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公安法治文学月刊《啄木鸟》
四．又一口棺材被焚
“崇信酱园”的老板张胜原是走路一向背着双手睑面朝天的主儿，最近一反常态，老是低头踩蚁步，听见什么动静一律赶紧闪到旁边让道。问其原因，原来是刚从收容大队出来。
收容大队由市军管会主办、公安局主管，收容对象是国民*党***队军**的散兵游勇、街头混迹的地痞流氓，后来这班人清理完了，就把一些帮会分子、恶霸帮凶之类的收了进去。张胜其实哪类都不是，可是他的社会交往实在太杂，不但三教九流都有他的哥们儿，凡是当政的官员包括日伪时期镇江*政府伪**的汉奸头目都跟他有来往。所以，人民政府需要他对此作出说明、提供线索，就把他一并收进去了。张胜在收容大队待了两个多月，三天前刚刚释放回家。有此经历，他便不敢再飞扬跋扈，只想老老实实做人。
因此，当穆容汉、徐紫山出现在张胜面前，要求他提供“老三村醪”的销售对象情况时，他非常配合。可是，他的配合不过是使侦查员了解了“老三村醪”本身的情况，对于调查案件却并无多大帮助。
据张胜说， “老三村醪”的酒瓶分七种颜色：赤橙黄绿青蓝紫。这是为了让人识别“老三村醪”的出品年份。那么，侦查员拿去的这个绿色酒瓶是哪一年出品的“老三村醪”呢？张胜告知，王老三的“老三村醪”首推日期是民国八年即1919年端午节，使用的是红酒瓶，之后的顺序按赤橙黄绿青蓝紫排列，绿色酒瓶应该是1926年、1933年、1940年、1947年出品的。1947年这批酒也是“老三村醪”的最后一批。这年夏天，七十岁的王老三因病身亡，三个儿子为分家产大打出手，历时三月，一死二伤，其间把王老三生前埋于地下的那七缸酒也给毁了。 “老三村醪”就此没了。但眼前这个酒瓶到底是上述出品年份中哪一年的，张胜就说不上来了。
穆容汉问： “那四个年份的酒都卖给谁了还记得吗？”
张胜说： “1926年时酱园还是我父亲当家，那酒卖给谁了我不清楚。1933年开始到1947年的酒都是经敝人售出，虽然有账目，但上面是不记载顾客姓名的，不过也就是一些老主顾。”
接着张胜说了一些主顾的名字，其中不乏抗战期间占据镇江的日本人。1940年的那些绿瓶酒大部分卖给了日军镇江宪兵队，两个从上海来的“七十六号”特工总部的军官买去了四瓶，还剩下两瓶给本地一个粪把头董忠朝买去了，听说他是拿到北方送礼用的。而1947年的那二十瓶“老三村醪”则全部卖给了丁秉羽。
穆容汉问： “丁秉羽是哪位？”
“江苏省保安总队的少将高参。”
“现在他人呢？”
“1948年就离开镇江了，后来我听他的勤务兵小朱说，丁高参今年3月间从上海逃到台湾去了，他的小舅子也是这么说的。”
这样，想从空酒瓶上查摸线索的希望就落空了。
穆容汉、徐紫山返回大西路分局的专案组办公室时，胡真力、宋秉钧已经把那枚在黄家庄黄家祠堂墙外泥地里提取到的脚印烤干了，还原成一枚脚印模型，两人正用放大镜观察。穆容汉、徐紫山也仔细查看了一番，最后得出结论：潜入黄家祠堂焚尸的家伙穿的是一双鞋底已经磨损得非常厉害的布鞋，身高大约在一米七左右。从鞋底破损程度以及把泼光了汽油的酒瓶扔掉这个动作判断，焚尸者很有可能是个乞丐。
穆容汉向两个老刑警提出了一个问题：对于一个乞丐来说，是否熟悉坐落于城外七里湾黄家庄的黄家祠堂这样一个处所？胡真力说，一般说来，应该比较熟悉，因为黄氏家族一度十分显赫，多年以来每年都要举行数次敬拜祖宗、上坟、落葬之类动辄就得全族数百男女老少出动的活动，届时黄家庄就是一个小型集市，一些小贩会过去叫卖零食小吃、儿童玩具、妇女头饰之类，许多乞丐也会趁此机会去行乞。
穆容汉听后摇头不语。他原先的念头是如果那个作案的乞丐对黄家庄不熟悉，那他去黄家祠堂作案前肯定要先踩点儿。乞丐在村庄露面很容易引起村民的注意，那就可以向村民调查，没准儿能查摸到蛛丝马迹也难说。现在看来那个乞丐对黄家庄可能并不陌生，那他就没有必要去踩点儿了。
这时，自参加专案侦查以来一直保持低调只听不吭声的镇屏派出所新民警宋秉钧开腔了。别看这小伙子不声不响，却是爱琢磨的，他想到了一个查摸焚尸乞丐的法子：是否可以从其他乞丐那里调查这个作案乞丐？
一语提醒了众人。专案组决定明天还是分为两拨去向乞丐查摸。穆容汉以前搞军事侦察时有过多次化装混进敌占区执行任务的经历，跟乞丐打过交道，说我明天上午先得去市局财务室申领点儿零钱，跟乞丐打交道，不破费点儿恐怕不行。说着，打了个长长的哈欠： “好吧，今晚的会就开到这里，大家都好好睡一觉，明天还要全城奔波呢！”
可是，这天晚上大家是注定无法好好休息的。众人正要离开分局时，分局值班室的一位干事忽然跑进来说： “门口有人找你们专案组的同志，说是黄家庄又有一口棺材被烧！”
专案组众侦查员个个瞠目结舌。还是穆容汉最先反应过来，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莫非对手真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跟咱们较上劲儿啦？走，去黄家庄！”
二次焚烧棺材，祠堂看守人姚大头更是没想到。他昨晚下半夜救火一直折腾到天亮，去城里给黄家报信回来后又下田割稻，忙碌到天黑吃了晚饭，觉得周身疲乏，倒头便睡。他的老婆收拾完家务，在油灯下做针线活儿，做着做着，忽然窗外又像昨晚那样红闪闪起来。开始她还以为是脑子里老是想着昨晚那事儿出现了幻觉，定定神，才敢确信真是后院再次着火。当下，便唤醒丈夫，一家人跑到后院时，院子另一侧的一口棺材已经通体烧着，火焰蹿得蛮高了！
姚大头还是像昨晚那样打水救火，扑灭后吩咐大儿子立刻进城，先去大西路分局找白天来调查过的那几个警察报告，然后再去黄今白大爷府上告知此事。
专案组四名侦查员赶到现场时，得知了一个意外消息：那个放火者已经被黄家庄村民拿下了——果然是个乞丐！
侦查员就地对其进行讯问。那厮的身高跟之前估计得差不多，三十上下年岁，一张肮脏的脸上长着一双贼兮兮的眼睛，面对几个声色俱厉的公安，露出畏惧之色。穆容汉朝前走了两步，这小子以为要揍他，吓得立马就地跪倒，施出职业绝招——磕头如捣蒜，嘴里一迭声“高抬贵手”。穆容汉说： “人民政府的警察不是国民*党***动反**派的伪警察，对人犯不搞打骂，你坐下。老徐，给他支烟，抽两口定定神再老实交代。对你怎么处理，要根据你的态度来决定！”
这个乞丐名叫钱宝山，江苏泗县人，少年时家乡遭灾，家人悉数遇难，他只得外出行乞，最后来到省城镇江。旧时的乞丐，若论成分，应是属于流氓无产者一类。出于谋生的需要，除了行乞之外，他们还有多种上不得台面的手段，偷蒙拐骗乃是拿手好戏。钱宝山多年混下来，对于本行个中手法样样精通，因此也结识了一些朋友，三教九流的都有。
