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记忆、搜索引擎与新闻传播学研究——搜索引擎批判 [1]
陈力丹 李梓樱 赵睿楠 李京婧
1995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出版了。那时电脑在中国还很少，人们基本上用的还是打字机，仅有几家计算机研究部门在试用电子邮件，人们尚没有搜索引擎的概念。我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漏译了马克思的一句话，为了查找对应的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我从北京东南角的潘家园骑车赶到西北角的国家图书馆，确认存在漏译。回来后，我又请教精通德文的研究生同学，再次确认存在漏译。然后，我给中央编译局相关领导写信指出这个问题，再骑车到邮局把信寄给他。这位领导没有回复我，但我发现，该卷第二次印刷本悄悄地补上了漏译的话，但补上的译文忘了标示马克思使用的着重号（德文词句斜体字，中译文黑体字）。鉴于对方的态度，我懒得再写信指出新的问题。
管这件闲事，耗费了我整整两天时间。如果事情发生在当下，从网上搜到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对应卷，拿着新出版的中文版全集第1卷对照，就可以确定是否漏译；然后给远在德国的人民日报社驻站记者打个电话或发条微信问问，就能最终确认问题。估计用1小时就能把这些事情做了。如果编译局的领导不理会，我就可以直接把该书的差错情况发布到网上，他们补正后又出错，我就再发布到网上，曝光他们的工作如何不专业。进入互联网时代以后，搜索引擎使得查找一般性资料方便多了，除此，还会出现什么新的问题？
2014年12月，喻国明在一次演说中举出方汉奇老师和我的例子，论证互联网带来的各种方便。他说，互联网首先实现的是内容的连接，把过去分布在各个角落里的内容聚合成统一的内容网络。加上互联网的超级链接和海量储存，将所有的内容连为一体，极大地便利了人们对信息知识的使用，提高了效率，降低了成本，增加了知识和信息为社会所用的可能性。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方老师是中国新闻史学界的泰斗，他这一辈子做了50多万张卡片。如果不修炼30年、40年、50年，那么在他面前连说话的资格都没有。这是过去大家的一个重要特征。新闻学院还有一个陈老师，他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熟悉程度可以用“活字典”来形容，让我无比佩服。但是今天他们的这种能力，已经算不上什么能力了。但凡是有一点点互联网知识的人，哪怕是高中生，都能够完成过去的大家用经过20年、30年培养起来的学术能力才能完成的事——检索不就完了。 [2]
喻老师对互联网功能的论证很精彩。他的演讲引发了我的思考：互联网的搜索功能可以替代并超越人的记忆能力吗？互联网搜索功能的优势和劣势是什么？我们该如何就搜索引擎的普及使用，向社会提出忠告和警告？于是我在研究生传播学理论课上布置了相关的作业，安排研究生就此选题做了硕士论文。
一、人的记忆和记忆的外在化
互联网的搜索功能开始于1994年7月，毛尔丁（Michael Mauldin）创建了最早的搜索引擎Lycos。1998年，佩奇（Larry Page）和布林（Sergey Brin）开发了世界上最大的搜索引擎谷歌（Google）。2000年，中国的搜索引擎百度创立于北京。如今，各网站以及网站的页面、手机微信和短信，甚至电脑的文件夹等都有搜索功能。现在，中国人遇到调动记忆的困难时，第一冲动就是掏出手机在百度上查找。“有事问度娘”已经成为中国网民的生活习惯，百度广告语亦是“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我过去说过：记忆是人在社会互动中关于活动、感受与经验的印象累积。人脑对外界输入的信息的编码、存储和提取的过程，都离不开记忆。因而自我传播就是在一种有序的信息编码中进行的信息再加工，如果记忆丧失，自我传播就无法进行。 [3]因为自我传播必须建立在记忆的仓储之上，只有记忆存在，当事人才有可能对外部的信息做出回应。所以卡西尔（Ernst Cassirer）写道：“记忆乃是更深刻更复杂的一种现象；它意味着内在化和强化，意味着我们遗忘生活的一切因素的互相渗透。” [4]
