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电影是中国电影中极为特别的存在，他独特的地域文化，孕育出了与大陆截然不同的影片类型。
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更是迎来它的“黄金时期”，影片不仅获得商业成功远销海外，更是广泛影响到中国电影乃至世界电影，其中构成黄金时期的重要组成部分——黑帮电影直至今天仍被大家津津乐道。
“侠”在黑帮电影的影像表现上，从人物的正面和反面多角度塑造，才形成了黑帮角色立体丰富的形象，本文笔者通过人物形象的构造，聊一聊香港黑帮电影中的“侠”是如何塑造的。
正面：英雄魅力与奋斗精神
背景和题材的限定，决定了香港黑帮电影中的主角注定是为法律所不容的身份，但在这一限制下，黑帮角色能够被人们所接受，这主要有赖于角色身上的忠、义、仁等侠义特质。
侠的形象在各个时代的影片中虽不尽相同，其中的侠义精神在不同时期也有所流变，但侠义的内核却一以贯之，那就是为了心中的信念能够舍生忘死的无畏之勇。
侠士内心的信念，或许是捍卫仁义道德、惩强扶弱、兄弟义气，亦或是为追求生存、自由、情感，但无论是什么，侠士们都甘愿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观众在生活中的压力和恐惧被侠客所化解，生活中渴望实现的愿望被侠客所满足，这也正是“侠”能够被观众所喜爱的根本原因之一。
在影像时代，“侠”有了新的精神内涵和发展空间，在香港的一部分黑帮电影里，男性主人公可被称之为英雄，这些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侠义精神的英雄人物，有着对道义的信念和兄弟友情的忠诚，甚至能够用生命来维护这些信念。
这类英雄式的黑帮角色，一定程度上承载了中国传统的“侠义”特征，有着对自己信念的坚守，重情重义，这些人物可以追溯到古代的侠客形象和侠义小说，充满中华民族的文化特征和侠义精神。
中国江湖文化和侠义传统与英雄式黑帮电影之间具有密切关系，中国的江湖文化是其创作的源头和根基。
黑帮英雄们之间的情谊被着重刻画，例如吴宇森的电影《喋血街头》中，张学友饰演的辉仔为帮助兄弟举办婚礼不惜去借高利贷，哪怕负伤也要赶往婚礼，虽成长于贫民窟但兄弟的友谊却超越了金钱。
林岭东的电影《龙虎风云》中，劫匪阿虎结识了警方*底卧**高秋，并被其*火军**贩的伪装所欺骗，在交易过程中逐渐信任他并将他当成兄弟，甚至为他不惜与南哥反目。
虽是劫匪，但阿虎对高秋的兄弟情义令人动容，在他为保护高秋举枪与南哥对峙时，他的形象已脱离了抢劫金店的匪徒，而是为兄弟挺身而出的大哥。
而高秋在与之相处的过程中，无法不被其兄弟情义所打动，这种感情已经超越了两人身份的限制。
《古惑仔》系列电影中，陈浩南和山鸡等人的兄弟情更是受到青少年的追捧。
除了英雄片中的主角外，香港黑帮电影中还出现不少带着鲜明特征的黑帮老大角色，这些角色身份往往是从底层经过奋斗最终获得了声望和尊重，最终成为黑帮大佬。
他们使用非法手段、追求权势与金钱，但同时又因为身处险恶的黑帮社会，某种程度上，他们不择手段的行为也获得了合理借口。
如早期黑帮电影《马永贞》，实质上就是在讲述一个上海滩黑帮组织头目崛起的故事。
只不过陈观泰扮演的马永贞仗义疏财的品格、骁勇善战的魅力、舍生忘死的义气，将黑社会大佬这个在从前看似负面的形象，赋予了人们易于接受的正面特质。
吕良伟出演的《跛豪》和《上海皇帝》则是分别以香港一代毒枭吴锡豪、上海滩大佬杜月笙为主角，电影为这两位黑帮传奇人物立传，他们不再仅仅是代表邪恶势力的反面角色，而是增添了英雄人物的特征，被赋予了勇猛果敢等个人魅力。
虽然枭雄们心狠手辣、无恶不作，但他们从底层不断向上奋斗的个人经历对观众是莫大的激励，满足了普通人对白手起家的期望。
无论英雄或枭雄式的黑帮人物，都从事黑社会的非法生意，违背社会的法律法规，但却有一套个人严格遵守的道德和行为准则。
这些黑帮英雄的“侠义精神”主要表现为对朋友的忠义和对弱者的保护。
这类英雄式的黑帮角色虽做出违背法律的事情，但心中仍留有侠义，这是他们受到支持和喜爱的关键原因，也是传统黑帮电影中最受欢迎的角色。
这类黑帮电影通常会设置需要保护的弱者，这个需要被保护的往往是兄弟、爱人，或是无辜的市民。
主角把拯救他人置于个人利益和生命之上，这种正义的动机为他们的*力暴**行为提供了人们能够接受的道德依据。
“一般社会人群大多安于弱小，藉着期盼超人出现，代为主持和决断是非，实现理想中的正义的心理，也愿意看到并接受有一个由里到外都异于常人的拯救者......人们也总会站在非享利者的角度拍手称快，并从中获取一种心理代偿的满足。”黑帮影片从传统文化精神的价值取向出发，将*力暴**的血腥置于正义、义气的驱动之下，为*力暴**行为找到了合理的理由。
除了义气之外，主角们表现出来的魅力和英雄气质也让观众对其*力暴**行为视而不见。
观众们渴望传统英雄的出现，英雄们在危机四伏的世界里固守着内心的古老信仰，并且在重重磨难中再次验证了它的无敌，在此过程中捍卫兄弟义气、救人于水火。
与英雄相反，黑帮电影中还有一些小人物，他们虽是黑帮分子但在现实中却微不足道，不仅没有大佬们的自信和魄力，甚至显得有些微不足道。