人们之所以要跟乞丐相识，是因为有时需要把他们作为法宝祭出，会有奇效。比如，你若遇上个损人利己的恶邻居，每每侵犯你的利益，跟其交涉，不理睬；报官府，事儿太小不受理。这时，如果你有钱宝山那样的乞丐朋友，就可以解决这个难题了。只要打声招呼，老钱就会叫上一帮叫花子，成群结队到那个恶邻门口行乞。哪个朝代都有乞丐，行乞不犯法，他们可以整天整夜驻扎在恶邻门前，不停地唱莲花落，竹板打得人心烦意乱。这还是客气的。如果恶邻不告饶，那就拉屎拉尿，还会代替环卫工人清理附近垃圾箱里的垃圾，当然清理出来的垃圾都是堆到恶邻门口的。如若再不识相，还有更厉害的招术——捉些蛇虫老鼠之类从门缝里放进去。反正，谁家只要被乞丐沾上，十有八九会就范。那么警察不管吗？有时会管，可是基本没有效果。警察一来乞丐就走，一离开则重新聚拢，或者白天不来，晚上再现身，到时候他们带来的就不仅仅是蛇虫老鼠之类，甚至会从乱坟岗弄来具尸体。警察不是专门对付乞丐的，哪有那么些精力跟乞丐烦？往往会反过来劝当事人作出让步。
钱宝山就是干这一行的老手。那么，这回怎么玩起烧棺材来了呢？而且专盯黄家祠堂下手，两天作案两起？他交代说也是受人雇佣。镇江解放后，乞丐的日子比旧时好过了些，大城市如上海、南京都已经由政府发起组织行乞人员回乡种田。镇江这时已不是省会城市，只是苏南行署下辖的一个地级市，这项工作尚未开展，但政府机关大门口的宣传栏已经有这方面的说法。钱宝山这些人都是文盲，文章是看不懂的，不过政府已经考虑到这一点，另有图画明示，这个乞丐们是看得懂的。其他乞丐怎么想的不清楚，钱宝山倒是想回乡的，因为图画上告诉他，回乡可以参加土改，可以分得田地、房屋，还可以斗以前欺压过他的地主恶霸。不过，钱宝山暗忖就这样两手空空回乡毕竟不妥，要给乡亲们带些礼物，要给族中长辈奉上红包。所以，他手头得有一些钞票。正动着这脑筋时，机会来了，有一个名叫苟兴知的人忽然请他喝酒，要求他相帮做一件事，事成之后，愿以重金相酬。
苟兴知是镇江本地人，四十岁，此人的阅历丰富，光从事过的职业就有十八行，工农兵学商、警宪特检法等等他都干过。所谓“检法”是指检察院和法院，旧时他曾给江苏地方检察院、地方法院当过汽车司机。不过这人千活没有长性，时不时跳槽另起炉灶，重新来过。直到九年前干上了牙科医生，这才算是稳定下来。旧时人们把牙齿不当回事，认为即使牙齿全部掉了也死不了，装上假牙照样活得很好。所以，牙医也不需要什么文凭、执业证书、处方权之类，没有诊所，马路旁撑把阳伞，下面放上桌椅就行了，照样有人来求医。治疗呢，也很简单，基本上是清一色的拔牙。不是牙痛吗？哪颗牙痛拔哪颗，拔掉了也就不疼了。
干这行只要不出医疗事故，准能赚钱。几年下来，苟兴知租了个门面，收起阳伞，做起了正儿八经的牙医，还打出了“留美博士”的招牌。不久，又娶了媳妇。苟兴知的老婆名叫郭桂珍，比他小七岁，白皙俏丽，不过，属于寡妇再嫁。寡妇倒也无所谓，即使在封建思想严重的旧社会，寡妇再嫁也不算新闻，问题是郭桂珍十六岁出嫁，十八岁守寡，到二十五岁再婚，其间已不知闹了多少回红杏出墙了——她其实是一个暗娼。那么，苟兴知是否知道呢？他知道，但他并不在乎，因为他贪图郭桂珍的漂亮风骚。
很快他就尝到了苦果，也就不过一年多时间，郭桂珍不但给他戴了绿帽子，而且干脆离开他投入了另一个男人的怀抱。更让苟兴知气愤的是，他的情敌竟然是个年过六旬的糟老头儿！
那老男人名叫黄今春，是前面曾说到过的黄家氏族常务掌门人黄今白的族弟。说起来，这黄老头儿跟苟兴知还是同行，苟是牙医，黄是中医，专看妇科，在镇江地面上小有名气。郭桂珍在七年守寡期间与许多男子有染，患上了妇科疾病。跟苟兴知结婚后，苟很想要个儿子。这对于郭桂珍来说颇有难度，以她当时的状况，别说生儿子了，能否怀孕也还是一个未知数。结果，结婚数年，珠胎未结，妇科病倒是加重了。她就偷偷去黄老中医那里看病。
黄今春一见郭桂珍，顿时被其美貌迷住，他一边尽心为郭诊疗，一边施出浑身解数*引勾**。黄今春出身富商，自己做了几十年中医，也颇有些积蓄。他很舍得下本钱，给郭桂珍看病不但免收诊疗费，连中药也是凭他的条子由中药店免费配制。除此之外，还经常送钱送物。郭原本就不是什么正经女人，生性又贪，渐渐就跟黄老头儿好上了。
抗战胜利，镇江又成了江苏省的省会（日伪时期伪江苏省省会迁往苏州）。黄今春有位自幼就要好的结拜弟兄莫伯雄，原是国民*党***队军**的团长，作战时受伤瘸了一条腿，不适宜再在部队待下去，回到地方上干起了保安团兼警察局的双料顾问。黄今春刚跟这位盟兄续上关系，他跟郭桂珍的事儿就穿帮了，被牙医苟兴知捉奸在床，一顿暴打。
苟兴知还不解恨，正盘算如何收拾这对狗男女时，黄今春的报复来了——当天晚上，苟兴知就被保安团抓去，一番拷打后又送往市警察局，随即被逮捕，罪名是“私人民宅，蓄意行凶”。他原以为关上十天半月就可以释放，有个以前经常去他那里看牙的看守员悄悄向他透露，警察局已经在准备一应材料了，听说要把他送上法庭，估计会判五至七年。苟兴知听了之后倒也没有太吃惊。因为他自己以前就干过特务、宪兵、警察，知道行业黑幕，料想黄今春必有背景，已经跟警方通过气了。那他又有什么应对之策呢？
当晚，苟兴知越狱脱逃。
上述情况是苟兴知请他的乞丐朋友钱宝山喝酒时告知的，他没有透露自己越狱之后的那两年多时间去了哪里、在干吗，只说他是镇江解放后才回来的。一打听，老婆郭桂珍已经不知去向，而黄今春这老家伙尚在人世，不过由于迷恋酒色，纵欲过度，已经中风瘫痪一年有余，全然一副风中烛雨里灯奄奄一息的样子，只待阎王爷派出的勾命小鬼把他提走了。本来，苟兴知是准备视情况设计一个神不知鬼不觉的法子要了那老色鬼的性命的，有仇不报非君子嘛！可现在黄今春已经这副模样了，如若送其下了地狱，万一事不周密穿了帮还得为老家伙赔命，不值得。因此，苟兴知不准备弄死黄今春。但仇是一定要报的，于是就另外想了个法子——待黄今春病亡后一把火将其连棺材带尸体烧了！
新旧政权在纯刑事方面罪与非罪的概念，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并无什么差别，旧时那些被认为属于犯罪的行为如杀人、纵火、抢劫、盗窃、拐骗、强奸等等，在新社会同样属于犯罪；而那些诸如小偷小摸、小打小闹之类，不过关押几天也就了事了。苟兴知干过特务、宪兵、警察，知晓旧社会的法律，跟新社会一比较，寻思焚烧尸体即便被发现，最多不过关几天，况且那黄今春利用行医之便奸淫妇女之恶行在镇江是出了名的，那是恶霸行为，在旧社会因其与伪政权官员有勾搭拿他没办法，如今解放了，应该得到清算。因此，焚烧这种人的尸体，估计新政权也不会太认真追究。这厮去了西天，我苟某人作为受害者出一口恶气还不行？当然，焚尸那样的腌臜活儿，苟兴知自己是不会干的，得找人代劳，继而就想到了以前干伪警察时的耳目钱宝山。