在口语时代，记忆完全依赖于个体本身，没有可以存储记忆的外部载体，人们很难记住复杂烦琐的信息，信息遗忘率较高。到了口语时代后期，开始有了简单但难以独立存在的外部记忆载体，诸如中国古代的“结绳记事”。为了尽可能保存某些重要信息，古代的权力组织会训练记忆人，专职记忆重要事件。马克思的笔记里记录了印第安易洛魁人生活中记忆力强者的职能：“一定的珠串与一定的事实相联系，从而把各种事件排成系列，并使人准确记忆。这些贝珠条和贝珠带是易洛魁人唯一的文件；但是需要有经过训练的解释者，这些人能够从贝珠带上的珠串和图形中把记在带子上各种记录解释出来。” [5]
个人记忆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个人周围的人都是补充他个人记忆的中介。个人所拥有的信息存量取决于其自身的记忆容量，这些信息中也包括通过与他人交流而获取的他人记忆系统中的信息。因而，每个人所能利用的信息均大于其本身的记忆。记忆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既存在于个体的大脑中，又存在于人们之间。在这个意义上，人的记忆必然是一种交互记忆，即使在只有鲁滨孙和“星期五”两个人的“社会”里，他们的记忆也是交互的。美国学者韦格纳（Daniel M.Wegner）将交互记忆（transactive memory）定义为“人们基于亲密关系发展出来的用以编码、储存、检索他人所掌握信息的分享系统” [6]。这是一种无需具体物质形式的记忆中介。
人的记忆与动物的记忆的区别在于人创造了完善的记忆载体系统，实现了记忆的外在化，从而突破了个体记忆的时空限制。文字是人的第一种外部记忆载体，打破了个人记忆的局限。世界上许多广为传诵的古老史诗的定本，都是在文字出现后确定下来的。现在，仅有20多年历史的互联网搜索引擎，作为一种新的外在化记忆载体，正在改变人的记忆模式。在个人记忆层面，出现了依赖互联网记忆的“谷歌效应”。 [7]以前，人们把记忆分摊给家人、朋友、同事或爱人，例如：我遇到不认识的生僻字时，会直接问我爱人，因为她是语文专家；她不知道的地理知识，会就近问我，因为我是业余地图专家。现在每个人记忆的任务，可以轻而易举地分摊给“云端”，而且“云端”似乎无所不知，并且信息提供得更快。搜索引擎不仅取代了被当作外部记忆资源的他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在替代人们自己的认知能力。
互联网不仅降低了把信息分享给人类伙伴的必要性，或许也减弱了人们想把刚学到的重要事情存进自己大脑的渴望。
在这里，需要在概念和表达上厘清一个问题：媒介有记忆吗？媒介从记忆的角度看，是人的记忆的外在化载体。媒介本身是无机的物（即使是虚拟的网络空间也是一种实在的存在），不可能存在记忆，它们的所谓记忆是人赋予的，是人的记忆的一部分。因而“媒介记忆”的概念是不科学的。人应该统领所有记忆方式，包括搜索引擎这种新的外在化的记忆载体，而不是相反，被搜索引擎控制和引领。
二、人的记忆的有机生理机制与搜索引擎的机械“思维”机制
人的记忆是大脑有机的思维过程。这个过程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极其巧妙地与每个人独特的生活环境和独特的经历体验协调一致。记忆这种思维可以按照某种方式调整大脑，使得大脑更容易发挥将事物加以关联的机能。也就是说，更多的记忆思维有助于提升大脑的运转能力。人的生物记忆，完全不能类比于调动“云端”存储、由芯片处理的可以精确定义的二进制数据。人的记忆由种类极为丰富的生物信号支配管理，记忆的形成、保持、连接以及唤起的方式，每时每刻都处于几乎无限的渐变状态。互联网信息的记忆是以二进制数字形式存在的，由固定电路负责处理，电路状态非开即关，不会处于二者之间的某种状态。人的记忆是有机的，是生命的表现，而互联网“云端”的存储即使再精细，也是机械的、无机的。
