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帝处于明末多事之秋，山崩地坼，内外交困，明王朝风雨飘摇。面对危局，他无计可施，便希望有哪位神灵来拯救自己。他原本崇奉道教，亦不排斥佛教，这时却改奉天主教，希望外国神灵来保佑他和他的明王朝。结果却事与愿违，此举不仅无救乱局，反而更加人心浮动，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

在明代，因明成祖自称在夺取皇位时得到道教神灵的帮助，所以打明成祖以后的后世皇帝都信奉道教，崇祯帝也是如此。

然而崇祯时国家多难，“处处皆*国亡**之象”，崇祯帝便希望神灵来保佑自己。可当他感到佛、道不能保佑自己时，便改奉天主教，并在宫中大毁佛、道神像。但是，崇祯帝这样病急乱投医式地改变信仰，不仅没有挽救明王朝的危亡，反而人心浮动，加快了明王朝的灭亡。

崇祯剧照

一、开始崇奉道教

崇祯帝崇奉道教渊源久远，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不信道教，而对佛教较为宽容，这大概与他小时曾当过和尚有关。

明成祖时候出现了变化，尊道胜过尊佛，并在后宫建玉皇殿，供奉道家神明。

据史籍记载：在与侄儿建文帝争夺皇位的“靖难之役”中，明成祖声称数次得到真武大帝的帮助，终于夺取了皇位。为此，明成祖大兴土木，花费巨资修建了道家圣地武当山宫观。此后的明朝皇帝都随之崇奉道教。

明中期以后，皇帝崇奉道教几乎到了狂热的程度。

其中尤以嘉靖和万历两个皇帝最为痴迷。他们长期在宫中做斋醮，竟十几年不上朝理政。

崇祯帝不如他们那么狂热，但他起初对道教的信奉还是很真诚的。宫中设有斋壇，崇祯帝不时去斋壇做斋醮，祈求神明降福。

遇到大旱时，他也通过斋醮来求雨。崇祯十二年三月，京师遭到大风袭击，飞沙走石，毁了许多农舍。为了禳灾，他身穿道袍，连续数日居于斋宫，祈求道教神灵庇佑。

户科给事中左懋第趁机进言:

“岂陛下有其文未修其实乎?”

意思是说，不能只是修省，而要做一些利国利民的实事。崇祯帝于是下诏，对一些受灾州县赋税或免或减免。由于战场上连连失利，崇祯帝希望能像明成祖那样得到天神的帮助，便亲自去玉皇宫祈祷：

玉皇宫

神明降批道:

“天将皆已降生人间，无可应召者。”

崇祯帝再叩拜问道:

“天将降生，意欲何为? 尚有未降生者否?”

又降批道:

“唯汉寿亭侯受明深恩，不肯下降，余无在者。”

崇祯帝在玉皇庙中问卜之事是否真的如此，今已无法详考。

但这件事告诉人们，崇祯帝起初是崇奉道教的。崇祯年间天下多事，宫中也不时闹鬼怪。为此，崇祯帝还特地请江西省贵溪县龙虎山张真人来宫中驱邪。崇祯帝特地为他在宫中建醮一壇，并对张真人说:

“近来天灾屡见，宫禁多妖，皆由朕之不德所致。虽躬行修省，然必赖卿冥告上帝，为朕敷陈，庶或转祸成祥，化灾为福。”

之后崇祯选僧、道各三百人，在壇执事，共设祭七七四十九日。崇祯帝每天亲去行香一次，并将所求诸事拜书一封，由张真人将焚于壇前。

张真人神游一番后，胡乱应付道:

“灾异妖孽，上帝已命北极佑圣真君馘斩收逐矣。国家绵久，万子万孙。”

随后就告辞回江西去了。

龙虎山

后来还有一事，田妃生的皇五子五岁时病死，田妃为此一*不起病**，崇祯帝也很悲痛，遂用道号加以追谥，谥号为“孺孝悼灵王元机慈应真君”，还命礼部为已故的几位后妃议道号。

礼部臣僚没有见过如此先例，而且有悖历代典章，所以不敢轻议，主张封典仍用王号，不用道号。

礼科给事中李昌的话语尤其激切:

“诸后妃，祀奉先殿，传之天下万世。似宜仍前徽称，不可崇*教邪**以亵圣号。”

崇祯帝无奈，只好将“真君”二字去掉，改封号为“宣显慈应悼灵王”，但这仍带有一些道家色彩。

二、后来改奉天主教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最早可追溯到唐代，那时称景教。

元朝时称之为“也里可温教”，并专设崇福司来管理此教。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后，禁绝一切所谓“*教邪**”的流行，连佛、道二教的活动也受到许多限制，天主教被禁绝。