苟兴知请钱宝山喝酒，就是为了这桩活儿。他把前前后后一应情况如此这般跟钱宝山说了说，然后把一张十万元钞票（旧版人民币，相当于新版人民币十元，下同）放在钱的面前，说老钱你掂量一下是否愿意干，干的话我这边可以支付二十万元酬金，这是定金，另一半待事成之后支付。对于钱宝山来说，这是桩求之不得的买卖，既能挣大钱（当时镇江地面上的二十万元相当于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了），又不用担甚风险。退一万步说，即便被发现了折进局子，也不过吃几天官司，政府还供饭食，比他街头行乞破庙栖身似乎也差不到哪里。当下便一口答应，收下了定金。
苟兴知跟钱宝山说这件事时是10月5日，两人分手时苟兴知让钱宝山从次日起每天早中晚三个时段都须去黄今春住所门口，看那老色鬼挂了没有。
钱宝山从10月6日一直转悠到10月16日，那天一大早便兴冲冲去找苟兴知，黄今春今天早晨五点半咽气了。苟兴知嘘了一口气，掏出一张五千元钞票递给钱宝山，说老钱你辛苦，还没吃吧？拿去吃个早点。这几天你还要辛苦一番，要留意黄家何时出殡，必须一直跟踪到黄家祠堂，看清楚黄今春那口棺材摆放在哪个位置——我听说黄家祠堂里长年停放着十几二十口棺材，别搞混了误烧了其他死人。
10月20日，钱宝山向苟兴知禀报，说装着黄今春尸体的那口棺材昨天下午已经用船载运到黄家庄了，他步行去了那里，还趁乱混进祠堂亲眼看了那口棺材停放的位置。苟兴知说那你就听我招呼准备下手吧。
钱宝山原以为次日即可下手，可是一连两天都没有消息。他的积极性甚高，心里老是惦着另一张十万元钞票，生怕苟兴知变卦。到了傍晚，他忍不住就去苟兴知家门口转悠，一看却是铁将军把门。以他一个叫花子的身份，自然不便向邻居打听苟兴知去了哪里，只得忐忑着离开。
10月23日下午，苟兴知露面了。他对钱宝山说老钱你今晚下手吧，有把握吗？钱宝山说这又不是杀人，苟先生你尽管放心，明早听我的好消息！苟兴知于是跟他约定第二天傍晚南门“正香面馆”门口见面。
当晚，钱宝山便潜入黄家庄，攀墙而入进了黄家祠堂后院作案，完事后返回市内栖身的土地庙。
今天傍晚，钱宝山如约去了南门，和苟兴知在“正香面馆”门口见面。他原以为苟兴知会请他吃面的，还特地换了身虽然打着补丁但还算干净的衣服。哪知，苟兴知甫一照面便耷拉着一张睑，冷冷地说：“老钱啊，你烧错了棺材！”
钱宝山大吃一惊，寻思绝对不可能，要知道他之前是去黄家祠堂看过的，虽然不识字，认不得棺材横头钉着的木牌牌上写着的死者名字，可停放的位置却是记得牢牢的。苟兴知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了这份意思，又说： “我今天上午特地赶到黄家庄去看过了，确实是烧错了。被你烧掉的那口棺材是黄氏家族另一个亡人的，昨天中午刚从城里运过去。”
钱宝山这下相信了，嘟哝了一句： “唉——没想到还有这个岔子！”
苟兴知给了他五千元钱，说老钱你自个儿吃碗面吧，我有事，今晚还要辛苦你跑一趟。苟兴知生怕再出岔子，从身上取出一张纸，上面用毛笔写着碗口大的一个黑字： “今”。苟兴知嘱咐说： “这回你下手前先划根火柴看一下棺材横头木牌上那三个字，瞅准中间一个与这个字相同的，那就是正主儿了。”说着，又从自行车前面的车筐里拿出一个*用军**水壶递给钱宝山， “捡些废纸碎木片带去，把这里面的煤油全部倒上，等确实烧着了再离开现场。”
钱宝山再赴黄家庄。哪知这一去就落在姚大头手里了。
五、检举信的来龙去脉
专案组带着钱宝山返回镇江市内，穆容汉随即指派侦查员胡真力、宋秉钧传讯苟兴知。苟兴知初时还想抵赖，等侦查员把钱宝山叫出来，不得已才承认是他指使钱去焚烧尸体的。
苟兴知交代的内容跟钱宝山所说的相同。由于被钱宝山焚烧的尸体之一是鲜荷巷*杀凶**案的被害人黄继仕，所以专案组于10月25日开始对苟、钱两人所交代的内容进行调查。需要调查的情况有以下几点：一、苟兴知、钱宝山在黄继仕被害的那天(10月20日)晚上的活动情况；二、苟兴知与叫花子钱宝山是否确实如同他们自己所说是“多年朋友”；三、苟兴知之妻郭桂珍被老中医黄今春*引勾**，后来又因此遭黄今春的陷害是否确有其事；四、苟兴知越狱后的这几年去了哪里，如何谋生，最近为什么又回到镇江定居。
四个侦查员分头调查下来，最终确认钱宝山、苟兴知交代的情况属实。两人的相识始于抗战前苟兴知当国民*党**警察时。因为苟兴知经常奉命调查刑事案件的线索，有时需要向乞丐打听甚至请乞丐相帮跟踪什么的，钱宝山人比较机灵，就被苟兴知看上了。日伪时期，苟兴知去当时的伪江苏省会苏州市给日伪当特务，跟钱宝山不再联系。后来，苟兴知回镇江从事自由职业做起了牙医，又跟每天在街头转悠着行乞的钱宝山碰面了。他倒还念着旧谊，每每在钱宝山行乞不顺饥肠辘辘时请他吃碗面、给几个零钱，钱宝山几次害牙病，也是苟兴知给免费治疗的。因此，钱宝山对苟兴知怀着一份感恩之情。
苟兴知当年越狱后，先是逃往南京投奔一个在苏州日伪警察局一起当差的朋友赵某。赵与苟是同时离开苏州回其南京老家经商的，这时开了一家米店。听说苟兴知的遭遇，赵某收留了他，让他在米店帮工。几个月后，赵某一个开竹行的连襟纪老板从芜湖来南京串门，跟苟谈下来，认为这人不错，而他正好需要一名账房先生，遂邀请苟兴知前往。赵某跟连襟说了苟兴知越狱在逃的事，纪老板说我不在乎，这种人反而会死心塌地为我干活。
在芜湖“和顺竹行”做账房先生的苟兴知跟东家纪老板处得很好，纪老板甚至还为苟兴知张罗对象。不到两年，芜湖解放，竹行老板纪胜曾夫妇一番商量后，决定关了竹行去乡下养老，苟兴知只好另做打算。
之前，纪老板已经给他在竹行落了户口，在国民*党**政权芜湖市民政局有户籍底根，新政权接管后，户籍资料转到了公安局，苟兴知便去公安局打听自己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公安局的同志听他说了在镇江被人陷害折进了局子，又越狱跑到芜湖谋生等情况后，说镇江也已经解放，如果你所说的情况属实，相信当地政府不会把你当逃犯对待的。你可以回镇江，芜湖这边为你出具证明——当然，你在芜湖这两年的情况我们要经过调查确认没有问题才能出具。
