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多数研究苏轼的学者，基本认可苏轼的前半生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后半生则以佛老思想为主导，本文试着通过解读其中晚年所作之诗文词赋，说明在苏轼的一生中，其实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着其文化人格的主导地位。
【关键词】苏轼 无奈选择 至死不渝 儒家情结
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公认的思想最为复杂的文学家，所有研究苏轼的学者，在谈到他的文化人格时，大多强调了佛道思想对他一生的深刻影响，而且一般将苏轼被贬黄州前的生活归结为儒家思想的影响，后期生活则归结为佛道思想的影响。笔者平时颇为喜欢苏轼之诗词，同时深深地为其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所折服，纵观苏轼之一生，笔者认为，苏轼平生虽然广涉儒、道、佛等诸家思想，特别是在“乌台诗案”发生后，更是刻意追寻佛老之理，以消极避世和超然物外的佛老思想来排遣郁闷，以求宽慰和超脱。但是，终其一生，也没有走出儒家经世致用思想的深刻影响。可以说，追求佛老之境，不过是苏轼在现实面前屡屡碰壁，在仕途中屡遭坎坷这种极度苦闷的状态下为自己所寻求的一方良药。一直到辞世的那一天，根深蒂固地深埋于内心深处的仍然是他念念无法释怀的“修齐治平”之儒家情结。也就是说，其实，在苏轼的一生中，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对于佛老的追寻，不过是他逃避现实的一种无奈选择，这些可以从他中晚年时期许多超然中透着无尽悲凉的诗文中看出，其中尤以《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为代表。
儒家之“修齐治平”是苏轼终生不渝的追求
苏轼生于眉川（今四川眉山）纱縠行一个世代书香的家庭，其远祖苏味道曾任初唐武则天时期的宰相，其父苏洵是著名的“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青年时期的苏轼，首先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他不仅想效仿当朝的欧阳修、范仲淹等有为之人，而且对古代的贾谊、屈原等经世济时的人物无不心生倾慕，表示“丈夫重出处，不退要当前（《和子由苦寒见寄》），想做一个风节凛然、敢作敢为的儒者。他曾说“庄子盖助孔子者”，庄子对孔学的态度是“阳挤而阴助之”（《庄子祠堂记》）。他又认为“儒释不谋而同”、“相反而相为用”（《南华长老题名记》）。这种以儒学体系为根本而浸染释、道的思想是苏轼人生观的哲学基础，也是始终不变的贯穿苏轼一生的人生态度。
他一生为官，就任过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知州，也出任过中书舍人、兵部尚书、礼部尚书等朝廷命官。他继承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的事业，积极关心当时社会的人情风俗和北宋王朝的政治方略，对北宋逐渐形成的积贫积弱的局面深感忧虑。曾在仁宗末年向朝廷上制策，提出来了一系列他认为行之有效、拯救时弊的措施。他既反对王安台变法中国不合理的部分，又不满司马光等人尽废新法的做法，因此为*党新**所不容，又受到旧*党**攻击，竟至于百日三贬。这其中尽管有过动摇，但他入世的痴心不改，表现出心系国事“许国心犹在”的政治家风范。
苏轼服膺儒家“修齐治平”、“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他22岁中进士，26岁又中制科优入三等，入仕后奋厉有为施展用世之抱负。他在外任时勤于政事，尽力为地方上多做实事。他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任地方官，灭蝗救灾，抗洪筑堤，政绩卓著。甚至在贬到惠州后，他还捐助修桥二座。只要环境允许，苏轼总是竭力有所作为。然而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屡遭贬谪，未能充分施展他的政治才干。他45岁时遭遇“乌台诗案”，险遭不测。晚年更被一贬再贬，直到荒远的海南，食芋饮水，与黎族人民一起过着艰苦的生活。为了摆脱对现实社会和人生的深切失望所带来的重重痛苦，求得精神的寄托，苏轼主动走进了禅宗的领域，流连于山水，往返于佛老，渴望得到人生的超脱，并由此写出了大量具有禅宗思想色彩的旷达超脱之文。但尽管如此，儒家“修齐治平”、“经世济民”的理想仍然深藏在苏轼的内心深处，从来都没有远离过。这一点从其晚年所作的《荔支叹》可窥端倪，“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这种尖锐的讥刺和批判的精神是何等的执着和强烈！
