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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德·伯里(RicharddeBury，1287—1345)是英格兰学者、外交家、达勒姆主教和著名的藏书家。
伯里的《珍爱书籍》(Philobiblon，英译为TheLoveofBooks)是一篇颂扬书籍的专论，也是他生前唯一的著作。《珍爱书籍》全书共分二十章，围绕“书籍在中世纪的作用”这个主题，从多个方面论述了书籍的价值、收藏、保管和出借。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珍爱书籍》中提及了许多古典作家与作品，另外还涉及古典神话和《圣经》人物。根据伯里在《珍爱书籍》中运用的资源及相关论述，本文试图解读伯里的阅读爱好及其对古典文化的熟知与接受程度。
《珍爱书籍》最早于1473年在科隆出版，1483年在德国施派尔出版，1500在巴黎出版。最早的英文版本出现在1598至1599年间，由博德利的首位图书馆长托马斯·詹姆斯编辑。
其他版本还有1610年，1614年，1674年和1703年的德国版，1856年的巴黎版和1861年的奥尔巴尼版。除了1483年和1599年的版本外，其他的都以1473年的版本为基础。
1856年由M.柯彻里斯编辑的法文版和译文被称为是关键性的重要版本，却只是对三种不同法文文本作了脚注，并没有做大的改动。加之这三种文本又不是最好的选择，其中一些错误来自于1703年版本的印刷错误。
1832年出现了一种未署名人士的英文译本，后来被认为是J.B.英格利斯所为；它是以1473年的版本为底本的，其中的种种错误也原封未动地保留了下来。在多种版本中，《珍爱书籍》最早的正确英译本(1889年)来自牛津三一学院学者和牛津联合会图书馆长E.C.托马斯。
14世纪上半叶英国思想文化概述
从诺曼征服到1350年，英国的文化发展是一个持续进步的过程。在这段时间，反映英国对古典文化吸收的状况的最具说服力的直接证据来自各教区学校与新兴大学在课程设置上的迅速更新。这些课程大多围绕对古典著作的学习而展开。
能够在教区学校中用作课本的古典著作是相当多的。据不完全统计，这些著作包括多纳图斯的《初级文法》《高级文法》、普里西安的《文法基础》、西塞罗的《论取材》《霍尔腾西乌斯修辞学》、贺拉斯的《诗艺》、奥维德的《变形记》、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卢坎的《内战纪》、斯塔提乌斯的《阿喀琉斯之歌》和苏维托尼乌斯《十二恺撒传》等。
牛津大学的人文学院一般设置三种课程：普通课程、简短课程和特别课程。这三种课程所对应的课本不尽相同。
在1268年的章程中，人文学院的本科生被要求学习的普通课程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逻辑课程包括“旧逻辑”(即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解释篇》)、波爱修斯的《论种差论题》和亚里士多德的《前分析篇》《论辩篇》《辩谬篇》。
语法课程包括普里西安的《文法基础》和多纳图斯的《高级文法》第三卷；自然哲学课程包括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论灵魂》和《论生成和消亡》。
中世纪英国古典文化的发展在14世纪上半叶达到了鼎盛，当时曾在牛津大学生活和学习过的一些学者及其著作获得了崇高的声誉。
从这些学者身上我们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的思想文化特征，这批学者包括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ofOccam)、托马斯·布拉德沃丁(ThomasBradwardine)、沃尔特·伯利(WalterBurley)、罗伯特·霍尔考特(RobertHolkot)、理查德·菲茨拉尔夫(RichardFitzralph)、托马斯·威尔士(ThomasWaleys)等。
沃尔特·伯利(1275—1345年)曾在牛津大学教授逻辑学，并在巴黎大学教授神学。他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评注得到了广泛的赞赏。理查德·菲茨拉尔夫(死于1360年)是神学家和布道者，在结束牛津和阿维尼翁的学术生涯后，他于1346年被委任为阿马涅主教。
《珍爱书籍》的创作
《珍爱书籍》的某些内容与伯里交往的学者有所关联。伯里在《珍爱书籍》中引述了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和《政治学》。当时著名的逻辑学家和伦理学家沃尔特·伯利就曾在伯里的建议下重译了亚里士多德的这两本著作。
此外，伯里写道：“没有任何一种方法可以列举和测量无限大。”曾长期作为伯里室友的罗伯特·霍尔考特就对无限问题深感兴趣，这体现在他的“最初与最后的一瞬”的学说上。
其次，《珍爱书籍》中有一章内容专门叙述战争对书籍的破坏。在14世纪上半叶，特别是在爱德华三世继位后，英格兰与外界的战争主要是英法百年战争(开始于1337年)和苏格兰第二次独立战争(开始于1332年)。
考虑到伯里与爱德华三世的关系，再加上对伯里相关论述的分析，笔者认为伯里并不反对这两场战争。但是伯里同时也表达出了用理性制约战争的强烈愿望。
笔者认为有两个原因可以用来解释伯里的这种想法：其一，伯里于1333年至1345年担任达勒姆主教，而达勒姆主教区位于英格兰东北部，正好与苏格兰毗邻。伯里长期处在边境战争这种环境中，自然会对战争产生看法。
其二，正如伯里所写“战争会破坏书籍(理性的容器)”，在战争中会导致书籍的各种损失是无可避免的。
在这里，书籍是智慧和生命的象征，同时也是克敌制胜的法宝。《圣经》中对伊甸园中的智慧树和生命树的描述对伯里有深刻影响。伯里在《珍爱书籍》中反复提到古人的书籍中含有理性、智慧、知识、真理等，正因如此才有阅读的必要。
伯里还有这样的看法，他认为那些将自己献身于知识的作家将不朽或某些人虽然死了但还会活在其书籍中。
