时间框架拍板地点，包括专家学术道德立场。即2003年4月4日至7日，美国华盛顿召开“亚洲学协会”，断代工程的组长李学勤，C14专家仇世华、天文学家张培瑜参加，最后形成断代时间框架表(为什么要在美国拍板？他们是最后决策人吗？)。
“华夏氏族图腾史5000年，氏族联盟史3800年，夏代国家史3700年，商周国家史3600年成立…”
结论一，夏商周三代并存发展，王权是前后更迭时间不超公元前1800年…否定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表》(2000年版)，氏族图腾史5000年(以红山文化为主)，国家史根据晋南和豫西考古情况鉴定…陶寺考古证明确为唐尧居所，后期有屠城现象，符合与舜矛盾，即陶鬲石峁虞人之有娀氏出现陶寺后期情况…
符合史载(竹书/山海经)舜囚尧复偃塞丹朱，后尧子丹朱设美人计杀舜，放葬殷墟亚长墓。舜子上甲微(商钧)复杀绵臣尧和伯益，故陶寺之女阴为舜子商钧所插入的野牛角，如图所示:
并逐走丹朱设“钧台之享(妇好墓)”史号夏启。
结论二，大禹是山东汶上人，因洪水淹了老家，随鲧入嵩山河洛地区治水。死葬二里头，墓已出土(3号宫殿)！死因为脚烂病(㾟)，年龄为35岁。与竹书纪年及禹王碑记载一致。时间为公元前1674~1639年之间。治水成功后，禹死启立，舜囚尧塞丹朱，而丹朱杀舜，启杀益逐丹，丹又逐启…
结论三，二里头3800年断代无甲骨文情况证明，夏代王朝仅有3800年史，否定4070年夏史假设。夏禹与商契因联合治水而并存发展，王权也因治水而执行族间禅让制传承，时间为公元前1800~1600年左右。所以夏本纪即殷先史，夏殷并存！
附录:
殷墟甲骨文并不是商人甲骨文，而是周武王伐纣时带入殷墟的周原甲骨文，是周祖后稷及殷侯商契兄弟俩祭祀父亲舜帝(王亥)的卜辞…并不是祭祀鬼神的卜辞。
汉字鬼不是鬼神之义，而是面具人含义，指史记载的西羌(西王母)，即北蒙亚长虞舜。而汉字神是禹蛇象征符号也。因为禹是尧受水正司空，图腾为蛇，铭号又乙，俗称大禹。治水13载，因脚疾死于二里头，故称蛇神。
舜帝是尧受仆牛司马，铭号亚长，俗称北蒙，图腾为牛(饕餮)，即殷墟亚长司马舜墓/二里头司空禹墓/石峁周弃后稷墓，这都是最早华夏先民的治世之道。华夏族人猛兽期抵御猛兽避邪的法宝，也就是所谓的“牛鬼蛇神”。
故殷墟甲骨文实乃周武王纣时带入殷墟的周原甲骨文，是祭祀高祖舜帝之物也，与传说中的鬼神并无关系。舜帝因与唐尧及子丹朱和伯益争夺王权被杀，放葬(俯身)殷墟亚长墓，故称牛鬼(甲骨文叫郫)…而其长子后稷(周弃/妇好)西逃陕西建神木城(石峁)，次子商契(君)南逃鹿邑(死葬长子口)，后人(鳖灵)入蜀建夏社郫(成都三星堆/金沙)。
说明殷族是虞舜后人商钧契建立，而商族是尧后人丹朱所建立，殷商不是一族！而且两族因为争夺启王权而发动了*变政**(山海经称“有易杀王亥”/竹书称“舜囚尧，复偃塞丹朱”/墓考为丹朱杀舜逐钧事件)…
这是史记之“商汤灭夏”真正背景！山海经叫“舜生戏，戏生摇民”。丹朱(商汤/武汤)与夏启(商钧/商契)大战于鸣条山(夏县东下冯)，商钧败死鹿邑长子口墓谓之阏伯台(俗称商钧/老君台)。后人南逃盘龙城，于湖南九嶷山设鬼崽陵，入蜀三星堆设夏社。丹朱则占据中原自号武汤，死葬武官村(M260)大墓，谓之景亳之命。如图所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