名为修禅实为借禅对付人生的坎坷磨难
苏轼一生与僧人有广泛交游，也念经诵佛，探求佛理。但是苏轼从未想做苦行僧，也不相信佛家所描绘的虚无飘缈的极乐世界。他中晚年时期极力修佛，看似实现了从儒家思想向佛禅思想的转变，其实则是因为仕途遭挫，人生失意，心中抱负无法实现，为了排遣心中极度的苦闷，只好借助禅理“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以心为万物之本，把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现状转化为心灵之旅，高扬心灵的地位以获得现世苦难的解脱。曾枣庄先生曾说：“苏轼虽然深受佛老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在政治失意后，但是他的思想的主流仍然是儒家思想。”在乌台诗案之前，苏轼对佛老思想就颇有接触，但他对佛老思想之虚空却是持批判态度的，他在《议学校贡举状》中说：“今士大夫至以佛老为圣人，鬻书于市者，一毁誉，轻富贵，安贫贱，则人主之名器爵禄，所以砺世摩钝者，废矣。”[1]乌台诗案后，苏轼经历了牢狱之灾残酷折磨后被贬黄州，政治上失意，行动上不自由，生活穷困潦倒，心情极为苦闷。他既不愿意沉浸于悲观颓丧的氛围中，又苦于找不到出路。正是为了排解这巨大的精神痛苦，他在无奈之中只好转向对佛老清静无为、超然物外思想的追寻，试图助借佛理来释放内心的痛苦和压力，寻求精神的寄托。于是，在被贬往黄州途中游净居寺时他写下了：“稽首二足尊，举头双泪挥。灵山会未散，八部犹光辉。原从二圣往，一洗千劫非。”（游净居寺），试图从佛理中得到安慰与解脱。
可见，苏轼修佛参禅，本意并不在于佛，而是佛法为我所用。虽然自乌台诗案后，他屡次遭受政治上的失意和精神上的创伤，整个后半生经历坎坷，理想与抱负均成为水中月镜中花，再无实现的机会。在这种境遇下，他与佛老越走越近，缘法也似乎越来越深，但是，儒家入世思想始终牢牢占据着他人格文化的主导地位，使他入佛老之法而不遁世，悟超越之道而无法真正做到“四大皆空”。他在黄州写的《答华促举二首》中说：“……所云读佛书及合药救人二事，以为闲居之赐甚厚，佛书旧亦尝看，但暗塞不能通其妙，独时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濯，若农夫之去草，旋去旋生，虽若无益，然终愈于不去也。若世之君子，所谓超然玄悟者，仆不识也。往时陈述古好论禅，自以为至矣，而鄙仆所言为浅陋。仆尝语述古，公之所谈，譬之饮食龙肉也，而仆之所学，猪肉也，猪之与龙，则有间矣，然公终日说龙肉，不如仆之食猪肉实美而真饱也。……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被贬惠州时，他在《与吴秀才三首》之二中写道：“……过广州，买得檀香数斤，定居之后，杜门烧香，闭目清坐，深念五十九年之非耳。今分一半，非以为往复之礼，但欲昆仲（兄弟）知仆汛扫（清除）身心，澡渝（冲洗使之清静）神气，兀然灰槁之大略也。”[2]从中可以看出，苏轼学佛，最大的目的还在于借助佛理看穿忧患的观点来对付人生的坎坷磨难，洗刷人生失意的苦闷，维持心理的平衡。
旷达之中掩藏着无尽的悲凉之心余恨之憾
总体来看，无论是青年时期、中老年时期或老年时期，无论是看似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前半生或者是以佛老思想为主导的后半生，纵是经历了人生的大喜大悲、大起大落之后，儒家治国安邦、报效朝廷的思想也从没有在苏轼的心里消亡过。天下的兴亡，总在他的心里，只不过是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方式存在而已。这里，我们可以从《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赤壁赋》中鲜明地看出来。
《念奴娇·赤壁怀古》是苏轼豪放词的代表作，是一篇气壮山河的作品，也是寄慨万端的作品，通篇充满了作者的美妙理想同可悲现实的矛盾。他本希望像“千古风流人物”和三国时的“多少豪盓”那样建立功名，特别是希望像“公瑾当年”那样少年得志。但是，可悲的现实却是“早生华发”，一事无成，反落得贬官黄州，于是发出了“人生如梦”的哀叹。[3]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这里边有政治理想落空的悲哀，振兴王朝的祈望和有志报国的壮怀同黑暗的政治现实和横遭贬谪的坎坷处境大相抵牾，思绪深沉，壮怀莫酬，词人自感苍老，同年方气盛卓有建树的周公瑾恰成对照。虽然在察觉到自己的悲凉之心后，他努力从悲哀中超脱，认为消极悲观不是人生的真谛，超脱飞扬才是生命的壮歌。既然人间世事恍如一梦，何妨将樽酒洒在江心明月的倒影之中，脱却苦闷，从有限中玩味无限，让精神获得自由，遂引出结句“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的感慨。但即便如此，仍然无法掩盖其有心无心之处流露出来的那种旷达中深隐着的无限悲凉。尽管屡遭贬谪后，苏轼常以佛老自居，寄情于山水，逍遥于世外，但内心深处那种理想无法实现