他们与普通人一样身上有着缺点和问题，在生活的重压下，大多数只能没有选择地走向末路。
他们或许并非自愿进入黑社会，现实迫使他们面对生活，他们没有太多义薄云天的豪情壮志，对名利和成功也并不奢望，因为对他们来说生存才是最关键的问题。
如杜琪峰的电影《再见阿郎》里，过气大佬阿郎主动放弃追求黑帮地位，他心甘情愿放弃曾经的身份，选择与爱人过普通人的生活。
影片将视角转向了阿郎的平淡日常，刻画了一个真实的底层香港市民形象，这种小人物的呈现与黑帮大哥形象形成了很大反差。
面对命运时的无能为力和与常人无异的平凡追求，使得这类角色形象虽不光辉高大，但也能够得到观众的理解和同情。
负面：亦正亦邪与道德缺憾
黑帮人物并不都是英雄形象，他们身上有着忠义、英勇等品格，但同时也具有异于常人的桀骜个性或放荡不羁的做事风格。
黑帮角色往往出身底层，因此不爱受规矩束缚，行事潇洒随意、不拘小节，在黑帮世界中，道德规范被无限淡化，成员们行事乖张、不甘人下。
中国自古以来正邪不两立，武侠故事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人们渴望看到的结局。
但黑帮电影中的角色除了富有英雄气概、江湖义气等魅力外，黑帮人物身上还有着一些负面特征，可能是小人物身上的市井陋习，但在身份和环境的影响下这些问题被无限放大，最终成为黑帮角色覆灭的导火索。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审美也随之发生变化，曾经黑帮影片中无比潇洒的英雄角色逐渐减少，而是转变为更加丰富、更多层面的立体人物。
角色不再是英雄形象，可能是生计所迫的普通人、杀手*底卧**等社会边缘人，或是坏事做尽的毒贩枭雄形象。
香港的黑帮传记片多以现实存在的黑帮大佬为原型，将这些心狠手辣、犯下恶行的黑帮头目的故事拍成一部黑帮传奇史诗。
如麦当雄的枭雄片《跛豪》中讲述的是便从大陆偷渡到香港的主角，经过在黑帮中的摸爬滚打成为呼风唤雨的贩毒家族首领。
影片将大陆的自然灾害、难民偷渡、廉政公署扫黑反贪等历史事件较为真实地展现在观众面前，用跛豪的个人奋斗经历将这些宏大的历史事件进行串联。
刻画人物时，影片多表现的是主角对成功的渴望、异于常人的野心、善于计策谋划等特质，但无可否认的是角色身上依然存在着心狠手辣、毫无底线等问题。
除了枭雄外，还有一些亦正亦邪的角色模糊了正义与邪恶的二元对立，但仍是观众能够接受的人物，他们身上往往有着不能被忽视的缺点，这种负面因素多表现为对权利、金钱的贪求，或面对美色的动摇。
如《监狱风云》中周润发饰演的阿正生性好赌，为人圆滑，已经成为监狱的常客。
《古惑仔》里的山鸡不仅好色还冲动鲁莽、头脑简单，被靓坤轻易地挑拨离间与陈浩南的关系。
但最后关头仍然决定不计前嫌，帮助兄弟。
张学友出演的《旺角卡门》中，饰演的小弟乌蝇装腔作势、个性冲动，但本性不坏。
他在黑帮中只是底层但梦想有朝一日能出人头地，他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得到他渴望的地位，但最终面对的仍是横死街头的命运。
影片以大量篇幅来展示这些小人物、边缘人的生存状态，他们对财富、地位、尊严的渴望与常人无异，因此虽然他们身上或多或少有着缺点，但仍然能够得到观众的同情。
黑帮片中除了主角，配角或反派的陪衬也必不可少。
主角往往是充满正义感的，即使有缺点也一定是无伤大雅，而配角或反派则不然，他们不像黑帮英雄一样为捍卫道义而罔顾生命，或是将兄弟情义奉为头等大事，他们在正邪抉择面前会有犹豫徘徊，或许会做出违背道德正义的选择。
这些人比起主角更接近普通人，因为导演将常人性格中的缺点、邪念在他们身上一一展示，以及人性的复杂多元和命运的无常戏弄。
例如《黑社会》中梁家辉饰演的大D为了利益连传统的道义也可以被舍弃，老大、帮派都不再是需要无条件追随，权势地位高于一切，兄弟更是不复存在，只有合作伙伴。
在这里，极端个人主义为反面人物提供了思想的资源，仅以真实的本能欲望促使对现实生存的残酷性的隐射与联想，赢得观众潜意识的支持。
由于常人同样会有阴暗、不道德的念头，所以观众能够在这些反面角色身上投射自身欲望，这也是一些反面角色仍能得到观众喜爱的原因。
黑帮角色本就善中有恶，恶中有善，但人物仍然有信念支撑，正是这仅存的一丝道义使得角色能够合理成立并被观众同情甚至认同。
他们不是人们所推崇的英雄角色，但在黑帮片中他们的存在获得了合理性，并且能够得到观众的普遍认可。
香港黑帮电影之所以吸引观众，对角色的精彩刻画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亦正亦邪的角色对观众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邪恶时，角色能够违背法律做出人们想做却不能做之事；正义时，坚守兄弟义气惩强扶弱，角色哪怕舍弃生命也要遵循传统道德。
这类影片对传统黑帮电影的核心价值观如“义气”进行消解，但并非全盘否定，而是更加深入追溯，对忠义进行更深的反思和探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