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没有理想和目标的*队军**，能提供的唯一诱惑，大概就只剩下军饷了，在国军里打工，收入到底怎么样？我们以中央军为例，看看国军里的打工人们，究竟能拿多少辛苦钱。
根据冯玉祥、李宗仁的回忆，1925年到1927年的大革命时期，参加北伐的地方派系*队军**都习惯于过苦日子，冯玉祥部出兵北伐时，全军的现金接近于0，为了几块钱的归属，两个师竟然打了起来；桂系官兵阵亡后，连口薄皮棺材也买不起，掩埋时用草席一裹，美其名曰革命棺，只有*公蒋**嫡系的待遇一直很稳定。1927年后，蒋系*队军**里军衔最低的二等兵，每月军饷也是10块银元，中士16块，上士20块，收入状况比当时有10-20亩地的自耕农好得多：
士兵、士官阶层薪饷
军官阶层就更好了，准尉33块，少尉43块，上尉连长能领80块大洋：
1932年“1.28”事变前军官阶层收入很高
——而根据毛先生的《寻乌调查》，1930年在江西赣州一带，40块银元能买一头牛犊，4-8块能买一担大米。
资料来源：《寻乌调查》
上海虽然物价高，但有暹罗等地的大米供应，1936年前的米价有时也不超过4元一担：外滩洋行一个中层经理，每个月工资25-30块大洋，加上过节费、年终奖，平均月收入不过四五十银元，却已经可以在上海买房了。一般普通洋行职员和工厂熟练工人月工资为14-20银元，一个“拉包月”的黄包车夫工钱只要8块，相比起他们生活的艰难，国军连长拿出一个月的月薪，就能解决三口之家一年的温饱，算是妥妥的高薪阶层。至于上校月薪240元、少将320元、中将500元、上将800元，哪怕是完全不考虑他们的灰色收入，收入水平也是民国的打工人天花板。
资料来源：《银元时代生活史》
当然了，军官只是少数，士兵并没有这么舒坦，比如二等兵的10块钱工资看起来虽然也能养家糊口，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军（军）粮、（军）饷不分家。士兵的伙食费也包含在饷银之中，士兵每个月要花费总收入的30-40%吃饭，所以能拿到手的工资是6-8块大洋，虽然不多，但比上海普通工人差不到哪里去，更是远远好于内地农村的贫苦农民。
他们的收入真正遭遇重创，还是在1931年。
九一八事变后，国军开始执行所谓的“国难饷章”，全军工资打折发放。这招大家都熟——“公司最近情况不好，只发基本工资”，虽然原理上是收入越高，打折越多：比如上将的800大洋就跳水到了240大洋，中将从500降到了200，上尉连长从80降低到了50，但长官们的工资基数高，痛苦指数相对较低。
二等兵的工资从10块降低为7块，中士从16块降低为12块，上士从20块降低为15块，对生活的影响就很大了。
在此之前，由于收入还行，哪怕是一个士官，在民国婚恋市场上都有不错的竞争力，娶妻生子问题不大。比如这位在济南*案惨**中被日军杀害的勤务兵张德福，每月有十二块大洋的收入，基本足以维持一个三口之家的温饱。因此，在他32岁遇难时，已经有了一个12岁的儿子张仁生，可以领取父亲的抚恤金。而国难薪饷执行后，国军士兵、士*能官**结婚生育的就越来越少，有幸活到抗战结束的，大部分还是光棍一条。
同时，各部队之间的经费差距也很大。不但中央军和地方派系*队军**之间有差别，中央军内部实力强和实力弱的部队之间也有差别。西安事变前，胡宗南的第一师全年经费35万元，兰封飞毛腿黄杰的第2师23万元，李玉堂的第3师就只有不到20万了，而杨虎城将军所部两个师，总共才35万元，川军郭汝栋部第26师最惨，全师只有可怜巴巴的8.3万元。
同等级的部队今年能领到多少经费，自己也说不清楚，即便有正式的军饷制度，官兵的收入也很难统一。
从实际操作来看，只要摆得平士兵，具体每个月发多少钱，很大程度上还是长官们自己说了算。陈诚的土木系部队，号称从来不拖欠军饷，但也要在国难薪的基础上再打个9折；再比如1943年，汤恩伯向胡宗南亲口承认，他手下各个师长，吃10%的空饷算青天大老爷、吃20%空饷的算合格好学生，吃到30%的才谈得上军法惩处，遇到这种管理不严、允许吃空饷的部队，工资就更是时多时少、一团浆糊。因此，严格来说，国军的工资体系实际上仍然长期停留在包饷制状态，和湘军没有本质区别。