明中期以后，随着海禁的松弛和海外贸易的发展，西方传教士随着商人来到了中国。尤其是十六世纪欧洲发生宗教改革以后，基督教势力日益壮大，备感威胁的天主教便极力寻找新的天地，于是中国便成了天主教布道的重要目标。

最初来到中国的是耶稣会士，属天主教中较开明的一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利玛窦。

利玛窦

到天启时，天主教在中国各地的教会有六处，共有教徒约一万三千人。崇祯帝这时与天主教是否有所接触不得而知，但他对天主教有所耳闻和了解，则是确信无疑的。

由于崇祯帝对天主教没有任何排斥之举，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事业得以继续发展。其详情在官书中很少有记载，但从一些文集中仍可看到其大概。

例如《圣朝破邪集》中载有崇祯时黄贞《请颜先生辟天主教书》一文，其中说:

“艾士( 天主教士艾儒略) 言，会友二十人来中国开教，皆大德一体也。今南北两直隶、浙江、湖广、武昌、山东、山西、陕西、广东、河南、福建福州、兴、泉等处，皆有天主教会堂，独贵州、云南、四川未有耳。”

黄贞是个反对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人，但他说的这些话没有过分夸张的意思，并可以从中看到天主教在崇祯年间传布的大体情况。

其中最重要者是万历三十三年( 1605) 利玛窦在宣武门购置了“北京会院”，成为天主教的活动中心。利玛窦则与公卿士大夫交往甚密。这时北京地区有 200 余人洗礼入教，其中不少人是朝廷*官高**。

从各种有关资料可以看出，徐光启是劝说崇祯帝改奉天主教最有力的人物。

利玛窦和徐光启

徐光启在熹宗时官至礼部侍郎，崇祯时官至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他既是科学家，又懂兵事，时战事紧急，他力请仿西洋火器，多铸红夷大炮。

当时钦天监官员测日不准，当蚀不蚀，徐光启遂推荐传教士龙华民等人入宫，用西洋历法推算日食、月食，果然十分准确。崇祯帝遂命龙华民等人帮助制定新历，由徐光启为监督，这无形中使崇祯帝对天主教产生了好感。

据《正教奉褒》记载，崇祯十四年( 1641) ，汤若望等天主教士因修历有功，崇祯帝命吏部“议赐爵秩”，但汤若望等固辞不受。于是，崇祯帝命礼部“褒扬天学”。礼部按崇祯帝意旨，“将‘钦褒天学’御题匾额，分赐各省西士祇领，悬挂天主堂中。”

这里的“祇领”即传教士首领。

崇祯帝将天主教视为“天学”，力加褒扬，崇奉之情可见一斑。在这种情况下，天主教的传播自然会大大加快。

到崇祯末年，“奉教者有数千人，其中宗室百有十四，内官( 宦官) 四十，显宦十四，贡士十，举子十一，秀士三百有奇。”

其中包括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瞿式耜等著名人士。至于“宗室”中这一百一十四人是否包括崇祯帝，则不得而知。

但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崇祯帝身边有了许多信奉天主教的人，他们必然会利用一切机会向崇祯帝施加影响。他们深知，倘若中国皇帝改奉天主教，那将对传教事业产生非常大的作用。

天主教十字架

崇祯帝虽未受洗礼，但崇奉天主教则是可信的。这从他撤毁宫中佛教和道教神像亦可得到证明。

三、大毁佛、道神像

照天主教教义，天主教信徒只能信奉天主，不能拜偶像。佛教、道教等宗教所敬神像、家中祖先的神位、孔子的塑像等，在天主教士看来都是应予摒弃的偶像。

随着崇祯帝信奉天主教程度的加深，宫廷中便陆续出现了数次毁撤佛像和道教神像的事。

文秉《烈皇小识》道: “上( 崇祯帝) 初年崇奉天主教。( 徐光启) 上海教中人也，既入政府，力进天主之说，将宫内供奉诸铜佛像尽行毁碎，……京师天主教有二西人主之，龙华民、汤若望也。凡皈依其教者，先问汝家有魔鬼否，有则取以来。魔鬼即佛也。天主殿前有青石幢一，大石池一。其当取佛像至，即于幢上撞碎佛头及手足，掷弃池中。候聚集众多，然后设斋邀诸徒*党**，架炉鼓火，将诸佛像尽行熔化。”

文秉是崇祯时内阁大学士文震孟之子，熟悉宫中掌故，所记应该可信。

这段记载清楚表明，徐光启这位天主教徒定对崇祯帝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天主教徒眼中，佛像就是魔鬼，应予撤毁，当时有不少佛像在天主教殿前被毁掉。

被毁的佛像

崇祯帝毁金银铜佛像以充军响不过是个藉口，更深层的原因是他的信仰改变，即开始接受天主教。汤若望也是促使崇祯帝信奉天主教的重要人物。

他因徐光启推荐，进入钦天监，帮助明廷制定新历，深受崇祯帝信赖。崇祯十三年汤若望还直接上书崇祯帝，劝崇祯帝彻底改奉天主教:

“凡遵其教者，必与上升，以享真福。盖天主至公，无善不报，……王者用之治国，则俗朴风淳，人心和辑; 君子奉之修身，则存顺殁宁，永远吉祥。”

他向崇祯帝详细阐述了天主教的真谛和信奉天主教的好处，尤其是天主可以帮助他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着实令崇祯帝为之心动。

崇祯帝将汤若望献上的圣像和上书置于案上

“凝神细阅，几不忍舍”。

汤若望

他还将皇后召来，向她“指示讲解”，致使“皇后虔诚下拜”。同时，“( 崇祯)帝命将册页、圣像供奉殿廷，令宫中诸人随时瞻拜。”

这表明了崇祯帝对天主教的崇奉。但是，要使崇祯帝受洗礼完全变成天主教徒，那是很困难的。按照天主教教规，一个男人只能娶一个妻子。中国皇帝嫔妃成群，要让他放弃这种现实的幸福，去追求那种虚无缥缈的快乐，他是不愿意接受的。

能使崇祯帝在思想上接近天主，而对佛、道等宗教逐渐疏远，已是天主教士很大的胜利了。面对天下崩坏日甚一日，崇祯帝由信奉道教而改奉天主，首先遭难的是佛教。

宫中信佛的人很多，佛像自然也很多。这些佛像有的用金、银或铜铸成，有的用泥塑，外涂以金银粉之类。崇祯十二年，杨嗣昌自请督师，要练兵筹饷。崇祯帝除加徵练饷外，为示提倡，不仅将宫中的一些金银铜器熔掉铸钱，而且下令撤佛，将金银铜佛也充作军饷，泥佛也撤至宫外寺院。

方以智说，崇祯十四年，他和友人一起“过后湖，入一庵后殿”，看到许多堆在一起的佛像，“皆裸佛*媾交**形，凡数百尊”。

崇祯帝本来信奉道教，所以起初只是撤毁或移出佛教神像。后来，国事日艰，崇祯帝感到道家神灵也已不能帮助他挽救危亡，因而也开始撤毁道教神像。

但殿中神像巨大，几个人上前都推不倒，只好用粗绳将神像套住，然后由众人一起拉，终于将神像拉倒毁掉。

据文献记载，在撤毁玉皇殿神像时还出现了灵异: “内玉皇殿，永乐时建。有旨撤像，内侍启鈅而入。大声陡发，震倒像前供桌，飞尘满室。内侍相顾惊愕，莫敢执奏。像重甚，不可动摇，遂用巨石絙拽之下座。”

撤毁道教神像，表明崇祯帝已不再信奉道教，而是改奉天主教了，他只是未经洗礼的天主教徒罢了。崇祯帝因改奉天主教，便诏谕臣下，凡是名字中有“天”字者，都要改掉。

御史陈良谟就是一例。他是“崇祯四年进士，授大理推官。初名天工。崇祯帝)虔事上帝，诏群臣名天者悉改之，乃改良谟”。

可见，崇祯帝的确曾一度对天主教很虔诚。

四、总结

王朝在明末内外交困，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面对危局，崇祯帝不是改弦更张，选贤纳谏，采用切合实际的方略和措施，而是希望哪家神灵能保佑自己转危为安，但结果却总令他失望。

中国的神灵不行，外国的神灵也不行。再联系到崇祯帝频繁地更改宫殿名、职官名，对大臣动辄诛杀，致有“崇祯五十相”之讥。他还时不时地自诩“君非*国亡**之君”，指责“臣皆*国亡**之臣”。

明朝末年

我们可以说崇祯帝不是地道的道教徒，也不是真正的天主教徒。他只是敬奉而已，只希望有哪位神灵来保佑他和他的大明江山。唯国事多艰，丢城失地，对佛教和道教神灵感到失望后，他才改奉天主，并大毁佛、道神像。

崇祯帝这样做非但无益，还徒然引起臣下和宫中人等思想的混乱，给人以不祥之兆。在平常看来是件很普通的事，这时也可能被说成*国亡**之兆。例如皇五子死时和撤毁玉皇大帝塑像时出现的所谓“灵异”，有九莲菩萨降世，都和宫中人故意渲染有关，都会引起人心浮动。

尤其是那些宦官、宫女大都崇佛，对崇祯帝毁佛都暗中反对。大概是因为这一点，所以尽管崇祯帝在后期倾心倚重宦官，但这些宦官大都成了叛降的带头人。

大太监杜勋首先在宣府献降，杜之秩继而在居庸关投降李自成，而打开京城大门迎降的则是大太监曹化淳。这无疑都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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