伯里如何看待古典作家与作品
中世纪的百科全书传统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公元5至7世纪拉丁百科全书家的著作。
这批著作包括马克罗比斯的《农神节》和《<西庇阿之梦>评注》、马尔提亚努斯·凯佩拉的《语文学与墨丘利的婚礼》、卡西奥多鲁斯的《圣教与世俗学问绪论》和伊西多尔的《词源学》等。
拉丁百科全书家为了维护古典的思想遗产采用了自由七艺的组织原则。第二个层面是古代百科全书著作的复兴。这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翻译和学习，此外还有对格利乌斯的《阿提卡之夜》的广泛阅读。
亚里士多德本身就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作家，至13世纪后期亚里士多德的拉丁文全集就已经出现。
伯里对待各种知识的开放心态可能受到上述中世纪的百科全书传统的影响。此外，亚里士多德、塞涅卡和柏拉图(他们被中世纪的人们看作是三位一体的哲学家们)对哲学的系统阐述，拉丁教父作家德尔图良、奥古斯丁、波爱修斯的古典文化修养，贺拉斯、奥维德、瓦勒里乌斯·马克西姆斯等人对古典神话和文学的贡献，这些都对伯里的这种心态有极大裨益。
在伯里所处时代的牛津大学中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古典文学能够和谐共存。但是，中世纪的其他大学却没能够如此幸运。
在十二世纪的智识觉醒中，似乎语言和文学的研究占有一席之地。在法国北部，特别是在沙特尔和奥尔良，拉丁古典学习的复兴正在进行，甚至吸引了来自英国的学者，比如索尔兹伯里的约翰。
学习古典文化的态度：模仿与创造
伯里《珍爱书籍》的主题是“现代人应该学习的古人书籍”。中世纪所谓的“古人”并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古希腊罗马人”。“古希腊罗马人”与“古典的”(Classical)是一组相连的概念。
“古典的”这一术语最早来源于奥卢斯·格利乌斯。格利乌斯在其《阿提卡之夜》中说，“古典的作家”是“一个第一流的纳税的作家”。所以，“古典的”这一定名的原意不是指历史时期，而是指质量是“最好的”。
伯里所指的可以学习的古人包含哪些人呢？首先，应该包含《圣经》中的人物。伯里多次提到所罗门并讲到“我们要听从他的劝告。”在《圣经》中所罗门被称为“智者”(wiseman)，所罗门的言行被统称为“所罗门的智慧”。
其次，应该包括异教徒作家。在伯里的论述中，希腊人、罗马人、犹太人、阿拉伯人都是古人。
在古希腊人中伯里直接论述到的只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罗马人在伯里的论述中占据一定的分量，主要有贺拉斯、苏维托尼乌斯、格利乌斯等人。
伯里对古人的态度是比较辩证的，一方面是现代人需要模仿古人，另一方面是现代人可以具有创造性。
伯里对这两方面的论述是围绕着古人的书籍展开的。伯里写道：“由于所有人类生来具有求知的欲望，通过书籍我们可以获得关于古人的知识，
对于青年学生，伯里写道：“他们装腔作势地读着普里西安和多纳图斯的规则，结结巴巴地咕噜着《范畴篇》和《解释篇》。”
对于大学学者，伯里针对的是巴黎大学的学者。伯里认为，曾经的巴黎大学是“人间的天堂。在那里有廊下派的林荫道，有帕耳那索斯山的山峰和斯多噶派学的游廊。
在那儿亚里士多德揭示了易逝的月下世界；托勒密用图形和数字测量本轮、偏心的远地点和黄赤道的节点；使徒保罗揭示了神的奥秘，他的邻居狄奥尼修斯确立天使的等级体系。
圣女卡门蒂斯用拉丁字母重新修正了卡德摩斯用腓尼基字母收集的全部文稿”。然而现在的巴黎大学确是另一幅景象。
“高贵的大学的热情，其光芒曾几何时洒向了世界的各个角落，现在已经变得黯淡，不，简直是冻结了。在那儿每一位抄写者的笔都束之高阁，一代代的书籍不再薪尽火传，新作家不再出现。”。
对于这帮学者，伯里的评价为“他们加入语言风格不熟练的句子，并且已经丧失了逻辑表述的倾向。作为补救，他们暗地里走向了他们公开辱骂过的英格兰人逻辑的精细。”
伯里看到巴黎大学的学者在研究中采用英格兰人的逻辑方法后，他写道：“智慧女神密涅瓦似乎向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展开她的行程，强有力地从一端伸向另一端，迫不及待地向全体人类展现她自己。
我们看到她已经访问过了印度人、巴比伦人、埃及人和希腊人，阿拉伯人和罗马人。现在她已经绕过了巴黎，去了大不列颠岛——大不列颠本身简直就是人类的缩影，她既具有希腊人的特征，也具有野蛮人的特征。”。
伯里关于现代人需要模仿古人的看法，基于一种中世纪普遍存在的关于学习转移的理念。学习转移(translationstudii)，即学习从一个地方、时间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时间点，中世纪的人们以此强烈地感觉到他们与古代的联系。
比如，法国的玛丽(MariedeFrance,活跃于12世纪)在她的《叙事诗》中解释说，古人的书写得晦涩，以至于将来的读者会“评注他们的文字”——那就是把书籍所赋予的意义带到光亮处。
总结
伯里的《珍爱书籍》的重要性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珍爱书籍》中拥有许多对14世纪上半叶英国修士生活和学术生活的评论；二是伯里借《珍爱书籍》特别强调了书籍在教育中的价值。
从对《珍爱书籍》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伯里的目标是把学生培养成有理智和道德的教士，他的教育蓝图仿照了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智慧”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有不同的替代词，但似乎是历史上的全体人类都在孜孜以求的事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