资料来源：《胡宗南日记》
当然了，都九一八之后了，国府有节约经费抓紧备战的借口，要大幅降低人员维持费也还说得过去。可是，既然面临外敌入侵，不说适当提高军人待遇，鼓舞官兵士气吧，至少不能歧视军人。要降工资，军人、文官都该降才对吧？一开始确实也是这么办的，不但*队军**领国难饷，国府的各级文官也装模做样的领了一段时间的“国难薪”，大家都至少打了个七折。可是公平了没多久，1933年何应钦发现国府各部门已经恢复十足发工资了，就剩下国军官兵还在老老实实的“共担国难”。
这个嘛……大家也熟，公司里的市场、生产部门，一旦遇到减薪，从来都又准又狠又快，不直接创造价值的行政部门却经常稳坐钓鱼台。对此，何部长的解决方案是，既然财政困难，“苦一苦当兵的，骂名我来担”，只是我们这些当官的比较精贵，建议*公蒋**把军官工资恢复个50%。对此，*公蒋**批示，可以先借点钱给长官们发补贴，但国军官兵想要恢复十足发工资，必须等剿共成功再说——否则干啥啥不行，吃饭第一名？做你的梦去吧。
所以，抱怨归抱怨，国军官兵的收入从此也就一直比文官低，而且越来越低。抗战前还只是差个30%，1945年，一个国军上将月薪5万法币，而同级别文职“特任官”月薪11万；少将师长的月薪4万法币，同级别文职“简任官”月薪在8-9万元以上，上尉连长月薪两万，同级别文官月薪4.4-4.8万，普遍都超出两倍以上。
到解放战争时期就更惨，1947年连阎锡山都受不了了，说现在最需要军人打仗，反而对军人最刻薄，上将待遇不如战前一个伙夫，国府究竟是个啥意思。
国府当然答不出来是啥意思，它们历来就是这么莫名其妙，最需要重视的地方，反而最不重视，还要抓紧薅羊毛。
比如1940年搞的粮饷划分改革，说得比花儿还漂亮，明确规定国府统一给士兵供应大米、面粉等主食现货，并发给副食费。这时全面抗战爆发已经三年，*队军**频繁调动，也确实需要改变军阀混战时代那种，走到哪吃到哪，官兵拿军饷自己经营伙食的落后方法。但是辞修长官制定的这份《粮饷划分实施方案》，先表达了一通工资和伙食费分开的必要性，强调这是如何如何的符合国际潮流，能够怎样怎样的提高国军的战斗力:
然后笔锋一转，“在此军费困难之际，既未便提高兵饷，增加国库负担，而粮饷划分要政，当亦不能俟军费充裕，然后举办”，条件就这个条件，事情还要办，怎么办呢？陈长官给出的办法是：“兹拟就现行国难饷章，将各级士兵每月饷额，减去四元，作为伙食费用，由中央改发主食现品、副食代金，其余饷银暂作士兵实在饷额。”
扣工资当伙食费，熟悉吧
听听，明明是要求士兵们把工资交出一大半，委托给蒋氏企业搞集中采购，反而要说成是国府开了多大恩似的，不得不说，陈长官这一生最大的本事就是逻辑无限自洽。在他的方案中，给士兵每天供应20两大米或24两面粉，每月需要2块5，副食和燃料每月需要1块5，扣4块钱的军饷，足够让国军弟兄们自己吃自己了，国府可以一分钱不花，优势在我！没想到1940年下半年，法币全面跳水，国统区物价急剧上涨，4块钱显然不够，总不能厚着脸皮让人家交钱上班、付费实习吧？也只好硬着头皮继续供应。
因此这次粮饷划分，最终还是在剧烈通货膨胀的背景下，有效解决了国军士兵的吃饭问题，从客观上来说算陈长官的德政，有力的支持了抗战。
不过这么一扣，再加上恶性通货膨胀，1940年国军二等兵的实际收入，就只相当于战前的9.17%，每天提着脑袋打仗，收入反而大幅跳水，士气低落也就无法避免。
拖家带口的军官就更惨，要是不克扣军饷，根本无法养活家人，据郭汝瑰回忆，他当时已经贵为少将，因为洁身自好，没有其他收入来源，不但家人吃不饱，连他也经常饿肚子，全靠在银行工作的弟弟，每个星期以请吃饭为名，把他们全家带去改善营养。
师长都这样，其他军官和眷属的情况就可想而知，真要让大家饿死，国府的江山就别想坐了，从*公蒋**手令看，在1942年之前，国军就开始对军官家属发放眷属粮，后来发展到计口授粮，标准为成年人每月30斤，儿童每月15斤，抗战胜利后一度暂停，但解放战争时很快又再次恢复。