美国传播学者沃尔特·翁（Walter J.Ong）曾谈到口语时代记忆力对于人的重要性。他写道：“在原生口语文化里，为了有效地保存和再现仔细说出来的思想，你必须用有助于记忆的模式来思考问题……你还必须用辅助记忆的形式，把严肃的思想和记忆的系统紧紧地纠缠在一起。” [8]对记忆内容的每次回忆，都会重新启动巩固记忆的过程。在口语时代，人对知识充满敬仰，由于没有有效的外在化记忆载体，记忆就成了存储知识的最佳场域。当需要调用记忆来完成信息的传播时，记忆力也就“熟能生巧”地变得更强。例如，古希腊的荷马就诠释了人类记忆力能达到的高度；如今，人阅读两万多行荷马史诗都觉得困难。在没有外在化载体的情境下，人们总是希望尽可能多地记得一些东西，这种体系无形之中对于人的记忆力产生了良性的推动作用。
美国作家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G.Carr）的《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很好地从大脑神经学角度阐释了人的大脑的记忆功能。记忆最初不仅存放在负责记录经历体验的大脑皮层——听觉皮层负责记忆声音、视觉皮层负责记忆景物等，而且也会存放在海马状突起区。之后，一个历时几天且迄今仍未探明的信号处理过程，会帮助大脑皮层中的记忆内容稳定下来，并随之开始把短期记忆转化为长期记忆。把外显记忆从海马状突起区中完全转移到大脑皮层，这是一个逐步处理的缓慢过程，这个过程可以花上好多年。海马状突起可以帮助建立新记忆和老记忆之间的联系，从而形成丰富的神经连接网络，这种大脑的有机网络使记忆有了弹性和深度。记忆每增加一次，智力就会加强一些。随着个人记忆内容的不断增加，大脑也会变得更加敏锐。 [9]
搜索引擎是互联网应用里技术含量较高的部分。为了实现对海量数据的获取、存储，以及对用户查询的快速而准确的响应，搜索引擎需要依靠复杂而精妙的架构与算法。它由很多技术模块构成，这些技术模块各自负责整体功能的一部分，相互配合以形成完善的整体架构。它的信息源是互联网网页，它可以通过网络爬虫将整个互联网的信息获取到本地，再通过“网页去重”技术（目前此项技术成效有限，因为再精密的机械判断也永远无法与人的有机智力判断相匹敌）对网页进行解析，抽取出网页主体内容，以及页面中包含的指向其他页面的链接。网页内容以“倒排索引”数据结构来保存，网页之间的链接也会被保存。搜索引擎不仅需要保存网页原始信息，还要存储一些中间的处理结果，于是现在的搜索引擎开发出一套云存储与云计算平台，搭建海量信息的可靠存储与计算架构，以此作为搜索引擎及其相关应用的基础支撑。此为搜索引擎的后台计算系统。
为用户提供准确全面的搜索结果、响应用户的查询行为并实时地提供准确的结果，构成了搜索引擎的前台计算系统。搜索引擎接收到用户的查询词后，首先对查询词进行分析，推导用户的搜索意图，在此之后，先在缓存系统中查找。搜索引擎在缓存系统中存储了与不同的查询意图对应的搜索结果，如果能够在缓存系统中找到满足用户需求的信息，就直接将搜索结果返回给用户，以减少重复计算对资源的消耗，加快响应速度。如果保存在缓存系统中的信息无法满足用户需求，就需要调用“网页排序”模块功能，根据用户的查询实时计算哪些网页是满足用户信息需求的，并排序输出搜索结果。
网页排序最重要的两个参考因素，一个是内容相似性，一个是网页重要性，即哪些网页是质量较好或者相对重要的。网页排序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远远快于人的大脑的记忆追寻，且相当多的内容可能对具体个人来说，是记忆里所没有的或已遗忘的。因而，搜索引擎为个人记忆提供了一个非常便利的补充，这种便利让人难以抗拒。
搜索引擎有两个核心要素：数据库和检索过程。“蜘蛛”系统搜索新信息和更新原始数据库，并且根据用户情况在索引库中快速查看相关信息，这与人的大脑的运作过程相似。当大脑收到一定的刺激后，会在记忆中搜索一些相关信息，经过综合分析后诱导做出适当的反应，这是人脑的认知过程。从媒介技术论的角度来看，搜索引擎可以被视为人的大脑的延伸。它以与人脑类似的工作原理，用各种智能化的搜索方式为人处理信息问题。
三、搜索引擎批判