这时竹行正准备歇业，当然离不开苟兴知这个账房先生。他便留下继续效力，同时也向芜湖公安局递交了出具证明的申请。8月上旬，竹行终于歇业，公安局的证明也开出来了，于是，苟兴知就回镇江了。回到镇江后，因为历史上当过*动反**警宪特，他便主动到公安局登记，顺便也说了自己越狱之事。公安局的经办人记录下来后让他回家，该干吗还干吗。
专案组为调查上述情况，不但在镇江折腾，还派两名侦查员去了趟芜湖，最后认定苟、钱焚尸与本案无关。
11月1日，专案组对鲜荷巷命案开始了新一轮的调查，这回的调查重点是请代书先生写检举信的那个烫发女人。
之前，穆容汉单枪匹马调查那三十七封检举信时，曾经走访过九位在邮电局门口设摊的代书先生和马路边上的测字先生，结果发现那九封检举信系由同一女子分别请这九位先生代书的，这就引起了他的怀疑。那时穆容汉就想对此展开彻查，可是苦干手中无人，而此事又没立案，所以也没办法要求上级增派力量，只好另辟蹊径。现在，穆容汉是专案组长，虽然这个专案组连他在内不过四个侦查员，可是要查那个四十来岁的烫发女子已经不成问题了。
穆容汉把那九个代书、测字先生的摊头位置以及姓氏写下来，几个人作了分工，徐紫山、胡真力、宋秉钧三人各负责查两个，剩下三个由他去查，要求宁可多花费些时间，一定要把活儿做好做细，千万不能草草过场。
一干人上午九时许离开大西路分局，调查结束返回专案组办公室时已是下午两点多。穆容汉因为多走访了一个对象，所以是最迟返回的一个。一进门，他那双锐眼只一扫溜，就从各人脸上的神情判断出没有收获。一问，果然。他自己呢，也没有访查到有价值的线索。
四人凑在一起作了详细交流，发现大半天的走访不但毫无收获，还把原本像是清晰的线索弄模糊了。比如，对那个烫发女子的描述，四个人就有四种版本，年龄、身高、体态、相貌、肤色、衣着等特征跟穆容汉之前打听到的都有所不同。细细一想，并不是大家的走访工作做得不细致，而是走访对象描述时根本心不在焉，信马由缰随便敷衍几句而已。
那么，往下应该怎么办呢？大家议了一阵，不得要领。看看已到下班时间，穆容汉说今天就到此为止吧，下班，明天再说。
穆容汉这些天办公在大西路分局，住宿仍在市局后面的集体宿舍。集体宿舍有两道大门，一道是和市局办公区域连通的前门，另一道是朝后面马路的后门。从大西路过去，应该是走后门近些，不过穆容汉因为要从市局正门门卫室取报纸和信件，所以每天都是从正门走的。今天也是这样，他从门卫室取了邮件，骑着自行车穿过大院时，被秘书股干事小姜唤住，说有群众来信，领导让交给专案组。
穆容汉接过这封已经拆开的信函，一看信封就觉得似曾相识，回到宿舍抽出信纸，原来又是一封举报“九头鼠”的信，看内容，跟之前收到的那三十七封如出一辙。再看信封，就是邮电局营业窗口出售的那种竖式牛皮纸信封。邮电局出售的信封是由该行业自己设计后请印刷厂印制的，多年来使用同一种版子，信封大小、纸张质地跟外面文具商店出售的并无差别，唯一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右上角多了一个红色铅字： “寄”。
次日上午，穆容汉把这封信给徐紫山、胡真力、宋秉钧传阅了，说这肯定是某位先生代书的，我们这就出去调查。
调查很快有了结果，这封信是在宝塔路邮电局营业厅门口的一个新近从事代书营生的包姓老先生写的，但包先生也说不出其他线索，穆容汉只好就此打住。
之后两天，侦查员继续四处奔波，依然是劳而无功。11月5日上午，侦查员正在分局食堂午餐时，有人叫穆容汉去接听电话。电话是西津派出所打来的，对于专案组而言乃是一个好消息——
半个多小时前，在永晖路摆测字摊头的邹先生替一个老板模样的男子测字，轻而易举地哄得了一万元，很是高兴。送走了对方，忽然听见马路对面摆零碎洋布摊头的花老二扯着一张破锣嗓子吵架。邹先生跟花老二关系还不错，便打算去劝架。穿过马路一看，不由得一个激灵——跟花老二吵架的那位，竟是一个多月前来自己摊头上请他代书检举信的烫发妇女。邹先生为此事有点儿恼火。因为写了那封检举信，公安人员已经到他的摊头上查问过两次，浪费了时间不说，还弄得周围人以为他做了什么违法之事。邹先生性格还算沉稳，生怕认错了人，没敢立马去报案，而是在旁边仔细观察。
那个妇女是到花老二摊头上来买布头的。她和一个男子同时看中了一块印花布，那男子已经在掏钱了，被她一把抢过来。那男子不想跟她争吵，悻悻而去。对于花老二来说，张三买李四买都是一个样，只要照价付钱就是了。哪知，那个男子离开后，烫发妇女忽然改变主意说不想买这块花布了，除非便宜两千元。花老二当然不依，两人就吵了起来。
邹先生看得真切，确认自己没有认错人，四下一望，正好看见管段西津派出所的一位民警路过，于是迎上去拦住了悄声说了说情况。那民警一听顿时来劲，上前分开围观人群。花老二还以为民警是来处理纠纷的，正想抢着开口，那妇女已经被民警一把揪住，邹先生作为旁证，也跟着一起去了派出所。
到了派出所，那妇女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不请自坐，说不就是写检举信的事儿吗？这又不犯法，弄得那么一本正经干吗呢？派出所民警之前听邹先生说市公安局来人向其两次调查写检举信之事，料想必有隐情，便向领导请示。领导说既然是市局调查这事，那就报告市局吧。
当下，穆容汉便派人去西津派出所把那烫发妇女带到分局。
这个妇女名叫何菊香，无业，住檀山路草纸巷，已婚，有三个未成年子女，其夫冯耀朗是私营“保固修船厂”的会计。 “保固修船厂”是一家抗战前一年开张的私企，原是只有十几人的修船作坊，抗战伊始毁于日寇的轰炸，老板邱夏风破产后只好沿街叫卖糕团谋生。这样过了两年多，有一天他应邀上门给新河桥的一户人家制作重阳寿糕。那户人家姓印，老主人已经八十岁，前清时做过六品文官。印老爷子精谙风水，擅长看相，那天他品尝了邱夏风制作的重阳糕，赞不绝口，兴之所至，便给邱夏风看相，断言他虽然遭遇厄运，但逆境将过，即将苦尽甘来。
老爷子这话邱夏风也没当回事。哪知，一个月后的一天，印家佣人阿锁忽然找到他，说主人有请。他暗吃一惊，不知有什么事儿。随阿锁登门，主人——就是印老爷子的大儿子、在铁路局做工程师的印先生说，安徽老家来了个亲戚马先生，要在镇江投资一家船舶修造厂，请印家相帮物色一个懂行又可靠的代理人，印老爷子就推荐了邱先生。就这样，邱夏风做起了船舶修造厂的厂长。
