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13.20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译】子贡问道：“怎样才称得上一个合格的士呢？”孔子说：“修行仁德要有羞耻之心，出使外国，能够不辱君命，就可以称得上是士。”子贡说：“敢问次一等的士呢？”孔子说：“宗族中人和乡*党**都称赞他孝顺父母，尊敬兄长。”子贡又问：“敢问再次一等的呢？”孔子说：“像那些固执己见的小人，说话必然信实，做事一定要有结果，不过也可以算是再次一等的士了。”子贡说：“现在那些执政者，怎么样呢？”孔子说：“唉！那些器量狭小的人，哪里能数得上呢？”
春秋时期“士农工商”的等级身份基本都是由出身决定的。“士”在周代贵族中位于最低层。此后，士成为古代社会知识分子的通称。靠家庭背景，生来就是士的人，他们会觉得自己就是士，不存在合格不合格的问题，也就肯定不会问出子贡这样的问题。子贡出生于商人之家，从一个商人变成孔子大学的学生，还不是士人，但可以称作准士人了。只要从孔子大学毕业，就可以出仕成为一个真的士人。学生阶段的子贡就开始思考如何去做一个合格的士人了。所以我们说伟大的人总是比普通人先想一步，先行一步，做事总是有所准备，不会等到事情降临到自己头上了才去思考如何应付。
子贡独特的学习方法
本章子贡问问题的方式很有子贡特色，就一个问题一路穷尽追问到底。先问怎样的人才可以称得上是士？夫子回答之后，他就接着追问“次一等的呢？”“再次一等的呢？”这就不仅仅是向夫子要一个合格士人的标准，而是要成为合格士人的进阶手册。对修行者来说，这可比仅仅搞清楚什么是合格的士要重要得多。孔子的这些学生都以修行君子，修养仁德为己任。他们三年后大概率都会出仕为官，也就会得到士的身份。就跟孔子的“仁”一样，你不可能一下子就修到仁的境界，但你可以一步步“近仁”。如果不能马上成为一个合格的士人，也可以一步步去升级，逐渐成为一个合格的士人。
《颜渊》篇中，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这再一次体现出了子贡问问题的方式和学习的态度、方法。孔子给的答案是全面的，从政需要从“足食，足兵，民信”三个方面着手，可是子贡认为要一下子具备三个方面的条件是不太容易做到的，那么这三者之间的轻重缓急又是怎样的呢？通过如此的讨论，当他有机会从政的时候，他自然就不会把这三者等量齐观，更不会搞错了优先顺序。
孔子认为士人可以分为三等
合格的士人： “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 孔子从修养和能力两个方面来定义一个合格士人的标准。作为士人，不管有没有官职，首先必须是思想修养方面合格，“行”就是修行，就是孔子提倡的修行君子，修养仁德。如果没有这个“行”，就根本谈不上“士”，即使你天生就有一个“士”的标签，也算不得合格的士人。而士人“行”的准则就是要有羞耻之心。只有有羞耻之心的人，才会有善良的本质，才会有社会责任感，才不会去做令自己和祖先蒙羞之事。一个没有羞耻之心的人根本谈不上什么仁义道德，更不可能成为真君子。一旦有了机会为国君做事，为国家出力，就要能做到 “使于四方，不辱君命。” 这是能力问题。国君让你出使各国，你都要能做到“不辱君命”。那在国内做事，当然也应该能“不辱君命”。想成为一个合格的士人，就要时时刻刻注重自己的修行，提高自己做事的能力。
二等的士人： “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 孔子认为，暂时还没有机会为国家效力的时候，能做到孝悌，也能称为二等的士人。这就是说孝悌是士人的前提条件。这句话使用是“互文”的修辞手法。不能死板地理解为宗族中人都称赞他孝顺父母，乡*党**都称赞他尊敬兄长。而应该是宗族中人和乡*党**都称赞他孝顺父母，尊敬兄长。也就是他的孝悌得到了族人和乡*党**的称赞。在为官之前，他就已经以“孝悌”闻名了。在世还不能为官，朱熹认为是本质已经很好了，但才能还没有达到做官的要求，所以称次等。 （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为其次。《论语集注》） 就像后世汉代的“举孝廉”，以孝悌闻名于家乡的人可以被推荐为官。没有机会为国服务，就应该诚心诚意为家庭做贡献。经营和维护好自己的家族。家就是一个小的国，能经营好家族之事，使家族兴旺发达，能力也得到了很好的提高，机会来临的时候就能够为国出力。
末等的士人： “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 硁硁（ｋēｎｇｋēｎｇ），象声词，敲击石头的声音。这里引申为像石块那样坚硬。果：结果。形容做事情重视结果。也有人理解成“果断、果敢”。这是个倒装句。正常的顺序应该是“硁硁然小人哉！言必信，行必果，抑亦可以为次矣。”像那些固执己见的小人，说话必然信实，做事一定要有结果，不过也可以算是再次一等的士了。我们后世之人把“言必信，行必果”作为一个优良品质加以推广，殊不知，在儒家的思想中，这只不过是小人的言行。孟子也说： “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孟子·离娄下》）大人或者说君子说话做事的依据是“义”，在义的原则下，说话未必要信实，做事也未必一定要有结果。当然也不反对信实和有结果，只是不能以此为标准。另一方面来说，士跟农工商一样只是个标签，是个身份。你有士的身份并不表示你就是个君子或者大人，事实上士人之中存在着大量的小人，而农工商人之中也存在大量的君子。孔子的意思是说，还不能做到以义为标准行事，但还能做到“言必信，行必果”的固执小人也还能成为末等的士人。
身份上的士和本质上的士不是一回事
“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斗筲之人：筲（ｓｈāｏ），竹器，容一斗二升。比喻器量狭小的人。子贡接着问道：现在的那些执政者，怎么样呢？孔子说：唉！那些器量狭小的人，哪里能数得上呢？子贡听完孔子的三分法，想到现在那些执政的人从身份上来说要么是大夫，要么是士，别说修行仁德、不辱君命，孝悌也做不到，甚至连“硁硁然小人哉”的“言必信，行必果”都未必能做到，那他们到底算不算得上是士人呢？孔子毫不掩饰地嗤之以鼻：就他们那点器量，哪里谈得上是士呢？不过是有一张士的标签罢了。
在孔子看来，真称得上士的人，必须有器量。器量狭小的人，根本算不得士。那些执政之人，有士的身份未必是真士，而夫子的很多学生还没有士的身份也未必不是士。他所培养的就是“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的合格的士，还有暂时没机会从政的“孝悌”之士。孔子大学打开了普通人通往士人的渠道，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了大量的人才。后世儒家若不能从政就首选办学，使得中国几千年来处处可见学校，到处都充满琅琅的读书声，文化传播于偏远乡野。不管你生活在哪里，不管生活多么困苦，不管身份多么低贱，只要读书，就一定有一线成为士人的希望。而这点点的希望就汇聚成了中华文化的光芒普照大地。
道客村曰：
行己有耻修君子，不辱君命为家国；
从政未必是真士，斗筲之人谈何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