互联网的信息存储和传递速度增长极快，这一人类外部记忆的载体容量理论上可以接近于无限，在这样的海量信息中搜索，可以帮助人们全面、迅速地获取信息，有利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提高记忆的效率。人们可能获得很多原本并不知悉的信息，这对个体记忆的完善很有价值。
互联网由连接全球的网络和遍布世界各个角落的信息接收终端组成，当数字化技术把一切视频、音频和文本都融为一体时，这些外在的信息接收终端就等同于人的眼睛、耳朵、鼻子和身体；连接于其间的这些内在的网络，就等同于人体的中枢神经系统；而以海量的数字化信息为知识库和以智能化的搜索方式为运作基础的搜索引擎，就是掌控所有网络和信息接收终端、为每个人提供各种信息服务的网络大脑。技术上，大数据、云储存和搜索引擎等让体积越来越小的信息接收终端变成了容量惊人的“大脑”；内容上，人们可以随时利用搜索引擎里N倍于大脑的容量与运转速度，快速获得解决问题的答案。不过，互联网上所能提供的信息大多属于生活和行政事务方面无所不包的琐碎信息或知识，学术性信息颇为贫乏。
互联网的储存和搜索引擎的运作原理，只是类似于人的大脑的记忆与搜索，而不等同于大脑的有机延伸。它们是极为精细的机械运动，能够帮助但不能替代大脑的记忆、搜索和思考。
例如查阅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著，至今只能在中央编译局的网站里一页一页地滚动查屏，远没有一书在手翻阅方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至今未能整体上搜索。单卷文献中，至今还有一些是扫描版，无法进行复制和搜索。好在多数卷可以搜索某个概念了，只要知道在哪一卷（这是搜索引擎无法解决的知识储备），输入关键词，就能很快找到对应的内容，比起以往来，大大节省了时间。但很快查到了又怎么样？我在组织师生写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词条时发现，即使我提供了具体的卷、页内容，请他们做一些梳理和论证，他们也很难写出文章来。有一位副教授精神可嘉，立下雄心壮志，要研究马列关于某传播类型的思想。我告诉他，研究的前提是知道马列关于某传播类型的所有论述。于是他逐一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中文版共100多卷做了检索，获得了马列关于这方面的几乎所有原始论述。然而，两篇各两万字的文章，从基本观点的确立到具体叙述（还谈不上论证），问题和谬误太多，在各改了几遍后，仍然很难形成论文。因为他对历史背景仅有大面上的非白即黑的笼统认识，没有关于历史细节的研究基础；对马列经典作家的思想，只有常识性了解，缺乏研究的积累。他搜索出了一堆马列经典作家的具体论述，却无力阐释这些论述。
如果利用搜索引擎代替个人记忆，从而绕过巩固记忆的内部过程，人就会处于大脑一片空白的境地。巩固记忆的关键是专注。对某个想法或者某种经历予以关注，会引起遍布大脑的连锁反应，这是搜索引擎不可能替代人的地方。网上搜索，输入一个关键词之后往往可以获得数万甚至数十万条结果，但这些结果的相似性极高。于是“提示过载”（cue overload）问题来了。人的记忆依据特定的提示来存储信息，这些提示是大脑在获得信息时体验到的情境。而搜索引擎提供的情境是一片情境极为相近的信息海洋，线下获得特殊记忆的情境消失了。在这种情形下，人们很难记住其中的任何信息，全神贯注阅读时所激发的大脑丰富的神经联系功能，基本被闲置了。
网络是把与数据对应的无数比特连成一体的超链接体系，完全不同于大脑中有机的神经突触。恩格斯说：“没有理论思维，就会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或者连二者之间所存在的联系都无法了解。” [10]这种联系就是思考和记忆，只有人的大脑才具有这种思维特征。