邱夏风跟那位马先生的合作是现钞加红利的方式。红利提取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拿现金，另一种是折合股份，邱夏风选择了后者。这样到了1945年，邱夏风已经持有工厂20%的股份。初秋抗战胜利后，马先生跟他商量扩大工厂规模，他表示同意，并提取自己的股份购买了一块土地，准备以土地入股。接着，他给在芜湖的马先生写信，让其来办理土地交割手续，马因故爽约未赶到镇江。邱夏风寻思，反正要清理那块土地上的几间破草房，何不先雇人干起来。他做梦也没想到，叫了几个短工清理时，竟在草房后面的荒地里挖得一口陶瓷瓮，内有三十两黄金、五百两白银。民国实行土地私有制，地下埋藏均归地主所有，这样，这笔巨财就成为邱夏风的法定财产。马先生得知后，后悔自己未按约前来办理土地交割手续，否则这笔金银的一大半就是他的了。他为此极为郁闷，一怒之下就放弃了跟邱夏风的合作。邱夏风于是就自己开了修船厂，仍叫“保固”。
不久，马先生忽然登门。原来亲戚印工程师对他说了已故父亲当年给邱夏风看相之事，马先生深以为然，认为邱的发迹乃是天意，要求重新合作。邱夏风生怕对方有对自己不利的念头，婉言相拒。不过，念及当初对方相邀自己出任厂长因而得以发迹之恩，他承诺如果日后马先生有什么难事来找他，他一定伸手相助，决不食言！
三年后，镇江解放。这时，马先生已经关闭工厂，长住芜湖。而镇江解放前三天，马先生正好来镇江办事，因战事就留下了。4月25日晚上，马先生忽然拜访邱夏风，说有事相求。什么事呢？他说他白天在“燕云阁饭庄”看见长江大盗“九头鼠”正与人一起用餐，看样子此人已经在镇江定居，而且混得还不错。马先生说他明天就要回芜湖，下次还不知何时再来镇江，要求邱夏风待*产党共**站稳脚跟，人民政府挂牌后，代其向*产党共**举报。
邱夏风当下一口答应。不久，就把这事跟厂里的会计冯耀朗一五一十说了，说冯先生你有学问，字又好，马先生的检举信就请你执笔了。冯会计自无二话，问落款是写马先生呢，还是写船厂？邱夏风寻思这事其实跟船厂没有关系，跟我邱某更是沾不上边，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九头鼠”，还是不留落款吧。
五十岁的冯耀朗是个老夫子，性格固执，行事专注。他听老板说“九头鼠”是长江大盗，料想如其落网，那么在镇江地面上必是一桩特大新闻，《前进日报》（*共中**镇江地委1949年5月26日创刊的机关报，当年12月31日停刊）肯定会报道，政府门口的宣传栏也必有说法。可是，他把检举信寄出后，却并无反应。他跟妻子何菊香一商量，何说没准儿那个“九头鼠”已经混进人民政府了？或者在政府里有铁哥们儿包庇他？看来只有多写几封检举信，分寄市公安局、分局和派出所，不信每个收到检举信的民警都是这家伙的哥们儿！冯耀朗认为妻子言之有理，决定采纳这一建议。何菊香性格比较开朗，而且胸无城府，敢想敢说也敢做，她对丈夫说，我反正闲在家里也没啥事儿，这样吧，我也帮你投寄一部分检举信，大不了破费些零钱，让人代书就是了。于是，这对夫妇从5月底至前天，一共寄出了三十八封检举“九头鼠”的信件。如果今天不是被邹先生认出，他们还会写下去。
穆容汉问明了“保固船厂”的地址，派徐紫山、胡真力立刻前往该厂传讯邱夏风、冯耀朗。一会儿，那二位到了大西路分局，侦查员分头跟两人聊下来，所述情况跟何菊香的说法相吻合。当然，这仅是他们三人说说而已，还得鉴定冯耀朗的笔迹是否跟其余信件的字迹相同。镇江市公安局接管了原国民*党**江苏省警察厅，所以有笔迹鉴定技术力量，这在当时全国地级市中独一无二。鉴定结果表明，其余信件确实出自冯耀朗之手。
检举信的情况查清楚了，可是，关于检举信的内容来源还需要调查。
六、“九头鼠”和“水神教”
11月6日，专案组留下宋秉钧值守办公室，穆容汉、徐紫山、胡真力三人前往芜湖找马先生调查。
马先生名叫马举运，回族，其曾祖父原是西北清朝*队军**的下级军官，后来随军开拔到芜湖驻守，作战中负伤致残，领了一笔抚恤银子后在当地娶亲安家，从此就代代居于芜湖。马家与镇江印家的亲戚关系，起始于马举运的姑姑马秀梅嫁给六品官员印老爷子做了如夫人。印老爷子很喜欢她，几年后太太因病去世，就将她扶为正室。不过，马秀梅福薄，似乎不是做官太太的料，才一年就病殁了。印家重情义，马秀梅死了，与马家的关系还在，两家还是经常走动。
马举运的曾祖离开行伍后开始经商。芜湖紧挨长江，又是江南鱼米之乡，他跟军方又有点儿关系，因此他的生意以经销军粮为主。两代人做下来，到马举运的祖父晚年时已是当地富豪之一。不过，到了马举运的老爸马芝贵那一代，家道渐渐衰落，到马举运手里，这才稍有好转。这时马举运已经关闭了传了三代的粮行，改做五金生意。他跟“九头鼠”的那次惊险相遇，就是在一次携款前往上海进货的途中。
抗战爆发那年暮春的一天，马举运接到上海方面的一封加急电报，告知之前他预订的一批英国五金货品已经运抵，让他尽快前往提取。本来已签订合同并预付了定金，供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可当时形势紧张，国民政府已经在上海至南京一线大规模构筑防御工事，急需大量五金配件。这种情势下，军方可以以“征用”的名义把五金批发行刚刚到手的货品直接运走，款子当然是会照市价给付的，但五金批发行方面与客户之间的信用就成问题了。因此，批发行拍发加急电报催促马举运赶快去提货。
马举运事先没有料到会有这种情况发生，把准备好的货款交钱庄经营短期理财产品了，只好通过所有渠道向各方紧急筹款。待到最后一笔款子到手，已是傍晚六点。当时从芜湖到上海最便捷的就是走长江水路，当晚八点有从汉口开来的英商怡和公司的客轮在芜湖停靠，马举运只有搭乘这班客轮才能尽快赶到上海。轮船码头在长江南岸的芜湖，而他当时还在长江北岸与芜湖直线距离十余公里的裕溪口乡下的地主张老财家里。
裕溪口现在已是中国著名煤港，属于芜湖市鸠江区的一个街道，当时却是一个小小渔村。马举运要过江并赶到客轮码头，什么汽艇、小火轮都别想，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木船。张老财立刻让家里的两个长工从船坞撑出平时专供他使用的快船，吩咐架起双橹，火速把马先生送到芜湖。马举运一上船，二话不说便掏出两枚银元分递两个长工，作揖道： “二位，拜托了！”
长工得了好处，自是卖力。船至长江中心，天色已是全黑。正行驶间，江面上忽然传来尾音拖得长长的尖厉口哨声，两个长工闻之手一抖，两支橹竟然都从橹眼里脱落，木船失去动力，被江水冲得团团打转。刚重新把橹架上，两条流线形小舟已到眼前，一左一右把马举运的这条木船夹住。对方一共四人，手持驳壳枪，背插大刀，腰间还有*首匕**，声音和手电光是同时过来的：“三位，听说过‘九头鼠’吗？”
两个长工先前听见那独特的口哨声就知道是遇上哪位了，当下颤声答道： “听见开道哨，就知道是九爷驾到……”