在物价一天涨几次的情况下，能给每人解决30斤口粮，确实是个重大福利，不过这也不是人人都有，供应最充分的时期，一个军官最多领4个成年人的口粮，报务、机械、雷达等技术士官每人最多领两个成年人的眷粮，普通士兵和指挥士官就没份了。
而且，就这么点粮食，国府也凑不齐。
根据1946年统计，符合领粮条件的国军眷属总计194万人，折算下来需要93万份军人口粮，但国府只能筹集50万份。
这时候，蒋军官兵的工资状况堪称惨不忍睹，从解放战争爆发开始，法币继续剧烈贬值，1945年8月，1个二等兵的工资为900法币，票面价值比1932年涨了90倍，但实际购买力只相当于战前的6.27%，只能买18个鸡蛋，1946年工资上涨为10000法币，只能买60块肥皂，国府在1947年3月又增长1.5万元，但不出一年，就只能买36两大米，相当于今天的2.2斤。上尉连长1947年的工资虽然上涨到21万元法币，但也只能买31斤大米，拖家带口的话，一家老小每天喝稀饭都不够，所以这个阶段大家对工资已经没啥指望了，每人30斤眷粮就是自己最大的一笔收入。
然而操作起来很快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1947年，由于粮食不够，而且只有10%发实物，其余发法币，当时市场上每包大米价格为24-26万法币，国府的老爷们却耍了个流氓，按官方限定每包8万元的价格发钱，还是靠*公蒋**亲下手令，要求重点地区必须发实物，才纠正过来。
但是命令归命令，凑不齐有什么办法？7月，眷粮标准来了个一刀切，从每人30斤降为每户50斤，即便如此，也还是不够。1948年2月，根据陈诚的报告，从1947年10月开始，眷粮实际每个月只发了45万份，现在大米价格上涨为每包36万法币，小麦每包60万法币，陈长官手上剩下的钱，别说50万人份了，凑15万份都够呛，只能停发，国军基层官兵养活家人的最后希望也就此破灭了。
从这一刻开始，南京政权的全面崩盘的时间，也就只能以天为单位计算了。
那么，国军官兵为什么会从1928年的打工人天花板，一路直线下跌到连饭都吃不饱呢？
其实，只要看看国府的财政来源就明白了。
1928年-1931年，上海、天津等沿海主要港口都控制在国府手中，掌握着进口关税，自然是有钱可以为所欲为，不但官兵待遇创下了中国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收买军阀、分化瓦解也是无往不胜；可是，正所谓生命中的一切礼物，都暗中标好了价格，1931年九一八事变，国府不仅丢掉了东北这个重要的农产品和工业品产地，塘沽协定签署后，冀东22县被划为非武装区，更让华北门户大开，*私走**日货如洪水一般涌入内地。
1932年到1937年，通过*私走**进入中国的日货，价值5.01亿两海关银，国府5年里损失了7000万-1.35亿两海关银的关税收入，国内产业受到巨大冲击，对外贸易一蹶不振，*队军**待遇也就一落千丈。
抗战爆发后，主要贸易港口全部丢失，关税就更无从谈起，1937年国府的海关收入还有1亿美元，1938年就跌了一半；1944年更跌到1100万美元，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只剩下600万美元，因此国军官兵也就只能满足于吃饱这个最低要求了。
相比之下，早在1940年，阎锡山就发现，八路军号召根据地青年入伍时，“待遇极其优厚，新战士人人满意”，对出兵的家庭也有很好经济补偿。说明即便在如此艰难的敌后抗战中，人民*队军**也能更公平、更高效整合根据地的内生力量，治理效率已经对国府形成了降维打击：
但抗战胜利后，国府非但不吸取教训，反而觉得优势在我，迫不及待的发动内战，但战争形态已经改变、战争的规模和消耗远远超出了长官们贫乏的想象力，落后的大地主、大买办政权无法有效整合自己的资源，无法支撑战争的消耗，最后发展到连军官家属的几十斤米都提供不了，人穷财尽，失败也就是必然的了。