我也自我审视了一下自己怎么能够记住马列某些论述所在的卷、页。古罗马的演说家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关于人的记忆论证，帮我厘清了记住马列论著所在卷、页的大脑记忆特点。他说：“记忆能够把我们的所有思想固定在心灵里。”“我们可以通过合理地安排物像来加强记忆。”“次序是最重要的，因为它能使记忆明朗。因此，那些在这方面锻炼自己的才能的人应该记住位置，在心灵里想象那些想记住的事物，并且把它们安排在那些位置上。”“在我们的心灵里铭记最深刻的是那些由感觉转达和烙印的东西，而我们最敏锐的感觉是视觉。因此，如果事物由耳朵和思维接收，并由双眼转达给心灵，那么它们便最容易被心灵记住。”他提及了遇到的两位记忆高超的人，他们的经验是：“凡他们想记忆的东西，他们都以形象记录在心灵的一定的地方，有如用字母书写在蜡板上那样。” [11]由于研究的需要，马列著作的相关部分我不知翻阅了多少遍，我能够记住一些卷、页，确实是以书的内容前后编排、发表的时间顺序，以及书的开本装帧、纸质特点来帮助记忆的，而我记住的大多是马列相关论述的大意和它在书中的大体位置，以及论述当页的上下文情形（段落长短、是否有黑体字或其他异样字符），而不是一字不差的原话。如果有谁问我具体的马列语录，首先唤起我记忆的是依据发表时间编排的马列全集卷数，随后是那段论述在书中的大体位置，甚至是那本书的装帧和纸质特点，因为它们已经通过反复翻阅和理解，被铭记在我的大脑里了。
人的记忆过程，与搜索引擎的搜索原理有些接近。搜索引擎可以大大扩展搜索视野，但只能机械地提供一大堆类似的信息，而人的有机的大脑一接到命令，就能立即驶向既定的思想海洋。不过，前提是脑子里要存在一片知识的海洋，否则，面对搜索引擎提供的茫茫信息海洋，就会不知如何起航。
搜索引擎不是人的大脑，其工作原理的机械性决定了后台处理系统只能识别符号，并以这种识别来提供它的“记忆”，不可能判断是非。例如，“谷歌学术搜索”声明它“会衡量每篇文章完整文本的价值、作者、刊载文章的出版物以及在其他学术著作中被引用的次数。出现在第一页的一定是相关性最大的结果”。这是自然科学学术评价的逻辑，本来就有争议，搬到社会-人文学科更有争议。线下可以直接查阅，还好评价；而在线上只有数字，不好评判。比如：我在一篇长文中两次批评性地引用了同一篇文章。该文通过搜索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搜到了一个“*党**性”、两个“人民性”。作者没有核查出前者是翻译错误，也没有看懂后者是马克思反面使用“人民性”，却拿它来做正面解释。这本身就暴露了依赖搜索“做研究”的恶果，但该文因我的批评而增加了两次引用。若评奖或晋级，该作者可以毫无愧疚地将引用数据填到表格里。
四、新闻传播学学术研究与搜索引擎工具
2011年，几位心理学家做了一些关于记忆与搜索引擎的心理实验，加之后来的一些实验，得出了一些被称为“谷歌效应”的结论，例如：
——当获悉某些所需要的信息将被删除时，人们会自觉地更多地记住这些信息。
——当问题比较困难、难以依靠个体解决时，人们上网搜索的冲动比较明显。
——当知道所需要的信息将被保存时，人们倾向于记忆信息保存的路径，而不是记忆信息的细节。
——互联网不仅降低了人们之间相互分享和交互记忆的愿望，也减弱了人们把刚获悉的信息存进自己大脑里的渴望。
——越来越多的人乐于将一些信息存在手机、笔记本电脑、网盘中，而不是自己的大脑里。个体的自我记忆与依靠搜索引擎的记忆之间的界限开始模糊。
搜索引擎正在改变个体记忆的方式。人们逐渐习惯于依赖互联网提供的外部记忆。这种依赖越来越降低了人与人之间线下共享信息的需求，降低了个体主动用自己的大脑进行记忆的生物冲动。既然只需要轻点鼠标和刷手机就可以进入海量的网络数据库，根据选择分数（人们习惯于通过最省力的路径去获取信息）的公式，为节省时间和精力，人们自然就会倾向于放弃主动记忆，在搜索引擎的引导下对信息进行*载下**和保存。搜索引擎和数据库、云存储等正在影响个体记忆模式，人们只要知道信息保存的路径，甚至只要记住关键词，就可以获取想要的信息，而不需要记忆信息的内容。
在一般生活和行政工作的范围内，诸如查找衣食住行信息、一般的计算、找寻对学科常识的精确表达，搜索引擎是极为方便的帮手。但若在学术研究上利用诸如谷歌、百度这类大众化的搜索引擎，则需要保持相当的批判态度。关于“谷歌效应”的很多结论，实际上已经指出了搜索引擎是一把双刃剑，会导向完全不同的方向。这些心理实验的结论提醒我们应对搜索引擎的使用保持警惕，接受一些必要的忠告。