手电光照到马举运脸上： “你呢？”
马举运从未经历过这等阵势，吓得魂不附体，闭着眼睛嘴里支支吾吾连他自己也不知在嘟哝些什么。
一声痰咳，这是信号。一个水盗抽出背上的大刀架到马举运的脖颈上。手电筒往斜上方打光：“你睁开眼睛看看老子！”
马举运只好睁眼。也就是这一瞧，让他永远记住了“九头鼠”那副脸容。十二年后，镇江解放的第三天，他一眼就认出了“九头鼠”。
这次长江遇险，马举运从张老财那里借来的一千大洋悉数被劫，这笔金额在当时的芜湖市场上，可以购买大米一万六千斤或者龙头细布一千丈。钱没了，那笔五金货品自然没法去提取了，因为失约，连预付的定金也被对方扣了，可谓损失惨重。
马举运既然对“九头鼠”深恶痛绝，为什么1949年暮春在镇江发现对方后没有马上举报呢？马举运解释说，那天“九头鼠”穿着一套七成新的蓝色中山装，手里还拿着一个公文包，看他那副样子像是“公家人”；而和他一起在饭店用餐的三个男子，有两个是穿解放军军服、佩军管会牌牌的。这等情势下，他哪敢造次？
穆容汉觉得这个解释说得通。马老板一直生活在国统区，从未接触过*产党共**，估计也从未听说过关于*产党共**的好话，对于军管会张贴的《入城布告》中那一条条承诺，他大概是持怀疑态度的。他不会也不敢贸然出面检举“九头鼠”，他甚至不敢保证在认出“九头鼠”的同时对方是否也认出了他。因此，以他的社会经验，只有离开镇江远避芜湖，而检举之事就委托邱夏风去做了。事实上，对于检举他一直不抱希望，所以这段时间从未跟邱夏风联系过。
那么，马举运遇劫后，是否打听过“九头鼠”的底细呢？马老板说他打听过，只听说此人是活跃于长江上的江匪水盗，杀人放火、抢劫强奸无恶不作。过了两三年之后，忽然听不见此人的消息了。
穆容汉和徐紫山、胡真力交换了意见，认为“九头鼠”虽然已被杀，但为查清其被杀的原因，还是有必要调查其底细。芜湖是“九头鼠”活动的区域，正好有调查的条件。
侦查员在查阅芜湖市公安局提供的民国时期当地会道门、刑事犯罪团伙的资料时，发现了“九头鼠”的一些情况——
“九头鼠”本名喻仕锟，字芝容，出生于安徽布政司太平府繁昌县的一个私塾教师家庭，系其父喻明道膝下五个子女中唯一的儿子，故深受宠爱，全家节衣缩食供其接受教育。喻仕锟后来考进了芜湖初级师范学堂，毕业后当了一名乡村初级小学老师，干着与其父同样的职业，不过他是在县教育局有编制的公家教师。二十一岁那年，喻仕锟娶本县商人褚硕石之女褚晓玲为妻。褚硕石系喻仕锟的姨父，其妻是喻仕锟母亲的同胞姐姐，褚晓玲比喻仕锟大一岁，两人是表姐弟。当时没有禁止三代以内*亲近**结婚之说，所以这对表姐弟就成为夫妻了。
喻仕锟的人生悲剧就是缘于这门亲事。他的姨夫兼岳丈褚硕石系行伍出身，早年曾在军阀段祺瑞的部队当过营长，负伤退伍后回到家乡经商。旧*队军**是不设军人档案的，如果设立档案并且如实填写的话，那么有二十多天时间褚硕石是无法找到证明人的——在一次执行任务时，他被皖南一伙土匪俘获后带到山中。土匪从其口中获取了情报后，顺利作案。然后，土匪就把他释放，还给了他一些银洋，表示大家从此就是朋友了。褚硕石回到部队后，方知由于他提供了情报，致使他所在部队的一个仓库被抢劫并烧毁，损失惨重，守卫仓库的军人被打死了十一个，其中就有他的弟弟和妹夫。
数年后，褚硕石退伍回乡。那伙土匪根本不知道当年被他们打死的那十一名军人中有褚的亲人，因为曾表示过“大家以后就是朋友”，听说褚营长回乡经商，所以几个头目备了礼物特地赶到繁昌来拜访。褚硕石跟他们见面时，眼含笑意，心中却在冒火。他一面热情款待，一面密嘱心腹在这些人喝的酒、吃的菜肴中放入毒药。结果，在当晚返回山寨的途中毒性发作，五个土匪头目、七个跟班悉数倒毙于荒野之中。那伙土匪没了头目，不久就散伙了。
一晃十二年过去，当年被老褚毒毙的五个土匪头目之一的儿子长大成人，重新纠集了一伙武装。经过调查，他大致上弄清了当年父亲死亡的原因，决定实施报复。
喻仕锟娶老褚家闺女一年后的那个除夕之夜，褚、喻两家聚在一起过年守岁。当晚，土匪突然杀上门来，褚、喻两家大小二十一口悉数毙命。喻仕锟命大，土匪登门时正好去后门外小解，听见动静不对，拔腿就逃，因而捡得一命。
喻仕锟意识到自己在家乡已经待不下去了。土匪讲究的是斩草除根，他如若留下继续做小学教师，是否活得到开学还是个问题。而且，他还要为喻、褚两家复仇。从此，喻仕锟这个名字就消失了。不久之后，安徽、江苏交界一带的长江水域出现了一伙自称“水神教”的江匪，“九头鼠”是其中一个头目的诨号。
资料中有一张日伪时期芜湖日军宪兵队发布的通缉令，十二名通缉对象中， “九头鼠”位列第一，并配有他的照片。经比对，与黄继仕的照片一致。由此可以断定，黄继仕即是喻仕锟，也就是江匪“九头鼠”。
资料的末尾还说，民国三十年以后，江湖上再也没有“九头鼠”的消息， “水神教”也销声匿迹，据说是由于内讧散伙了。侦查员注意到了“内讧”二字，难道“九头鼠”是因为“水神教”内讧不得已远避镇江的？要弄清这个疑团，还需要继续调查。
怎么调查呢？穆容汉和徐紫山、胡真力一番商量后，认为有一条捷径可以走，那就是从在押的被捕人员中查摸关于“水神教”的线索，查到了“水神教”，大致上也就可以知晓“九头鼠”当初为何改名换姓远避镇江了。
穆容汉出面跟芜湖市公安局接触，请求协助对此进行调查。芜湖警方为了让镇江同行尽快完成调查使命，由市局秘书股特地向市局、分局的政保、治安（含刑侦）科室发了一份书面通知，要求各单位提供在押人犯中是否有“水神教”成员。当天，反馈就回来了。市局刑侦队侦查员老陆说，他手头的一名涉案人犯刘懿就曾是“水神教”的喽啰。
11月7日，侦查员前往看守所提审刘懿。看到日军宪兵队的那张通缉令，刘懿立刻认出了“九头鼠”。他告诉侦查员，当年“九头鼠”为报家仇，参加了国民*党***队军**。两年后和七名弟兄开小差逃跑，带走了部队的大量*器武***药弹**。凭着这些资本，他拉起了一支武装，打出了“九头鼠”的旗号。不过，他的仇似乎也没有报成，因为杀死其父母、岳父两家的土匪已经因内讧而散伙了。但“九头鼠”既然迈出了这一步，就没法回头了。
抗战爆发后， “九头鼠”的这股武装还跟日军打过一仗，损失惨重。不得已， “九头鼠”匪帮集体加入了“水神教”， “九头鼠”成为该帮伙的五个头目之一，坐第四把交椅。几年后， “九头鼠”突然失踪， “水神教”说他是“叛教分子”，发出了江湖追杀令。不过，一直到“水神教”散伙，也没听说是否追杀到了。
“九头鼠”的来龙去脉调查清楚了，可专案组诸君仍是不得其解： “水神教”散伙了，按说对喻仕锟这个“叛教者”的追杀也就相应结束了，他怎么会被人杀害在镇江呢?