在《前赤壁赋》中，面对美如仙境的景色，苏轼似乎暂时忘记了尘世一切烦恼和痛苦，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适意，产生了“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的感觉，但是，在接下来的饮酒甚乐之时扣舷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于怀，望美人兮天一方。” “美人”比君，歌词写出了苏轼的忠君用世之殷切和对实现政治理想的向往。紧接下来，他又从怀古落笔，从显赫一时的英雄人物曹操和周瑜联想到了自己，一边是“舳舻千里，旌旗蔽空”的一世之雄，一边是“驾一叶之扁舟”“渔樵于江渚之上”的等闲之辈，多么强烈的对比啊！[4]想到这里，怅惘和痛苦之上又加上一层悲哀和困惑。这种无心流露出来的“哀”和“忧”，在豪迈与旷达的情怀中时隐时现。这正是苏轼一边刻意以佛老“超然物外”的思想进行自我安慰，自我超脱，一边又难于真正放下“兼济天下”之大志，这两种思想互为矛盾，时时争斗，最终是“兼济天下”之壮志难酬的遗恨占了上风。《前赤壁赋》词风豪迈旷达，但却掩藏着苏轼伤时忧国的情怀，从中可以看出苏轼内心深处那永远都不可能磨灭的建功立业的大志。
再看《后赤壁赋》，苏轼通过放怀的长吟，启人哀思、催人泪落的洞箫声，主客间吊古伤今的悲叹感慨和看来超脱实为虚无的对话，渲染的仍然是心中挥之不去的感伤和悲凉之意，文章最后，他借“梦一道士，羽衣蹁跹”传达了试图遁世的念头，但不难看出，他的内心深处仍不忘报效那个“美人”，建立周瑜一样的功业。
苏轼在去世前两个月曾自题画像说：“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闻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是他对自己坎坷曲折的人生际遇的一种自嘲，充满了悲凉之意。可见，佛家的消极避世也好，道家的超然物外也罢，都只是其标而非其本，在苏轼的内心深处，“不独独善其身，又兼兼济天下”的儒家思想始终占据着他的一生，而没有实现的政治抱负成为了他心中永远的遗恨和悲凉，这种从骨子里透出的苍凉，纵是再多的旷达再高的超越也是难于掩藏的。
无疑，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为杰出的文学家，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思想最为复杂的文学家，他一生想着天下，念着天下，立志于儒家之经世济民，又不得不出入于禅道之间，儒与禅道之间的兼容与争斗，在他的人生轨迹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的后半生虽然有意追寻禅道，但是儒家的政治理想终是他至死不渝的人生情结，他去世前的《自题金山画像》，他的不得志与郁郁而终最终使他隐藏在旷达中的无尽悲凉暴露无遗。
注释
[1]高菊梅，许社丽.《论苏轼人格中儒家思想的主导作用》.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23(2)：15
[2]董雪明，文师华.《苏轼的参禅活动与禅学思想》.南昌大学学报，2003，34(3)：27-28
[3]http://www.blogcn.com/u/57/92/xingketk163com/blog/47157259.html曾枣庄.《苏轼研究史》前言
[4]范学琴.《从<前赤壁赋>看佛禅思想对苏轼的影响》.皖西学院学报，2002，18(3)：34
参考文献：
[1]高菊梅，许社丽.《论苏轼人格中儒家思想的主导作用》.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23(2)：15
[2] 范学琴.《从<前赤壁赋>看佛禅思想对苏轼的影响》.皖西学院学报，2002，18(3)：34
[3] 刘波.《从“赤壁”诗文看苏轼的儒、佛、道思想》.延安教育学院学报，2006，20(2)：35-36
[4]董雪明，文师华.《苏轼的参禅活动与禅学思想》.南昌大学学报，2003，34(3)：2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