现在新闻传播学的学术研究，使用各类搜索引擎十分普遍。但要意识到：即使是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百度），涉及本学科的信息储备也相当贫乏，其他较小的大众化搜索引擎就更不必说了。微博、微信的搜索，也只可以搜到当事人主动公开的内容。本学科的学术会议，网上只有相关的新闻报道（而且多数是内部报道），绝大多数会议的论文和研讨细节网上全无。前面提到，互联网的信息储存理论上可以接近于无限，搜索引擎在这样海量的信息中进行搜索，应该能提供很全面的信息，但这只是在“理论上”。实际上，搜索引擎只搜索加了索引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只占人们可以看到的网络信息的很小一部分，加上经营者各种商业方面的考虑，在大众化搜索引擎上人们不能指望找到有价值的材料，而需要到具体的数据库（如关于新闻官司的专门法律资料库）或学术网站去查找。即使是本学科的数据库，提供的学术资源也十分有限。因为各种历史的和现实的学术资料，只有从传统的物质载体转变为电子版，经过一定的程序之后才可能从网上查到，而这方面的工作，目前基本处于无人关照的状态。
喻国明提到的方老师的50多万张学术卡片，不可能从网上搜到，至今看到卡片的仅有方老师的几个学生；方老师一辈子积累下来的摘抄材料的原始文本（多数是半个世纪前的论著和报纸期刊），也几乎无法从网上搜到。现在网上的本学科学术资料，仅限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刊号的本学科的期刊，只有少数期刊的内容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初十多年的多数新闻传播学学术资料，网上是没有的，因为那时很多新闻传播学刊物没有刊号或后来已经消失，例如：1980年创刊的半月刊《新闻学会通讯》，曾引领20世纪80年代前期全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还有1985—1989年唯一的全国性新闻传播学术期刊《新闻学刊》，现在的新闻学子都没有听说过。20世纪80年代很多重要新闻学术会议的材料，分散在当年的参与者手中，新一代的学人无人知晓。现在新闻传播学学位论文的文献检索，几乎都依靠互联网，似乎本学科的历史是从20世纪90年*开代**始的。
互联网进入中国以后的网上材料，理论上应该很全，应该都被纳入了搜索引擎的搜索范围，但实际情况却令人意想不到。2015年8月12日夜间天津港发生大爆炸，网络文化管理办公室以“造谣”为由一口气查封了360多个微博账号、微信公众号，我很想研究一下这360多个微博账号、微信公众号的内容。2017年我到几个著名网站讲课，询问各网站的负责人，他们均说没有了，即使是没有被封的那时的信息，留存下来的也很少。其实，人们用百度只能搜到近期较全的信息，稍远一些的就开始残缺不全，更远的则凤毛麟角或完全没有。已经消失的很多网站，其网上信息也随之消失而湮没在历史的记忆中。也就是说，网络信息理论上可以轻易地全部存储，但实际上网络上的信息丢失比传统媒体还要严重。
即使是可见的纸质媒体，所呈现的版面有些也不是原样了。前几天查找我于1978年5月和6月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发现搜到的版面不是原样，当时采用《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的一些汉字，在现在呈现的版面上没有了，均已根据1986年废除该方案的决议而被改为目前通行的汉字。2017年我到北京青年报社讲课，顺便查找2007年该报一则消息的原版样，发表时该消息的大标题对“参观人数超限”中的“超限”二字做了特殊处理，而消息仅提供了实际参观人数，没有提供限制的人数。我如今看到的该消息的电子版面，已经完全不是当时的样子——所有大小标题都变成了同样的楷体字，而原报竟一份未存。如此，还能指望建立在这样的信息储存基础之上的搜索引擎能提供全面的资料吗？因此，我不得不养成了一种新的工作习惯，看到可能会被用于学术研究的新材料，即使当时在网上到处可以查到，也均原样保存下来，因为过几年就很可能找不到了。