七，水落石出
专案组留用刑警徐紫山这年正好五十挂零，连续工作多日，这次赴芜湖外调又受了些风寒，回到镇江就发起了高烧。他还不吭声，坚持参加案情分析会，被穆容汉发现不对头，立刻送医院了。
穆容汉意识到，自己和小宋年轻身体好，能够这样日以继夜连轴转，徐、胡二位老刑警是不能这样工作的，当下就命令胡真力回家休整两天再来上班。又想到宋秉钧正在恋爱，也得照顾，干脆也放其一天假。他自己则留守办公室，整理这次赴芜湖外调所获得的材料。
穆容汉于刑侦工作纯属新手上路，他从未参加过刑事侦查活动，也不像另一新民警宋秉钧那样参加过苏南行署公安处举办的公安业务短期培训班，所以其实连卷宗材料该怎么整也不大清楚。不过，这难不倒他这样的机灵角色。不会，看看小宋怎么弄的就明白了，依样画葫芦总不会错。哪知，他一看宋秉钧这几天留守时整理的卷宗，脑子里忽然灵光闪现！
黄家庄黄家祠堂焚尸案破获后，乞丐钱宝山及指使人苟兴知被拘留，专案组当时调查的结果是钱、苟两人与鲜荷巷命案无涉，遂把两人交由分局治安股处置了。不过，由于此事是专案组调查的，所以一应材料还是归入本案卷宗。宋秉钧这几天留守办公室做的部分工作就是把相关材料编号装订，然后放入卷宗袋。现在，穆容汉要看看整理材料的格式，就把小宋整理的那些材料拿出来翻阅，其中一个细节引起了他的注意——
苟兴知越狱脱逃后，先是去了苏州，后又去了芜湖，在该市“和顺竹行”当了一名账房先生。引起穆容汉注意的正是芜湖这个地名。 “九头鼠”喻仕锟是与芜湖接壤的繁昌县的，加入“水神教”后又在以芜湖为中心的长江水域活动，发通缉令的曰寇宪兵队是芜湖市的，最后， “九头鼠”也是在芜湖消失的。而指使乞丐钱宝山焚烧两具尸体的幕后人苟兴知恰恰在芜湖待过两年。穆容汉寻思怎么这么巧，芜湖这个地名反复在本案中出现。
接着，他把钱宝山、苟兴知的两份讯问笔录挑出来仔细阅读，又发现了一个疑点：钱宝山接连两天先后焚烧了黄继仕（喻仕锟）、黄今春两具尸体，使用的燃料有所不同，头天烧黄继仕用的是汽油，次日烧黄今春用的是煤油；盛放的容器也不同，头天盛放汽油的是那个“老三村醪”的酒瓶，次日盛放煤油的是一个旧的*用军**水壶。
于是问题随之出现。据钱、苟两人说，他们之前都以为头天焚烧的就是黄今春的尸体。如果这个说法属实，那么头天使用汽油是没错的，因为汽油比煤油的燃烧效果要好得多。问题是盛放汽油的容器似乎不对头。汽油的挥发性之强众所周知，既然盛放的容器有酒瓶和*用军**水壶两样可供选择，为什么不用防挥发性能显然优于酒瓶的*用军**水壶呢？
这时，宋秉钧忽然来分局了。小伙子知道工作忙，有半天时间跟女朋友见个面聊聊已经很满足了，心里惦着工作，所以又赶来了。小宋听穆容汉一说新发现的疑点，深以为然，拿过笔录看了看，说钱宝山、苟兴知都没说酒瓶、水壶的来源，看来有必要了解一下。
分局治安股接手钱宝山、苟兴知焚烧尸体案之后，因为警力紧张，还没有讨论过应该如何处置，这两人依然被关在分局看守所。当天下午，穆容汉、宋秉钧去了看守所，分别对两人进行讯问。苟兴知对此的解释是，10月24日上午他去黄家庄查看，发现钱宝山烧错了尸体，心里很是恼火，决定当晚再次下手。返回城里经过关帝庙旁边的“祥茂旧货行”时，顺便买了这个旧水壶，出门后又在距旧货行不远的“陈瞎子杂货店”灌了一壶煤油。
穆容汉、宋秉钧随即对苟兴知所说的情况进行了调查。这是他们侦查本案以来最轻松也最有效的一次调查
从大西路分局去南门，先要经过“陈瞎子杂货店”，往前才是“祥茂旧货行”。穆容汉、宋秉钧并不知道这点，踩着自行车经过“陈瞎子杂货店”时方才发现。这是家只有一个门面的小铺子，出售各类生活日用品，也卖煤油。两人正要上前询问，发现旁边墙上贴着一纸告示：本店因故暂停营业三天，二十六日开始正常营业，特向顾客致歉。落款日期是十月二十三日。
穆容汉、宋秉钧互相看了一眼，意思尽在不言中： “九头鼠”尸体被焚是23日晚上，苟兴知去黄家庄查看是24日，那天“陈瞎子杂货店”没开门，苟兴知怎么会拿着*用军**水壶来打煤油呢？难道他记错了日子？
两个侦查员来到柜台前向老板陈瞎子（是绰号，并非盲人）询问。陈瞎子一个劲儿摇头，说从来没有顾客拿着*用军**水壶来打煤油的，能装煤油的水壶那说明是好水壶，好好一个水壶，哪有用来装煤油的？
那年头人们普遍比较穷，别说*用军**水壶了，就是一个啤酒瓶也不会随便扔掉，即使没用，也可以卖给收废品的换几个小钱。所以，如果有谁拿一个*用军**水壶去打煤油，别说前几天的事儿，就是隔十年人家也不一定忘得了。
再问杂货铺24日是否没开张，对方点头称是。
两人又去“祥茂旧货行”了解出售*用军**水壶之事。人家说是有过，不过那是开国大典后七八天的事儿。部队处理下来三十个旧水壶，低价卖给旧货行，他们就加价20%出售了。即使加了价也便宜，而且市场上根本没有出售的，所以那天拿出来只一个多小时就卖光了。
苟兴知的交代存在重大问题。穆容汉返回分局后立刻奔治安股，关照之前移交的钱宝山、苟兴知两人暂不处置，也不必提审，先关着再说。然后，也顾不上让胡真力休息了，马上通知他来分局，三人吃过午饭后去医院探望徐紫山。徐紫山的烧已经退了，一看三人的神情便知有了新情况，说要不我出院吧。穆容汉说你还是再留院观察一天，不过我们有事儿要听听你这位老刑警的意见。接着，四人在医院的一间空房里开了个简短的案情分析会，经过商议，定下了下一步的工作方向——围绕苟兴知回镇江后的人员交往情况进行调查。