作为学术研究者，还要清楚：搜索引擎经营者不会在乎有多少信息真正被接收，并转化为搜索者的知识和记忆。因为社会对搜索引擎营利能力的评价标准很简单，那就是用户规模、用户使用、信息内容、使用服务与技术支持。最终显而易见的量化指标则是流量、访问量、接触时长、单次浏览时长与频次。搜索引擎的评估标准与操作模式，实际上是快速消费式的阅读方式的幕后“推手”、个体记忆的“扼杀者”。为了增加点击与延长在网时长，搜索引擎经营者以碎片化的信息替代了逻辑化的信息，斩断了选择性注意和进一步理解之间的链条。互联网上的信息获取过程，从本质上说是一种低门槛、浅层次的注意力消费和时间消费。
鉴于任何人只要懂一点技术、有一点资金，即便是最浅薄的观点也能够被网站打扮得很严肃、很专业，并且网站上的内容很少有人去核实，甚至完全不经过核实，因而，搜索引擎提供的信息并不总是可靠的。搜索引擎经营者们通过各种不同的链接、导航和索引给搜索者提供简便快捷的信息获取通道，在潜意识中告诉搜索者，只要动动手指，跟随搜索引擎的指引，就可以轻松获取想要的信息。然而信息总是零散的、不完整的、真实性存疑的，无法满足搜索者深层次的需求，搜索者也无法对信息进行深度理解和记忆。当搜索者将有限的注意力投向搜索引擎的无限信息时，他们一直在被动地选择，总在期待下一个链接出现惊喜。
很多本学科的信息检索，需要在具体情境下靠学术联想引出一系列的关键词。如果没有本学科基础知识的积累，遇到问题也搜索不到答案。搜索者的知识结构和知识储备以及自身的鉴别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能否查询到有效信息。无奈之下，人们可以参考网上的维基百科之类。维基百科的操作原理，有动员全民参与的好的一面，但也带来了知识的混乱与真假难辨。学术研究不可以把维基类百科中的内容作为论据，但可以以此作为进一步搜索的起点。人们只有进一步找到原始材料或其他材料来印证，才能获得实在的知识。通过对维基类百科记忆的深层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主观因素、文化因素对记忆的干预，在此建议读一读李红涛、黄顺铭的《记忆的纹理：媒介、创伤与*京大南***杀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鉴于我们对搜索引擎内本学科学术资料匮乏的深切感触，在这里我呼吁各级各类社科基金、各新闻传播学科研与教学单位设立本学科学术资料电子化和上传的研究项目，把本学科、本单位或本系统的学术资料和有历史价值的史料整理出来、电子化，并设法放到网上，与各类搜索引擎连为一体。全国性的新闻传播学学术组织，要对此项工作做出统筹安排，极大地丰富本学科在网上的信息储备，真正让互联网和搜索引擎发挥出推动学科建设的功用。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最近就基本完成了将《新闻研究资料》（现为《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学会通讯》、《新闻学刊》、《新闻法通讯》等创刊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闻传播学刊物电子化的工作。各互联网网站及其所属的微博账号、微信公众号，其既往信息的储存、储存的信息与搜索引擎的连通，以及信息储存的时段分类与检索等工作，也应该制度化，有法规的监督与保障。
波斯曼（Neil Postman）在《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一书里谈到，任何一种新工具，都带着它特定的“内嵌的意识形态”（embedded ideology），“我们感知和理解周围世界的方式，基本上取决于我们手里正拿着什么样的工具” [12]。搜索引擎不也是这样吗？我们应该充分运用它。但我们若缺乏警惕，则容易记住储存信息的路径和位置，忽略对信息的进一步追索、深入理解与记忆，使“主动记忆”变成“随意搜索”；容易无形中使“知识”倒向“常识”，使非专业的信息取代专业权威信息；容易使个体记忆碎片化，外部记忆依赖搜索引擎形成惯习。在信息搜索较为便捷和快速的条件下，基于知识积累的理解力显得更为重要。知识的记忆对理解的本来作用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基于知识积累的理解力仍然需要良好的记忆。
喻国明2014年年底的演讲，着意强调互联网是重新构造世界的结构性力量，对于这点我很赞同。但他在强调这一方面时，对另一方面的论证却没有展开。2015年10月，我们共同接受了“百度学术”的采访，在采访中的发言显示出我们对搜索引擎的功能与问题的观点是一致的。喻国明说，所有技术的进步都是以为人服务为宗旨的，而非技术异化、本末颠倒。因此，搜索引擎、互联网学术平台带给学者的帮助是方法上的。进一步的新问题是，如果通过学术检索平台找到了大量的资料以后却不会分析，就是因为学者个人缺少知识的积淀。我也指出，融会贯通和洞察力需要积累，智能化有便利也有考验。归根到底，学者仍旧要具备提炼自己的能力。 [13]
互联网、搜索引擎，以及现在开始流行的各种人工智能软件，都是人的创造物。不论它们多么神奇，都必须在人的掌控之下。智能机器人“深蓝”战胜棋手，这是人的胜利。在人确立的棋盘规则范围内，具有精密机械思维的“深蓝”有可能战胜棋手——人。但若面对无机械规则的人的社会，不论是从文学，还是从哲学、历史学、经济学、传播学等角度进行研究，人都必须主导所有自己创造的工具，包括搜索引擎和智能化软件，而不要相反，被它们异化。恩格斯的话说得很确切：“地球上的最美的花朵——思维着的精神” [14]。
注释：
[1]原载于《新闻界》，2019年第1期。李梓樱、赵睿楠、李京婧为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
[2]喻国明：媒介融合时代不要修齐所有短板.（2015-04-21）［2016-11-04］.http://info.broadcast.hc360.com/2015/04/210958627944-3.shtml.
[3]陈力丹，陈俊妮.传播学纲要.2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57.
[4]卡西尔.人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81.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451.
[6]SPARROW B，LIU J，WEGNER M.Google effects on memory：cognitive consequences of having information at our science fingertips.Science，2011（10）.
[7]维迪亚那桑.谷歌化的反思.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
[8]翁.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语词的技术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5-26.
[9]卡尔.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206-209.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399.
[11]西塞罗.论演说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487-493.
[12]申克.信息烟尘：在信息爆炸中求生存.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前言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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