调查一共进行了两天多，从三十多名对象中梳理出跟苟兴知交往比较密切的三个人：管宝根、戚辛汉、庄行一。这三人均是苟兴知的旧友。管宝根与苟兴知一起当过伪警察，现是小贩；戚辛汉是轮船码头检票员，系“一贯道”成员；庄行一曾是青帮成员，后因违犯帮规被逐，现在开着一家箍桶店。管、戚、庄三人早在年初镇江、芜湖尚未解放时就数次结伴前往芜湖跟苟兴知见面，两地解放后，时有通信，也分别去过芜湖。8月间，苟兴知返回镇江定居后，四人来往频繁，隔三差五聚餐，有时甚至通宵达旦。
穆容汉把调查情况汇报市局领导，领导随即安排专人密查那三人在鲜荷巷命案发生当晚的活动情况，发现管宝根、庄行一有作案时间。于是，专案组决定采取行动。
11月12日夜间，管宝根、戚辛汉、庄行一被捕。专案组分别对这三人以及还关押着的苟兴知进行了讯问，鲜荷巷命案终于水落石出一
芜湖“和顺竹行”其实是“水神教”在芜湖市内的密点，老板纪胜曾是该帮的一个幕后头目。而“九头鼠”喻仕锟的“叛教”始因，则是其去芜湖市内办事下榻于“和顺竹行”时强奸了纪老板即将出嫁的女儿。出了这种事，亲事自然告吹，纪的女儿也在三个月后跳水自尽。纪胜曾自是大怒，向“水神教”的另外几个头目通报情况后，一致同意解决掉“九头鼠”。不料还没动手， “九头鼠”就失踪了——按照“水神教”的章程，不辞而别视同叛教，继而就发出了追杀令。
追杀令发出两年，没找到“九头鼠”， “水神教”却因内讧导致散伙。可是，纪胜曾要为女儿*仇报**，仍旧利用原先他所掌握的“水神教”的耳目收集“九头鼠”的线索。1947年纪胜曾聘请苟兴知为竹行账房时，还不知“九头鼠”就隐藏在镇江。直到1948年底，他才得知“九头鼠”就在镇江的水产码头一带混着，具体干什么、如今叫什么名字、住哪里等等则一概不清楚。纪胜曾想起行里的账房先生苟兴知是镇江人，以前还干过警察，三教九流混得很熟，便把调查使命交给了苟兴知。
纪胜曾娶妻妾各一，却只生下一个女儿，自然视为掌上明珠。只要能为女儿*仇报**，他情愿拿出自己所有的财产。之前几年中，他为调查“九头鼠”的下落花去了大量钱钞，还欠下了若干人情，现在好不容易获得了线索，自是不顾一切地要予以核实。这件事的前因后果苟兴知都清楚，他表示他在镇江有靠得住的朋友可以效力，把“九头鼠”的一应情况打听清楚肯定没有问题。当时芜湖、镇江都还没解放，纪胜曾知道苟兴知不便回镇江，便让他给镇江的朋友写信，请他们来芜湖商议此事。
管宝根、戚辛汉、庄行一就去了芜湖。对于他们来说，要打听已经有了大致方位的“九头鼠”的行踪自然不成问题。纪胜曾也真不含糊，当下就拿出六两黄金，每人给了二两。管、戚、庄三人返回镇江后，没费多大周折就把“九头鼠”的情况一五一十查摸清楚了。
往下，纪胜曾就开始考虑如何干掉“九头鼠”了。他虽是“水神教”的幕后头目，参与过多起血腥案件的策划，但毕竟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商人，而且已经年过六旬，所以此事只有雇凶代劳。这时，解放军已经饮马长江，芜湖、镇江一片混乱，即使物色到了杀手，只怕也去不了镇江，一旦被国民*党**军警怀疑是“匪谍”，性命肯定不保。同样的道理，如果雇佣之前替他打听“九头鼠”消息的管宝根、戚辛汉、庄行一三人干这等要人性命的大事，得把他们请来芜湖当面商量——途中是否安全仍是一个问题。这样，就只好暂时把此事往旁边搁一搁再说了。
渡江战役后，芜湖、镇江都解放了，社会治安也渐趋稳定。纪胜曾几经考虑，决定把干掉“九头鼠”之事交由苟兴知负责，让他跟管宝根、戚辛汉、庄行一三人联系。和苟兴知提起此事，苟表示要“考虑考虑”。纪老板初时以为苟兴知是虑及安全问题，这也可以理解，就等着听他的考虑结果。哪知，一晃两个多月，竹行已经歇业了，苟兴知却还没考虑好。纪胜曾终于明白苟兴知是要等他开出价格。他请苟兴知喝酒，说自己老糊涂了，皇帝都不差饿兵，我纪某怎能把这事忘了？他让苟兴知说个数目，苟兴知却提出，这毕竟是杀人，他不可能自己去干，得让管宝根、戚辛汉、庄行一三人去做，所以，还得跟那三位兄弟计议后才开得了价。
这时，苟兴知已经办好了回镇江的户口迁移之事，没有理由再留在芜湖了，否则容易引起芜湖警方的注意，遂决定先回镇江再说。之后，双方又是通信，又是见面，纪胜曾也到过镇江，最终议定了酬金：二十两黄金，另给二百万元活动经费。
谋杀计划是由苟兴知制订的，管宝根、庄行一负责执行。苟兴知为此特地去了一趟芜湖，请纪胜曾最后定夺。后来想想，苟兴知肯定对此行颇觉后悔，因为他没想到一向惧内的纪胜曾竟然听从了老婆的话，增加三两黄金的酬金，要求把“九头鼠”的尸体焚烧掉，以最大程度地达到*仇报**雪恨的目的。苟兴知当时寻思，不就放把火吗，人都杀了，烧一把火又有什么呢？于是一口答应。
不过，苟兴知毕竟是干过伪警察的，于侦查有些了解。焚尸的时候万一被发现，他需要一条搪塞的理由，继而他就想到了仇人黄今春。他在回镇江之前就打听过黄的情况，知道这老家伙病人膏盲，大限将至，就把算盘打到了黄今春的头上，只等黄今春一咽气，管、庄立刻下手。至于焚尸，原想让管、戚、庄三人去做，可是他们嫌晦气，都不干，只得物色了乞丐钱宝山。没想到，警方竟然在焚尸这个环节发现了他们的破绽！
专案组随即赴芜湖将纪胜曾及其妻陶莲珠逮捕归案。
1950年2月10日，镇江市军管会对该案作出判决：纪胜曾、苟兴知、管宝根、庄行一四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戚辛汉、陶莲珠、钱宝山分别领刑二十年至三年不等。
文/易明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